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迎合他，我也抿嘴笑了一下。但我只想向他求救，没有精力再去琢磨别人的灭蚁妙法了。因此我说：“我认为您的方法最好，别的方法不可能比您的好……您觉得我们家可以试试您的灭蚁装置吗?”
“您得告诉我，您喜欢哪一种装置。”话音未落，勃劳尼便又把我带进花园，给我看了他发明的另外几件我还没见过的装置。弄死蚂蚁理应是易如反掌的，他却殚精竭虑，费尽心机，设计出这么多装置，简直令人难以想像。我总算渐渐悟出了所以然：灭蚁并不简单，方法要恰当，还得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想到这里，我泄了气，因为我觉得勃劳尼上尉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惊人毅力是任何人也无法具有的。
“对我们来说，也许简单点的装置更为合适。”我说。
勃劳尼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不知是表示赞许，还是认为我的要求实在太低。
“我考虑一下，”他告诉我，“先给您设计一张草图。”
我道了谢，向他告辞，重新跃过篱墙，回到自家的庭院。我居然没听见双脚落地时踩着砾石发出的声音，真像是在梦中。我的家!虽然蚂蚁成灾，但我却第一次觉得它真是我的家了!我走进家门，不由自主地说道：终于回家了。
孩子误食了灭蚁粉，妻子正在发愁。
“别担心，对人体无害！”我赶紧安慰她。
虽然无害，但毕竟不是可以往肚里吞的食品。孩子疼得大叫大嚷。应该给他服催吐剂。他在我妻子刚打扫干净的厨房里吐了一地，成群的蚂蚁立刻接踵而至。我们把地擦净，哄住孩子不哭把他放进摇篮，四周撒了厚厚一层灭蚁粉，外面还支了顶蚊帐，边角扎得结结实实。这样，他醒来后就不会爬出摇篮，乱吃东西了。
妻子买了一篮食品回家，蚂蚁立即前来侵袭，令人猝不及防。我们把每样食品，包括油渍沙丁鱼和干酪，都冲洗了一遍，把叮在上面的蚂蚁一只只捉掉。接下来，我帮妻子做烧菜的准备工作：劈柴，把经济灶架在壁炉上，生火。她在洗菜。我们不能待在一个地方不动，隔不了一分钟就会蹦起来：“哎哟，咬了我一口!”我们不停地搔痒，捉蚂蚁，或者拧开自来水龙头冲掉胳膊或腿上的蚂蚁。饭做好了，但我们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吃：在屋里吧，会招来更多的蚂蚁；端到门外吧，蚂蚁会爬到我们身上来。我们只好站着用餐，一面吃，一面来回走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觉得到处是蚂蚁：大概是菜里混着蚂蚁的缘故，加上我们的双手还不断地发出蚁酸味。
饭后，我叼着香烟，走进庭院。丁零当啷的餐具碰撞声从雷吉瑙多家的方向传来。我走到篱墙前，发现他们在室外用餐，地上支了个大遮阳伞，伞下摆着一张桌子。他们穿着笔挺的衣服，带着怡然自得的表情，脖子上系着方格餐巾，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奶油布丁，呷着白葡萄酒。我祝他们胃口好，他们请我过去尝尝。我发现他们那张餐桌周围摆满了袋装的或桶装的驱蚁剂，每件物品上都蒙着一层黄白色的粉末或涂着几道沥青状的东西。一阵阵难闻的药味刺激着我的鼻膜。于是我说，十分感谢，但我没有胃口。这是事实。雷吉瑙多的收音机播着音乐，音量拧得很小；他们一面尖着嗓子哼曲子，一面做出互相祝酒的样子。
我是登在篱墙边的梯子上跟他们讲话的。站在同一把梯子上也能看见勃劳尼家的花园的一角。上尉大概已经用餐完毕，正端着一杯咖啡，边走边喝着从屋里出来。咖啡杯放在一个托盘上。他的眼睛东张西望，大概在检查那些装置是否功能正常，是否在持续不断地消灭蚂蚁。我发现有两棵树中间挂着一个白色的吊床。我知道床上肯定躺着那个形销骨立、令人反感的阿格劳拉女士，但我只能看见她的手腕以下部位。她手拿蒲扇，来回扇个不停。吊床的绳索上拴着几个奇怪的圆环，大概是某种防蚁器械；也许吊床本身便是一个诱杀蚂蚁的圈套，上尉太太便是诱饵。
我不想把我拜访过勃劳尼的事告诉雷吉瑙多夫妇，因为我料到他们会以鄙夷不屑和冷嘲热讽的口吻发表一番评论的。邻里关系历来如此。所以，我特意转过头，朝位于高处的毛罗太太的花园遥望了一眼：她的别墅筑在山巅，屋顶安着一个随风转动的鸡形木制风标。
“不知道山上的毛罗太太家里是不是也有蚂蚁……”我说。
可以看得出来，雷吉瑙多夫妇在吃饭时能够克制自己的幸灾乐祸心情，因为他们听了我的话后只是微微一笑，轻描淡写地说了这么几句：“嘿，嘿，嘿……她家当然也有蚂蚁……嘿，嘿，嘿……她家也有……肯定有……当然有……”
我妻子叫我回家。她想在桌子上铺个床垫，躺下睡一会。我们的床直接和地面接触，无法防止蚂蚁爬上来。桌子嘛，只要四条腿周围撒上药粉，蚂蚁一时半时就上不来。她躺下休息，我又出了门，借口说是托人找工作，实际上只是想到外面走走，换换脑子。
我觉得路上的所有地方都和昨天的所见迥然不同了：每个菜园里都是蚂蚁成群，每家墙壁上都爬着一队队蚂蚁，它们边爬边朝一切甜的或含有脂肪的食物伸出触角。我的目光专注，我发现一个男人在门外拍打他的各种杂物，因为里面爬进了蚂蚁；一位老太太手拿唧筒，在喷驱蚁药水。我还看见，一列蚂蚁满不在乎地在一个盛着毒饵的小碟的盘沿爬过；当然，这只有眯起眼睛才能看清。
然而，这却是符合奥古斯托叔叔的理想的城镇。蚂蚁纵然不少，但能把他怎么样?他时而为这个老板卸货，时而为另一个老板卸货；白天在酒馆里吃饭；晚上哪里热闹，哪里有手风琴声，就上哪里；夜里哪里空气新鲜，哪里地面柔软，就在哪里睡觉。
我一边踽踽而行，一边想像着自己就是奥古斯托叔叔。我应该像他那样，每天下午沿着这些道路踯躅。当然，要成为奥古斯托叔叔那样，首先应该具有他的生理特征：身材矮小，体型粗短；胳膊如同猿臂，老是莫名其妙地张着，或是在半空挥动；腿很短，当他回头打量女人时，常常迈错脚步；嗓音尖细，脾气一上来，便用外地口音操着当地方言破口大骂。在他身上，肉体和灵魂是统一的。我有很多操心事，苦于不能解决，真希望能和奥古斯托叔叔一起，到处走走，活动活动。当然，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假设自己已经变成了他；任何时候都可以这么对自己说：“喂，到干草堆上去睡觉吧!喂，到酒馆里去美餐一顿炒猪血，畅饮几杯葡萄酒吧!”看见猫后，我应该像叔叔那样，先摸摸它，然后大喝一声“嗬！”，把它吓跑。碰到女用人时，我应该对她说一句：“嗳，嗳，小姐，需要我帮忙吗?”可是，像奥古斯托叔叔那样为人处世很不容易。我越发现他在这里过得很自在，心里就越明白，他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受不了折磨着我的这些操心事：需要安家，找工作，孩子有病，妻子脸上没笑容，床上和厨房里全是蚂蚁。
我走进头天我和妻子到过的那家酒馆，向那位身穿白绣花衬衫的老板娘问道：昨天和我讲过话的那些人来了没有。店里很凉快，空气新鲜，也许不是滋生蚂蚁的场所。我听从她的建议，坐下等那帮人。我用毫不在乎的口气问她：“你们这里没有蚂蚁吧?”
她用抹布在柜台上揩了一把：“这里人们来了就走，谁也没发现有蚂蚁。”
“可是，您是一直住在这里的。”
她耸了耸肩：“我这么个大块头，难道会怕蚂蚁吗?”
她似乎把店里有蚂蚁当作一件丑事，这种遮遮掩掩的样子越来越使我愤慨。我追问一句：“您不放毒蚁药吗?”
“对蚂蚁来说，最好的毒药，”坐在另一张桌旁的一个人(我认出他来了，他是奥古斯托叔叔的朋友之一，昨天和我讲过话)说，“是这个。”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其他人陆续到达。他们投能向我提供任何找工作的线索，只是让我和他们一道喝酒。他们又谈起了奥古斯托叔叔。一个人问道：“老滑头不知道眼下在那边搞什么名堂?”当地人用“滑头”这个词称呼游手好闲、机灵刁钻的家伙。大家一致认为这个称号安在我叔叔头上最合适，他正因为是个“滑头”才被人看得起。但我听后心里却颇觉不快，因为我知道叔叔虽然生活浪荡，但总的说来为人厚道，奉公守法。不过，言过其实、夸大其辞也许是当地人的共同处世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我隐约猜出，这大约和蚂蚁成灾有关：他们有意把周围世界描绘得动荡不安、充满危险，以便忘却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繁杂的烦人事，包括蚂蚁带来的麻烦。回家的路上，我思忖道，我无法和他们持同样的想法，障碍来自我妻子，她对想像的东西深恶痛绝。我还想道，她现在深深地影响着我的生活，我已经不能用空洞无物的词藻和虚无缥缈的想法来麻醉自己了，因为我一开始思考问题，她的面容、目光和身影便会立刻跃人我的脑海。归根结底，她对我不错，我需要她。
妻子愁容满面地走出门，朝我而来，告诉我说：“嗳，来了一位测量员。”
酒馆里那些人的夸夸其谈还在我的耳际鸣响。我心不在焉地说了句：“晤，测量员，这时来了位测量员……”
她说：“对，测量员到我们家来了，正在量屋子……”
我感到十分蹊跷，连忙进了屋。
“嗨，你说的是什么哟?!他是上尉。”
是勃劳尼上尉。为了给我们设计一个合适的灭蚁装置，他带
了一根黄色的折尺，正在丈量我们的屋子。我把妻子向他做了介
绍，对他的热心表示感谢。
“我想研究一下这里的环境可能性，”他说，“一切都要像数学那样准确。”
上尉甚至量了摇篮的大小，惊醒了睡在里面的孩子。他见一根黄色的尺子在眼前来回晃动，吓得大哭。我妻子赶紧去哄他。孩子的哭声使上尉很烦躁，我尽量用别的话分散勃劳尼的注意力。幸好这时他太太喊了他一声，他走出门。阿格劳拉女士从篱墙那侧探出身来，挥动着她那双没有血色的瘦胳膊，朝他喊道：“回来!快，快回来!来人了!真的，是蚂蚁人!”
勃劳尼朝我瞟了一眼，抿着嘴唇，向我递过一个会意的微笑。他必须马上回家，并为此表示道歉。“他也会到您这里来的，”他说，并且指了指那位神秘的“蚂蚁人”眼下所在的地方。“您马上就会明白的……”上尉走了。
我不想在搞清这位蚂蚁人的身分和意图之前就和他打交道。我走到篱墙边，登上梯子，下面就是雷吉瑙多家的庭院。他刚好回家，穿着一件白衣服，戴着一顶草帽，拿着许多小口袋和罐头盒。
我问他：“喂，蚂蚁人到您家来过了吗?”
“不知道，”雷吉瑙多说，“我刚从外面回来。不过，我想他来过了，因为我发现到处都是糖浆。克劳迪娅！”
他的妻子露了面：“来过了，来过了。他也会到劳莱利别墅中来的。可是，嘿，您别指望有什么用!”
我当然不会存有任何奢望的。我问道：“这个人是谁派来的?”
“谁会派他来呢?”雷吉瑙多说。“他是与阿根廷蚂蚁作斗争局的职员，负责在每家的花园里放糖浆。您看见那些小碟子了吗?”
他妻子做了补充：“是拌了毒药的糖浆……”说罢抿嘴一笑，仿佛什么全知道似的。
“能毒死蚂蚁吗厂我明白，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有时眼看着就能得到答案了，但又会遽然节外生枝，变得比原先更为复杂和棘手。
这个问题看来是不该提的。雷吉瑙多连连摇头：“毒不死……毒药的剂量很小……工蚁很爱吮食糖浆……但应该让它们活着爬回蚁巢，吐出这种加了微量毒药的糖浆喂蚁王……据说用这种方法迟早会使蚂蚁绝种的。”
我没有迫问他，蚂蚁是否真的迟早会灭绝。因为我听得出来，雷吉瑙多介绍这个方法时用的是一种客观陈述的语调；他虽然不同意这种做法，但当局的官方措施是必须尊重的。他的妻子则相反，她和许多女人一样，脾气急躁，毫不掩饰她对糖浆灭蚁法的反感情绪：一边听丈夫讲话，一边不住讪笑，还时时讽刺挖苦几句。丈夫大概觉得她的行为有失检点，或者过于放肆，但他不正面驳斥呵责，只是竭力向我解释，以便消除妻子造成的悲观主义印象。他们单独待在一起时，他或许也是用这种失望的语气讲话的，没准更糟。不过，他现在想给妻子做一个不偏不倚的榜样，说道：“哎，克劳迪娅，你未免太夸张了……当然，并不十分有效，但还是有用的……再说，糖浆免费供给……需要过几年才能下结论……”
“几年?他们像这种样子搞了差不多二十年，蚂蚁却一年多似一年，成倍增加。”
雷吉瑙多没有反驳，而是把话题转到了与阿根廷蚂蚁作斗争局所做的好事上。他谈起了粪料盒：蚂蚁人们的人把这些盒子放在每家的花园里，等蚁王在里面产完卵后，就把盒子取走烧毁。我觉得雷吉瑙多先生讲的这些话也适于讲给我那生性多疑、悲观失望的妻子听，所以回家后就把他的话复述了一遍，而对克劳迪娅女士的冷嘲热讽则只字未提。我妻子是那种对什么也看不惯、但又无可奈何的女人；举个例子来说吧，她认为火车时刻表、列车编组、乘务员检票都是荒唐可笑、糟糕透顶、毫无意义的，但她出门时又不得不乘火车，接受这一切。听了我讲的糖浆灭蚁法后，她做出了判断：这种方法荒谬绝伦，完全是多此一举。我无言以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略微收拾了一下屋子，准备迎接那位蚂蚁人来访；听说他叫包迪诺先生。我们不打算对他发牢骚，也不想徒劳无益地向他提出各种要求。应该让他专心致志地工作。
他没有叩门便走进了我们的庭院。我们正在议论着他哩，他却已经出现在眼前了，真叫人难堪。他是个五短身材，五十来岁，身上那件黑衣服已经褪了色，磨损得很厉害。脸像醉汉似的，头发还没变白，梳着儿童发型；眼睛半睁半闭，眼圈和鼻子周围泛红，唇边露出一个似有若无的笑容。他讲起话来外地口音很重，嗓子很尖，像是布道的教士；说得激动时，嘴角和鼻子周围的皱纹会轻轻抖动起来。
我把包迪诺先生描绘得如此细致人微，是为了说明他为什么会给我们留下他像蚂蚁的奇怪印象。噢，不，一点不奇怪。因为我们原先就认为蚂蚁人应该是这种样子，能在一千个人当中轻而易举地被辨认出来。他的双手粗大，手背毛茸茸的，一只手拿着一个形状像咖啡壶的器皿，另一只手端着几个陶土小碟。他告诉我们说，他要放糖浆了。他的口气表明，他是一个惯于磨洋工、对一切都无所谓的职员。他拖曳着嗓门，有气无力地说出“糖浆”这个词，这足以使我们明白，他是多么不把我们看在眼里，对他自己的工作成效又是多么缺乏信心。我发现，在这个人面前，我妻子倒给我做出了保持冷静的榜样。她耐心地告诉他，哪些地方经常有蚂蚁爬过。他谨小慎微地来回做着那几件事：把咖啡壶中的糖浆倒进小碟，把小碟放在该放的地方，当心别碰翻它们。我没看多久便失去了耐心。我观察着他的举动，重新想起他给我留下的初始印象：他像蚂蚁。原因何在?我说不上来，可他确实很像蚂蚁。大概是由于他皮肤黝黑吧，但也可能是因为他个子矮小的缘故，或者是他的嘴角老在颤动，和蚂蚁的不断抖动足和触角相似。不过，蚂蚁的另一个特点他却不具备：它们不停地奔忙和操劳，而包迪诺先生却笨手笨脚，慢慢吞吞。现在他正举着一把蘸满糖浆的小刷子，在墙上，可笑地涂抹着。
我注视着他的动作，越来越感到厌恶。忽而，我发现妻子不见了。我用目光四处搜索了一遍，最后在庭院的一个角落里看见了她。雷吉瑙多和勃劳尼两家的篱墙在那里相连。克劳迪娅女士和阿格劳拉女士分别站在自家的篱墙边，指手画脚地讲个不停，我妻子所在的位置正好在她们中间，她在洗耳恭听。我朝她们走去，反正包迪诺先生正在房后涂糖浆，那里没什么重要东西，怎么涂都可以，我不必看着。我听见勃劳尼太太在大声发牢骚，她挥着胳膊说：
“那家伙是来给蚂蚁喂补药的，哪是什么毒药！”
雷吉瑙多太太为她帮腔，但口气没有这么激烈：“如果有一天蚂蚁灭绝了，他们那些职员不就失业了吗?所以，您能指望他们正在干什么呢，太太?！”
“喂肥了蚂蚁，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成绩!”阿格劳拉女士愤然下了结论。
两位女邻居的话都是对着我妻子说的。她凝神听着，表面上很平静，但我从她那不停抽动的鼻孔和紧紧咬着的嘴唇中可以看出，她这时内心满腔怒火，由于知道自己被愚弄而十分愤懑。说实话，我也接近于相信，这两位女士不是在信口雌黄、搬弄是非。
“还有那些带有蚁卵的粪料盒，”雷吉瑙多太太接着说，“您以为他们取走后真会烧掉吗?根本不是!”
忽然响起了她丈夫的声音：“克劳迪娅!克劳迪娅!”妻子说话过了火，显然使他局促不安。雷吉瑙多太太说了声“对不起”，匆匆离开我们；她的道歉声中包含着对随波逐流、胆小怕事的丈夫的鄙视。从相反方向仿佛传来了一阵冷笑声，我回头一看，发现勃劳尼上尉正在砾石小径上调整他的那些灭蚁装置的角度。包迪诺先生刚倒上糖浆放在那里的一个陶土小碟在他脚旁成了碎片，碟底朝天；大概被他踢了一脚，但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出于不慎。
我和妻子回到屋里。我想像不出她会怎样发泄她对包迪诺先生的怒火；但我知道，我不会劝她止怒的，反倒有可能给她火上加油。可是，我们扫视了屋里屋外，却没发现这位蚂蚁人的踪迹。嗯，我们进门时，似乎听见庭院的栅门吱哑一声关上了。他大概刚走，不辞而别了。他在屋里涂下的这一道道黏糊糊的暗红色糖浆发出一种难闻的甜腻味，和蚂蚁的气味虽然不同，但我觉得两者有关系，虽然我说不出其所以然。
儿子在睡觉，我们认为这是抽空到毛罗太太家去串门的好机会。我们应该去一趟，向她要储藏室的钥匙；另外，这也是礼节的需要。但我们迫不及待地去拜访她的真正动机却是让她听听我们的抱怨：她事先不做任何说明，就把这么一个蚁害严重的住所租给了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想看看房东太太是怎么对付蚂蚁的。
毛罗太太的别墅带有一个延伸在山坡上的大花园。参天的棕榈树枝叶纷披，扇状树叶已经发黄。一条小路曲曲弯弯，通向雄踞在山巅的别墅：这是一座有许多阳台和阁楼，屋顶安了一个鸡形风标的建筑物。锈迹斑斑的风标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艰难地转动着；它的反应比棕榈树叶要迟钝得多：微风一吹，树叶就瑟瑟作响，仿佛在低声呻吟。
我和妻子沿着小路往上走，不时倚着路旁的护栏，眺望下方的一切：那座对我们来说还很陌生的新居，庭院中那片杂草丛生的荒地，雷吉瑙多家那个跟仓库的内院相似的小花园，还有勃劳尼家那个方方正正、和墓地相仿的小花园。只有在这时，我们才可以暂时忘记那些地方蚂蚁成群；只有在这时，我们才可以假设那些地方没有日夜不停地困扰着我们的蚁害；只有在这时，离得远远的，我们才觉得那些地方像天堂一样美丽。我们越往上走，心里就越懊恼：我们竟会住在那种地方。在那种庸俗、烦人的地方生活，整天只得为解决一个又一个庸俗、烦人的问题而大伤脑筋。
毛罗太太年纪不轻了，人很瘦，个子挺高。她在一间阳光照不到的屋子里接待我们，端端正正地坐在一把高靠背椅上，旁边摆着一张小桌，桌上放着针线和文具。她浑身着黑，只有上衣的男式领于是白色的。她的脸庞瘦削，扑了薄薄一层粉，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马上就把钥匙给了我们，这是她头天就答应的。她没问我们是否住得挺舒服；我们认为，这表明她心里明白，我们是向她诉苦来了。
“太太，下面那些蚂蚁……”我妻子说道，她这时的口气温顺谦恭，一反往常。我真希望她别用这种声调讲话。她是一个性格倔强、嘴不饶人的女人，但有时也谨小慎微；每逢这种时候，我就感到不高兴。
我赶紧给她撑腰，用一种深受委屈的口吻指出：“太太，您租给我们的那所房子……坦率地说，如果我们知道有这么多蚂蚁……”我没往下讲，心想这已经够清楚了。
太太连眼也没抬。“那所房子长期投入住，”她说，·有几只阿根廷蚂蚁不足为奇，这种蚂蚁到处都有……房子经常打扫，蚂蚁就会绝迹的，可是您，”媳的眼睛盯着我，“拖了四个月才给我答覆。如果那时您马上搬来住，现在就不会有蚂蚁了。”
“这么说，”我妻子插了一句，她的话中含有嘲讽语气，“您这里准没蚂蚁吧?”
毛罗太太撇了撇嘴。“没有。”她斩钉截铁地说。稍后，她见我们不大相信，便做了一番解释：“我们这里打扫得一尘不染，光洁如镜。蚂蚁刚从花园中爬进屋里，就会被发现。我们立刻便采取对策。”
“什么对策?”我和妻子异口同声问道。我们感到好奇，充满了希望。
“很简单，”太太耸耸肩，“把它们撵走，用笤帚把它们扫走。”刚说到这里，她那故作镇静的表情忽然起了变化，她仿佛体会到一种难以忍受的痛楚。我们发现她坐得不是那么端正了：腰部扭向一边，全身的重心也明显地朝那边偏移。如果她刚才没有用如此肯定的语气讲出上面那几句话，那我一定会发誓说，准是有一只阿根廷蚂蚁钻进了她的内衣，在她身上叮了一口。一只，或者好几只蚂蚁在她身上乱爬，使她感到奇痒难忍。她竭力不在椅子上扭动身躯，但她显然无法像刚才那样雍容大方地坐着了。她神色紧张，表情越来越苦恼。
“我们房前的庭院里全是蚂蚁，黑压压的一片，”我匆匆说，“屋子打扫得再干净，也免不了会有几千只蚂蚁爬进来……”
“有道理，”太太说，她那只癯瘦的手紧紧抓着椅子扶手，·有道理。庭院荒着，荒地里会繁殖出几百万只蚂蚁来的。我本想四个月前就在那块地里种上庄稼，可您让我等了这么久。现在您自作自受了。不仅您吃了苦头，大家也跟着倒楣。蚂蚁朝四面八方爬去……”
“也爬到您这里来了吗?”我妻子问道。她差点笑出声来。
“没有!”毛罗太太立刻否认。她的脸色苍白，右手一直紧紧抓着扶手，肩膀转动了一下，胳膊肘轻轻擦着腰部。我终于明白了，除了矢口否认事实的自尊心和这所宽敞、阴凉、考究的别墅外，毛罗太太并没有什么抵御蚂蚁的对策。当然，她在蚁害面前表现得比我们要坚强得多。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一切，包括正襟危坐在椅子上的她在内，都被蚂蚁叮着、咬着，这是显而易见的。这里的蚂蚁也许比下面的更无情，它们像某种非洲蛀虫，能把所有东西啮食一空，最后只剩一个空壳。太太的别墅中似乎只有那条褪色的地毯和那几块积满灰尘的窗帘还没有受到蚂蚁的侵袭，其他东西仿佛转眼间就会变成粉末。
“我们上您这里来，是要向您请教如何摆脱蚂蚁……”我妻子说，她的神情泰然自若。
“屋子经常打扫，地里种上庄稼：没有别的办法。干活，只有干活才能摆脱蚁害。”她骤然站了起来，再也不能端坐在椅子上了。她的全身下意识地颤抖了一下。我们决定立即告辞。她镇静了下来，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个轻松的微笑。
我们沿着小路往下走，回到我们的庭院。我妻子说：“但愿他还没醒。”我也在惦念着孩子。然而，我们还没跨进家门，就听见了他的哭声。我们连忙跑进屋，把他抱出摇篮，千方百计地哄他重新人睡。可是他仍然尖着嗓子，嚎啕大哭。一只蚂蚁爬进了他的耳朵。他没命地哭着，怎么哄也不管用。我们费了半天劲，才弄清事情的原委。其实我妻子一开始就猜到了。“准是蚂蚁！”但我却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哭个不停，因为周围并没有蚂蚁。我们脱光他的衣服：身上没发现有被咬或搔痒的痕迹。但我在摇篮里看见了几只蚂蚁。我虽然把摇篮放在离墙很远的地方，但没想到包迪诺先生在地板上涂了糖浆，蚂蚁被这位蚂蚁人的糖浆所吸引，沿着地板爬进了摇篮。
孩子的哭叫和妻子的嚷声把几位女邻居吸引到我们家里。雷吉瑙多太太对我们关怀备至，勃劳尼太太为我们忙这忙那，还来了几个以前从未见过的女人。大家争先恐后出主意：往耳朵里灌温热的橄榄油；让他张开嘴，使劲擤鼻子；还有一些别的法子，我记不得了。她们高声说话，喊嘁喳喳，虽然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一种安慰，但说实话，忙帮得不多，麻烦倒添了不少。她们在孩子身边忙碌，起到的主要效果是激起了大家对那个蚂蚁人的义愤。我妻子对他——包迪诺——破口大骂，把所有过错都安在他头上。邻居们全都认为，他最好还是回家抱孩子去，他在这里的工作只是为了使蚂蚁繁殖得更快，这样他才不会失业；他工作得很出色，助蚁为虐，与人作对。她们讲的话过了头，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我也很激动，加上手里还抱着个哭哭啼啼的小孩，所以也和她们一道骂了起来。如果包迪诺那时就在跟前的话，我真不知道会对他干出什么事情来。
一只小蚂蚁随着温热的橄榄油从孩子耳朵里流了出来。他止了哭，傻乎乎地拿过一个赛璐珞玩具，晃了几下，塞到嘴里吮吸着，再也不理我们了。我这时和他一样，希望一个人待着；我要放松一下神经。邻居们还在咒骂包迪诺，她们告诉我妻子说，他现在大概就在附近的一个庭院里，那里有他的仓库。我妻子说：“哼，我去找他，到那里去找他算账。”
马上形成了一支由我妻子领头的小队伍，我当然走在她身边，尽管我不认为这种举动会有什么用处。唆使她这么做的女邻居们跟在她后面，有时抢先几步，给她带路。克劳迪娅女士主动提出留下给我们看孩子，她在栅门边送别了我们。后来我发现阿格劳拉女士也没来，虽然她刚才唾沫四溅，仿佛是包迪诺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跟我们两人一块出发的只是那几个以前没见过面的女人。我们沿着一条宽阔得像院子一样的道路前进，两旁相继闪过小木房、鸡圈和堆满垃圾的菜园。几个刚才嚷嚷得最凶的女人走到自己家门口后，停下了脚步；她们热情地告诉我们应该往哪边走，然后就回家喂老母鸡去了，或者喊过在街上玩耍的浑身是土的子女，把他们拉进家门。只有两三个女邻居跟我们一起走到包迪诺所在的那个庭院门口。不过，等我妻子敲开门后，我们发现进去的只有我和她两人。女邻居们有的趴在窗口注视着我们，有的在鸡圈里看热闹，有的一面在门外扫地，一面继续鼓动我们。当然，她们的声音很轻，除了我们以外，旁人听不见。
那个蚂蚁人站在仓库中。这是一个小棚子，四分之三已倒塌，仅存的那堵木板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纸片，上面赫然写着“与阿根廷蚂蚁作斗争局”几个大字。地上堆着一叠叠放糖浆的小碟、各式各样的木盒和空罐头。这里像是一个垃圾堆，破纸、鱼骨和其他废物应有尽有，人们马上就能想到，这是当地所有蚂蚁的大本营。包迪诺先生面带愠怒和询问的神色朝我们走来，他似笑非笑地咧了一下嘴，我们发现他的牙齿已经所剩无几。
“您!”我妻子犹豫片刻后对他开了火，“您应该感到羞耻!您到了我们家，弄得到处一塌糊涂，用糖浆引来了蚂蚁。一只蚂蚁还爬进了我孩子的耳朵。”
她冲着他的脸挥拳头。包迪诺先生像受惊的动物一般躲开了，但嘴角的笑容并未消失。他耸耸肩，眨眨眼，朝周围环视着。他的视线最后落在我身上，因为附近没有别的人。他的目光似乎意味着：“她发疯了。”但他说出口的话却只是无力地为自己辩解：“不……不……怎么能呢……”
“大家都说，您不是给蚂蚁下毒，而是给它们喂补药!”我妻子嚷道。包迪诺先生溜出棚子，来到那条像院子一样宽阔的道路上。我妻子一直跟在他后面骂个不停。他开始对附近小木屋里的女人们耸肩膀和挤眉弄眼。我觉得她们此时在悄悄扮演着两面派的角色：一方面接受他的目光的含义，同意他的看法——我妻子是在胡说八道，与疯子无异；另一方面，当我妻子的视线投向她们的时候，她们又频频颔首，或者挥动笤帚，鼓励她继续向那蚂蚁人开火。我避免介入。我应该如何是好呢?当然不能像妻子那样出言不逊，更不能对节节败退的包迪诺大打出手，我妻子的这通脾气已经够他受的了。但我也不应该劝妻子息怒，因为我不想袒护包迪诺。我妻子越来越愤怒，刚嚷了句“您在坑害我的孩子!”，便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使劲摇晃。我怕他们打起采，正想奔过去把他们拉开时，忽然发现包迪诺先生并不还手，只是用越来越像蚂蚁的动作转动了几下身子，挣脱了她，滑稽地跑开了。他在不远处停下，理好衣服，耸耸肩，嘟哝道：“什么哟……谁会那样……”然后便走开了。临走前，他朝小木屋里的居民们摆了几下手，意思似乎是“她发疯了”。我妻子朝他扑去时，小木屋里的居民们发出一阵含混不清的喧哗声；那人挣脱后，喧哗声随之沉寂；而等那人离开了这里，人们看着他的背影，又开始纷纷议论起来。这回她们讲得很清楚，每句话的意思都很明白：不是抗议或威胁，而是抱怨，表示同情，以及提出要求。她们的声音很响，仿佛是在发表一篇自豪的宣言：“我们会被蚂蚁活活咬死的……床上有蚂蚁，菜盘里有蚂蚁……白天有蚂蚁，夜里有蚂蚁……我们本来就吃不饱，可是还得喂蚂蚁……”
我拽过妻子的手臂，但她还不时扭过身去喊道：“没这么便宜!
我们知道谁是骗子!我们知道应该找谁算账广她还讲了另外一些怒气冲冲的话。这时已经没有人附和她了：我们从那些小木屋门前经过时，家家户户立即关上门窗；邻居们宁愿和蚂蚁和平共处，她们不想招惹是非。
回家的路上冷冷清清，这其实也在我的预料之中。尽管如此，看到女邻居们的那种表现，我实在感到痛心。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愿看见那些只会口头上到处抱怨深受蚂蚁之害的女人。我一辈子也不会像她们那样耍两面派手法。我倒想仿效毛罗太太，独自关在家里，高傲地忍受痛苦。不过，她是个阔老，而我们一贫如洗。我找不到出路，想不出法子，不知道怎样在这个城镇里继续待下去。但我认为，我的熟人中间，以及不久前我还觉得比我有能耐的那些人中间，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出了办法，或者即将想出办法。
我们到了家。孩子还在吮吸着他的玩具。妻子坐到椅子上，我打量着爬满蚂蚁的土地和篱墙。雷吉瑙多先生的花园里有人在喷驱蚁粉，一股粉尘在篱墙那侧冲天而起。右边是上尉家那个浓荫铺地、静谧安宁的花园，各种精巧的装置正在不断地消灭蚂蚁。这就是我的新居所在的城镇。我抱起孩子，挽着妻子说：“我们去遛遛，一直走到海边去。”
太阳已偏西。我们沿着林阴大道和傍山小路朝前走。老城的一角还沐浴着阳光，那边的房子由灰色的海泡石砌成，窗棂上抹着灰泥，屋顶长满青草。这个城镇呈扇形展开，房屋依山而筑。山坳间空气清新，大地这时染上了紫铜色。孩子回过头去，不胜诧异地浏览着这一切。我们也部分受到了他的感染，觉得颇为新奇。生活中的某些时刻是很甜蜜的，我们似乎接近了这种时刻，心头的伤口也仿佛渐渐愈合了。
我们碰见了几个老太太。她们头上垫着个草垫圈，上面顶着一个大篮子。她们低着头向前走，腰板挺得笔直，身子从不乱晃。一群裁缝姑娘跑出修道院的花园，奔到池边，伏在石栏上看着水中的一个蟾蜍；她们说：“唉，真可怜!”栅门后边的一株紫藤下，几个身穿素白衣裳的小女孩在逗弄一个玩汽球的瞎子。一个光着上半身、蓄着大胡子、留着披肩发的小伙子手持木叉，在一株长满又长又白的树刺的老树下够刺梨。一户殷实人家中的几个小孩神情悒郁，每人戴副大眼镜，在窗前吹肥皂泡。铃声骤然响起，收容所里的老人该回房了：他们拄着拐棍，戴着草帽，一边喃喃低语，一边依次踏上台阶，走进寝室。两个工人在检修电话线，在下面扶梯子的那位对在电线杆上干活的伙伴说：“下来吧，该收工了，我们明天把它干完吧。”
我们来到港口，面前便是浩瀚的海洋。海边有一排棕榈树和几条石凳。我和妻子坐下，孩子乖乖地待在一边。妻子说：“这里没有蚂蚁。”我接过她的话柄：“而且空气新鲜。在这里待着真舒服。”
海水忽进忽退，拍击着栈桥边的礁石。渔船在轻轻晃动，肤色薰黑的渔民们把一张张红色的鱼网和一个个鱼篓放进船舱，准备晚上出海捕鱼。海面平静，只是颜色在不断变化，时而蓝，时而黑，越到远处，色调越深。我想着远方的海水，想着海底的无数细小沙粒，以及被潜流带到海底、被波涛冲刷得干干净净的洁白的贝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