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斯佳-卡敏斯卡娅终究没能逃脱乌拉尔寒流的魔掌。她一回到莫斯科就立即感到嗓子剧痛起来，鼻子不通气。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她会在家卧床休息、不去上班。因为日常工作还是那么繁忙，更何况闲居在家养病无论对于娜斯佳，还是对于反严重暴力犯罪处的其他任何一位工作人员来说，都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奢侈行为。
去接帕维尔-绍利亚克的萨马拉之行给娜斯佳留下了非常不愉快的印象，尽管任何不幸之事都没有发生，而且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娜斯佳把帕维尔-绍利亚克带了出来，帮助他摆脱了追踪者，最后又亲手把他交给了米纳耶夫将军，然而不知为什么，娜斯佳却时常感到恐惧，她常常心神不定、坐卧不宁。
在娜斯佳回到莫斯科几天之后的一次例行业务碰头会上，处长戈尔杰耶夫上校心情忧郁地说：
“大家听着，我的孩子们，竞选活动开始了。大人物们的尸体层出不穷。一位来自南部地区的残酷的黑手党人在我们的辖区内送了命。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认为，是有人帮助他命归黄泉的。娜斯佳，会后你留下来，我有话要单独和你谈。”
业务碰头会开完以后，大家分头去办自己的案子了。娜斯佳在戈尔杰耶夫的办公室留了下来。她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手里握着一块已揉成一团的手帕。戈尔杰耶夫关切地看了她一眼，然后摇了摇头说：
“你至少应该去看一下病吧？”
“不，我从来不看病。”
“果真如此？”
“当然。我要让我的肌体知道，别指望得到我的帮助，否则的话，它就会认为我会在家卧床休息，服药治病，好让它对付疾病时省点劲，没门。让它自个儿战胜疾病去吧！没什么可以娇惯它的……”
“真有你的，”戈尔杰耶夫笑着说，“你脑子里这种奇谈怪论是从哪儿来的？”
“不知道，”娜斯佳放声大笑起来，“你不是总说我头脑古怪嘛！”
“这倒是真的。我说，姑娘，你知道一个姓尤尔采夫的人吗？”
“是那个好像服毒自杀的黑手党人吗？”
“就是他。”
“我本人根本不了解他，但斯塔索夫同他有过接触。斯塔索夫跟我谈起过他。”
“你现在肯定要说你不喜欢嚼舌头……”戈尔杰耶夫抓住她的话柄说道。
“是不喜欢，”娜斯佳点点头说，“但我现在不会说这句话的。不过，这些事最好去问地区反有组织犯罪分局的人，或者去问扎托奇内，这属于他们管辖的范围。”
“他们那里我会去问的。现在你先说说你知道的事。”
“其实我知道得并不多。夏天的时候，斯塔索夫和他女儿在南方休假，斯塔索夫的前妻这时正好在这个城市举办的电影节上工作。尤尔采夫是本届电影节的赞助商之一，他为电影节提供赞助，又因电影节的广告而大发横财，尤其是，各地来参加电影节的人络绎不绝，他们都想去那里消遣一番，而这个城市的饭店和娱乐场所都属于尤尔采夫。当斯塔索夫碍他的手脚时，尤尔采夫就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现在是私人侦探的斯塔索夫在当时还是一位民警中校。关于他如何与残暴的黑手党人尤尔采夫打交道的情形，娜斯佳足足讲了有半个小时。戈尔杰耶夫听得非常认真，除了有时需要确切了解一下情况而提问外，他几乎没有打断过娜斯佳的话。
“换句话说，死者曾是那个沿岸地区权力无限的主宰者-，”戈尔杰耶夫听娜斯佳说完之后总结道，“此案当然不归我们管，让反有组织犯罪分局的人去处理吧。不过，我有一种预感，分局会成立一个小分队，还会请我们的人去参加，你去吗？”
“得了，戈尔杰耶夫。”
娜斯佳开始一个劲儿地揉搓鼻梁，但是这个古老的办法并不管用，于是她眯起眼睛，拿手帕捂住鼻子打了个喷嚏。
“为什么‘得了’？为什么你这么不喜欢到小分队去工作呢，娜斯佳？”
“大概是因为我缺乏集体主义观念吧。我可不是集体农庄的庄员，我是一名个体农民。可别把我派到小分队去，千万别。”娜斯佳苦苦哀求道。
“我自己倒也不想派你去，”上校笑呵呵地说，“如果不派你去，那派谁去呢？”
“比如，可以派科利亚-谢卢亚诺夫去。”
“好吧，我考虑考虑。我说，你的那位斯塔索夫……”
“斯塔索夫可不是我的，是我们大家的。请别故意歪曲。”
“那好吧，就算是我们的斯塔索夫。你认为他会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给我们讲他同尤尔采夫打交道的光辉历史吗？”
“为什么不会呢？他没什么可隐瞒的。”
“那就请他到这儿来一趟吧，说定了？”
娜斯佳明白自己上司的意图。倘若要成立一支小分队，当然，小分队肯定会成立的，那么无论派谁去小分队工作，只要被派去的这个人能知道得比反有组织犯罪分局的同事们多哪怕一点点，那也是好的。处与处之间，局与局之间，一直存在着那么一股子竞争意识，由于领导者的个性不同，这种竞争时而变得正当健康、实事求是，时而又变成近乎病态的争风吃醋，只有背着同行成功地破获“别人”的案子，这种妒忌心才能得到满足。戈尔杰耶夫从不争名夺利、好大喜功，但有时他也会利用自己下属所取得的成绩去故意刁难上司，刁难其他处的人，这已成为机关之间勾心斗角时的一张王牌。戈尔杰耶夫因为自己所担任的这个职务而身不由己，他不得不玩这些勾心斗角的游戏，尽管天地良心，他是非常乐意摆脱这些游戏的，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可能的话。
斯塔索夫同意到彼得罗夫卡来一趟，但他事先说好了只能下午到。斯塔索夫，他38岁退休，现在是“天狼”电影集团保安部门的负责人。他领取了有权进行私人侦探活动和防卫活动的许可证。他对自己的生活心满意足，大约5点钟的时候他兴冲冲地走进了娜斯佳的办公室。斯塔索夫身材高大魁梧，近两米的个头，一双绿色的眼睛，春风得意。他的到来给娜斯佳这个烟雾腾腾的办公室带进了一股阳光明媚的冬日的清新和一股强烈的健康气息。
“尊敬的尤尔采夫-伊万诺维奇出什么事啦？”斯塔索夫一边问，一边接过娜斯佳递来的一杯热咖啡，“这个可怜的人儿，乐极生悲啦？”
“嗯，”娜斯佳点点头说，“好像是服毒自杀了。”
“这话我爱听。”斯塔索夫幸灾乐祸地说。
“你爱听什么？是他服毒自杀的消息吗？”
“不，我爱听你那意味深长的‘好像’两个字。你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这些腰缠万贯、事事如意的生意人怎么也不会自寻短见的，对吗？”
“大概是吧，你对此有何高见？”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娜斯佳。不过，在尤尔采夫这件事上你也许是对的。虽然我同他的接触大概只有两个小时，但是他给我的印象是热爱生活、从不气馁。他是怎么死的？对了，事情经过是怎样的？”
“尤尔采夫坐飞机来到莫斯科，他要参加例行的石油商聚会。他甚至还为几位尊贵的外国客人支付了前来俄罗斯的路费和住宿费，事情发生在‘俄罗斯’饭店。尤尔采夫很热情，他同熟人们寒喧、交谈，后来他看上去很不舒服的样子，因为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刷白，他一边擦着冷汗一边走出了大厅。过了一会儿他又回到了大厅，这回他看上去精神饱满，容光焕发。他又开始在大厅里走动，同熟人们聊天。突然，他中断了谈话，走到一旁，然后从口袋掏出一些药片，这时他的样子非常难看，他把一粒药片放在舌头下面之后，一头就栽到了地上。十分钟后他就死了。这，就是全部经过。”
“他服的是什么药？”
“当然是毒药-，还能是什么药。他随身带了一整包这种毒药，在现场，这些毒药在尸体旁撒了一地，这种药不是药厂生产的。既然我们这儿有一连串的非法实验室在生产毒品，那么生产毒药是不成问题的。没准他服的毒药就是这么生产出来的。可问题是，为什么他要随身带着这些毒药，而且带这么多。难道他准备像灭地害里的大老鼠似的去毒死石油大会的所有参加者吗？”
“装药的纸包是什么样的？”
“没什么特别的，斯塔索夫。是用一小张纸叠成的纸包。这张纸还是从尤尔采夫自己的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呢。你高兴了吧，是不是？”
“高兴得不得了。”斯塔索夫摇摇头说，“在这件事情上，你的上司想从我这儿得到些什么？”
“我猜想他是要同反有组织犯罪分局的人比个高低。听着，我还没说完呢。尸体解剖结果表明：尤尔采夫没有任何大病，他的心脏、血管和其他器官对于他这个年龄来说都是完全合格的，因此问题就来了，尤尔采夫为什么会不舒服？他得了什么病会如此突然地发作？解剖结果还表明：大约在死之前的半小时内，他还服用过抗过敏之类的药，这些制剂既不能止住任何疼痛，也不能治疗各种慢性病，那么他为什么要服用这种药呢？”
“为什么有人服用它呢？”斯塔索夫问道，“这种药好像有镇静作用，能消除恐惧。也许，是因为尤尔采夫当时变得焦灼不安了吧，所以他需要这种药。”
“也许是的，”娜斯佳表示同意，“那么他当时为什么会变得焦灼不安呢？这还是个谜。那些被询问过的石油商聚会参加者对这个问题都含糊其词。尤尔采夫在那里跟任何人都没有争吵过，没有红过脸，总之那里的人都是心平气和的。这里还有一个疑问：他的这粒药片是从哪里来的？没有发现装这药的小瓶子或是包装盒。是不是他口袋里只放了这唯一的一粒药片呢？斯塔索夫，请相信我，没有这样的事。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身体不好，可能需要用药，那么他会随身带上足够的药，他会把药盒放进提包或放进公文包，以便随时随手拿到药。一个人每次出门前只拿一粒药，这样的事我可不信。”
“你说得对。这就可以得出结论，这粒药片是某个人送给他的。”
“对，正是如此。尤尔采夫当时感觉到很难受，他走出了大厅，想图个清静，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向某个人抱怨自己身体不适，然后这个‘善意’的人就给了他这粒药。但是聚会的参加者中谁都没有说起此事，为什么？”
“因为，给药的人与大会没有任何关系，是个碰巧遇到的人。”
“斯塔索夫，你说话要悠着点，”娜斯佳愤然说道，“别信口开河。你怎么啦，竟然相信一个局外人会偶然出现在那种每位出席者至少要带一名保镖去的地方？出现在那个凭特别请柬才能进入的地方？那儿连老鼠都休想溜进去。那里聚集的可全都是石油大王，还有金融巨头和黑手党。”
“就算是这样，那你怎么解释这一切呢？”
“不知道，”娜斯佳叹了口气说，“我再想想。也许你会指点迷津的，你很聪明。”
“别吹捧我了，”斯塔索夫眉开眼笑地说，“大会上共有多少人？”
“一百个左右。我知道你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斯塔索夫。可你应该明白，这是不现实的。善于做这种工作的人只有多岑科，可多岑科只有一个，而大会参加者却有一百个，况且还要加上警卫人员，这可是两个月的工作量啊。”
斯塔索夫哑口无言，他顽皮地眨了眨眼睛。娜斯佳说得很在理。最好让反组织犯罪分局的工作人员去调查尤尔采夫及其生意上的对手和伙伴之间那错综复杂的犯罪关系。而戈尔杰耶夫的人应该去做默默无闻的需要耐心和细致的传统询问工作：调查清楚有谁是否看见局外人进场。尽管这种场合有众多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但侦探就是吃这碗饭的，尤其是像多岑科这样的侦探，他善于同证人打交道的特长是出了名的。
两天后，娜斯佳-卡敏斯卡娅完全战胜了感冒，她的心情马上变得好起来，她思路清晰，开始分析已获取的有关尤尔采夫奇怪之死的情报。小分队终于成立了。戈尔杰耶夫说话算数，只派了科利亚-谢卢亚诺夫一个人，而没有去麻烦娜斯佳。然而这种不被人打扰的神仙般的平静日子却好景不长。
“请接收第二具尊贵人物的尸体。”戈尔杰耶夫一边走进娜斯佳的办公室一边说着，随即坐到了一张空桌子前。
“又有谁死了？”
“总检察院的一位显赫官员，就发生在今天上午。懒鬼，你别以为他们不会把凶手抓进总局。凶手当场就被抓获了。”
“那您还找我干什么？”娜斯佳奇怪地问，“您遇到麻烦了？”
“根本没有。现场有成千名目击者。凶手直接在被害者的家门口向其开枪扫射，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人们都惊呆了。但凶手却解释不了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疯了吗？或者他装疯卖傻？”
“这由医生们诊断去吧。我想让你查一下其他没侦破的案子中有没有这个人，查明他的武器是从哪里搞来的。”
“他怎么说的？是他捡来的还是人家邮寄给他的？”
“问题就在这里。孩子，他尽说些蠢话，胡说八道，颠三倒四，听都听烦了。”
“是吗？说出来听听？”
“譬如，他说，这把枪是从邻居那儿偷来的。”
“他的邻居是谁？”
“是一位民警，你看，这事闹的，这位民警却说谁都没偷过他的任何枪支。”
“真的没被偷过？也许是这位民警在撒谎？”
“可能是他撒了谎。我已派尤拉-科罗特科夫去调查这位邻居的情况了，你去了解一下那个射击狂的身份。我们莫斯科已发生过几十起类似的谋杀案。看看吧，或许，这些案子会因此而破获。如果凶手真的是狂躁症患者的话，那他决非第一次作案，到时候就会明白，为什么有些案件总是破不了，寻找狂躁症患者比寻找其他精神正常的凶手更难，这一点你自己也知道。”
娜斯佳当然知道这一点。自古以来，侦破任何一桩谋杀案都要从寻找“谁是受益者”这个问题的答案开始。谁会受益呢？俗话说，死者没有了帽子，偷帽子的人就是凶手。这里所说的受益，不仅是指获取物质利益，而且还包括获得心理上的舒坦、解恨。一旦出于复仇和妒忌心理的谋杀案得逞，那么这同样能给凶手带来某种精神上的满足：因为对于凶手来说，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已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找到动机就能找到凶手，于是一切都迎刃而解。而如果搞不清受害者的死对谁有益的话，那么一切就会变得错综复杂。凶手和受害者互不相识，受害者是偶然撞到枪口上的，那么你就白费辛苦地去找这个疯子吧……
傍晚时分，娜斯佳从保险柜里拿出了几本她个人积累的未侦破案件的分析材料，并把它们摊在了桌上。她决定先把时间限制在最近三年内，以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再看看三年以前的资料。
娜斯佳积累的未侦破谋杀案是按类别收集的。她通常先列出各种分类方法，然后按各种不同的情况对案件进行分类。有罪犯是否被目击之分，有行凶手段不同之分，有被害者身份不同之分，还有按照案发地点、年代、星期、日期、昼夜时间等等不同情况进行分类的。另外还有一个类别是按寻常与否来分的，寻常的案子是指最普通的谋杀案，而不寻常案子是指使用所谓“非常暴力”手段来犯罪的案件，即被害者遭到枪支的狂射滥扫，或浑身被狠刺猛戳无数刀这一类的谋杀案。
总检察院那位官员被杀事件发生在一个非节假日的上午，而且是在人群熙攘的地方。凶手射出的子弹足够扫射死四个人的。凶手24岁，男，中等个头，一脸浮肿的病容。娜斯佳心想，这些特征能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在娜斯佳收集的资料里，凡有人看见凶手并把凶手描绘成脸面浮肿的中等个青年的案件共有两起：
第一起发生在1993年春天，凶手也是用手枪直接抵近扫射。被害者是个一眼看上去极为普通的平常人，可在随后的审查中发现，这名被害者原来是一位狡猾的讹诈者。因此工作重点全部集中在调查被害者生前可能讹诈过哪些人的问题上。但是在被他讹诈过的人中没能找到凶手。用来打死讹诈者的手枪倒是很快就找到了，可惜上面没有任何指纹，因为凶手已经小心翼翼地把它擦掉了。
第二起案件比第一起发生得稍晚些，是在1994年底。同样有人做证说凶手是个脸面浮肿的人。但这一次的凶器却是一把刀。娜斯佳决定暂时把此案搁置一旁再说，先把谋杀讹诈者一案搞个水落石出。有趣的是，今天上午被抓获的那名凶手在1993年春季那起谋杀案的案发当天正在何处、干什么事？要刨根问底地弄清这个问题当然是不可能的，而且想都别想。但是如果能证明这个人在案发当天不具备在莫斯科作案的可能性，那么他就不会再有嫌疑了。
当娜斯佳耳边一阵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时，她不由地打了一个颤栗。
“喂，朋友，你打算回家吗？”丈夫问道。
“怎么，”娜斯佳一边答着腔，一边仍目不转睛地看着摊在桌上的资料，“该回家了吗？”
“我从不强求你，但我希望你已经准备回家了。”
“怎么，你需要我吗？”娜斯佳傻里傻气地问道。
“当然不是，”阿列克赛开怀大笑起来，“我为什么需要你呢？你只会给我添麻烦。顺便说一句，亲爱的娜斯佳，我们邀请了你哥哥来做客，再过半小时他就要到了，你看怎么办？”
“噢！亲爱的，对不起！”娜斯佳不由得“啊呀”了一声，“我忘得一干二净了。好了，我马上回去，你等着。对了，你怎么说萨沙过半小时就到，他怎么啦，是一个人来吗？达莎怎么不来？”
“达莎早就在我们家了。如果你和你哥哥再装模作样，好像你们忙得不得了的话，那你丈夫和他妻子可就要变心了。”
“怎么，两人说变心就变心？”
“不，只有我一个人变心，”阿列克赛“扑哧”一声笑了起来，“我可要背叛你了，而达莎对自己的丈夫还是那么忠心不渝。你是回来还是不回来？”
“我回去，亲爱的，我在穿外衣。让萨沙在地铁站口接我，好吗？”
挪斯佳迅速把资料放进了保险柜，然后开始穿外衣。说实话，真够狼狈的！邀请了哥哥、嫂嫂来做客，而她自己却迟到了。当然谁也不会来责怪她，但是总觉得有点……
挪斯佳从晓尔科夫地铁站一定出来，一眼就看到了哥哥的汽车。
“你好，亲爱的萨沙，”娜斯佳一边说，一边坐到哥哥旁边的车座上，“请原谅，我太糊涂了。”
“好吧，”萨沙笑了起来，“还能指望你什么呢！”
萨沙吻了一下妹妹，然后仰了仰身子，更加仔细地端详起妹妹来。
“你怎么……”萨沙讷讷地说，他在寻找合适的词。
“什么？哪儿看不顺眼吗？”
“不是……你好像变丑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变得不像自己了。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没有啊。”娜斯佳耸耸肩膀说道。
“那你心情好吗？”
“很好。”
“没骗我？”
“不骗你。你怎么了，萨沙，真见鬼！我一切正常。”
“不对吧，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萨沙说着就发动了汽车，“我感觉到了。”
当他们的汽车自地铁站到娜斯佳家的行程过半时，娜斯佳才冷不丁地开口说话：
“你说对了，萨沙，我是有点不对劲。”
“病了？”哥哥不安地问。
“没有，是另一回事。前不久我出了趟差……”
“噢，我知道，阿列克赛说过的。出差怎么啦？”
“我认识了一个非常古怪的人。这使我心神不定。”
“我的老天爷啊！”萨沙叫了起来，“你不会是爱上他吧？！”
娜斯佳忍俊不禁，开怀大笑起来，她觉得这话太荒唐可笑了。
“你笑什么？你竟敢吓唬我。”
“你别怕，我没爱上他，甚至连想都不曾想过。”
“那你在想什么？”
“我也不明白。正因为这样，我才感到不安。你知道，这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我似乎意识到了某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却又捉摸不定。这种感觉折磨着我。”
“侦探们的恐惧感？这有可能，”萨沙宽慰她说，“但愿这件事不要折磨阿列克赛就行。”
“当然，”娜斯佳抓住哥哥的话柄说，“你关心他的疾苦胜过于关心我的。”
“男人们团结一致嘛，”哥哥笑嘻嘻地说，“好了，我们到了，快走吧，我饿极了。有一次我一来，你丈夫正在准备美味佳肴，他不让我到厨房去看，那弥漫着的香味简直折磨人。”
香味果真令人垂涎欲滴，而且在楼梯平台上就闻到了。达莎向他们兄妹俩飞奔过来，她一下子搂住了娜斯佳的脖子。
“亲爱的娜斯佳，我想死你了！”
“难道她真的想我吗？”娜斯佳一边寻思着一边拥抱达莎，“两周前我和她刚见过面，是小萨沙满八个月的时候，我顺路去祝贺他们来着。”尽管娜斯佳心里这么想了，但她并不怀疑达莎的真诚。这位年轻的少妇骨子里压根就不会说违心的话。仅凭着这一点，娜斯佳就非常喜欢她。
“你把我唯一的侄子留给谁照看了？”娜斯佳一边问一边脱下外衣，然后把衣服挂在了衣帽钩上。
“和奶奶在一起。”
“和哪个奶奶？”
达莎朝丈夫点了点头说：
“和我婆婆在一起。”
“怎么，我们可爱的爸爸就不管抚养孙子了吗？”
“你说什么呀，娜斯佳，”达莎用责怪的口吻说道，“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可是个非常体贴入微的好爷爷，他一直在帮助我们。你是不是抱怨他没帮着你妈妈一起抚养你？”
“就算他不怎么帮着我妈抚养我，”萨沙插话说，“可他总在出差。俗话说得好，第一个孩子是自己的最后一个洋娃娃，而第一个孙子才是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也许真有这样的事。你等着瞧吧，亲爱的娜斯佳，等到你生了孩子，会是什么样，爷爷肯定会日夜守护在你孩子的身边的。”
“未必吧，”娜斯佳觉得谈话明显走了题，她笑眯眯地说，“如果我生了孩子，那么对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来说，这已是第二个孙子了，那就全然不是这么回事了？”
“怎么着？”只听阿列克赛在厨房里生气地喊道，“你们打算就这么站在前厅回味卡敏斯基家族的家庭悲剧？我们什么时候开饭啊？”
阿列克赛准备的晚饭美味可口，桌上还摆了些上好的饮料，二十分钟后大家变得轻松快活起来。但是娜斯佳却发现，坐在身旁的达莎非常拘谨，似乎每次都在盘算着能不能把食物盛到自己盘子里。而酒更是一滴未沾，尽管她也和大家一起举杯。
“好达莎！”娜斯佳不安地说，“你想什么呢？你在节食？”
“不，”达莎窘迫地含糊其词道，而且还不知为什么避开了娜斯佳的目光。
“那为什么胃口这么差？我多次告诉过你，喂奶期间不能图苗条。”
“我不喂奶了，”达莎悄悄地说，“已经两个月了。”
“什么？！你是说……”
达莎点点头，这时她已经羞得满脸通红了。
“你疯了！”娜斯佳压低声音使劲叨叨说：“小萨沙才八个月。你一下子怎么可能照料得了两个婴儿呢？你到底怎么想的，我想知道知道。”
“照顾得了，”达莎喜笑颜开地说，“请你相信，如果你生孩子的话，我还可以照料你的孩子。你怎么着也不会放弃你的工作吧，而我反正在家闲着没事。你可别责怪我，我非常想要个小娜斯佳呢。”
“你会没完没了的。以后你还会想要个小阿列克赛，这个你已答应过我了，再以后还会要孩子的。萨沙知道吗？”
“别提了，还是他首先发现的呢！”
“会有这种事？”娜斯佳被弄糊涂了，“怎么会是他先发现，他怎么可能知道得比你还早呢？”
“就是比我早。你想不到吧？有一天早上萨沙醒来后，看了我一眼说：‘亲爱的达莎，好像我们要有一个小娜斯佳了。’一开始我不相信他的话，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可是过了几天之后我就明白了，他是对的。真的，他好眼力吧？”
“好眼力，”娜斯佳赞同道，“真有你的，达莎，我祝贺你，也祝贺萨沙。”
她们一边继续轻声慢语地谈论着自己，一边听着丈夫们的谈话，丈夫们正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各位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获胜的机率。以往每逢达莎到娜斯佳这儿来，娜斯佳总能感受到一种宁静和幸福。但是，今天却没有找到这种感觉。与绍利亚克同行时产生的恐惧感继续在折磨着她，而她却对此无能为力。
有生以来，娜斯佳一直被三个影子般的噩梦纠缠着。第一个梦是她梦见自己正在死去。只要挪斯佳在睡梦中心脏或血管不舒畅，她就会做这个梦。第二个梦是她出现在悬崖峭壁的又窄又滑的顶峰上，她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摔死了，因为无法从顶峰上爬下去。随后她又有了生的希望：既然能攀登到这个顶峰，那么肯定也能原路返回。结果娜斯佳发现自己已经赤裸裸地站在大街上。紧接着她又有了摆脱困境的念头：既然她敢一丝不挂地来到大街上，而且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么也许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了。在这个梦里，娜斯佳面临两种绝境时，笼罩着她的恐惧是一样强烈的，而当她知道自己终归能绝处逢生后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也同样地强烈。
第三个梦倒不可怕，但却令人难堪。娜斯佳梦见自己即将中学毕业并面临毕业考试。有些课程她肯定无论如何也不会考及格，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学过这些课程，最可笑的是，和阿列克赛一起中学毕业的她，竟然梦见自己考不及格的正是物理和数学。不知为什么，从六年级开始（每次做梦肯定都是从六年级开始）她就不再学习了，甚至连教科书都不去翻一翻，所以这两门课的内容她一概不知，连只字片言都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两门课考及格，娜斯佳简直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于是，自我责备的念头开始在梦中折磨她：太轻佻了，太懒惰了，还要从头学起，你这个傻瓜，虚度年华、咎由自取。娜斯佳痛心疾首地寻找着出路（要么找补习老师上课，要么试图获取因健康原因而免试的资格，要么再找别的办法），她找不到出路，因而对自己恶劣的表现痛定思痛，悔之莫及。梦中的这种痛苦经常如此强烈，难以忍受，以致娜斯佳经常因为强忍而惊醒。
今天，她做的是第三个恶梦。醒来以后，她就轻手轻脚地钻出了被窝，为了不吵醒阿列克赛，她踮着脚溜进了厨房。周六清晨，5点刚过，她是多么想睡觉、睡觉啊！可是，她已经难以入睡了。
厨房里寒气逼人，只好点燃煤气灶来取暖。娜斯佳开始给自己煮咖啡。她知道再上床去睡觉已毫无意义，反正她是睡不着了，如果她在床上辗转反侧，那只会把阿列克赛弄醒。不知为什么，娜斯佳忽然想吃点东西，她打开冰箱，拿出了一盘冰凉的煎牛排，这是丈夫做的一道拿手菜。娜斯佳切下厚厚的一块牛排，然后就着热咖啡开始若有所思地咀嚼起面包夹肉排来。为什么绍利亚克总是在她的脑海中徘徊呢？他怎么了？更准确地问就是：绍利亚克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他具有催眠术吗？催眠师多的是，有成千上万。任何一位体面的精神病学家都具有这种用于治疗的催眠本领。他深沉内向吗？他肯定能意识到娜斯佳自己可是个坦白直爽的女人。他性情古怪吗？记得有人说过，她，娜斯佳-卡敏斯卡娅，是最聪明、最具有洞察力的女人，她能明察秋毫，世界上很少有她不明白的事和不理解的人。过去，她从来没有为此而如此强烈地感到害怕过，可现在，到底是什么不对劲呢？是什么？
“你跑不了啦，馋鬼，”娜斯佳身后响起了阿列克赛的声音，“半夜觅食可不好，是个坏习惯，朋友。你没生病吧？”
“我做了场噩梦，”娜斯佳面带愧色地笑着说，“我吵醒你了？对不起，亲爱的。”
“没关系，以后有的是休息日，我可以睡它个够。你怎么会做噩梦呢？”
“亲爱的，你别笑话我，我梦见自己上十年级的时候要考物理和数学，可我一窍不通。”
“什么？！”阿列克赛震耳欲聋地放声大笑起来，笑得娜斯佳不由得缩起了脖子，身子蜷缩成一团，“你，不懂物理？要知道你在中学时，物理学得比我这个当到教授的人还好呢！谢天谢地，你脑子里的这种怪念头是从哪儿来的？”
“我也说不清楚，”娜斯佳严肃地说，“你这话和两天前戈尔杰耶夫上校嘲笑我的话如出一辙，难道你们是事先说好的？要不就是我真的精神恍惚、神志不清了？”
“亲爱的，你只不过是不够沉着罢了，”阿列克赛笑了一下说，“我了解你，你没睡好，心神不定，太敏感。如果你做了什么恶梦的话，你就会强忍着而惊醒，对吗？可你如果不想醒过来，你的脑子就应该灵活点，想想普通的事你就不会因恐惧而紧张了。在几年的时间里老师一次都没有考问过你，一次都没有把你叫到黑板前，那是不可能的。再说，我们还定期做过测验，那些用来检查的书面测验我们都考及格了。因此如果你完全一无所知的话，那学校早就开除你了。既然学校没开除你，你一直念到了十年级，那这说明什么呢？你要在梦中强迫自己得出这个结论，这样的话一切就正常了。可你却像个愚蠢的胆小鬼似的回避着。”
“好吧，亲爱的，让这些梦见鬼去吧。重要的并不是这个。”娜斯佳叹了口气说。
“那你认为什么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
“这倒挺有意思。”
阿列克赛把椅子拉了过来，然后坐到娜斯佳对面的桌子旁。他伸手拿起娜斯佳的咖啡杯喝了一小口，随后又把杯子放回了原处。
“那你为什么会做这个梦？做这个物理和数学的恶梦？”
“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有一种做错事的意识，很深刻。我肯定有什么事做得不对，我会得到报应的，可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我错在哪儿了！怎么错的！”
娜斯佳恼火地用拳头敲击着桌子，可又疼得直皱眉头。
“那你觉得是什么样的报应呢？”
“也不知道。”
“这样的话，也许就是你的幻觉了吧，亲爱的？错在哪儿你不知道，什么后果你还是不知道。”
“也许是幻觉吧，”娜斯佳表示同意，“但这种感觉不会无中生有，阿列克赛！肯定有什么事，肯定！可我怎么也切不中要害，想不到点子上，因此，我像个更年期的歇斯底里症患者一样，简直要疯了。”
“好吧，好吧，歇斯底里症患者，我全明白了。我们是继续睡觉还是打起精神？”
“几点了？”
“5点半。”
“我的天哪！那么早！整个周六白白浪费了！为什么该上班时我总睁不开眼，可以一觉睡到大中午时，我却在半夜一跃而起呢？”
“那我们试着再去睡一会儿，尽管你已经喝了咖啡……要不，我们去散步吧。”
“你说什么？”娜斯佳吃惊地盯着丈夫说，“寒冷的二月？周六的清晨？5点半钟散步？我是疯了，但还不至于疯到这个程度吧。”
“为什么不去呢？”阿列克赛心平气和地反问道，“寒风萧瑟，空气清新，街道空旷，所有的人都沉浸在梦乡之中，连条狗都看不见，多么浪漫！我们散一小时的步，回来，吃早饭时胃口大开，然后工作。我还要写一份报告，你呢？”
“哦，亲爱的，我还能有什么工作？当然，我这儿各种各样的死尸倒应有尽有。”
“你用微机吗？”
“今天我不用，要用也得到明天了。今天我要好好思考一下，翻翻资料，琢磨琢磨复杂的地方。”
“你看着办吧，不过散步你可一定要去，这样头脑才会更加清醒。走吧，亲爱的，走，别胡思乱想了。”
“也许，他是对的，”娜斯佳一边想，一边不情愿地站了起来，然后开始穿戴，“徜徉在新鲜空气之中，天色迷蒙，万籁俱寂，空旷无人，没有任何东西会令人分神，令人兴奋，亲爱的阿列克赛，我的心上人，你终于和我结婚了，这该有多好啊！”
一小时后，阿列克赛和娜斯佳回到了家。娜斯佳的心情明显好转。她愉快地吃完了昨晚招待客人剩下的食物。这时，她意识到睡意已向她袭来，因此她非常恼怒。为了不放松肉己，她迅速收拾好桌子，然后把办公室带回来的一大堆纸摊在桌上。
上午10点之前，家里静悄悄的，只有敲击键盘发出的柔和的“劈啪”声响，这是阿列克赛在用电脑写自己的报告。娜斯佳聚精会神地比较和分析着各种事实、细节以及目击者的证词等等。但到了约摸10点钟的时候，这种平静愉快的氛围就被一阵电话铃声打破了。
“娜斯佳，你肯定仍旧不听新闻吧？”戈尔杰耶夫上校说。
“当然，我不听。”娜斯佳肯定地说。
“不听也得听，又一位政治活动家在彼得堡开枪自杀了。我认为你会对此感兴趣的。”
“他是谁？”
“姓姆希塔罗夫，名叫格列布-阿尔梅纳科维奇。”
“他是什么人？”
“亲爱的娜斯佳，你政治上的无知已近乎一个可悲的文盲了。这样不行，我的上帝！我知道你有自己的原则，但还不至于到这个份上吧。简单说一句吧，这个姆希塔罗夫是总统候选人马利科夫的竞选班子中的成员。你听说过马利科夫这个姓吗？”
“听说过。”
“而那个在大街上被疯子枪杀的检察院的活动家也正好是马利科夫班子里的成员。你嫌我的话长吗？”
“还不算长！”娜斯佳吹了声口哨说，“开始猎杀竞选对手啦？”
“像是这么回事，但并不全都是他杀。根据全部情形来看，姆希塔罗夫的确是开枪自杀的。朋友，情况会更确切。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犯罪迹象。情况就是这样，亲爱的，一小时后，我办公桌上会有一份马利科夫最亲信的追随者的名单。在这一小时内你应该来得及赶到办公室了，全都明白了？”
“明白了。”
娜斯佳放下电话后就急忙穿起外衣来。
车厢内暖洋洋、空荡荡的。娜斯佳在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此时此刻浓浓的睡意又一次向她袭来。娜斯佳萎靡不振地想，不眠之夜终于显效了。她费劲地睁着要耷拉下去的眼皮，竭力不让自己睡着。当娜斯佳走出“契诃夫”地铁站时，她感到自己浑身乏力，于是她走进了附近的一家自助餐馆，喝上一杯咖啡，解了解乏。然后她迈开步子朝着坐落在彼得罗夫卡的内务总局大楼走去，这时，她浑身上下又充满了活力。
戈尔杰耶夫上校的办公室锁着门，看来他有事出去了。娜斯佳打开了自己的办公室，脱下外衣，顿时，她感觉自己很乐意分析手头的案子。尤拉-科罗特科夫是对的，他曾断言：对娜斯佳而言，未侦破的谋杀案比吃最美味的糖果还要甜。
说到科罗特科夫，科罗特科夫就立即出现了。他也和娜斯佳一样，喜欢周六来上一会儿班。当然他俩喜欢在周六工作的原因是有些差别的，科罗特科夫纯粹是因为在家呆不住。
“‘小圆面包’给你打电话了？”科罗特科夫问道，“他不知为什么事急需你来。他刚才去将军那儿了，所以让我等着你，以防你到他办公室摸个冷门后转身就跑掉了。娜斯佳，我有个主意要出售。”
“条件是什么？”
“爱情和友谊，和平时一样。除此之外还能从你那儿得到什么呀。”
“说说你的主意。”
“你还记得，我们的朋友斯塔索夫是和谁结婚的吗？”
“和塔季扬娜结婚的，怎么啦？”
“你真傻，娜斯佳，我们认识的朋友中谁是塔季扬娜？”
“正是！科罗特科夫，你真聪明！”
斯塔索夫的妻子塔季扬娜住在彼得堡，她是一名刑事侦查人员。娜斯佳立即给斯塔索夫拨打电话。幸好斯塔索夫有手机，因此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斯塔索夫身处何方，任何时候都能给他打。
“斯塔索夫，你能给你妻子打个电话吗？”娜斯佳开门见山地说。
“能，什么事？”
“彼得堡一位姓姆希塔罗夫的活动家开枪自杀了。方便的话请问一下你的塔季扬娜对此事有什么看法，行吗？”
“不知道行不行，”斯塔索夫坦率地承认说，“一般情况下她不喜欢有人插手她的事情。她非常讲原则，虔诚地维护着自己侦查员的独立性。”
“那我简单把情况向您解释一下。最近几天莫斯科有一位俄罗斯总检察院的官员被杀。凶手虽已被抓获，但据说是个无责任能力的人。这位官员和彼得堡的姆希塔罗夫都是同一个政治集团的成员，这个集团由一个姓马利科夫的人领导。也许留神一下姆希塔罗夫之死会有好处，可能他并不是开枪自杀的。情况就是这样，其实这也是全部要点。”
“明白了，我不傻，”斯塔索夫笑呵呵地说，“你在哪儿？”
“我在办公室。”
“我会给你去电话的。”斯塔索夫简短地说了一句就挂断了电话。
斯塔索夫还没回电话，戈尔杰耶夫就回到了办公室。他怒形于色，而且好像还受了点委屈似的。
“你来了？很好，坐下，仔细听我说，是刚刚得到的消息，马利科夫也被打死了。当然，不是在莫斯科，而是在他自己的城市里。”
“真见鬼！”科罗特科夫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凶手是谁？”
“你们想想吧，竟然是他自己的亲生女儿，她向自己的父母开枪。她是个放荡的吸毒者。给，这是提名马利科夫为总统候选人的那个集团中最活跃的活动家的名单。一小时后，我听听你们的想法。科罗特科夫，你也要说。”
戈尔杰耶夫转过身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娜斯佳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