人的生活就象作曲。各人为美感所导引，把一件件偶发事件（贝多芬的音乐，火车下的死亡）转换为音乐动机，然后，这个动机在各人生活的乐曲中取得一个永恒的位置。安娜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自杀，但死和火车站的动机，与爱的诞生有着不可忘怀的联系，并且在她绝望的时刻，以黑色的美诱惑着她。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各人总是根据美的法则来编织生活。
指责小说中用神秘的巧合来迷惑人，是错误的（象安娜与沃伦斯基相遇，火车站，死，或者贝多芬，托马斯，特丽莎以及那白兰地）。指责人们对日常生活中的巧合视而不见，倒是正确的。他们这样做，把美在生活中应占的地位给剥夺得干干净净。
机缘之鸟落在肩头，驱使她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也没跟母亲说，便登上火车夫布拉格。途中，她多次去盥洗间照镜子，乞求自己的灵魂不要离弃她身体的甲板，这是她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呀。她仔细瞧着自己，突然惊慌地感到喉头有些痒，在性命攸关的日子里她会碰上什么恶运吗？
可是没有转回的余地了，于是她从车站向他挂了电话。在他开门的那一瞬间，她的肚子却开始可怕地咕咕隆隆起来。她努力克制着，感到自己似乎把母亲藏在胃里带来了，是母亲的狂笑企图毁了她与托马斯的相见。
几秒钟了，她害怕对方会因为自己肚子里粗鲁的声音把她撵出去，可是，他把她揽在怀里。她感激对方不计较可恨的咕咕声，泪眼模糊，热烈地吻他。还不到一分钟，他们便做起爱来。她在做爱时发出尖叫，以后就发烧。她被流感击倒，那根往肺里送氧气的排气管给堵住了，红了。
她第二次来布拉格，带上了一口沉重的箱子。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里面了，她决意不再回那个小镇。他邀请她第二天晚上去他家。当夜，她便住进一间便宜的旅店，次日把箱子寄存在车站后，腋下夹着那本《安娜.卡列尼娜》，在布拉格的街上游荡了一整天。即使在她按门铃以及他打开门之后，她都不愿丢开这本书。这本书就象是进入托马斯世界的通行证。她明白，除了这可怜的通行证以外，她一无所有。一想到这儿她就想哭。为了不使自己哭出来，她大声
说了那么多话，还笑了。他立刻又一次拥抱了她，然后做爱。她象进入一片茫茫云雾，除了能听见自己的尖叫声外，什么也看不见。
这不是叹息，不是呻吟，是一种真正的尖叫。叫得那么厉害，托马斯不得不把头偏离她的脸，惟恐声音太近会震破耳膜。这叫声不是一种肉欲的发泄。
肉欲是各种感觉的总动员：当一个人激动亢奋地观察对象时，会极力捕捉每一种声响。而她的尖叫旨在削弱各种感觉，消除听力和视力。事实上，她所叫唤的是她那纯真理想主义的爱情，并试图以此来消除一切矛盾，消除灵与肉的双重性，甚至消灭时间。
她的眼睛闭上了吗？没有。但它们没有看任何地方，久久停留在房顶的一片空白之中。不时疯狂地把自己的头从一边扭到另一边。
她叫完了，便握着他的手在他身旁睡着了，整夜地握着，
还在八岁时，她便一只手握着另一只手睡觉，并使自己相信，她握的这只手属于她爱的一位男人，她的终身伴侣。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了，她梦中如此顽强地握着托马斯的手，是因为从孩提时代起就训练出了这一习惯。
一个被迫终日给人上酒、给弟妹洗衣的少女，不能去追求“上进”——势必积存着极大的生命潜在力。这种力是那些一读书就昏昏欲睡的大学生们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特丽莎读得比他们多，也从生活中学到了许多，只是自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大学生与自学者的差别与其说在于知识面，还不如说在于他们的生命力以及自信心。特丽莎投入布拉格新的生活中，其热情是狂乱而不稳定的。她似乎在等待着某一天，什么人过来说：“你在这儿干嘛？回你的老地方去吧！”她对生活的全部渴望都系在一根绳子上：托马斯的声音。因为正是这个声音曾经把她那怯懦的灵魂从她体内深处召唤了出来。
特丽莎在一间暗室里有了一份活，但这不够，她还想拍照，而不光是冲冲洗洗。托马斯的朋友萨宾娜借给她三、四本著名摄影家的专著，又邀她去一个咖啡馆，给她解释书上的照片，使她对每幅作品都增添了不少兴趣。她静静地凝神倾听，那模样，教授们从他们学生的脸上是不常看到的。．
多亏萨宾娜，她渐渐明白了照片与绘画之间的关系。她还常常让托马斯带她参观布拉格举办的每一个展览。不久，她的摄影作品便刊登在她所服务的那份图片周刊上，最后，她离开暗室定进了专业摄影师的行列。
那天晚上，她和托马斯与几个朋友一起去酒吧，庆贺她的升迁。人人都跳了舞，托马斯却开始生闷气。回家后经她再三刺激，他才道出是因为看到她与他的同事跳舞而嫉妒。
“你说你真的是嫉妒吗？”她不相信地问了十多次，好象什么人刚听到自己荣获了诺贝尔奖的消息。
然后，她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一只手搂着他的腰，开始在房子里跳起舞来。她不是采用她在酒吧里的那种舞步，更象村民的波尔卡舞或一种瞎闹时的欢蹦乱跳。拖着托马斯，腿在空中飞扬，躯身满屋子乱转。
不幸的是，没过多久，她自己也开始妒嫉起来。而托马斯没有把她的妒嫉看成诺贝尔奖，却看成了负担，一个直到他死都压着他的负担。
她赤身裸体与一大群裸身女人绕着游泳池行定，悬挂在圆形屋顶上篮子里的托马斯，冲着她们吼叫，要她们唱歌、下跪。只要一个人跪得不好，他便朝她开枪。
让我回到这个梦里。梦的恐惧并不是始于托马斯的第一声枪响，而是从一开始就有的。与一群女人一起裸身列队行进，这在特丽莎那里是恐怖的典型意象。在家里的时候，母亲就不让她锁浴室门，这种规定的意思是说：你的身体与别人的没什么两样，你没有权利羞怯，没有理由把那雷同千万人的东西藏起来。在她母亲眼中，所有的躯体并无二致，一个双一个地排队行进在这个世界上面已。因此从孩提时代起，特丽莎就把裸身看成集中营规范化的象征，耻辱的象征。
梦的开头还有另一种恐怖：所有的女人都得唱！她们不仅仅身体一致，一致得卑微下贱；不仅仅身体象没有灵魂的机械装置，彼此呼应共鸣——而且她们在为此狂欢！这是失去灵魂者兴高采烈的大团结。她们欣然于抛弃了灵魂的重压，抛弃了可笑的妄自尊大和绝无仅有的幻想——终于变得一个个彼此相似。特丽莎与她们一起唱，但并不高兴，她唱着，只是因为害怕，不这样女人们就会杀死她。
可托马斯把她们一个个射翻在水池中死去，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些女人为她们的共同划一而兴高果烈，事实上，她们又在庆贺面临的死亡，行将在死亡中实现更、绝对的同一。托马斯的枪杀，只是她们病态操演中的极乐高xdx潮而己。每一声枪晌之后，她们爆发出高兴的狂笑，每一具尸体沉入水中，她们的歌声会更加响亮。
但为什么执行枪杀的是托马斯呢？又为什么托马斯一心要把特丽莎与那些人一起杀掉呢？
因为他是送特丽莎加入她们一伙的人。这就是这个梦所告诉托马斯的，而特丽莎自己所不能告诉他的。她来到他这里，是为了逃离母亲的世界，那个所有躯体毫无差别的世界。她来到他这里，是为了使自己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取代的躯体。但是，他还是把她与其他人等量齐观：吻她们一个样，抚摸她们一个样，对待特丽莎以及她们的身体绝对无所区分。他把她又送回到她企图逃离的世界，送回那些女人中间，与她们赤身裸体地走在一起。
她老是梦见三个连续的场景：首先是猫儿的狂暴，预示着她生活中的苦难；接着是幻想中多样无穷的死；最后便是她死后的生存，其时，耻辱已变成了一种永恒状态。
这些梦无法译解，然而给托马斯带来了如此明白无误的谴责，他的反应只能是低着头，一言不发地抚摸着她的手。
梦是意味深长的，同时又是美的。这一点看来被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给漏掉了。梦不仅仅是一种交流行为（如果你愿意，也可视之为密码交流）；也是一种审美活动，一种幻想游戏，一种本身有价值的游演算我们的梦证明，想象——梦见那些不曾发生的事。是人类的最深层需要。这里存在着危险。如果这些梦境不美，它们就会很快被忘记。特丽莎老是返回她的梦境，脑海里老是旧梦重温，最后把它们变成了铭刻。而托马斯就在特丽莎的梦呓下生活，这梦呓是她梦的残忍之美所放射出来的催眠迷咒。
“亲爱的特丽莎，甜美的特丽莎，我正在失去你吗？”有一次，他们面对面地坐在一家酒店里，他说，“每一夜你都梦见死，好象你真的愿意告别这个世界……”
那是在白天，理智与意志又回来了。一滴红色的葡萄酒馒慢流入她的杯子：“我毫无办法，托马斯，呵，我明白，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对我的不忠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她望着他，眼里充满了爱，但是她害怕即将到来的黑夜，害怕那些梦。她的生活是分裂的，她的白天与黑夜在抗争。
不论谁，如果目标是“上进”，那么某一天他一定会晕眩。怎么晕法？是害怕掉下去吗？当了望台有了防晕的扶栏之后，我们为什么害怕掉下去呢？不，这种晕眩是另一种东西，它是来自我们身下空洞世界的声音，引诱着我们，逗弄着我们；它是一种要倒下去的欲望。抗拒这种可怕的欲望，我们保护着自己，
那些裸体女人围着游泳池行进，那些棺材里的尸体为她也是死人面欣喜——这就是她害怕的“底下世界”。她曾经逃离，但这个世界神秘地召唤她回来。这些就是她的晕眩：她听了一种甜美的（几乎是欢快的）呼唤，重新宣读了她的命运和灵魂，听到了没有灵魂者的大聚集在召唤她。虚弱的时候，她打算响应这一召唤，回到母亲那里去；打算驱散她身体甲板上灵魂的水手们；打算趋就到母亲的朋友们中间去，当有人放响屁时跟着笑；还打算和她们一起围着游泳池裸身行走，一起唱歌。
的确，直到特丽莎离家那天，她一直在反抗母亲。可我们也不要忘记，她同时没有一天不是爱她的。只要母亲用一种爱的声音说话，她愿意为母亲做任何事情。她有勇气离开母亲的唯一原因就是，她从未听到那种声音。
特丽莎的母亲意识到自己的专横对女儿不再起作用时，便开始给她写一些发牢骚的信，抱怨自己的丈夫、自己的老板、自己的身体以及孩子，并让特丽莎相信她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亲人。特丽莎想到，二十中后她终于听到了母亲爱她的声音，她想回到母亲身边去。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眼下感到如此虚弱，被托马斯的不忠弄得如此衰竭不堪。这暴露了她的无能，这种无能总是导向晕眩，导向不可战胜的倒下去的渴望。
一天，母亲打来电话说她身患癌症，只能活几个月了。消息变成了她对托马斯不忠的绝望反叛。她自责地对自己说，她为了一个男人背叛了母亲，可那个男人并不爱她。她愿意忘记母亲对她施及的一切磨难。她现在已能设身处地对母亲有所理解；她们置身于同样的处境：母亲爱她的继父，正如她爱托马斯，而继父用不忠的行为来折磨母亲，正如托马斯用同样的方式来伤害她。造成母亲怨恨的原由也是她受罪的根源。特丽莎告诉托马斯她母亲病了，她要花一个星期去看她。她的声音里充满恶意。
托马斯反对她去，感觉到她回到母亲那儿去的真正动因不过是晕眩。他给那个小镇的医院挂了个电话，查找全镇关于癌症的详细记载，不难发现特丽莎的母亲根本没有癌症的怀疑，甚至一年多来从未看过病，
特丽莎顺从托马斯没有去探视母亲。可几个小时之后，她摔倒在大街上，伤了膝盖。她走路开始步履不稳了，几乎每天都摔交，或者碰到什么东西，至少也得给什么东西绊一下。
一种无法克制的要倒下去的欲念支配着她。她生活在不断晕眩的状态之中。
常常摔倒的人总是说：“扶我起来吧。”托马斯不断地耐心把她扶起来，
“我想与你在我的画室里做爱。那儿象一个围满了人群的舞台，观众不许靠近我们，但他们不得不注视着我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景观对特丽莎来说已失去了初始的残酷，甚至开始使她有些兴奋。她与托马斯做爱，总是小声地向他叨念那些细节。
随后，她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可以使她看到托马斯的不忠而不去责怪：他只须带着她，带着她去与情妇幽会！她的身体也许又会成为她们中间最佳的和唯一的。她的身体将成为他的影子，他的助手，他的
另一个自我。“我会为你去给她们脱衣服的，给她们洗澡，然后把她们带给你……”他们紧紧楼抱在了起时，她总是如此低语。她期望着他们两人融合成一个两性人，其他女人的身体将成为他们的玩物。
呵，成为他一夫多妻生活中的另一个自我！托马斯根本不愿理解这一点，特丽莎却无法摆脱它。她试图培养自己与萨宾娜的友谊，开始主动为萨宾娜照相什么的。特丽莎应邀去萨宾娜的画室，终于看到了这间宽敞的房子和它的中心部分：那又大，又宽，讲台一样的床。萨宾娜把斜靠着墙的画展示给她看：“真是太奇怪了，你以前竟没到这里来过。”她甚至搬出她在学校时画的一张旧画：正在建设中的炼钢厂。那时是最严格的现实主义教育时期（据说非现实主义的艺术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以当时争强好胜的精神，她努力使自己比教师还“严格”，作画时隐藏了一一切笔触，画得几乎象彩色照片。
“这张画，我偶然滴了一点红色颜料在上面。开始我叫苦不迭，后来倒欣赏起它来了。它一直流下去，看起来象一道裂缝。它把这个建筑工地变成了一个关合的陈旧景幕，景幕上画了些建筑工地而已。我开始来玩味这士道裂缝，把它涂满，老想着在那后面该看见什么。这就开始了我第一个时期的画，我称它为‘在景物之后’。当然，我不能把这些画给任何人看，我会被美术学院踢出来的。那些画，表面上总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现实主义世界，可是在下面，在有裂缝的景幕后面，隐藏着不同的东西，神秘而又抽象的东西。”
停了一下，她又说：“表面的东西是明白无误的谎言，下面却是神秘莫测的真理。”
特丽莎以高度的注意力凝神倾听，那模样，教授们在他们学生的脸上是不常看到的。她开始领悟萨宾娜的作品，过去的和现在的，的确在处理着同一观念，融会着两种主题，两个世界。它们正如常言所说，都有双重暴光。一张风景画同时又显现出一盏老式台灯的灯光。一种由苹果、坚果以及一小梯缀满烛光的圣诞树所组合的田园宁静生活，却透现出一只撕破画布的手。
她突然感到一股对萨宾娜的倾慕之情，因为萨宾娜把她当一个朋友。她的倾慕使畏怯和猜疑缓解了，变成了友谊。
她几乎忘记了自已是来拍照的。萨宾娜不得不提醒她。特丽莎终于把视线从那些画上移开，投向那张摆在房子中央的、讲台一样的床。
床的旁边是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个人头模型，那种理发师们用来放假发的头型。萨宾娜的假发架上没有假发，倒套着一顶圆顶礼帽。“这原是我祖父的。”她笑笑说。
这是一种黑黑的、硬硬的圆顶礼帽——特丽莎只在电影里见过，就是卓别林戴的那种。她也笑笑，把帽子拿起来打量了一阵，说：“愿意让我拍一张你戴着它的照片吗？”
这个主意让萨宾娜笑了好久。特丽莎把礼帽放下，拿起照相机开始拍。
约摸拍了一个小时，她突然问：“照点裸体的怎么样？”“裸体照？”萨宾娜笑了。“是的，”特丽莎更大胆地重复她的建议，“裸体的。”
“那得喝酒。”萨宾娜把酒瓶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