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
斯维亚日斯基是他那一县的贵族长。他比列文大五岁，而且早结了婚。他的姨妹，列文非常喜欢的一个少女，住在他家里。列文知道斯维亚日斯基夫妇非常希望这个姑娘和他结婚。他确切地知道这个，正像所谓合格的年轻人一样地知道，虽然他决不会向任何人说起这事；并且他也知道，虽然他很想结婚，虽然无论从哪方面看来，这位极有魅力的少女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妻子，但是他要和她结婚，纵令他没有爱上基蒂·谢尔巴茨卡娅，也还是和飞上天一样不可能。意识到这点，他希望由访问斯维亚日斯基而得到的快乐就减色了。
在接到斯维亚日斯基邀请他去打猎的信的时候，列文立刻想到了这点；虽然如此，他还是断定，以为斯维亚日斯基对他有这种意思，不过是他自己的毫无根据的猜想，因此他还是要去。况且，在内心里，他想考验一下自己，再估量一下自己对这个少女的感情。斯维亚日斯基的家庭生活是极为愉快的，而斯维亚日斯基本人，是列文所认识的地方活动家的模范人物，而且他总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斯维亚日斯基是那种经常使列文惊奇的人们之一，那些人的见解虽然不是独创的，却是合乎逻辑的，独自发展的，而他们的生活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与他们的见解大相径庭，而且差不多总是背道而驰。斯维亚日斯基是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他蔑视贵族而且相信大多数贵族暗地里都拥护农奴制，仅仅由于胆怯才没有把他们的意见公开表示出来。他把俄国看成像土耳其一样衰亡的国家，而且他把俄国政府看得那样坏，以致他觉得不值得认真地去批评它的作为；但他却仍然是那个政府的官吏，而且是一位模范的贵族长，当他乘车出门的时候，他总是戴着缀着帽章和红帽箍的制帽。他认为人类的生活只有在国外才勉强过得去，而且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出国；同时，他也在俄国实行一种复杂的、改良的农业经营方法，而且带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和了解俄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认为俄国农民是处在从猿到人的进化阶段，同时，在县议会上，没有人比他更愿意和农民握手，倾听他们的意见。他不信仰上帝，也不相信魔鬼，但又非常关心改善牧师的生活和维持他们的收入的问题，而且特别尽力保存他村里的教堂。
在妇女问题上，他站在极端派一方面，主张妇女绝对自由，特别主张她们拥有劳动权利；但是他和他的妻子过着这样一种生活，他们那恩爱的、没有小孩的家庭生活使得谁都羡慕，而且他这样安顿他妻子的生活，使得她除了和她丈夫共同努力尽可能地过得快乐和舒适以外，她什么也不做，而且什么也不能做。
要是列文没有往好里想人的特性的话，那么斯维亚日斯基的性格是不会使他感到大惑不解或疑问的。他会对他自己说：“不是傻子就是坏蛋，”而一切就都明明白白的了。但是他不能说他是傻子，因为斯维亚日斯基无疑不仅是个聪明人，而且是教养很高，又十分朴实的人，没有一个问题他不知道；但是除非万不得已，他决不炫耀他的学识。列文更不能说他是坏蛋，因为斯维亚日斯基无疑是一个正直、善良、聪明的人，他愉快地、热心地、不屈不挠地干着他的工作；他受到周围所有人的尊敬，而且的确从来没有蓄意做过，而且也决不会做什么坏事。
列文竭力想理解他，却又理解不了，他看待他和他的生活，始终像看待一个真正的谜一般。
列文和他非常要好，因此列文常常大胆地去试探斯维亚日斯基，竭力想要寻究出他的人生观的根底；但却总是徒劳。每当列文竭力想从那向所有人都敞开着的斯维亚日斯基的心房的接待室再深入一步的时候，他总看到斯维亚日斯基显得有点狼狈。他脸上显出隐约可辨的惊慌神色，好像他害怕列文会看破他，于是他就愉快地婉言拒绝。
现在，在列文对于农事感到失望以后，他特别高兴到斯维亚日斯基那里去。且不说看见这一对待在舒适的安乐窝里、对己对人都心满意足的幸福夫妇，总给与列文一种愉快的感觉，现在正当他对自己的生活感到这样不满的时候，他就更渴望找到使斯维亚日斯基这样开朗、干脆和愉快的秘诀。此外，列文还知道在斯维亚日斯基家里，他会遇到许多邻近的地主，现在听听和谈谈关于收成、雇农的工资等等农事上的话题，对于他是特别饶有兴趣的，他知道这种谈话照例被认为是非常庸俗的，但是现在在他看来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也许这在农奴制时代并不重要，在英国也不重要。在那两种情况下，农业的条件已经确定了；但是现在，在我们这里，当一切都已颠倒过来，而且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这些条件会采取怎样一种形式的问题，倒是俄国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列文想着。
结果打猎并不像列文预期的那样好。沼泽干了，而且差不多完全没有松鸡。他到处走了一整天，仅仅打到三只，但是另一方面，正像他平常打猎回来一样，他带回来旺盛的胃口、愉快的心情和那种总是伴随着剧烈的体力运动而来的兴奋的精神状态。在打猎当中，当他好像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忽然回想起那位老人和他的家庭，他们留下的印象好像不仅要求他注意，而且要求他解决好像和他有关的什么问题。
傍晚喝茶的时候，座上有两个为了监护权的事情而来的地主，于是列文所期望的有趣的谈话开始了。
列文坐在茶桌旁的主妇旁边，他不得不同她和正坐在他对面的她的妹妹谈话。斯维亚日斯基夫人是一位圆脸、金发、娇小、面带笑容和酒靥的女人。列文竭力想通过她找到解决她丈夫在他心中引起的重大疑团；但是他没有充分思索的自由了，因为他感到非常局促不安。这种局促不安是因为那位姨妹正坐在他对面，身穿一件领口开成四方形的衣服，露出雪白的胸脯，列文简直觉得她是特意为他穿的。虽然她的胸脯是这样白，或者正因为这样白的缘故，这个四方形使列文失掉了思想的自由。他想像，也许是想像错了，这个领口是特意为他开的，他感到他没有权利看它，于是竭力不去看它；但是他又感到领口开成这样，仿佛是他的过错似的。列文感到好像他欺骗了谁，好像他必须有所说明，但又不能说明，因此他不断地涨红了脸，局促不安。他的不安也传染给美丽的姨妹了。但是主妇却装做没有注意的模样，尽在故意地引她参加谈话。
“您说，”她接着已经开始的话题说下去，“我丈夫对于俄国的事情都不感兴趣。事实上恰恰相反，他在国外固然很快活，但是并不像他在这里一样。在这里，他感到他适得其所，他有许多事要做，他具有对一切都感到兴趣的才能。啊，您还没有看见我们的学校吧？”
“我看见了……是那所长满常春藤的小房子，是不是？”
“是的，那是娜斯佳的工作，”她指着她的妹妹说。
“您自己在那里教书吗？”列文问，竭力想忽视她的裸露的脖颈，但是感觉到他无论望着哪个方向，他都看得见它。
“是的，我自己在那里教过书，而且还在教，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第一流的女教师。我们已经开始做体操了。”
“不，谢谢您，茶不要了。”列文说，虽然意识到这样做是无礼的，但却不能继续谈下去，他红着脸，站了起来。“我听他们那边正在谈有趣的事哩，”他补充说，就走到斯维亚日斯基和邻近的两位绅士坐的那张桌子的另一端。斯维亚日斯基侧身坐在桌旁，一只胳膊搁在桌上，一只手转动着杯子，用另一只手捻拢胡须，把它送到鼻边，然后又让它垂下，好像他在嗅它一样。他的明亮的黑眼睛直盯着那位留着灰色胡髭的兴奋的地主，显然他觉得他的话很有趣。那地主正在抱怨农民，列文看得很明白：斯维亚日斯基本来知道怎样驳斥这位地主的抱怨，他可以立刻粉碎对方的整个论点，不过处在他的地位上，他不能够把这样的回答说出来，于是不无乐趣地倾听着地主的可笑的谈话。
这位留灰色胡髭的地主显然是一个顽固的农奴制拥护者，一个终生住在乡下的热心的农业家。列文在他的服装上，在他那显然是不常穿的旧式的穿旧的外衣上，在他那精明的、愁闷的眼神里，在他那条理分明、流利的俄语上，在他那久而久之形成习惯的专横的语调上，以及在他那无名指上戴着一枚旧的订婚戒指的、被太阳晒黑了的粗大通红的手的坚决的动作上，看到了这种种特征。
二十七
“只要我舍得把已经开办的事情……已经花了那么多气力的事情……全部抛弃的话，我真愿意把一切抛弃，卖掉，然后像尼古拉·伊万内奇那样一走了之……去听《·爱·莲·娜》去。”
地主说，一丝愉快的微笑使他的精明的老脸容光焕发了。
“但是您看，您还没有把它抛弃，”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维亚日斯基说，“可见其中一定有好处。”
“唯一的好处是我住着自己的房子，不是买的，也不是租的。此外，人总希望农民会变得聪明一点。可是，相反，说起来您真不会相信——只有酗酒、淫乱！他们尽在把他们小块的土地重新分来分去，没有一匹小马或一只小牛的影子。农民在饿死，但是去请他做雇工吧，他会竭力跟您捣乱，结果还到调解法官面前去告您。”
“但是您也可以到调解法官那里去控告呀，”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去控告？我才不干呢！那只会惹出许多是非，叫人后悔莫及。譬如，在工厂里，他们预支了工钱，就逃走了。调解法官拿他们怎么办？还不是宣告他们无罪。只有地方裁判所和村长维持着一切。他们按旧式方法鞭打他们！要不是那样，那就只有抛弃一切！逃到天涯海角去的一法了！”
很明显的，地主是在嘲弄斯维亚日斯基，但是斯维亚日斯基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觉得很有趣。
“但是您看，我们管理我们的土地并没有用这种办法，”他微笑着说，“列文，我，还有他。”
他指着另外那个地主。
“是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事业在进展，但是问问他是怎样个情形吧？您说那是合理的方式吗？”地主说，显然是在炫耀“合理的”这个字眼。
“我的经营方式很简单，”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说，“谢谢上帝。我的经营方式就是准备好秋天纳税的款子。农民们跑到我面前来说：‘亲爷爷，好主人，帮助帮助我们吧！’哦，农民都是我们的邻人，我们可怜他们。所以，我替他们垫付了三分之一的税款，却说道：‘记着，孩子们，我帮助了你们，当我需要的时候，你们得帮助我——不管是种燕麦的时候，或是割草的时候，或是收获的时候，’就这样，我们讲好每一家纳税人干多少活——可是他们中间也有不可靠的人，这是真的。”
早已熟悉了这种家长式方法的列文，和斯维亚日斯基交换了一下眼色，打断了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话，又转向留着灰色胡髭的地主。
“那么您以为怎样？”他问，“现在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经营呢？”
“哦，像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一样经营：把土地租给农民，或者平分收获物或者收租金；可以这样做——不过就是这种方法使国家的总财富受到损失。用农奴的劳动和良好的管理可以产生九分收成的土地，用收获平分制就只会有三分。
俄国已经给农奴解放毁了！”
斯维亚日斯基用含着笑意的眼睛望着列文，而且甚至对他使了一个轻微的讥讽的手势；但是列文并不觉得这位地主的话是可笑的，他对于他的话，比对于斯维亚日斯基的话了解得更清楚。灰色胡髭的地主继续说了许多话，为的要指出俄国是怎样被农奴解放毁了，这些话他甚至觉得非常正确，在他听来是很新颖的，而且是不可争辩的。这位地主无疑地说出了他个人的思想，——这是难得的事情，这种思想，并不是由于他想要替什么也不想的脑筋找点事干而产生出来的，而是从他的生活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在他村居的孤寂生活中冥思苦想过，而且从各方面考虑过的。
“问题在于，您知道，一切的进步都是由于运用权力而造成的，”他说，显然想要表示他并不是没有教养的。“试看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的改革吧。试看欧洲的历史吧。农业方面的进步更是这样——比方马铃薯，就是强制地移植到我国来的。木犁也不是从来就使用的。这也许是在封建时代输入的，但是这大概也是强制输入的。现在，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我们地主，在农奴时代，在我们的农业上曾使用过各种各样的改良设备：烘干机、打谷机、运肥机和一切农具——一切都是运用我们的权力输入的，农民们最初反对，后来就模仿我们。现在因为废除了农奴制，我们被剥夺了权力；因此我们的已经提到高水平的农业，不得不倒退到一种最野蛮最原始的状态。这就是我的看法。”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这是合理的，那么，就雇人劳动，您还是可以这样经营的呀。”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们没有权力了。请问我靠谁去这么经营呢？”
“正是这样——劳动力是农业中的主要因素。”列文心里想。
“靠雇工们。”
“雇工不肯好好地干活，而且不肯用好农具干活。我们的雇工只会像猪一样地喝酒，而且当他喝醉了的时候，他会把你给他的工具通通毁坏掉。他把马饮伤了，弄坏很好的马具，用车轮胎去换酒喝，让铁片落到打谷机里面，把它破坏。凡是他不能理解的东西，他看了就厌恶。这就是整个农业水平低落的缘故。土地荒废了，长满了莠草，或者是给农民瓜分了，本来可以收获上百万的土地，你只收到几十万；国家的财富减少了。同样一件事只要稍加考虑……”
于是他开始阐述他设想的农奴解放的方案，根据他的方案，这些缺陷都可以避免。
这个引不起列文的兴趣，但是当他说完了的时候，列文又回到他最初的话题上去，转向斯维亚日斯基说，竭力想引他发表他的真实意见：
“农业的水平在低落下去，而且以现在我们和农民的这种关系，要用一种可以产生利益的合理方式去经营农业是不可能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他说。
“我不这样认为，”斯维亚日斯基非常认真地回答，“我看到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怎样耕种土地，而在农奴制时代我们的农业水平并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我们没有机器，没有好牲口，管理不当，我们甚至连怎样记账也不知道。随便问问哪一个地主吧；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没有利的，他都说不上来。”
“意大利式簿记法！”灰色胡髭的地主讥刺地说。“你可以随便记账，但是如果他们把你的东西都毁坏了的话，那你什么利益也得不到的。”
“为什么他们会毁坏东西呢？一架蹩脚的打谷机，或是您的俄国式压榨机，他们会损毁，但是我的蒸汽机他们就不会损坏了。可怜的俄国马，您怎么叫的呢？……那种牲口您得揪着它的尾巴走，那种马他们会糟蹋，但要是荷兰马或是别的好马，他们就不会糟蹋了。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农业提到更高的水平。”
“啊，只要花费得起就好了，尼古拉·伊万内奇！这对于您倒是很合式的，但是我，要供一个儿子上大学，小的儿子们在中学读书——因此我可买不起贝尔舍伦马载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银行啊。”
“结果您要我把剩下的东西通通拍卖掉吗？不，谢谢您！”
“我不同意说农业水平有再提高一步的必要或可能，”列文说。“我正从事这件事，而且我也有本钱，但是我却什么也做不出来。至于银行，我真不知道它对谁有好处。至少我个人在农业上花去的钱结果都是损失：家畜——是损失，机器——是损失。”
“这是千真万确的，”灰色胡髭的地主附和着说，满意得笑出来了。
“而且不只我是这样，”列文继续说，“我和那些用合理方式经营土地的所有邻近的地主来往；除了少数例外，他们这样做，都遭受了损失。哦，告诉我们，您的土地怎么样——得到利益吗？”列文说，他立刻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神里觉察出每逢他想要从斯维亚日斯基的心房外室再深入一步时所看到的那种转瞬即逝的惊愕表情。
而这个质问，在列文方面，并不是十分诚意的。斯维亚日斯基夫人刚才在喝茶的时候告诉过他，他们今年夏天从莫斯科请了一个德国簿记专家来，他得到五百卢布的报酬，核算了他们的全部财产，发现他们损失了三千多卢布。确数她不记得了，但是那个德国人似乎连一分一毫都计算了的。
听到提起斯维亚日斯基农业的收益的时候，灰色胡髭的地主微微一笑，显然他知道他的邻人兼贵族长大概得到了多少利益。
“也许不合算，”斯维亚日斯基回答。“那也不过是证明我要么是一个拙劣的农业经营家，要么证明我把资金浪费在增加地租上了。”
“啊，地租！”列文惊异地叫着。“地租在欧洲也许会有，在那里，土地由于花在它上面的劳动已经改良了；但是在我们这里，土地却因为花在它上面的劳动而一天天贫瘠下去——换句话说，耗尽地力；所以，谈不到地租。”
“怎么谈不到地租呢？这是规律。”
“那么我们与规律无关；对于我们地租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反而扰乱了我们。不，告诉我，怎么会有地租这套理论……”
“你们要吃点凝乳吗？玛莎，给我们拿些凝乳或者马林果来。”他转向他的妻子说。“今年的马林果结得特别晚。”
然后，斯维亚日斯基怀着最愉快的心情站了起来，走开了，显然，正在列文觉得这场谈话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却以为这场谈话已经终结了。
失掉了对手，列文继续和灰色胡髭的地主谈话，竭力想对他证明，一切困难都是由于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劳动者的特性和习惯而来的；但是这位地主，正和所有与世隔绝、独立思索的人一样，理解人家的意见很迟钝，而且特别固执己见。他坚持说，俄国农民是猪，贪恋猪一样的生活，要把他从猪一般的处境中拯救出来，一定要有权力，而现在却没有；一个人一定要有一条鞭子，而我们变得这样自由了，使得我们突然用律师和模范监狱代替了使用过一千年的鞭子，而在监狱里，还给不中用的、身上散发恶臭的农民吃很好的汤，而且还计算出来给他几立方尺的空气。
“您为什么认为，”列文说，竭力想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去，“要找到这样一种对劳动者的关系，使劳动产生很高的生产率，是不可能的呢？”
“就俄国农民来说，永远不能这样！我们没有权力。”地主回答。
“怎样才能找得到新的条件呢？”斯维亚日斯基说，吃了一些凝乳，点上一支香烟，他又来参加争论了。“对于劳动力的一切可能的关系，都已经确定了，而且是经过研究的，”他说。“野蛮时代的残余，连环保的原始公社自然而然地消灭了，农奴制被废除了，剩下来的只有自由劳动；而它的形式是固定了的、现成的、非采用不可的。长工，日工，佃农——不外乎这些形式。”
“但是欧洲对于这些形式已经感到不满了。”
“不满了，正在探求新的。而且多半会探求出来的。”“那正是我所要说的，”列文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探求呢？”
“因为这正和重新发明铁路建筑法一样。它们本来是现成的、早已发明了的。”
“但要是它们不适合我们使用，要是它们并不高明呢？”列文说。
他又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神里觉察出惊愕的神情。
“啊，这样我们真要目空一切了，我们居然探索出欧洲正在探索的东西！这套话我听够了，但是，对不起，您知道关于劳动组织问题在欧洲取得的一切成就吗？”
“不，不大知道。”
“这个问题现在引起欧洲最优秀的思想家们的注意。舒尔兹·杰里奇派①……还有极端自由主义的拉萨尔②派论劳动问题的浩瀚著作……米尔豪森制度③——这一切都已成为事实，您大概也知道吧。”——
①舒尔兹·杰里奇（1808—1883），德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储蓄信贷银行和独立合作社组织的创办人，他认为这可以调和工人和雇主的阶级利益。
②拉萨尔（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全德工人联盟”的创办人。他以得到政府支持的生产会社来对抗舒尔兹·杰里奇的独立的合作社组织。在这个基础上他和俾斯麦发生联系。“拉萨尔派”在工人问题上和普鲁士君主制度公开结盟。
③米尔豪森制度——工厂主多尔富斯在米尔豪森（法国亚尔萨斯的城市）创办的“关心改善工人生活协会”建造房屋，由工人用分期付款的方法购用。多尔富斯的“协会”是带有慈善目的的商业企业。它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工人问题。
“我稍微知道一点，不过很模糊。”
“不，您只是这么说罢了；无疑的，关于这一切您知道得和我一样清楚。自然，我不是一个社会学教授，但是这使我感到兴趣，而且实在的，要是您也感到兴趣的话，您应该研究研究。”
“但是他们得出什么结论呢？”
“对不起……”
两位地主立起身来了，斯维亚日斯基又一次制止住列文想要窥看他的内心深处那种令人不快的习惯，就去送客去了。
二十八
列文那天晚上和女人们在一道，感到十分厌烦；他想到，他对于他的农业经营所感到的不满并不是特殊情形，而是俄国的普遍情况；他想到，要调整劳动者对于土地的关系，使他们劳动起来，能够像在他到斯维业日斯基家的路上所遇见的那个农家干活一样，这并不是梦想，而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想到这些的时候，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激动。在他看来，这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他应该试着去解决。
向妇人们道过晚安并且答应了明天再留一天，好和她们一道骑马到皇家树林去游览一处有趣的占迹，列文在就寝以前走到主人的书房里去拿斯维亚日斯基介绍给他的、关于劳动问题的书籍。斯维亚日斯基的书房是一个大房间，四围摆着书架，中间有两张桌子，一张是摆在房间中央的大写字台，另外一张是圆桌，上面摆满了各种文字的新出版的报纸和刊物，在一盏灯的周围，像一颗星的光线一样排列着。在写字台旁有一个抽屉架，上面标着金字，里面装满各种各样的文件。
斯维亚日斯基取出书来，就在一把摇椅上坐下。
“您在那里看什么？”他对站在圆桌旁边翻看杂志的列文说。
“哦，是的，那里面有一篇很有趣味的论文，”斯维亚日斯基说的是列文手里拿着的那本杂志。“看来好像，”他兴致勃勃地补充说，“瓜分波兰的罪魁祸首根本不是腓特烈。原来……”
于是，以他所特有的明快的语言，他概括地述说了那些新颖的、非常重要的有趣的发现。虽然这时列文一心想着农业经营问题，但当他听到斯维亚日斯基的话的时候，他暗暗问自己：“他心里藏了些什么呢？而且为什么，为什么他对于瓜分波兰的问题会感到兴趣呢？”当斯维亚日斯基说完了的时候，列文忍不住问：“哦，那么怎样？”可是并没有下文。他有兴趣的只是“原来”是怎样怎样。但是斯维亚日斯基并没有说明，而且认为不必要说明，这为什么引起他的兴趣。
“是的，但是我对那位容易动气的邻人倒非常感兴趣。”列文说，叹了口气。“他是一个聪明的家伙，而且说了不少真话哩。”
“啊，算了吧！一个隐蔽的顽固不化的农奴制拥护者，像他们所有的人一样！”斯维亚日斯基说。
“您是他们的头领呀！”
“是的，不过我是把他们领向另外的方向罢了。”斯维亚日斯基说着，大笑起来。
“使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列文说。“他说的对，他说我们的方法，就是说我们的合理的农业经营行不通，唯一行得通的是像那位温和的地主所推行的那种放债方法，或是索性最简单的方法……这是谁的过错呢？”
“当然，是我们自己的。可是，说这行不通，这话是不对的。瓦西里奇科夫就行通了。”
“一个工厂……”
“但是我实在不明白什么使您那么惊异。农民无论是在物质或是精神方面都处在这样低的发展阶段上，他们对于一切他们觉得新奇的设施都要反对，这是很明显的。在欧洲，合理的经营方法行得通，就因为农民受了教育；因此，我们必须教育农民——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怎样去教育人民呢？”
“要教育人民，有三件东西是必要的：第一是学校，第二是学校，第三还是学校。”
“但是您自己刚才说过，农民是处在这样低的物质发展阶段上，学校有什么效用呢？”
“你知道吧，你使我想起了一个忠告病人的笑话：‘你该试一试泻药。’‘试了，更坏。’‘试一试水蛭吧。’‘试了，更坏。’‘哦，那么，除了祷告上帝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试了，更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说政治经济学，您说——更坏。
我说社会主义，您说——更坏。教育，——更坏。”
“但是学校有什么好处呢？”
“学校供给农民另外的需要。”
“哦，这正是我始终不理解的，”列文激昂地回答。“学校怎么会帮助农民改善物质状况呢？你说学校和教育会供给他们新的需要。那更糟，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满足这些需要。加减法和教义问答的知识怎么样改善他们的物质状况，这我始终不明白！前天傍晚时候，我碰到一个抱着婴孩的农妇，我问她到什么地方去。她说她要到女巫那里去；她的孩子有好啼哭的病，因此，她带他去诊治。我就问：‘女巫怎么医治好啼哭的病呢？’‘她把孩子放在鸡笼上面，口里念句什么咒语……”
“哦，您正好回答了自己的问题！要阻止她把孩子放在鸡笼上去医治他好啼哭的病，这就需要……”斯维亚日斯基说，愉快地微笑着。
“啊，不！”列文烦恼地说，“我只不过觉得这种医治方法与用学校医治农民很相似罢了。农民是贫困而且无知的，这一点我们了解得和那个农妇看到孩子啼哭就知道他有病一样确切。但是，学校怎样治疗这种贫困和无知的病，恰恰和鸡笼怎么可以医治好啼哭的病一样不可理解。需要医治的是农民贫困的原因。”
“哦，至少在这一点上，您和您那么不喜欢的斯宾塞①是意见一致的；他也说，教育可能是更大的生活福利和安适的结果，是像他说的更勤的洗涤的结果，然而并非是由于能够读书和计算……”——
①斯宾塞（1820—1903），反动的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这里斯维亚日斯基是指斯宾塞的文章《我们的教育是正确理解社会现象的障碍》。
“哦，我居然和斯宾塞意见一致，这倒使我十分高兴，或者相反地，十分遗憾；不过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学校没有用，有用的是一种可以使农民更富裕、更悠闲的经济组织。这样一来，学校就自然而然会有的。”
“可是，现在在全欧洲学校都是义务的。”
“在这点上您自己怎么会同意斯宾塞的意见呢？”列文问。
但是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睛里闪烁了一下惊异的神情，他微笑着说：
“不，那个治好啼哭病的故事好极了！真是您亲耳听到的吗？”
列文看出他简直发现不了这个人的生活和思想之间的联系。显然，他的论断会得出什么结论，他是毫不在乎的；他需要的只是推论的过程。而当议论的过程把他引进了一条死胡同的时候，他就不欢喜它了。那是他唯一不欢喜的东西，他总是把话题转到什么愉快有趣的事情上去，这样避而不该它。
从在路上遇见的老农民所给与他的印象起，那个印象成为这一天的全部印象和思想的基础，这一天所有的印象都使列文非常兴奋。这位善良可爱的斯维亚日斯基，他有许多思想只是为了应付社会用的，而且显然还有列文窥探不到的某些生活原则，同时当他和群众在一道的时候，他就用一些与他毫无关系的思想来指导社会舆论；还有，那位怨天尤人的地主，他说他被生活折磨得苦恼不堪，这话是十分对的，但是他对于俄国整个的阶级，而且是最好的阶级的愤慨，却是不对的；还有，不满意自己所做的工作，茫然地希望找到一种补救的办法——这一切都混合在内心的烦恼和期望迅速解决的心情中。
列文一个人住在给他准备的房间里，躺在他的手脚每动一下就意想不到地弹跳起来的弹簧垫褥上，他很久没有睡着。和斯维亚日斯基的谈话，虽然他说了许多聪明的话，却没有一次使列文感到兴趣；但是那位地主的话倒是值得考虑的。列文不禁回想起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在想像中修正他自己的回答。
“是的，我应该对他说：您说我们的农业不行是因为农民憎恨一切改良，所以应该用权力强制他们接受；假使不改良农业就办不成的话，那么您说的话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只要农民按照自己的习惯劳动就准会成功的，就像我到这里来的路上所看到的那个老农民家那样。你们和我们都对农事感到不满，这证明过错不是在我们，就是在农民。我们采用我们的方式——欧洲的方式——已经很久了，而从没有考虑过我们的劳动力的性质。我们且不要把劳动力看做一种理想的劳动·力，而把它看做具有自己本能的·俄·国·农·民，然后我们就按照这种情况来经营我们的农业。假定，我该对他这样说的，您像那位老农民那样经营农业，您找到了可以使得您的农民对于他们劳动的成果感到兴趣的办法，而且找到了他们承认的改良方法，这样您就不会使土壤贫瘠下来，而得到您以前的收获的两倍或三倍。把收成对半分，一半给劳动者；您剩下来的会多些，而劳动者所得到的也多些。为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降低农业水平，使劳动者对农业的成果发生兴趣。至于怎样办？——这是一个涉及细节的问题，但是无疑这是能够办到的。”
这个念头使列文非常兴奋。他半夜没有睡着，仔细思量着如何实行他的这个思想。他本来不想第二天回去，但是现在他决心明天一早就动身回家。加上，穿着裸露脖颈的衣服的姨妹在他心中引起了一种近似干了什么不体面的事而感到羞愧和悔恨的感觉。最重要的是他应该毫不延迟地回去；他得赶在冬麦播种以前，向农民们提出他的新计划，这样，播种就可以在一种新的基础上进行。他下决心改革他的整个农业经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