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想要休息一下精神的疲劳，没有像往常一样到国外去，他在五月末住到乡下他弟弟这里来了。照他的意见，最好的生活是田园生活。他现在就是到他弟弟这里来享受这种生活的。康斯坦丁·列文看见他来了，非常高兴，特别是因为今年夏天，他已经不期望他的尼古拉哥哥来了。但是尽管他对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怀着敬爱的心情，列文在乡下和他哥哥一起还是感觉得不舒服的。看着他哥哥对乡村的态度就使他不舒服，简直是使他恼怒。对康斯坦丁·列文说来，乡间是生活的地方，欢喜、悲衷、劳动的地方；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来，乡间一方面是劳动后的休息场所，另一方面是消除城市的腐败影响的有效解毒剂，他相信那解毒剂的功效而乐于服用它。对康斯坦丁·列文说来，乡间的好处就在于它是劳动的场所，劳动的好处是无可置疑的；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来，乡间特别好却是因为在那里可以而且又宜于无所事事。此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于农民的态度也有几分使康斯里丁·列文恼怒。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总说他了解而且爱护农民，他时常和农民们攀谈，他懂得怎样谈法，不摆架子，也不装模作样，从每次这样的谈话中，他都引伸出有利于农民的一般结论，证实他是了解他们的。康斯坦丁·列文不喜欢对农民抱这样的态度。对康斯坦丁说来，农民只是共同劳动的主要参与者，而且虽然他对农民抱着尊敬和近乎血缘一般的感情，——如他自己所说的，那种感情多半是他吸那农家出身的乳母的乳汁吸进去的——虽然他作为一个共同工作者，常常赞叹这些人的气力、温顺和公正，但是当共同劳动要求别的品质的时候，他对农民的粗心、懒散、酗酒和说谎，就往往激怒了。要是有人问他喜不喜欢农民，康斯坦丁·列文一定会茫然不知所答。他对农民恰如他对一般的人一样，又喜欢又不喜欢。自然，以他这样一个好心肠的人，他对一般人是喜欢比不喜欢的成分居多，对农民也是一样。但是他不能把农民当作什么特殊的人物来爱憎，因为他不只是和农民在一起生活，和他们有密切的利害关系，同时也因为他把自己看成农民中的一份子，没有看出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优缺点，因此不能把自己和他们对照起来看。而且，虽然他以主人和仲裁者的资格，特别是以顾问的资格（农民们信赖他，他们从四十里远的地方来求教于他），和农民们保持着极密切的关系生活了这么多年，他对于农民还是没有固定的看法，要是有人问他理解不理解农民，他还会像有人问他喜不喜欢他们一样茫然不知所答。说他理解农民，在他看来就等于说他理解一般人一样。他不断地观察和理解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有他认为善良而有趣的农民，他不断地发现他们新的特点，改变自己以前对他们的看法，形成新的观念。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恰好相反。恰如他以田园生活和他所不爱好的生活相对照而爱好和赞赏田园生活一样，他以农民和他所不喜欢的那个阶级的人们相对照而喜欢农民，把农民理解成和一般人截然相反的了。在他那很有条理的头脑里对农民生活清楚地形成了一定的看法，那一部分是由于生活本身，而主要地却是由于和别的生活方式相对照而推论出来的。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对农民的看法和他对他们抱着的同情态度。
在议论农民时兄弟间发生的争论中，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总是战胜他的弟弟，正是因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于农民——对于他们的性格、特长和趣味有固定的看法，而康斯坦丁·列文关于这个问题却没有坚定不移的意见，因此在他们的辩论中康斯坦丁就经常陷于自相矛盾中了。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眼中，他弟弟是一个出色的人，他的心放得正（像他用法语所表达的），但是他的头脑，虽然相当敏捷，却太容易受一时的印象所影响，因而充满矛盾。以长兄的恳切，他有时向他解释事物的真谛，但是他和他争辩得不到乐趣，因为征服他是太容易了。
康斯坦丁·列文把他哥哥看成是一个才智过人和修养很高的人，十分高尚，而且赋有一种献身公益事业的特殊能力。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他年纪越大以及了解他哥哥越深，他就越发常常这样想：他觉得自己完全缺少的这种从事公益事业的能力，也许并不是什么美德，反倒是缺乏什么东西——不是缺乏善良的、正直的、高尚的愿望和趣味，而是缺乏生命力，缺乏所谓激情这种东西，缺乏可以使人从展现在自己面前的无数人生道路中选择一条，并且只憧憬这一条的那股热劲。他对哥哥了解得越深，他就越注意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旁的许多献身公益事业的人并不是衷心关怀公益，而是从理性上推论出致力于公益事业是正当的事情，因而就致力于这些事业了。使列文更加强这个信念的，是他观察出来他哥哥对于公益的问题或是灵魂不灭的问题并不比对象棋问题或新机械的精巧构造更为关心。
除此以外，康斯坦丁·列文和他哥哥在一起感到不舒服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在乡下列文正忙于农事，要做完一切该做的事，漫长的夏日还不够用，而谢尔蓝·伊万诺维奇却在休养。但是虽然他正在休养，那就是说，他没有写作，他却这样习惯于脑力活动，他喜欢把涌上脑海的思想用优美简明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且喜欢有人倾听。他的最经常的、最自然的听众就是他弟弟。因此，不论他们的关系多么亲近，康斯坦丁丢下他一个人还是感到不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喜欢仰卧在草地上，沐浴着阳光，懒懒地闲谈着。
“你不会相信，”他对他弟弟说，“这种田园式的懒散对于我是怎样的一种快乐。脑子里没有一个念头，空虚得一无所有！”
但是康斯坦丁·列文坐着听他闲聊感觉到很沉闷，特别因为他知道要是他不在，他们就会把肥料运到没有犁过的田里，要是不在那里监督着，天知道他们会把肥料撒在什么地方；而且犁铧也不会拧紧，却会让它脱落掉，过后他们还会说新式犁是愚蠢的发明，没有老式安德列夫纳犁好，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哦，这样热的天，你走动得够了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他说。
“不，我还得到账房去一下，”列文回答，就跑到农场去了。
二
六月初发生了一件意外事，老乳母兼女管家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拿了一瓶刚腌好的菌子送到地窖去的时候，滑了一下，跌倒了，跌伤了腕关节。当地医生，一位健谈的年轻的刚毕业的医学生，来给她诊治。他检查了腕关节，说她并没有脱臼，就给她扎上了绷带，留下吃了午饭，很高兴有和鼎鼎大名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谈话的机缘，为了表示他对于事物的进步的见解，告诉了他地方上的一切流言蜚语，抱怨县议会所陷入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留心地倾听着，问他问题，因为有新的听众在场兴奋起来，他滔滔不绝地谈着，发表了几点切中要害和很有分量的意见，博得了年轻医生的敬佩，立刻陷入了他弟弟所熟悉的那种总是随着出色的热烈谈话之后而来的兴奋心情。医生走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想带了钓竿到河边去。他爱好钓鱼，而且好像以能够喜欢这种无聊的玩意而自豪。
康斯坦丁·列文需要去巡视耕地和草场，就提议套上马车顺路把他哥哥送去。
这是一年中正值夏季转折点的时节，那时节，本年的收获已成定局，要开始考虑来年的播种，而且马上要着手割草了；那时节，黑麦通通结了穗，虽然麦穗还没有饱满，还是轻飘飘的，一片浅绿色麦浪随风波动；那时节，绿色的燕麦和四处散布着的一簇簇黄色的草一道，参差不齐地竖立在播种迟了的田野上；那时节，早种的荞麦铺展开，盖没了地面；那时节，被家畜践踏得像石头一样坚硬的休耕地已经翻耕了一半，仅仅残留下没有翻耕过的小路；那时节，堆积在田里的干粪堆在日落时发散出和绣线菊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在低地上河畔的草原像一片大海似地伸展着，等待着开镰收割，在草原上黑魆魆地四处混杂着除去杂草的一堆堆酸模草的茎秆。
在农作中，这是一年一度的、需要农民倾注全力的收获前的短短的休息时节。丰收在望，明朗炎热的夏日和短促多露的夜晚到来了。
两兄弟到草场去必须穿过树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路赞赏着枝叶繁茂的树林之美，向他弟弟时而指着一棵背荫那边显得非常黑暗、缀满黄色托叶、含苞欲放的老菩提树，时而指着像绿宝石一般闪烁着的、今年新生的幼树嫩芽。康斯坦丁·列文不喜欢说、也不喜欢听人讲自然的美。言语在他看来好像损坏了他所见的事物之美。他附和着他哥哥说的话，但是他情不自禁想别的事情上去了。当他们驶出树林的时候，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被高地上休耕地的景象吸住了，休耕地里有的地方被草渲染成了黄色，有的地方被践踏和被犁沟割裂，有的地方点缀着成堆的肥料，有的地方翻耕过了。一串大车从田间驶过。列文数着车辆，看到需要的一切东西都运出来了，觉得很高兴。看见草场的时候，他的思想就转移到割草的问题上去了。一想到割草他总是感觉到特别激动。到了草场，列文勒住了马。
朝露还残留在繁密草丛的根株上，为了不把脚弄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要求他弟弟驱车驶过草场，一直驶到可以钓到鲈鱼的柳树那里。康斯坦丁·列文虽然觉得把草压坏很可惜，但是他仍然驶进了草场。长长的草柔软地缠绕住车轮和马蹄。把种籽粘在潮湿的车辐和车毂上面了。
哥哥坐在灌木丛下整理钓鱼用具，列文把马牵开去，拴起来，就走进风都吹不动的、辽阔的、灰绿色的、像海洋一般的草场里去了。结着成熟种子的、像丝样柔软的草在春季被水淹过的地方差不多长得齐腰深。
穿过草场，康斯坦丁·列文走到路上，遇见一个肩上掮着一只蜂箱，两眼浮肿的老头子。
“怎样，捉到一窝离巢的蜜蜂吗，福米奇？”他问。
“哪里捉得到，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我们只要能保得住自己的就好啦！这是第二次离巢了……亏得孩子们捉回来了。他们正在犁您的地，卸下马，就骑上马去追……”
“哦，你看怎样，福米寄——就动手割草呢，还是再稍微等一等？”
“哦，哦。按照我们的习惯要等到圣彼得节哩。但是您总是割得早一点。哦，为什么不呢，上帝保佑，干草好极了。够给牲口吃的了。”
“你看天气怎样？”
“那可要听天由命。也许会晴下去的。”
列文向他哥哥走去。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什么都没有钓到，但是他并不觉得厌倦，而且似乎兴致很好。列文看出他因为同医生的谈话而兴奋起来，很想要谈谈话了。相反地，列文却只想尽可能地快回家去，以便吩咐召集明天的割草人和解决他时时挂在心上的割草问题。
“哦，我们走吧，”他说。
“为什么这样急？我们再待一会吧。但是你怎么湿得这样啊！虽然什么都没有钓到，还是愉快得很。渔猎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和大自然接触。这种钢灰色的水多么美丽呀！”他说。
“长满青草的河岸常使我想起一个谜来——你知道吗？草对水说：‘我们颤动，我们颤动。’”
“我不知道这个谜，”列文懒懒地回答。
三
“你知道我在想你的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照那位医生对我说的，县里的事简直糟到极点了；那医生是个聪明人呢。我以前也对你说过，我现在还要对你说，不出席会议，完全不管县议会的事，是不对的。假如公正的人都退到一边，当然一切都会弄得很糟糕。我们出的钱通通用做薪金，但是没有学校，没有医生，没有接生婆，也没有药房——什么都没有。”
“哦，我试过，你知道，”列文慢吞吞地不愿意地说，“但是我不能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但是你怎么会不能够呢？我承认我不明白。我不承认你不关心或是没有能力；难道完全是因为懒惰吗？”
“通通不是。我试过，但是我看出来我什么也不能够做，”
列文说。
他不大注意哥哥说的话。望着河对岸的耕地，他看出有一团黑的东西，但是他分辨不清是马呢还是骑在马上的管家。
“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能做呢？你尝试过，但是按照你自己的见解你觉得失败了，于是你就灰心了。你怎么这样缺少雄心呢？”
“雄心！”列文说，被他哥哥的话刺伤了。“我不明白。要是在大学里他们对我说别人懂得微积分，而我不懂，那才会产生雄心的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首先要相信他干这种事确有相当的才干，尤其要相信这种事确实很重要。”
“什么！难道这种事不重要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感兴味的事情，他弟弟竟毫不重视，这可刺伤了他的心，尤其使他伤心的是他弟弟显然几乎没有注意听他的话。
“我不觉得重要，这件事引不起我的兴趣，这有什么办法呢？”列文回答，认清了他看见的是管家，而且好像管家让农民们离开了耕地。他们正在翻转犁头。“难道他们犁完了吗？”他想。
“哦，不过你且听一听，”长兄说，他那漂亮聪明的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凡事总有个限度。要做个独特的、真诚的人，憎恶虚伪，这都是很好的——这我全知道；但是实在，你说的话不是没有意思，就是意思很坏。你是声称爱农民的，那么你怎么可以不看重他们的死活……”
“我从来没有这样声称过，”康斯坦丁·列文想。
“……看着他们无依无靠地死去呢？无知的农妇饿死小孩，农民停滞在愚昧里，听凭每个乡村文书的摆布，而你有力量帮助他们，却不去帮助，因为你觉得这不重要。”
这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叫他两者之中必择其一：或者你是这样智力不发达，弄不明白你能够做的事；或者是你不愿为此牺牲你的安逸、你的虚荣，或别的什么。
康斯坦丁·列文感觉到他除了屈服，或者是承认自己对于公益事业缺乏热心之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而这就羞辱了他，伤害了他的感情。
“两者都有，”他决然地说。“我不觉得这是可能的……”
“什么？合理地分配一下金钱作为医疗之用，也是不可能的吗？”
“不可能，我觉得……这地方周围四千平方里，有融雪的积水，有暴风雪，有田里的工作，要供给全区的医疗，我看是不可能的。而且我根本不相信医药。”
“喂，对不起；这是不公平的……我可以向你举出成千上万个例子……但是学校总得有吧。”
“为什么要有学校？”
“你是什么意思？难道对于教育的效用也怀疑吗？假使对你有用，对大家也有用。”
康斯坦丁感到自己精神上是被逼到绝境了，因此他激动起来，不觉说出了他不关心公共事业的主要原因。
“也许这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为什么要为设立医疗所和学校这些事操心呢？医疗所对于我永远不会有用处，至于学校，我也决不会送我的儿女上学校去读书，农民也不见得愿意送他们的儿女上学校去，而且我还不十分相信应该送他们去读书。”他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到这种出人意外的观点一时愣住了；但是他立刻想出了新的进攻计划。
他沉默了一会儿，拉起一根钓竿，又抛进水里，而后带着微笑转向他弟弟。
“哦，你看……第一，医疗所是需要的。我们自己就为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请了当地的医生来。”
“啊，但是我想她的手腕一辈子都不会直了。”
“那还难说……其次，会读书写字的农民像工人一样对于你更有用，更有价值。”
“不，你随便问谁吧，”康斯坦丁·列文断然地说，“会读书写字的人做工人更坏得多。修路不会；修桥的时候就偷桥梁。”
“但问题不在这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皱着眉头说。他不喜欢说话自相矛盾，尤其不喜欢辩论不断地变换论据，引出新的不连贯的论点，使人不知怎样回答才好。“不过，你承不承认教育是人民的福利？”
“是的，我承认，”列文毫不思索地回答，于是他立刻意识到他说的不是由衷之言。他感觉到假使他承认这点，那就会证明他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信口开河。他还不知道会怎样证明，但是他知道这准会在逻辑上向他证明的，他就等待着那个证明。
结果论证竟比康斯坦丁·列文预期的要简单得多。
“假如你承认教育是福利，”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么，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你就不能不关怀这种事业，对这种事业寄予同情，而且渴望为这种事业努力。”
“但是我还是不承认这种事业是好的，”康斯坦丁说，微微地涨红了脸。
“什么！但是你刚才还说……”
“那就是说，我不承认这种事业是好的，也不承认能办得到。”
“你没有试验过，又怎么知道呢。”
“哦，假定是那样，”列文说，虽然他完全没有那样假定，“假定是那样，我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为这种事情操心。”
“怎么这样说？”
“不，我们既然在讨论，就请你从哲学的观点向我解释一下吧，”列文说。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扯到哲学上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口吻在列文听来好像是简直不承认他弟弟有谈论哲学的资格。这可把列文激怒了。
“那么我告诉你吧，”他激昂地说。“我以为我们一切行动的动力终究是个人的利益。我作为一个贵族，在现在的地方制度里面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可以增加我的福利。道路没有改善，而且也不会改善；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我的马也可以载着我奔跑。我不需要医生和医疗所；我也不需要治安官，我决不求助于他，也决不会求助于他。学校对于我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就像我刚才对你说的。在我看来，地方制度只增加了我一些义务：每亩地缴纳十八个戈比，坐车进城，和臭虫同床而眠，听各种胡言乱语、不堪入耳的话，而个人利益决不会诱使我去做这些事情。”
“对不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含着微笑插嘴说，“个人利益并没有诱使我们为农奴解放而努力，但是我们却为这个努力过。”
“不！”康斯坦丁·列文更激昂地说。“农奴解放是另外一回事。那也掺杂着个人利益。我们都渴望摆脱压迫所有我们这些善良人的那种束缚。但是做市议员，讨论需要多少清道夫，以及在我不居住的城市里应当如何敷设下水道；做陪审官，审讯一个偷了一块腌猪肉的农民，一连六个钟头听辩护人和原告的各种胡言乱语，裁判长审问那老傻瓜阿廖什卡，‘被告，你承认偷腌猪肉的事实吗？’‘呃？’”
康斯坦丁·列文说得忘乎所以了，开始摹拟着裁判长和傻瓜阿廖什卡的模样；在他看来这些话都说得很中肯。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耸了耸肩膀。
“哦，那么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只是说和就……和我个人利益有关的权利，我无论何时都会用全力保卫的；当他们搜查我们学生，警察检查我们的信件的时候，我甘愿竭尽全力来保卫这些权利，保卫我受教育和自由行动的权利。兵役的义务，那是关系我的儿女、兄弟和我自己命运的，我是了解的；凡和我有关系的事情我都愿意加以考虑；但是要我考虑怎样分配县议会的四万卢布，或者要我审判傻瓜阿廖什卡——我可就不明白，而且也做不来了。”
康斯坦丁·列文好像言语的水闸决了口一样滔滔不绝地谈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笑了。
“但是也许明天就要轮到你受审讯；难道在旧刑事裁判所受审讯更合你的口味吗？”
“我不会受到审讯。我不谋杀人所以没有那样做的必要。哦，我告诉你吧，”他继续说，又离题了。“我们的地方自治制度和所有这类设施——正如三一节①我们插在地上的桦树枝，看上去好像是天然生长在欧洲的真正桦树林一样，但我可不能热心给这些桦树枝浇水，也不能相信这些树枝。”——
①三一节，耶稣复活节后的第八个星期日。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只耸耸肩，以此表示他很诧异，怎么一下子又把桦树枝扯进他们的辩论里来，虽然实际上他立刻听懂了他弟弟的意思。
“对不起，你也知道这样辩论是不成的啊，”他批评道。
但是康斯坦丁·列文想为他对公益事业缺少热心的缺点辩护，这个缺点，他自己也知道的，他继续说下去：“我想，”他说，“任何一种活动，如果不建立在个人利益上，恐怕都是不能持久的，这是普遍的真理，哲学的真理，”他说，用断然的语调重复着哲学的这个字眼，好像表示他和任何人一样有谈论哲学的资格。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又微笑了。“他也有一套合乎他自己口味的哲学呢，”他想。
“哦，你还是不要谈哲学吧，”他说。“自古以来哲学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发现存在于个人和社会利益之间的不可缺少的联系。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不能不对你的比喻加以纠正。桦树不是插上的，有的是播种的，有的是栽植的，而且必须细心保护。只有认识到在他们的制度里什么东西是重要的，有意义的，并懂得如何重视这些东西的民族才有前途——只有那样的民族才真正配称为有历史意义的民族。”
这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话题引入了康斯坦丁·列文不懂得的哲学史的范畴，一一指出他的见解的错误。
“至于你不喜欢公益事业，我说句不客气的话，那全是我们俄国人的懒惰和旧农奴主的习气，我相信这在你不过是一时的错误，很快就会改正的。”
康斯坦丁沉默了。他感觉到自己在各方面都被打败了，但同时他感觉得他想说的话他哥哥并没有了解，只是他不知道没有了解的原因是他没有表达清楚他的意思呢，还是他哥哥不愿或是不能够了解他。但是他没有追根究底，于是，不再反驳，他开始想到另外一件完全无关的私事上去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收拾起最后的钓丝，解下了马，他们就乘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