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整个经历使我更加坚定对人类正派人生的信仰。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奥威尔在前线经受着各种小毛小病的折磨，但是艾琳认为，他在返回巴塞罗那途中身体状况还不错，尽管他衣衫褴褛，两只靴子实际上已分了家，根本不是一双。珍妮·李说得对，西班牙是很难买到12码的靴子。奥威尔有点体力不支，皮肤晒得黑红黑红，艾琳却认为他“气色真的不错。”倒霉的是，奥威尔同艾琳团聚在大陆旅馆的几天中，由于胃部毛病而病倒了。他想这可能是由于战壕艰苦生活后大吃大喝造成的。不管怎样，他打定主意好好在城里享受一番，他曾在隆冬时节走马观花游历过该市。
艾琳来西班牙已有10个星期，奥威尔不在身边的时候，她已逐渐熟悉了巴塞罗那，3月的轰炸中她一直在那里。她在信中谈到，西班牙人惯有的喧嚣嘈杂在这非常战争时刻窒息了，但是，即便是战争期间，她也毫不耽搁地享受着令人心醉神迷的夜生活。在一封3月底写给她母亲的信中是这样说的：她要马不停蹄赶赴三个盛大的宴会，返回旅馆时已是次日凌晨，所以不能及时回信。肯定无疑，一些宴会是承蒙了她丈夫的司令官乔治思·考普的好意。考普与艾琳的关系是奥威尔西班牙之旅一个难解的谜团。考普年长艾琳两岁，谈到他的私人生活时他总是闪烁其辞，他告诉奥威尔的许多情况都是骗人的。考普性格古怪，独立工党小分队的一两个队员注意到考普特别喜欢陪伴布莱尔夫人。罗莎琳德·奥贝梅耶是艾琳的一个朋友。在共同举行的聚会上，她同奥威尔首次相识。她回忆起在艾琳晚期的岁月中只要一提起考普的名字，艾琳就春风满面。所有这一切证明不了他们的关系，但考普始终如一彬彬有礼出现在奥威尔和艾琳这对夫妇各自对于1937年5月、6月事情的记述之中：亲自驾车将艾琳渡运至前线；亲自代艾琳草拟信件。那时，他不大可能意识到奥威尔在西班牙的最后的大多时光中，都在做出努力使他远离某种死亡的阴影。
像以往一样，奥威尔的思想并不是只聚焦于西班牙。他还有若干英国邮件要回复，其中包括经由戈兰茨介绍为左派读书会所写的《通向威根堤之路》一书，不过奥威尔还未审阅；另外还有沃林顿小农场的事情等等。那儿的小杂货店由于内莉姨妈疏于管理而日益衰败，还拖欠着债务。艾琳委托她的哥哥劳伦斯进行财物清理，处置余留物品。推测起来，内莉姨妈这时也应该搬走，按计划（虽然这个计划未实现），奥威尔的一个名叫亚瑟·克林顿身受重伤的独立工党同志在此疗养康复。奥威尔卧床养病数日之后，就穿梭于大陆旅馆内外。尽管烦心事诸多，奥威尔的主要兴趣仍旧放在他到来后巴塞罗那四个月来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鉴于上一年的社会革命，许多的变化显而易见充满着不祥之兆。最为明显的是，平民大众对战争早已兴味索然：战争只不过是遥远之地隆隆作响的某物，是人们过着“正常”生活的拦路虎。原有的贫富、主仆之间的界线又分明如初。奴态卑屈的情景年初在巴塞罗那的商店、旅社已明显消失，如今又死灰复燃。奥威尔带着艾琳进入兰布拉斯大道的一家袜子店铺的时候，发现那儿的店主一个劲地点头哈腰，甚感惊奇，因为这在英国的牛津街似乎早已多此一举。与此同时，更多的形式也证明了时代在不断变化。尤其，奥威尔注意到一个有系统的宣传活动直接对抗统一工党的预备役部队，转而拥护“国民军队”。而所谓的“国民军队”是2月来所有武装部队纠集起来的称呼而已。
奥威尔隐约地意识到共和制的西班牙的政治版图开始在脚下移动，但他自己承认，他仍然把到马德里前线的目标放在首位，把党内政治分歧放到从属地位。若想去马德里，他必须要参加国际纵队。这意味着要有一名共产党员的推荐。还有一个问题：艾琳怎么办？马德里多半对她闭门不开，但让她继续留在巴塞罗那又毫无意义。艾琳认为她的最终命运之地在巴伦西亚，即共和政府的权利中心。一封5月1日寄给她的哥哥的一封信披露了当时的具体情形。奥威尔夫妇明白国际分队认为他们政治上是靠不住的。但是当他们向国际分队的代表解释时，艾琳写道“还没等我们说半个小时，这位代表就提出我可以做一份行政管理工作，我估摸他们会接纳乔治的”。艾琳承认这个选择不合时宜。“但是，这是他认为首当其冲要做的事，也是能到马德里前线的唯一途径。”奥威尔已申请了证明他履行职责的公文，但由于疾病未能前去兵营，取回公文。显而易见，国际分队迫切想从独立工党分遣队中招来队员。倘若奥威尔的身体不是欠佳的话，他很可能当场就被接受了。然而，他病倒了，只有一周逗留的时间。他想出了一条权宜之计，说没有靴子可穿，要预订一双新靴子。实际上，靴子已在制作之中。奥威尔决定再待下去，从下周发生的事件来看，他的决定是有重大意义的。
外表来看，巴塞罗那风平浪静，但其外表下却涌动着巨大的对抗力量——兰布拉斯大道人头攒动，商业街喧闹嘈杂。共和党内派别长期明枪暗斗，频频制造政治谋杀事件，奢侈的葬礼接二连三，混乱动荡的氛围有增无减，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无政府主义者与更为正统的左翼分子之间的长期的敌对。左翼派现在更多地受共产党的影响。与此同时，分裂反佛朗哥联盟局势日趋复杂。比如，4月底，一名劳动者同盟的知名人士遭到谋杀，政府下令关闭所有店铺，举行声势浩大的葬礼。葬礼的队列成员主要来自“国民军队”。人数众多，队列的行进竟花了两个小时。奥威尔从大陆旅馆的窗户眺望着其场景。那天晚上，他和艾琳被惊醒，如雨点似的枪弹来自百米开外加泰隆尼亚广场方向。后来他们得知，一名全国劳动同盟的成员被谋杀了。他们听到了这样的传言：“五一”国际劳动节将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全国劳动同盟与劳动者同盟都将参加。奉行温和主义的全国劳动同盟领导人致力于双方和解，但最终由于害怕暴乱而取消了。这情势很奇怪，奥威尔思索着，也许在所有的地方中，只有巴塞罗那是独一无二的，在非法西斯的欧洲大陆上打算不庆祝苏维埃革命20周年的主要城市。西班牙内战不管现在看来是多么遥远，对于巴塞罗那的资产阶级而言，其后果近在咫尺，令人担忧。政治温度每日都在不断升高。奥威尔独立工党战友杰克·布兰思威特记忆犹新。他回忆起他同奥威尔正待在大陆旅馆时，附近的一场街巷战爆发了。“我们正坐着，一颗子弹穿过窗子。我们都蹲下来，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5月3日局势已达到白炽化。这天，两、三辆卡车载着治安警备队，驶向巴塞罗那电话局，并想将其置于官方控制之下。该电话局主要是由全国劳动同盟的工人管理的。奥威尔沿着兰布拉斯大道走着，路上目睹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与附近教堂塔楼上的一个人正在交火，顿时警备起来，返回旅馆。半路巧遇到曾在前线认识的一名美国军医。他向奥威尔讲述了一通当前的形势。两个人一道又赶往临近兰布拉斯大道末端的范肯旅馆。那里是统一工党的临时驻地。现在一片狼藉。统一工党所在办公室的对面正在分发步枪，大家心里都清楚，治安警备队在追捕全国劳动同盟者，要占据能够俯视工人们的建筑物的战略要点。由于没有进一步的可靠消息，时刻准备参加战斗的防御者严阵以待。奥威尔想方设法拿到了一支步枪，但联盟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把他的枪偷走了。最终，奥威尔在电话中找到了独立工党的代表麦克奈尔。麦克奈尔报告说一切还正常。奥威尔带着调侃的口吻反驳说，要是有香烟的话，统一工党地方委员会就一切正常。半小时后，遭受了无政府派巡逻队的两次阻拦后的麦克奈尔终于出现了，带来了两盒美国著名的“好彩”牌香烟。这时，已近日暮时分，这些民兵们有足够的时间审时度势。屋前房后已无多少武器：军械库实际上已是一个空架子。此外，这里挤满了枪战发生后避难逃生的路人。那天晚上，他们席地而眠，睡得并不舒服。这幢建筑物过去是一座提供临时表演餐馆式的剧院。奥威尔撕下舞台上的一块幕布，裹在身上，睡了起来。早上3点钟的时候，有人发给他一支步枪，让他到窗子边站岗放哨。
清晨，街道上竖起防御障碍物。奥威尔的枪被收回，他又一次被解除了武装。奥威尔与另外一个英国人决定返回大陆旅馆。他们沿着兰布拉斯大道刚走到美食市场半路时，枪战就开始了。在奥威尔前一天看到枪击的街角的地方，路障高高地堆放着，一个人藏匿其后。他提醒奥威尔教堂塔楼上有治安警备队，路人随时有被瞄准的危险。于是，奥威尔一路跑着穿过了街道，一颗子弹“啪”地“嗖嗖”擦肩而过。奥威尔终于跑到了统一工党所在的行政楼的对面街道，听到门口传来奇袭骑兵的阵阵叫喊声。因为有树和一个报刊亭相隔，奥威尔看不见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返回旅馆后，看到艾琳安然无恙，奥威尔洗了洗脸，就折回行政楼听取命令。步枪、机关枪的“哒哒”的声音此起彼伏。奥威尔发现考普也在那里，就同他交谈起来，但两人总被楼下传来的一阵阵骇人的撞碎声打断。两人急匆匆奔到楼下看个究竟，发现一群奇袭骑兵在门内对着大街投掷炸弹，好像在玩撞柱游戏［skittles：撞柱游戏，英国九柱戏的一种形式，游戏中投掷一个木制圆盘或球去击倒钉子——译者注］似的。他们看见奥威尔民兵战友美国人托洛茨·米尔顿的头竖在书报亭的上方，就像一个椰子挂在那儿。米尔顿是同奥威尔假期一道来这里的。原来，治安警备队把他们自己关在附近的摩卡咖啡馆，然后试图突围出去，但遭到阻击，被迫又逃回咖啡馆。米尔顿刚巧走在大街上，于是他们就朝着他开起火来，害得他急忙躲避。
考普在枪火之下表现得从容镇定，奥威尔极为佩服。面对着出现的情况考普立即行动起来，他打算促成双方停止开火。他站在人行道上，咖啡馆的人都看得见他的举止。只见他取下手枪，扔在了地上，然后带着两名西班牙民兵军官阔步向朝咖啡馆的门口走去，那里还藏有两名治安警备队队员。一个穿着长袖衬衫的人冒出来好像要商谈。他指着人行道上两枚尚未爆炸的炸弹，神色很紧张。考普不再朝前走，返回来吩咐手下人用枪来引爆炸弹。奥威尔从一个骑兵手里借来一支枪，对着第二枚炸弹开了一枪，但在混乱中没有打中。一切紧接着陷入了紧张持久、沉闷的氛围中。考普曾经向奥威尔解释一旦安全返回统一工党大楼，他们所要服从的命令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才犯人；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对过是著名的波利奥拉马大剧院。剧院的上层是博物馆，馆上方是天文馆。从天文馆的双子顶座上可以俯瞰大街，那已有重兵驻守。奥威尔加入其中，在上面守了三天三夜，监视着下面绿树成行的街道，只有在吃三顿饭的时候才休息片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中曾对这漫长的监视追忆过，他带着渲染的笔调表述到，没有比饥饿、无聊更痛苦了，“这是我终身最难以忍受的一段时期。”整座城市大部分铺散着，像被锁在一种充满暴力的慵懒的状态之中。然而，事情并非糟糕透顶，终归有所回报。其中之一就是考普与治安警备队经协商签署了一份非官方的互不侵犯条例。条例带来的物质成果就是他们送来了从摩卡咖啡馆的贮藏室抢劫来的15瓶啤酒。此外，奥威尔意想不到碰到了曾在爱书角结识的朋友乔恩·金奇。两人无拘无束地叙旧情(“就像我们继续进行着在汉普斯德的闲谈”)，奥威尔无所顾忌批评了民兵的低效无能，设备的诸多毛病。金奇对此仍然记忆犹新。
奥威尔守在馆顶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沉浸于英国企鹅出版社发行的平装本书籍之中。对于治安警备队在50码之外的咖啡店的上方驻岗之事不是全然知晓。一切还算平安无事，只是有一次，有人在大街上朝附近的大楼开枪，事态好像要恶化，但马上也就平息下来了。曾有颗子弹从大街深处射向奥威尔，但子弹打偏了，连天文馆的馆顶都未碰到。在此期间，食物开始变得短缺。虽然乘着夜色可以把食物从范肯旅馆送上来，但人多总不够分。奥威尔估计人数有15人到20人之间，只好叫大家悄悄溜下去到大陆旅馆吃饭。那里混杂着各色人物：有大街上浪荡者，国外记者，持不同政见者，还有一位特别人物，绰号叫“中国名探陈查理”。此人阴险凶恶，大家都怀疑他是苏联秘密情报局的人员。他的腰间别着一把左轮手枪，还有一颗微型炸弹。两三天过去了，对峙的局面开始又有了新的变化。路障还在原来的地方。全国劳动同盟军坚决要夺回电话局，坚决要直捣治安警备队。市政当局如果对这两条要求让步，并阻止那些乘食物短缺而投机的行为，那么，奥威尔认为路障在两三个小时就会拆除一空。然而，显而易见，市政当局并不通融。各种谣言在散播着：巴伦西亚政府将派6000强兵占领该市；5000名无政府主义者和统一工党军队已弃离阿拉贡前线来拦截。没想到，巴伦西亚政府派兵一事是真的。考普告诉奥威尔他刚刚听说政府要宣布统一工党为非法组织，并要宣布该市进入战争状态。在这种情形下，考普必须要强占摩卡咖啡馆。5月5日晚，民兵们开始设路障，筑工事，加强防御。艾琳饶有兴趣地作起了看客，从大陆旅馆匆忙赶到，并自愿当起了护士。还有传言说要断水，害得大家把房间内外的盆、桶及瓶子都收罗出来，用来盛水。此时，奥威尔已经将近60个钟头没能好好休息了。躺在沙发上，他想着在袭击前眯上几分钟，可等他醒来时，天已大亮。艾琳站在他的身旁。大街上除了零星的几声枪响之外，一切几乎如同平常日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