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王国里

    1
    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国民。有时候我仍推一个元首一一个资格老,丰仪美,有架势‘吃得开的人物,然而我们又很随便,很任性的把他推倒,因为我们是一个个喜新厌旧不守规矩的国族。说起我们王国的疆域,其实狭小得可怜,长不过两三百公尺,宽不过百把公尺,仅限于台北市馆前街新公园里那个长方形莲花池周围一小撮的上地。我们国土的边缘,都栽着一些重重叠叠,纠缠不清的热带树丛:绿珊瑚、面包树,一棵棵老得须发零落的棕搁,还有靠着马路的那一排终日摇头叹息的大王椰,如同一圈紧密的围篱,把我们的王国遮掩起来,与外面世界,暂时隔离。然而围篱外面那个大千世界的威胁,在我们的国土内,却无时无朝不尖锐的感觉得
    到。丛林外播音台那边,那架喧嚣的扩音机,经常送过来,外面世界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中广公司那位女广播员,一口京腔,咄咄逼人的明道:美国太空人登陆月球!港台国际贩毒私枭今晨落网!水肥处贪污案开庭。
    我们一个个都竖起耳朵,好象是虎狼满布的森林中,一群劫后余生的糜鹿,异常警觉的聆听着。风吹草动,每一声对我们都是一种警告。只要那打着铁钉的警察皮靴,咯轧咯轧,从那片棕搁丛中,一旦侵袭到我们的疆域里,我们便会不约而同,候地一下,做鸟兽散。有的窜到播音台前,混入人堆中;有的钻进厕所里,撤尿的装撇尿,拉屎的装拉屎;有的逃到公园大门,那座古代陵墓般的博物馆石阶上,躲入那一根根矗立的石柱后面,在石校
    的阴影掩蔽下,暂时获得苟延残喘的机会。我们那个无政府的王国,并不能给予我们任何的庇护,我们都得仰靠自己的动物本能,在黑暗中摸索出一条求存之道。
    我们这个王国,历史暖昧,不知道是谁创立的,也不知道始于何时,然而在我们这个极隐秘,极不合法的藻尔小国中,这些年,却也发生过不少可歌可泣,不足与外人道的沧桑痛史。我们那几位白发苍苍的元老,对我们提起从前那些斑斑往事来,总是颇带感伤而又不兔稍稍自傲的叹息道:
    “唉,你们哪里赶得上那些日子?”
    据说若干年前,公园里那顷莲花池内,曾经栽满了红睡莲。到了夏天,那些睡莲一朵朵开放了起来,浮在水面上,象是一盏盏明艳的红灯笼。可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市政府派人来,把一池红莲拔得精光,在池中央起了一座八角形的亭阁,池子的四周,也筑了几栋红柱绿瓦的凉亭,使得我们这片原来十分原始朴素的国土,凭空增添了许多娇饰的古香古色,一片世俗中透着几分怪异。我们那几位元老提起此事,总不免抚今追昔的惋叹:
    “那些鲜红的莲花呦,实在开得动人!”
    于是他们又互相道出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姓名,追怀起一些令人心折的古老故事来。那些故事的主角,都是若干年前,脱离了我们的国籍,到外面去闯江湖的英雄好汉。有的早巳失踪,音讯俱杏。有的天折,墓上都爬满了野草。可是也有的,却在五中、十中、十五年、二十年后,一个又深又黑的夜里,突然会出现在莲花池畔,重返我们黑暗的王国,围着池子急切焦灼的轮回着,好象在寻找自己许多年前失去了的那个灵魂似的。于是我们那些白发苍苍的元老们便点着头,半闭着眼,满面悲悯,带着智慧,而又十分感慨的结论道:
    “总是这样的,你们以为外面的世界很大么?有一天,总有那么一天,你们仍旧会乖乖的飞回到咱们自己这个老窝里来。”
    2
    昨天,台北市的气温,又升到了摄氏四十度。报纸上说,这是二十年来,最炎热,最干旱的一个夏天。整个八月,一滴雨水也没下过。公园里的树木,热得都在冒烟。那些棕搁、绿珊瑚、大王椰,一丛丛郁郁蒸蒸,顶上罩着一层热雾。公园内莲花池周围的水泥台阶,台阶上一道道的石栏杆,白天让太阳晒狠了,到了夜里,都在喷吐着热气。人站在石阶上,身上给热气熏得暖烘烘、痒麻麻的。天上黑沉沉,云层低得压到了地面上一般。夜空的一角,一团肥圆的大月亮,低低浮在椰树顶上,昏红昏红的,好象一只发着猩红热的大肉球,带着血丝。四周没有一点风,树林子黑魁魁,一棵棵静立在那里。空气又浓又热又闷,胶凝了起来—般。
    因为是周末的晚上,我们都到齐了,一个挨着一个,站在莲花池的台阶上,靠着栏扦,把池子围得密密的。池子的周围,浮满了人头,在黑暗中,一颗颗,晃过来,晃过去,在绕着池子打圈圈。在幽螟的夜色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浮着一枚残秃的头颅,那边飘着一绺麻白的发鬃,一双双睁得老大、闪着欲念的眼睛,象夜猫的瞳孔,在射着精光。低低的,沙沙的,隐秘的私语,在各个角落,嗡嗡营营的进行着。偶尔,一下孟浪的笑声,会唐突的进发到浓热的夜空里,向四处滚跳过去。当然,这阵放肆的笑声,是从我们的师博杨教头那儿发出来的。杨教头穿着一身绎红的套头紧身衫,一个胖大的肚子箍得圆滚滚的挺在身前,一条黑得发亮的奥龙裤子,却把个屁股包得扎扎实实隆在身后,好象前后都接着一只大气球似的。杨教头穿来插去,在台阶上来回巡逻,忙着眼大家打招呼。手中擎着一柄两尺长的大纸折扇,扇一张,便亮出扇面“清风徐来”,扇底“好梦不惊”八个龙飞风舞的大字来。杨教头喘吁吁的叫着,笑着,一走动,身前身后的肉皮球,便颤抖抖,此起彼落的波动起来,很嚣张,很有架势。杨教头自己封为公园里的总教头。他说,我们这个老窝里,地上有几根草他都数得出,在他手下调理出来的徒子徒孙,少说些,怕也不下三五十人。他常常挥舞着他手上那柄两尺长的折扇,一秆指挥捧似的,猛的戳到我们前来,喝骂道:
    “这起逼养的,师博在公园出道,你们还都在娘肠里头呢!敢在师傅面前逞强么?吃屎不知香臭的兔崽子们”
    有一次,小玉穿了一件猩红翻领衬衫,一条宝蓝喇叭裤,脚下的半统靴,磕跺磕跺,在台阶上亮来亮去,很俊,很帅,很骚包。不知怎的却触怒了我们师傅,他伸手一招锁骨擒拿法,便将小玉一只手扭到了背后去,冷笑道:
    “你这几根轻骨头,在亮给谁看?在师博面前献宝么?可知道师傅象你那点年纪,票戏还去杨宗保呢!你的骨头有几斤,我倒要来称一称。”
    说着另一只手,在小玉脖子狠狠一捏,小玉痛得直叫哎哟,一连讨了二十个饶。我们的师傅杨金海杨总教头,在公园里确实是个很有来历,很有身价的人物。他是我们的开国元老,公园里的人,他泰半相识,各人的脾性好恶,他通通摸得一清二楚。杨教头,手段圆滑,八面玲珑,面且背后还有几个有头有脸的人替他撑腰,所以在公园里很吃得开。从前杨教头在中山北路六条通里几家酒馆饭店都当过经理领班,各色人等都应付过,见闻广博,路子特多,许多酒店旅馆都有他的眼线。哈罗哈罗,洋泾兵的英文,他说得出一大串,多得死嘎,日本话也能来几句,因此人又明他六条通,条条都通。
    据说我们师博杨教头从前也是好人家的子弟。他老爸在大陆上还在山东烟台当地方官呢,跑到台湾却在台北桃源街开了一家叫桃源春吃宵夜的小酒馆来,扬教头便在酒馆子里替他父亲掌柜。那时候,公园里的人,夜夜都去桃源春捧场,生意着实兴盛了一阵。后来公园里的流氓也夹了进去,勒索生事,把警察招了去。有些人怕事,便不去上门了,生意一淡,关门大吉。后来别人又陆续开了潇湘、香槟、六福堂,但通通不成气候。公园里的人,至今还是怀念着杨教头那家桃源春。他们说,冬天夜里,公园里冷了,大家挤到桃源春去,暖一壶绍兴酒,来两碟卤菜。大家薰薰然,敲碗的敲碗,敲碟的敲碟,勾肩搭背,一齐哼几支流行曲于,那种情调实在是好的。扬教头提起桃源春,便很得意:
    “我那家桃源春么,就是个世外桃源,那些鸟儿躲在里头,外面的风风雨雨都打不到,又舒服又安全。我呢,就是那千手观音,不知道普渡过多少只苦命鸟!”
    后来杨教头跟他老爸闹翻了,跑了出来。原因是老头子银行里的存款,他狠狠地提走了一大笔。据说那笔钱,完全用在了我们师傅的宝贝干儿子原始人阿雄仔的身上。阿雄仔是山地郎,会发羊癫疯的,走着走着,嗤通就会倒下去,满嘴吐着白沫子。那次他昏倒在马路上,一双腿让汽车撞断了,在台湾疗养院住了半年,花了几十万,是杨教头出的钱。阿雄仔身高六尺三,通身漆黑,胸膛上的肌肉块子铁那么硬。一双手爪,大得出奇,熊掌一般。有时候,他跟我们开玩笑,傻楞楞的伸出一双大手,抱住我们,使劲一搂。他的臂力大得惊人,吃他箍一下,全身的骨头都轧碎了似的,痛得我们大叫起来。阿雄仔最好吃,我们逗他,拿根冰棒在他脸上晃一下,说:“叫声哥哥!”他便伸手来抢,咧开嘴傻笑,咬着大舌头,叫道:“高高、高高”其实他比我们要大十几岁,总有三十了。每次出来,他跟在杨教头身后,手里总是大包小包拎着:陈皮梅、加应子、花生酥,一面走一面往嘴里塞,见了我们便扬起手里的零食,叫道:“要不要?”我们每人,他都分一点。有时杨教头看不过去,便用扇子敲他一记脑袋,骂道:
    “你穷大方吧,回头搞光了,我买根狗吊给你吃!”
    “徒弟们,还傻站在这里干么?”我们师傅杨教头到我们堆子里来,一把扇子指点了我们一轮,喝道:“那些大鱼回头一条条都让三水街的小么儿钓走了,剩下几根隔夜油条,我看你们有没有胃口要?”
    说着杨教头唰一下,豁开了他那柄大折扇,“清风徐来”,“好梦不惊”,拼命扇动起来。原始人阿雄仔竖在杨教头身后,庞然大物,好象马戏团里的大狗熊一般。他穿着一件亮紫尼龙运动衫,崭新的,把他胸膛上的肌肉,绷得块块凸起。
    “嚯,阿雄仔,你这件新衣裳好帅,是老龟xx送给你的吧?”
    小玉伸出手去捶了一下阿雄仔的胸膛,我们都笑了起来我们想激我们师傅,就拿阿雄仔来开胃,老龟xx是个六十开外的老色鬼,颈子上长满了牛皮癣。公园里的人,谁也不理他,他只有躲在黑暗里,趁我们不防备,猛伸出手来,抓我们一把。有一次,他拿了一包煮花生,把阿雄仔哄走了。事后我们师傅气得发昏,揪住老龟xx,打得臭死。
    “你他妈狗娘养的,你那一身才是老龟xx送的呢!”杨教头一把扇子戮到小玉额上,骂道:“雄仔这件衣裳么,你问问他自己,是谁买给他的?”
    “达达买给我的,”阿雄仔咬着大舌头,痴笑道。
    “傻仔,在哪里买的?”
    “今日公司。”
    “多少钱?”
    “一百一”
    “他娘的,一百八!”杨教头一个响巴掌打到阿雄仔宽厚的背上,呵呵的笑了起来,“啊呦,这个小贼,原来躲在这里————”
    杨教头发现老鼠畏畏缩缩躲在小玉身后,抢前一把,揪住了老鼠的耳朵,把他拖了出来,捉住老鼠的手梗子,啐道:
    “你们快去拿把刀来,我来把这双贼爪子剁掉!这双贼手留来做什么?一天到晚只会偷鸡摸狗!找死也不找好日子,我介绍人给你,要你去打炮,谁许你偷别人东西的?师傅的脸都让你丢尽了!不等人家报警,我先把你这个死贼揪进警察局去狠狠的修理修理,明天我就去告诉乌鸦,叫他把你吊起来打!”
    “师傅”老鼠挣扎着,仓皇叫道,一张瘦黄的小三角脸,扭曲得变了怪相。
    “哦,”杨教头冷笑道,“你也知道害怕?上次不是我讲情,乌鸦早揍死你了,钢丝鞭的滋味你还记得么?”
    扬教头扬手便给了老鼠两下耳光,打得老鼠的头晃过来,晃过去,然后又用扇柄戳了他两下额头,才带着阿雄仔,扬长而去。他那一身肥肉,很有节奏的前后起伏波动着。
    “你又偷人家什么东西了?”小玉问道。
    “我不过拿了他一支钢笔罢例,什么屁稀奇”老鼠撇了一撇嘴,吐了一泡口水,‘那个死郎,讲好三百,只给了老子两百。“
    “哟,你什么时候又涨价了?三百?”小玉诧异道。
    老鼠讪讪的例开嘴,忸怩了半天,才吞吞吐吐道:
    “他要来那一套。”
    他伸出他那根细瘦的手臂,捞起袖子,露出膀子来。我们都凑过去看,藉着碎石径那边射过来的荧光灯,我们看见老鼠那青瘦的臂膀上冒着三枚乌黑的泡疮。
    “喔呦,这是什么玩意儿?”小玉用手去摸。
    “哎——”老鼠触电般跳了起来,“别碰,好痛,是火泡子那个死郎用香姻头烧的。”
    “你这个该死的贱东西,你又搞这一套了,”小玉指着老鼠的鼻尖说道,“总有一天你撞见鬼,把你剁成肉饼吃掉。”
    老鼠咬咬傻笑了两声,呲着他那一口焦黄的牙齿。
    “小玉,”老鼠低声恳求道,“你去替我向师傅讲一讲,千万别去告诉乌鸦好不好?”
    “我替弥讲情,你怎么谢我?请我去看新南阳的《吊人树》吧?”小玉揪了老鼠耳朵一下,“你这个小贼,以后偷了东西,别忘记跟小爷分脏。”
    “没有问题,”老鼠例开嘴笑道,他低下头去,抬起手臂,瞅着他自己臂上那儿枚马黑的燎泡,好象很感兴味似的。
    小玉去了一会儿,回来向老鼠说道:
    “师傅讲:暂且饶了你这条小狗命,下次再犯,一定严办!瞧瞧你那副德性,提到乌鸦便吓得屁滚尿流!我问你,你到底怕他什么?是不是他那个东西特别大,把你的魂吓掉了还是怎的?”
    我们都大笑起来,老鼠也跟着我们笑得吱吱叫。乌鸦是老鼠的长兄,老鼠说,他自小便没了爹娘,是在乌鸦家里长大的。乌鸦在江山楼晚香玉当保镖,脾气凶暴得了不得。老鼠在他那里,整天让他拳打脚踢,象个小奴隶一般。我们问老鼠为什么不跑出来。老鼠耸耸肩,也讲不出什么理,他说他跟乌鸦跟惯了。有一次,老鼠偷了一个客人一只手表,警察找到乌鸦家。乌鸦把鼠吊了起来,一根三尺长的钢丝鞭一顿狠抽,打得老鼠许久伸不直腰,见了我们佝起背,歪扯着脸,笑得一副怪摸样。
    “阿青。”
    小玉在我耳朵旁叫了一下,悄悄扯了我一把衣裳。我跟着
    他,走下台阶,钻进那丛樟木林中去。
    “拜托,拜托,”小玉抓住我的手臂,兴奋的央求道。
    “怎么样?又要我替你圆谎了?怎么请我吧。”
    “好兄弟,明天我带两个大芒果回来给你吃,”小玉笑道。“回头老周来找我,你就说我阿母生病,回三重埔去了。”
    “算了吧,”我摇手笑道,“上次也是说你老母有病,他还信么?”
    “管他信不信!”小玉冷笑道,“我又没有卖给他。懒得跟他吵罢咧”
    老周是小玉的干爹,两个人好好分分也有一年多了。老周在中和乡开了一家染织厂,手头还很宽,一天到晚给小玉买东西上个礼拜,老周才送给小玉—只精工表,小玉戴着那只精工表到处亮给人看:“是老周买给我的!”我问小玉,是不是跟定老周了,小玉却吁了一口气,叹道:“老头子对我不错的,就是管得太狠,吃不消!”老周逼小玉搬到中和乡跟他住,小玉不肯,只答应一个礼拜去三四天。小玉是匹小野马,老周降不住他,两人常
    常为了这个吵架。
    “这次又是个什么新户头啦?”我问道。
    “告诉你,千万替我保密,是个华侨。”
    “嘿,拜华侨干爹了呢!”
    “师傅告诉我,是从东京来的,本省人,据说很神气,我这就到六福客栈去见他去。”‘
    小玉说着,蹦蹦跳跳便往树林子外面跑去,一面又回头向
    我叫道:
    “老周那里千万拜托”
    树林中都是毒蚊子,站了片刻工夫,我的手臂已经给叮起好几个包了。我抓着痒,往外走去,突然身后有—只手,搭到我肩上。
    “谁?”
    我吓了一跳,猛回转身,却看见吴敏那张脸,在幽暗中,好象一张飘在空中的自纸一般。
    “是你吓!什么时候出院的?”
    “今天下中。”吴敏的声音微弱,颤抖。
    “你这个家伙,出来了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我就是来找你们的,刚才老鼠告诉我,你跟小玉到这里来了。”
    我朝莲池那边走去,吴敏却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央求道:
    “不要到那边去好么?人那么多。”
    我回转身,往公园大门博物馆那边走去,小径两旁的荧光路灯,紫色的灯光,照在吴敏脸上,好象涂了一层蜡一般,惨自惨白,一点血色也没有。他那张原来十分清秀的面庞,两腮全削下去,一双乌黑露光的大眼睛,坑得深深的。他举起手,去擦额上的汗,我发觉他左腕上,仍然系着一圈纱布绷带,好象戴着一只白手铐似的。那天吴敏躺在台大医院急诊室里,左手腕上,割下了两寸长的一道刀痕,鲜红的筋肉都翻了出来,淌得一身的血。吴敏没钱交不出保证金,医院不肯替他输血。幸亏我、小玉、老鼠我们三人及时赶到,一个人输了五百cc的血给他,才保住了他一条性命。他见了我们两只失神的大眼睛眨巴眨巴,嘴巴张了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小玉却气得蹦跳,骂道:
    “你妈的,这种下作东西,为什么不去跳楼?摔死不干脆些?还要小爷来输血!”
    吴敏割腕的前一天,还到公园里来,见到我们,说道:
    “阿青,我不想活了。”
    他说时,笑笑的,我们都以为他在开玩笑。小玉接口道:“你去死,你去死,你死了我来替你烧纸钱。”‘
    谁知道他真的用把刀片把手腕子割得鲜血淋淋。
    “阿青——”吴敏嗫哺的叫了我一声,我们在博物馆石阶上,背靠着石柱坐了下来。
    ‘“恩?”我望着他。
    “你能借点钱给我么?”吴敏一直低着头,“我还没吃晚饭。”
    我伸手到裤袋掏了半天,掏出了三张绉瘪瘪带着汗臭的拾元钞票来,递了给他。
    “就是这点了。”
    “过两天再还给你,”吴敏含糊说道。
    “免啦,”我挥了挥手,“你没钱,为甚不向师傅去讨?”
    “不好意思再向他开口了,”吴敏干笑了一下,“住院的钱都
    是他垫的,一万多块呢。“
    “哇,这次师傅好大方!”我叫道,“到底你是他心爱的徒儿”
    “我答应他,以后一定要想办法还他的。”
    “这么多钱,你一辈子也还不清。我看你还是快点去找个有
    钱的干爹,替你还债吧,“我笑道。
    吴敏一直垂着头,那只绑着自纱布的手不停地在地上划字,
    半晌,幽幽的问道:
    “阿青,那天你到张先生家,到底见到张先生没有?他对你说些什么来着?”
    吴敏割腕那天下午,我到敦化窗路光武新村去找张先生。从前吴敏住在张先生家,我到那儿找过他一次,吴敏正跪在地板上,揪着一块大抹布,在擦地板。他打着赤膊,一双光足,一头的汗。他看见我非常高兴,从冰箱里拿了一瓶苹果西打来请我喝。他跪在地板上,一面奋力搽,一面跟我聊天。张先生那间公寓布置得非常华美,一套五件头黑漆皮高靠背的大沙发,几案都是银光闪闪克罗米架子镶玻璃面的。容厅正面墙有一座高酒柜,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洋酒瓶。
    “张先生这个家真舒服,我一辈子能待在这里,也是愿的。”
    吴敏仰起面对我笑道,他一脸绯红,热汗淋淋。
    那天我到张先生家,张先生正靠坐在客厅里一张沙发上,翘着脚,在看电视,客厅里放着冷气,凉阴阴的。张先生只穿了一条铁灰的绸睡裤,脚下级着一双宝蓝缎子拖鞋。来开门的是萧勤快——我们都叫他小精怪。小精怪长得浓眉大眼,精壮得象匹小蛮牛,但是一把嘴却甜得象蜜糖,我们师傅杨教头对他说道:
    “小精怪,你那嘴巴那么会讲话,树上那只八哥儿你去替我哄下来。”
    “张先生,”我到客厅里便对张先生说道,“吴敏自杀了。”
    张先生起初吃了一惊。
    “人呢?死了么?”
    “在台大医院,手腕割开了,正在输血。”
    “哦——”
    张先生舒了一口气,却又转过头去看电视去了。彩色荧光幕上,映着《群星会》青山和婉曲两人正做着情人的姿态,在合唱:
    菠萝甜蜜蜜
    菠萝就象你
    萧勤快也折了过来,——屁股坐在张先生旁边,一只脚却蜷到沙发上,手在抠着脚丫子,两个人好象同时都给青山和婉曲的歌吸住了,看着电视,眼睛也不眨一下。青山挽着婉曲的腰,踱来踱去,一首歌都快唱完了,张先生才猛然记起了似的,转过头来,
    问我道:
    “吴敏自杀,你来找我干什么?”
    张先生大约四十上下,开了一家贸易洋行,专门出口塑胶玩具。他是个英健的男人,鼻梁修挺,头发抿得一丝不苟,鬃脚微微带着一丝花白。可是他那张削薄的嘴,右边嘴角却斜拖着一条深得发黑的痕迹,好象一径接着一抹冷笑似的。吴敏躺在急诊室里输血的时候,在我耳根下央求:请张先生到医院去一趟。可是我望着张先生嘴角那抹近乎凶残的笑容,一时舌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你来得正好,吴敏还有一包旧衣服留在这里,你顺便带给他吧”张先生说着却向萧勤快指示了一下,“去把那包衣服拿来。”
    萧勤快赶忙跳下沙发,跑到里面去,取出一包旧衣服来。那是几件发了黄绉成一团的内衣裤,还有两件破旧的花衬衫。萧勤快把那包旧衣服朝我手里一塞,连翻了几下他那双鼓鼓的金鱼眼,满脸得色。我回到台大医院,没有把那旧衣服拿出来,我对吴敏说:张先生不在家。
    “阿青,你知道,我在张先生家也住了一年多了。总是规规矩矩守在家里,一次都没有自己出来野过。张先生的脾气不好,可是我总是顺从他的。他爱干净,我天天都拼命擦地板。起初我不会烧菜,常挨骂。后来看食谱,看会了,张先生有次笑着对我说:”小吴,你的豆瓣鲤鱼跟峨媚的差不多了。“我高兴得了不得,以为张先生心里很喜欢呢。哪晓得他那天无缘无故发了一顿脾气,便叫我马上搬走,多一天都不许留。我没想到张先生竟是一个那样没有情义的人。阿青,你那天到底见着张先生没有?他还在生气么?一”
    吴敏的声音从黑睹中传来,颤抖抖的,听得人心烦。突然间,我好象又看到了张先生在嘴角上那道深深的,凶残的笑痕了似的,我打断了吴敏的怨诉:
    “我见着他了,他跟萧勤快两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群星会》。”
    “哦——”吴敏暖昧的叹了一口气,过了片刻,他立起身来。
    “我先走了,我去买点东西吃。”
    吴敏走下台阶,他那张白纸一样的脸,在黑暗里飘泊着。
    回到莲花池那边,已是半夜时分。播音台的扩音器,已经寂灭了,公园里的游人,都已离去。于是我们的王国,从黑暗里便倏地涌现了出来。莲花池的台阶上,黑影幢幢。三水街那一群小么儿,三三两两,木屐踏得劈劈啪啪,异常嚣张。亭子那边,我们那位年高望重的元老盛公,正拖着蹒跚的步子,蹭向我们的师傅杨教头,衰疲的探问道:“有新鲜的孩子么?”盛公已经老耋,而且背脊还患了严重的风湿。他找孩子作伴,只是为着陪他老人家宵个夜,喝杯烧酒罢了。盛公晚上常常失眠,他说他只要看看一张年轻的面魇,他那颗不甘寂寞的心,便如同服了一粒安眠药似的,才肯消歇。盛公是万年青影片公司的董事长,摄制过好几张超级文艺爱情影片,嫌了不少钱。据说盛公从前在上海自己也曾是位红小生,跟许多有名的女明星配过戏,可是他却无限感叹的对我们说道:“荣华富贵有什么用?孩子,青春才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哪”那个尾随在老鼠后面,气吁吁叫着“耗子精”的,是聚宝盆的江浙名厨卢司务,卢司务体重两百零五磅,笑起来,好象一尊欢喜佛。他对老鼠有偏爱:“老鼠么,我就喜欢他那儿根排骨,好象啃鸭翅膀,愈啃愈有味”远远在树林子那边,掩掩藏藏,不敢抛头露面的,是一群良家子弟的大学生;那几个还来不及脱去制服的是外岛回来,到台北渡假的充员士兵;还有一些三重镇到公园来打秋风登记有案的小流氓;还有西门町拍卖行、裁缝铺、皮鞋店的小伙计;也有心脏科的名医生,一位军法官,还有曾经红得发紫现在已经秃了头常戴着一顶巴黎帽的台语明星;还有那位皱得满面山川狂热的追求美的影子的艺术大师,艺术大师常常说一些我们不甚嘹明的话:“肉体,肉体哪里靠得住?只有艺术,只有艺术才能常存!”所以他把我们王国里的美少年,都画成了图画。当然,还有我们那位资格最老,历尽沧桑的老园丁郭老。郭老一个人远远的企立在那棵绿珊瑚的下面,白发白眉,睁着他那双老毛的眼睛,满怀悲悯的瞅着公园里这一群青春鸟,在午夜的黑暗里,盲目的,危急的,四处飞扑。郭老在长春路开了一家照相馆青春艺苑。他收集了我们的照片,贴成了一本厚厚的相簿,取名“青春鸟集”。他把我编成八十七号,命名为小苍鹰。
    在我们这个王国里,我们没有尊卑,没有贵贱,不分老少,不分强弱。我们共同有的,是一具具论欲望焚练得痛不可当的躯体。一颗颗寂寞得发疯发狂的心。这一颗颗寂寞得疯狂的心,到了午夜,如同一群冲破了牢笼的猛兽,张牙舞瓜,开始四处??的猎狩起来。在那团昏红的月亮引照下,我们如同一群梦游症的患者,一个踏着一个的影子,开始狂热的追逐,绕着那莲花池,无休无止,轮回下去,追逐我们那个巨大无比充满了爱与欲的梦魇。
    在黑暗中,我踏上了莲花池的台阶,加入了行列,如同中了催眠术一般,身不由已,绕着莲花池,一圈一圈不停的转着。黑暗中,我看见那一双双给渴望企求、疑惧,恐怖,炙得发出了碧火的眼睛,象萤火虫似的,互相追扑着。即使在又浓又黑的夜里,我也尖锐的感觉得到,其中有一对眼睛,每次跟我打照面,就如同两团火星子,落到我的面上,灼得人发疼。我感到不安,我感到心悸,可是我却无法回避那双眼睛。那双炯炯的眼睛,是那样执着,那样的急切,好象拼命在向我探索,向我恳求什么似的。他是一个身材高瘦的陌生人,在公园里,我从来没有见他出现过。
    “去吧不碍事的,”我们师傅杨教头在我身后凑近我耳根低声指示道,“我看见他跟了你一夜了。”
    那个陌生客已走下了台阶,站在石径那端一裸大王椰下,面朝着我这边,高高的矗立在那里,静静的,然而却咄咄逼人的在那儿等待着。陌生客,平常我们都尽量避免,以免搭错了线,发生危险。我们总要等我们的师傅鉴定认可后,才敢跟去,因为杨教头看人,从来不会走眼。我走下台阶,步到那条通往公园路大门的石径上。我经过那位陌生客的面前,装作没看见他,径自往大门走去,我听见他跟在我身后的脚步声,踏在碎石径上。我走出公园大门一直往前,蹭到台大医院那边,没有人迹的一条巷子口路灯下,停下脚来,等候着。
    在路灯下,我才看清楚,那个陌生客,跟我站在一起,要比我高出大半个头,总有六尺以上,一身嶙峋的瘦骨,一根根往外撑起。他身上那件深蓝的衬衫,好象是绷在一袭宽大的骨架上似的。他那长方形的面庞,颧骨高耸,两腮深削下去,鼻梁却挺得笔直的,一双修长的眉毛猛的往上飞扬,一头厚黑的浓发,蓬松松的张起。他看起来,大约三十多岁,脸上的轮廓该十分直挺的,可是他却是那般的枯瘦,好象全身的肌肉都干枯了似的。只有他那双深深下陷,异常奇特的眼睛,却象原始森林中两团熊熊焚烧的野火,在黑暗中碧荧荧的跳跃着,一径在急切的追寻着什么。当他望着我,露出一丝笑容的时候,我便提议道:
    “我们到圆环去。”
    3
    瑶台旅社二楼三五号房的窗户,正遥遥向着圆环那边的夜市。人语笑声,一阵阵浪头似卷了上来,间或有一下悠长的小喇叭猛然奋起,又破又哑,夜市里有人在兜卖海狗丸。对面晚香玉、小蓬莱那些霓虹灯招牌,红红绿绿便闪进了窗里来。房中懊热异常,床头那架旧风扇轧轧的来回摇着头。风,吹过来,也是燥热的。
    在黑暗中,我们赤裸的躺在一起,肩靠着肩。在黑暗中,我也感得到他那双闪灼灼,碧荧荧的眼睛,如同两团火球,在我身上滚来滚去,迫切的在搜索,在觅求。他仰卧在我的身旁,一身嶙峋的瘦骨,当他翻动身子,他那尖棱棱的手肘不意撞中我的侧面,我感到一阵痛楚,喔的叫了一声。
    “碰痛你了,小弟?”他问道。
    “没关系。”我含糊应道。
    “你看,我忘了,”他把那双又长又瘦的手臂伸到空中,十指张开,好象两把钉耙一般,“这双手臂只剩下两根硬骨头了,有时戳着自己也发疼——从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从前我的膀子也跟你的那么粗呢,你信不信,小弟?‘
    “我信。”
    “你几岁了?”
    “十八。”
    “就是了,从前我象你那样助年纪,也跟你差不多。可是一个夏天,也不过三个月的光景,一个人的一身肉,会骤然间耗得精光,只剩下一层皮,一把骨头。一个夏天,只要一个夏天——”
    他的声音,从黑暗里传来,悠远,飘忽,好象是从一个深邃的地穴里,幽幽的冒了出来似的。
    常常在午夜,在幽瞑中,在一间隐蔽的旅栈阁楼,一铺破旧的床上,我们赤裸着身子,两个互相隐瞒着姓名的陌生人,肩并肩躺卧在一起,陡然间,一阵告悔的冲动,我们会把心底最隐秘、最不可告人的事情,互相吐露出来。我们看不清彼此的面目,不知道对方的来历,我们会暂时忘却了羞耻顾忌,将我们那颗赤裸裸的心,挖出来,捧在手上互相观看片刻。第一次跟我到瑶台旅社来的,是一个中学体育老师,北方人,两块腹肌练得铁板一样硬,那晚他喝了许多高梁,嘟嘟哝哝,讲了一夜的醉话。他说他那个北平太太是个好女人,对他很体贴,他却偏偏不能爱她。他心中暗恋的,是他们学校高中篮球校队的队长。那个校队队长,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跟了他三年,情同父子。可是他却无法对那个孩子表露他的心意。那种暗恋,使他发狂。他替他提球靶、拿运动衫,用毛巾给他揩汗。但是他就不敢接近那个孩子。一直等到毕业,他们学校跟外校最后一次球赛,那天比赛激烈,大家情绪紧张。那个队长却偏偏因故跟他起了冲突。他一阵暴怒,一巴掌把那个孩子打得坐到地上去。那些年来,他就渴望着抚摸,想拥抱那个孩子一下。然而,他却不知道为了什么,失去控制,将那个孩子脸上打出五道红指印。那五道指印,象烙痕般,一直源深刻在他的心上,时时隐隐作痛。那个体育老师,说着说着,一个北方彪形大汉,竟呜鸣哭泣起来,哭得人心惊胆跳。那晚下着大雨,雨水在窗玻璃上婉蜒的流着。对面晚香玉的霓虹灯影,给混得红绿模糊一片。
    “五天前,我的父亲下葬了。”
    “恩?”我没有听懂他的话。
    “五天以前,我父亲下葬在六张犁极乐公墓,”他在抽一根烟,烟头在黑暗中亮起红红的一团火,“据说葬礼很隆重,我看见签名簿上,有好多政府要人的名字。可是我却不知道六张犁在哪儿,我从来没有去过。你知道么,小弟?”
    “我从信义路一直走下去,就到了,极乐公墓在六张犁山上。”
    “信义路四段下去么?台北的街道改得好厉害,通通不认识了,我有十年没有回来”他吸了一下烟,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前天夜里,我才从美国回来的,走到南京东路一百二十二巷我们从前那栋老房子,前后左右全是些高楼大厦,我连自己的家都认不出来了。从前我们家后面是一片稻田。你猜猜,田里有些什么东西?”
    “稻子。”
    “当然,当然,”他播着一杆瘦骨棱棱的手臂笑了起来,“我是说白鹭鸶,小弟。从前台北路边的稻田里都是鹭鸶,人走道,白纷纷的便飞了起采。在美国这么些中,我却从来没看见一只白鹭鸶。那儿有各种各样的老鹰、海鸥、野鸭子,就是没有白鹭鸶。
    小弟,有一首台湾童谣,就叫《白鹭鸶》你会唱么?“
    “我听过,不会唱。”
    白鹭鸶
    车粪箕
    车到溪仔坑————
    他突然用台湾话轻轻的哼了起来,《白鹭鸶》是一支天真而又哀伤的曲子,他的声音也变得幼稚温柔起来。
    “你怎么还记得?”我忍不住笑了。
    “我早忘了,一回到台北不知怎的又记起来了。这是我从前一个朋友教我的,他是一个台湾孩子。我仍两人常跑到我们家后面松江路那头那一片稻田里去,那里有成百的鹭鸶。远远看去好象田里开了一片野百合。那个台湾孩子就不停的唱那首童谣,我也听会了。可是这次回来,台北的白鹭鸶都不见了。”
    “你是美国留学生么?”我问道。
    “我不是去留学,我是去逃亡的”他的声音倏地又变得沉重起来,“十年前,我父亲从香港替我买到一张英国护照,把我送到高雄,搭上了一只日本邮轮,那只船叫白鹤丸,我还记得,在船上,吃了一个月的酱瓜。”
    他猛吸了两口烟,沉默了半晌,才严肃的说道:
    “我父亲临走时,对我说:”你这一去,我在世一天,你不许回
    来!“所以,我等到我父亲过世后,才回到台湾,我在美国,一等等了十年——”
    “小弟,你知道么?我的护照上有一个怪名字:stePhenNgo广东人把‘吴’念成‘恩,’所以那些美国人都从鼻子限里叫我‘恩,恩,恩,——”
    说着他自己先笑了起来,我听着很滑稽,也笑了。
    “其实我姓王,”他舒了一口气,“王夔龙才是我的真名字。那个‘夔’字真难写,小时候我总写错。据说夔龙就是古代一种孽龙,一出现便引发天灾洪水。不知道为什么我父亲会给我取这样一个不吉祥的名字。你的名字呢,小弟?”
    我犹豫起来,对陌生客,我们从来不肯吐露自己的真姓名的。
    “别害怕,小弟,”他拍了一拍我的肩膀,“我跟你,我们都是同路人。从前在美国,我也从来不肯告诉别人自己的真姓名。可是现在不要紧了,现在回到台北,我又变成王夔龙了。StePhenNg,那是一个多么可笑的名字呢stePhenNg死了,王龙又活了过来”
    “我姓李,”我终于暴露了自己随身份,“他们都叫我阿青。”
    “那么,我也叫你阿青吧。”
    “你是在美国旧金山么?”我试探着问道,我们公园里有一个五福楼的二厨,应聘出国,到旧金山唐人街一家饭馆当起大厨师来。他写信回来说,旧金山满街都是我们的同路人。
    “旧金山?我不在旧金山,”他猛吸了一日烟,坐起来,把烟头扔到床前的痰盂里,然后双手梳到脑后,仰卧到床上。
    “是纽约,我是在纽约上岸的,”他的声音,又飘忽起来,让那扇电风扇吹得四处回荡,“纽约全是一些几十层的摩天大楼,躲在下面,不见天日,谁也找不着你。我就在那些摩天大楼的阴影下面,躲藏了十年,常常我藏身在纽约最黑暗的地方——中央公园,你听说过么?”
    “纽约也有公园么?”
    “怎么没有?那儿的中央公园要比咱们的新公园大几十倍,黑几十倍,就在城中心,黑得象一潭无底深渊。公园里有好多黑树林,一丛又一丛,走了进去,就象迷宫一般,半天也转不出来。天一暗,纽约的人,连公园的大门也不敢进去。里面发生过好多次谋杀案,有一个人的头给砍掉了,身体却挂在一裸树上。还有一个人,一个年轻孩子,身上给戳了三十几刀”
    他说着却叹了一口气道,“美国到处都是疯子。”
    “中央公园里,也有我们同路人么?”我悄声问道。
    “唉,太多了,我上了岸,第三天晚上,便闯进中央公园里去。就在那个音乐台后面一片树林里,一群人把我拖了进去,我数不清,大概总有七八十个吧。有几个黑人,我摸到他们的头,头发好似一饼纠缠不清的铁丝一般。他们的声音在黑暗里啾啾的喘着,好象一群毛耸耸的饿狼,在啃噬着一块肉骨头似的。在黑暗中,我也看得到他们那森森的白牙。一直到天亮,一直到太阳从树顶穿了下来,他们才突然警觉,一个个夹着尾巴溜走了,只剩下一个又老又丑的黑人,跪在地上,抖瑟瑟的伸出手来,抓我的裤角。我走出林子外,早晨的太阳照得我的眼睛都张不开了——”他把那一双瘦棱棱象钉耙似的长手臂伸到空中,抓了两下,“一夜工夫,我觉得我手臂上的肉,都给他们啃掉了似的,红红紫紫,一块块的伤斑。那个夏天,我跟那些美国人一样,也疯了起来,疯得厉害。我看着自己身上的肉,象头皮屑,一块块纷纷掉落,就象那些麻疯病人一般,然而我一点知觉也没有。有一天,我坐在大街上,拿着一把刀片,在割自己的小腿,一刀刀割得鲜血直流——”
    “奥,为什么呢?”我问道,他讲得那样舒坦,好象是在割鸡割鸭似的。
    “我要试试,我还有没有感觉。”
    “不痛么?”
    “一点也不痛,我只闻到血腥味。”
    “哎,”我暖昧的叫了起来,我觉得风扇吹到身上,毛毛的。
    “有几个女人看见,吓得大叫—警察跑过来,把我送到了疯人院里去。你去过疯人院么,阿青?”
    “没有。”
    “疯人院里也有意思呢。”
    “怎么会?”
    “疯人院里有好多漂亮的男护士。”
    “是么?”我笑道,好奇起来。
    “我进的那家疯人院在赫逊河边,河上有许多白帆船,我天天就坐在窗口数帆船。我顶记得,有,一个叫大伟的男护士,美得惊人,一头闪亮的金发,一双绿得象海水的眼睛。他起码有六尺五,疯人院里的男护士都是大个子。他拿着两颗镇静剂;笑眯眯的哄我吞下去,我猛—把抓住他的手,按到我的胸房上,叫道:
    ‘我的心,我的心呢?我的心不见了,“他误会我向他施暴,用擒拿法一把将我掀到地上去。你猜为什么?我讲的是中文,他听不懂”
    说着我们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他们放我出去,夏天早巳过了,中央公园里,树上的叶子都掉得精光。我买了一包面包干,在公园里喂了一天的鸽子”
    他突然沉默起来,我侧过头去看他,在黑暗中,他那双眼睛,碧荧荧的浮在那里。床头那架风扇轧轧的扇过来一阵阵热风我背上湿漉漉的浸在汗水里。窗外圆环夜市那边,人语车声,又沸沸扬扬的涌了过来。兜卖海狗灾的破喇叭,吹得分外起劲,可是不知怎的,那样暗哑的一只喇叭,却偏不停的在奏那首《六月茉莉》一支极温馨的台湾小调,小时候,我常常听到的,现在让这些破喇叭吹得鸣呜咽咽,听着又滑稽,又有股说不出的酸楚。
    “那些莲花呢,阿青?”
    “什么?”我吃了一惊,沉寂了半天,他的声音突然冒了起来。
    “我是说公园里那些莲花,都到哪里去了?”
    “奥,那些莲花么?听说市政府派人去拔光了”
    “唉,可惜了。”
    “他们都说那些莲花很好看呢。”
    “新公园是全世界最丑的公园,”他笑道,“只有那些莲花是美的。
    “据说是红睡莲,对么?”
    “对了,鲜红鲜红的。从前莲花开了,我便去数。最多的时候,有九十九朵。有一次,费摘了一朵,放在一个人的掌心上,他捧着那朵红莲,好象捧着一团火似的。那时候,他就是你这样的年纪,十八岁——”我感到他那钉耙似的手,尖硬的手指,伸到我的头发里。轻轻的在耙梳着,他那双野火般跳跃的眼睛,又开始在我身上滚动起采,那样急切,那样强烈的乞求着,我感到一阵莫名的惧畏起来。
    “王先生,我得走了。”我坐起身来。
    “不能在这里过夜么?”他看见我在穿衣裤,失望的问道。
    “我得回去。”
    “明天可以见你么,阿青?”
    “对不起,王先生,明天我有约。”
    我低下身去系鞋带,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撒这个谎。我并没有约会,可是明天,至少明天,我不能见他。我害怕看到他那双眼睛,他那双眼睛,好象一径在向我要什么东似的,要得那么凶猛,那么痛苦。
    “那么什么时候再能见到你呢?”
    “我们在公园里,反正总会再碰面的,王先生。”
    我走到房门口时,回头说道。一口气,我跑下瑶台旅社那道黑漆漆,咯吱咯吱发响的木楼梯,跑出那条湿叽叽臭熏熏的窄巷,投身到园环那片喧嚣拥挤,到处挂满了鱿鱼、乌贼,以及油腻腻猪头肉的夜市中。我妨到一家叫醉仙的小食店门口,望着那一排倒钩着油淋淋焦黄金亮的麻油鸭。突然闻,我感到一阵猛烈的饥饿。我向老板娘要了半只又肥又大的麻油鸭,又点了一盅热气腾腾的当归鸡汤。咕嘟咕嘟我先把那盅带了药味滚烫的鸡汤,直灌了下去,烫得舌头都麻了,额上的汗水,簌簌的泻下来,我也不去揩拭,两只手,一只扯了一夹肥腿,一只一根翅膀,左右开弓的撕啃起来,一阵工夫,半只肥鸭,只剩下一堆骨头,连鸭脑子也吸光了。我的肚子鼓得胀胀的,可是我的胃仍旧象个无底大洞一般,总也填不满似的。我又向老板娘要了一碟炒米粉,悉悉嗦嗦,风扫残叶一般,也卷得一根不剩。结账下来,一共一百八十七。我掏出胸前口袋里那卷钞票,五张一百元的,从来没有人给过我那么多钱。刚才他把皮夹里所有的钞票都翻出来绘我了,还抱歉的说:刚回来,没有换很多台币。
    离开圆环,我漫步荡回锦州街的住所去。中山北路上,已经没有什么行人,紫白色的荧光灯,一路静荡荡的亮下去。我一个人,独自踏步在行人道上,我脚上打了铁钉的皮靴,击得人行道的水门汀磕、磕、磕发着空寂的回响。我把裤带松开,将身上湿透了的衬衫扯到裤子外面,打开了扣子。路上总算起了一阵凌晨的凉风。把我的湿衬衫吹得扬了起来。我全身的汗毛微微一张,我感到一阵沉滞的满足,以及过度满足后的一片麻木。

《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