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求你宽恕，因为他们中间一半人不曾读书，
我请求你原谅，如果他们一时没有支付的力量，
宽恕他们吧，看着他们流血令人愤慨，
原谅他们吧，他们祈祷的时间不复存在。
对于这个民族，你和他都十分清楚地知道，
佛朗哥，你可以和他们一样明白地看到，
谁被迫起来为了最基本的权利而斗争，
敌人比你们、我们或者他们更富有，更愚蠢，更强大，
所以当德国人的炸弹在他们那里炸响，
可怜的摩尔人痛苦不堪、背井离乡，
意大利人的刺刀像篦子一样梳过城镇、村庄
不要忘了啊，不要忘了所有这些西班牙人的坟场，
为了一个处于危险中的民族，他们在破碎的家园里奋勇抵抗，
为了一个处于危险中的民族，他们在破碎的家园里哭泣悲伤。
——布赖恩·霍华德《献给那些投入西班牙内战的人：1937》，首次发表于《世界诗人保卫西班牙人民》6号诗集
1936年最后的几天里，——可能是12月23日启程——奥威尔经由巴黎来到西班牙。这是他7年来首次来到这个城市，而且，特别要去蒙特巴拉那斯市的亨利·米勒的工作室一趟。米勒是个作家，是3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让奥威尔感到头疼的人。仅几个月前，奥威尔写了一封信感谢他送给自己的第2本小说《黑色春天》的副本：奥威尔“非常喜欢其中一部分”但又担心它无法引起像《北回归线》一样的反响。3年以后，米勒来为自己最成功的随笔之一《在鲸的体内》做推广。圣诞节后大概一天左右，这个高个、瘦削的英国人就来了，他的朋友艾尔弗雷德·佩尔斯对此做了记录，并对他和奥威尔的这次会面做了极有深度的描述。谈话内容本身保留的不多，但在会谈期间，奥威尔向米勒坦言，在缅甸警察局的那段经历给自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米勒从之前奥威尔长长的自传性质的来信中对他的经历有所了解，但使他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经历过这么多波折后，奥威尔仍然选择继续面对更多的苦难。相比于死亡，他难道不是更习惯于生存吗？奥威尔对此非常“认真而谦逊”地回答，身处一个非常时代，人往往是不会想到如何避免牺牲的。米勒对此极为感动，尽管自己是一个极端的寂静主义者[thearchquietist：寂静主义尤指一种17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教派，主张清心寡欲——译者注]，他也嘲笑奥威尔的“着装”（实际上就像奥威尔所说的，这服装来自查林十字街），穿着灯心绒外套，这是为共和国战争作的贡献。佩尔斯也注意到，米勒善意地避免了提及奥威尔为佛朗哥而战。看着两个人的交谈，佩尔斯明显感受到了两人个性、特征的强烈反差，米勒有着“半东方式的冷静超然”，奥威尔则是“坚韧、达观、有政治头脑，试图努力改造整个世界”。巴黎的这次逗留也因另一个小插曲而值得纪念。后来，奥威尔为《论坛报》读者记录下来的这段充满愧疚的遭遇。当时，由于弄错了地址，奥威尔叫的出租车把他拉到了几百英尺以外的地方。那个司机非常气急败坏，接下来两人的争论演变成相互叫嚣和谩骂。当时，奥威尔非常生气，但是，后来他又开始感谢这个司机让他看到的一幕场景：一个有钱的外国人刚穿过巴黎大街，500英里之外一场阶级斗争正上演得如火如荼。他乘火车向南穿越西班牙边界，一路上被田里劳作的农民起身行反法西斯礼的景象所震撼。
毫不夸张地说，西班牙的这段经历在奥威尔一生中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相比于他和露宿在堤岸旁的流浪者一起，与无业游民一道，相比于在缅甸理想破灭的感觉，这段经历更强烈地使他意识到自己最想从生命中得到什么，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或者说，这段经历给他提供了一个在前几次经历中形成并发展自身价值所需的环境——激烈的、令人目眩神迷而又难以忘怀的环境。这一点，不仅从他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评论和文章以及返回之后的情况中显而易见，而且也清楚地表现在那些目睹他参战朋友的回忆中。理查德·里斯曾写道，自己是在奥威尔去西班牙那一刻，才意识到他的伟大。奥威尔在年底前两、三天来到了巴塞罗那，因为之前的光荣经历，奥威尔的这次到来也颇具滑稽的一面。珍妮·李还记得是在一个饭店大厅见到他的，当时，她正和朋友坐在一起，奥威尔肩上搭着靴子，正找报名参军的地方。开始她还怀疑奥威尔可能没有证明，但是，奥威尔的靴子使她改变了主意，这双靴子这么大（他穿12码），至少在西班牙是很难找到的。奥威尔来到英国独立公党在巴塞罗那驻处约翰·麦克奈尔面前。起初，麦克奈尔也对这个高高的、有着公学教育背景、说话慢慢吞吞带着上流阶层口音的人有所提防，但是后来却发现，自己竟然读过他的两部作品。奥威尔并没有否认自己的创作动机，想写关于西班牙战况的东西用以激励英国的工人阶级。他表示，自己非常希望加入共和国民兵部队。事情还在处理当中，麦克奈尔派来了一位加泰罗尼亚记者维克托·阿尔巴，负责陪同奥威尔在市里四处转转。阿尔巴是个热情的年轻人，他带着奥威尔做了一次“颇具1936年风情的观光”，重点参观了6个月前发生暴乱的街道，但阿尔巴好像并没有引起身边一直默不作声的游客太大的兴趣。奥威尔似乎只是一个不耐烦的记者，说话声音不高，完全沉浸于自我，对于将要进行考察的这个国家缺乏了解。阿尔巴在墨西哥流亡时读到他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就是很好的说明。
奥威尔发现，巴塞罗那到处都是外国人。到目前这个阶段，西班牙战争已经演变成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所激发出的情感在第2年秋天出版于《左翼评论》小册子中南希·丘纳德主编的合集《支持西班牙的作家》中可见一斑。在148个作者当中，绝大多数站在政府一边，而只有5个——其中有埃德蒙·布伦登以及伊夫林·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支持佛朗哥的。（最后加入的声音来自乔治·萧伯纳，这只能作为“未分类”的那种了，他认为“在西班牙，右翼起来反抗之前，左右两派轮流执政表现都不光彩，因而也谈不上谁更不称职……”。）一般的论调则是来自布赖恩·霍华德的一段表述，他是20年代唯美主义者，近来似乎极富政治觉悟：“一个民族，几乎一半的人被剥夺了上学的机会，如今他们正起来反抗最无耻、最反动的财阀统治，为了生存为了自由而斗争……对反动统治我深感义愤，愿以满腔的热忱支持西班牙共和国人民。”奥威尔后来对于西班牙局势有了足够的认识，因而对《支持西班牙的作家》一书的召集人极度蔑视，但是，这些作品又反映出亲共和党人的内心情感，荒唐地派成千上万的年轻志愿者远离西班牙为共产主义国际分队而战。肯尼思·辛克莱劳特，当时还是一个20岁的剑桥毕业生，他于1936年秋随一个医疗救助机构来到西班牙，他还记得被当时局势所激发的那股热情。“西班牙已经成为了我的生命……我所有其他的忠诚、孝敬父母、完成学业、在伦敦的生活……一切都消失在地平线下。”为了“左”派，西班牙——在当时以及接下来的10年中——都成为人们是否甘于“奉献”的试金石。特里斯，一个好心的英国自由主义者，也是《吃人是不对的》（1959）一书作者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的教授，他意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的生活已经被这种带喜剧色彩的误解毁掉了。年轻人结束了对所有自由主义事业的同情使他留在了英国。
正像30年后的越南，西班牙有能力从社会各个层面激起公众的舆论。与此同时，这些分支也决非十分准确。1936年末待在伦敦，辛克莱劳特转到了国际分队，他对当时自己出现在极度保守主义的初级宪章俱乐部成员中没有出现任何敌意而感到惊讶。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然而，人们会把西班牙战争设想成——一场民主的抵抗，一次在强权政治时代民族自主的测试，一次社会革命的机遇——然而，危险的方面却很少能被明确。奥威尔向安东尼·鲍威尔承认，本土西班牙人参战的各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居住在西班牙的地理位置。
这些疑惑在战争第一阶段背景中极为明显。在一般反抗进行到将近6个月后，西班牙被划分为民族主义地区和共和主义地区。佛朗哥向马德里发起进攻，马德里是当时的首都，直到共和政府匆忙撤退到后来的政府所在地巴伦西亚。佛朗哥此次的进攻被陷于停滞，但此前民族主义者从南至北取得了几次有意义的胜利。在战争进行几周内，很明显的是，无论在西班牙发生什么，都不会有什么留给西班牙人自己。作为一个民主选举的左翼政府，吉罗政府已向邻国法国请求援助。法国社会主义者总理勃鲁姆对此深表同情，但是在战争前几周内，向南船运的少批飞机却被法国内阁部门中止了。勃鲁姆建议，所有欧洲政府一致采取不干涉政策。这个一致政策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会使冲突两极化，变成两个极端意识形态的竞争。一方面，在仅有的最基本的海外援助情况下，苏联的政策很显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此刻，俄国外交政策进入了一年左右的“人民阵线”阶段，这种策略用于抵抗支持受极权威胁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法西斯主义。从单纯的地域背景来看，这起到了帮助西班牙共产党的作用，西班牙共产党是在议会中仅占有17个席位的小规模政党，但这不是其主要目的。历史学家至今仍就苏联在西班牙战争中的准确性质及苏联参与战争的真实目的持有争议，可是，随着俄国援助，俄国政府代表1936年开始不断涌入西班牙，这个策略中至少有一方面是确定的：它无意推动任何意义上的社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