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本多暂时将目光转移，埋头研究起复活于18世纪的意大利的轮回转世学说。
生活在16、17世纪的修道士唐玛佐·康帕内拉信奉转世学说。这位异端与叛逆的哲学家，在29年的监狱生活之后，被接到法国，度过了幸福而荣耀的晚年。当路易十四诞生之际，他献上了作为自己的轮回学说的实证的赞歌。
康帕内拉从鲍提罗那里学习婆罗门教徒的轮回转世论，知道了死者的灵魂甚至会投生为猴、象、牛等。而且假托毕达格拉斯教团是信奉灵魂不灭和转世的，规定《太阳之都》(他的主要著作)的居民“来自印度，是躲避莫卧尔人的篡夺和暴虐的贤人们”，称他们为“毕达格拉斯式的婆罗门教徒”，但关于其轮回的信仰却含糊其辞。然而康帕内拉自己却提倡“死后的灵魂既不进地狱和炼狱，也不进天堂”。
可以窥见其轮回学说之一斑的据说是《高加索十四行诗》。其中康帕内拉流露了充满悲伤的感怀，诗歌唱道：人类不会因自己的死而进步，即使将灾祸转变，邪恶却更加猖狂，这已屡见不鲜。相信感觉在死后也会永远存在，不过是为了忘却现世的烦恼。既然不知道前世是痛苦的还是平安的，又怎能知道死后呢？
与贝纳勒斯的欣求相比，提倡轮回学说的西欧人，全被今世的不如意和悲愁压得一筹莫展。他们不希求来世的欢乐，只求忘却。
说到这里，18世纪的哲学家笛卡儿的激烈反对者维科，虽然同样倡导轮回学说，但其才气和斗志处在尼采的永劫回归论的先驱者的位置，维科根据他那一知半解的知识，称赞日本民族是尚武的民族，本多愉快地读到了他写的一段话：“日本人犹如迦太基战役时的罗马人，礼赞英雄的人性，武勇善战，语言颇似拉丁语。”
维科以其回归的观念解释历史，即各文明时代是以比最初的“感觉的野蛮”更为恶劣的“反省的野蛮”结束的。前者意味着高洁的未开化，后者意味着卑劣狡猾、奸佞诘诈。这有毒的“反省的野蛮”、“文明的野蛮”经历的几个世纪中，不能不遭受新的“感觉的野蛮”的侵袭而灭亡。……在不长的日本近代史上，本多仿佛也看到了这种情形。
维科信奉天主教式的神意，同时也发表不可知论者的言论，这些言论与“业感缘起论”是十分接近的。如：
“神与被造物是不同的实体，存在理由与本质乃实体所固有，所以被创造的实体只要是有关本质的；便是与神的实体不同的另一种东西。”
如果认为这看似实体的被造物是“法”和“我”，认为存在的理由是“业”的话，那么到达另一个世界的神的实体就是“解脱”。
维科在他的神学理论中提倡，神的创造“内在地”转化为被创造之物，“外在地”转化为事实，因此世界是在时间中创造出来的。他主张人的精神所思念的无限和永远是神的反映。它不受肉体的限制，也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是不死的。但是关于无限者是怎样降落到有限的事物里的，他却诉诸于不可知论，避开不谈。不过，轮回转世学说的睿智正是从这里发端的。
印度哲学不惜借助幻想和梦，一味仰赖于坚韧的认识力，始终与不可知论无缘，这是令人惊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