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鬼在流血。他没有“过来”，耿东亮有些惊魂未定，他拉开门，冲了出去。耿东亮穿着一双半旧的拖鞋游荡在城市的子夜。拖鞋是酒鬼的，被酒鬼的双脚磨出了左右。夜安静了，道路显得宽广。整个城市全是路灯的颜色。路灯的边沿有几只飞蛾，它们三三两两的，使城市的子夜显得无精打采。耿东亮出门的时候像一只惊弓之鸟，现在安稳了，就想找一个地方停下来，歇一歇。然而没有。这个子夜城市没有一个可供耿东亮驻足的地方。他只能沿着商业街的橱窗独自游走。耿东亮没有方向，商业街的纵度就是他的路程。
半空的高压氖灯给耿东亮带来了乐趣。在路灯与路灯之间，耿东亮的身影短了又长了，长了又短了。这个长度的变化成了耿东亮的惟一兴趣。他低下头，专心地关注着地上的自己。但是这个游戏太累人，注视了一会儿耿东亮就感觉到困倦涌上来了。他只好抬起头，看橱窗。橱窗里有肥皂的广告、洗发香波的广告、热水器的广告、内衣的广告、卫生用具的广告。这些广告的文字不同，但创意和画面只有一个：美人洗澡。许许多多的橱窗里都有美人在洗澡，该裸的都裸了，不该裸的地方就是流水或泡沫。美人在微笑，美人的牙齿是出色的，皮肤是出色的，表情也是出色的，左顾，或右盼，自己和自己风情万种。洗澡，这个最隐秘的个人举动，在子夜的橱窗成为一种公开的、却又是寂寞的行为。洗澡广告拓宽了城市人的生活维度，成为城市的美学效果或生存背景。女人洗不洗澡已经成了一个次要问题，重要的是这个形式。她们裸露的原因就是商业的原则。
无处可栖。这也不错。无处可栖是一种纯自我的感觉，正如疼痛，正如困乏，正如疲惫，它们提醒了耿东亮，这是“我的”感觉，而不是某个狗杂种的感觉。我对于“我”来说，无处可栖就有了切肤之痛，它具体，也许还有点生动。这不很好吗？
出租车的司机到了深夜就会东张西望。每一双与他们对视的眼睛都有可能成为生意。他们关注独行人。他们放慢了车速，摁喇叭。耿东亮决意不去理会那些眼睛，尽管他非常想坐上去，在空调的冷风之中睡个好觉。然而他没带钱。他出门的时候只带了自己的身体。这样也不错，他的双脚可以在城市之夜信马由缰。
星级饭店的门口有几个女孩子。她们在深夜像某种夜游的动物。她们的样子像女学生，她们的样子还像淑女。所有的人都愿意张扬自己的职业性，诗人喜欢自己像诗人，大款喜欢自己像大款。而这些可爱的女孩子不，她们不是淑女，可是她们最热衷于把自己弄成淑女。她们穿着很干净的裙子，孤寂地行走在大厅门口。她们的目光与身体像两种完全不同的动物，目光是凶猛的、捕猎的，而身体却又是懒散的、预备了被捕猎的。裙子很漂亮，不像裤子，中间有那样坚固的连接。裙子的中央地带宽广极了，容得下天下男人，容得下天下男人的全部器械。最关键的是，容得下想象力与暗示性。裤子是什么鸟东西？裤子平庸。裤子结构复杂。裤子在子夜时分缺少当代性与城市性。裤子绝对不能构成当代的城市之夜。
耿东亮口渴了。想喝点什么，许多酒吧通宵地开着，许多茶馆也是通宵地开着。它们在门口挂上了小灯笼：24小时营业，或全天候营业。然而耿东亮的身上没有一分钱。人在没有钱的时候会格外地感受到钱的伟大与钱的狰狞。耿东亮渴极了。没有钱夸张了他的口渴。反过来也一样，口渴夸张了他没钱的印象。
钱是甘泉呐！
耿东亮仰起了脸，天上没有甘泉，天上下雨了。昨天晚上酒鬼说过的，天要下雨，他的左腿酸疼得厉害。真的下雨了。酒鬼说，人在唱歌的时候通着天，其实，人身上的致命伤痕同样通着天。致命的伤痕都有一种先验的能力。真的下雨了。
耿东亮站在路灯底下，仰起头，张开了嘴。雨不算小，但是对于解渴来说，它又近似于无。大雨使夜的街道变得复杂起来了，天上地下全是灯，斑斑斓斓的，都不像现世了。像梦中的虹。
远处开过来一辆公交车，加长的，开得很慢。车身在摇晃，它在下半夜的雨中像一个赴死的绿林好汉。耿东亮爬上车，坐到后排去。车内并不拥挤，却很燠热，洋溢着汗臭与人体的馊味。但任何气味都不是永久的，你习惯了它，它就会自动消失。耿东亮利用三次靠站的机会把整个后排全占领了。他躺下来，拿两只拖鞋做了枕头。耿东亮困得厉害，却睡不进去。他开始想象自己的城市，一边想象一边体验着公交车的拐弯、爬坡、下坡。他成了故乡的游客，仔细详尽地体验着所有过程。每一个靠站他都可以下车，而每一个靠站和他又没有任何关系。耿东亮盼望着这辆公交车能向远方驶去，当他醒来的时候，公交车也许会停靠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公交车的命运就是围绕着一个固定的路途，然后，开始转圈。
耿东亮长叹了一口气。他听着车顶上的雨声，睡着了。
耿东亮是被一个男人叫醒的。男人的嗓门很粗，他用膝盖推了推耿东亮的胯部，大声说，“喂！喂！”耿东亮很困难地睁开眼，高大的男人一手拽着扶手，一手执了饭盒，盯着他，一脸的不友善。窗外的天早就大亮了，公共汽车正迎来了一天当中的第一个高峰。耿东亮坐起来，粗壮的男人紧贴着耿东亮坐下来，耿东亮感觉到他的身上热烘烘的气息。人越来越多，人多了售票员反而挤到人群之中喊票了。售票员瞟了一眼耿东亮，说：“买票了。”耿东亮只要把头侧过去，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售票员肯定会把他放过去的。但是耿东亮心虚，他眼怔怔地望着售票员，脸上居然变了颜色。售票员跨上来，为了保持平衡，她站成了丁字步。售票员说：“买没买票？”耿东亮老老实实地说：“没买。”售票员说：“补票，掏钱。”耿东亮像个学生似的站了起来，他的身上只有酒鬼的旧T恤与旧短裤，连一只口袋都没有。售票员说：“罚款十元，掏钱。”耿东亮看一眼四周，周围的人都一起看着他。耿东亮红了脸说：“我没带钱……”售票员立即就大起了嗓门，厉声说：“没钱你上车做什么？没钱你上车做什么？”售票员伸长了脖子对车前的驾驶员喊道：“停车！”车停下来，一车的人都回过头来好奇地打量他。耿东亮个子高，颀长的身高这时候差不多就是灾难了。售票员说：“下车！你给我下车！——好意思，这么大的个子！”
耿东亮一脸的羞愧，他就带着一脸的羞愧走下了公交车，差不多是逃出了公交车。他站上马路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是光着脚的。鞋还在车上，但公交车的车门已经关上了，似乎带了很大的怨气。售票员脑袋从窗口里伸出来，说：“好意思，这么大的个子！”
耿东亮光了双脚站在马路的边沿，狼狈极了。在这么多的人面前受了这样的羞辱，他的眼泪都快掉出来了。人在身无分文的时候羞辱随时会找上你的。钱这东西就这样，你越是身无分文时钱的面孔就越是狰狞。要不怎么说一分钱逼死英雄汉呢。
饥渴、困顿、羞愧，一起袭上来了。
这个意外的夜晚验证了一条最朴素的真理：钱是有用的。它不可或缺。
城市的早晨带了一股水气，环卫工人把它拾掇干净了，洒水车洒上了水，城市干干净净，以一种袒露和开敞的姿态迎接人们对它的糟踏。耿东亮光着脚，像一个乞儿游荡在马路边沿。回家只是一个闪念，很快让耿东亮打发走了。耿东亮不是往前走，脚迈到哪儿他就算走到哪儿。
耿东亮走到民主南路完全是不由自主的，最直接的原因或许是想见一见李建国。李建国总经理好歹是他的学兄，先向他预支一点零花钱总是不成问题的。身上必须先有钱，这个原则不可动摇。钱是城市的空气、阳光、水；在城市，没有钱你就是一只苍蝇、跳蚤或蟑螂。必须先有钱，这不是什么理论，它只是一种十分浅表的事实，迫在眉睫。
一辆宝马轿车停在了耿东亮的身边，没有刹车声，而车窗也无声无息地滑下来了。有人在车子里“喂”了一声。耿东亮没有留意，耿东亮再也料不到一辆漆黑锃亮的小轿车和他会有什么关系。但他看到了一个人，一个手扶方向盘的女人。耿东亮认出来的时候脑袋里不由自主地“轰”了一下。是罗绮，总公司的董事长。罗绮没有开口，侧过身子打开了车门。“进来吧。”罗绮说。耿东亮愣在那里。不敢说不，又不敢贸然进去，就这么愣了四五秒钟。罗绮显然不耐烦了，摁了两声车喇叭。耿东亮慌里慌张地钻进了车子，车内的空调让他平空凛了那么一下。
宝马轿车显然停得不是地方，一位交警走到小汽车的左侧，立正，打了一个很帅气的敬礼。交警说：“你违章了，请您接受罚款。”罗绮没有看窗外，顺手就到皮包里去掏钱包，钱包里只是三五张信用卡和一些美钞。罗绮说：“记下我的车牌，一个小时之内我派人送过来。”罗绮把钱包摊到交警的面前，笑道：“你瞧，我只有美金，没钱。”
罗绮把汽车启动起来，开了十来分钟，停到中央商场的停车场，关掉发动机。罗绮抬起头，调整好右手上方的反光镜，耿东亮的一张脸便呈现在镜子的中央了。罗绮说：“打了一夜的牌吧？”耿东亮想了想，说：“没有。”“喝花酒了？”耿东亮说：“没有。”罗绮就那么微笑着打量耿东亮，发现他的脸部轮廓有些不对劲，颧骨那儿一律地全鼓出来了。罗绮回过头，认真地研究了耿东亮一回，知道是反光镜的凸面使他变形了，罗绮顺便把耿东亮的上下看了一个来回，说：“这哪里像我的干儿子？”罗绮说完这句话便下了车，走到中央商场门前自动取币机旁，分别用长城卡、牡丹卡和金穗卡取出一扎现金，自动取币机永远都是十分听话的样子，你只要摁几下，崭新的人民币就会侧着身子一张连着一张吐出来了。
罗绮一个人走进中央商场，十几分钟之后便出来了，手里提了一串的大包和小包。罗绮进车的时候耿东亮居然睡着了，歪着脑袋，一副不顾头不顾尾的样子。宝马轿车的避震系统真是太良好了，罗绮的右脚刚刚踩上去，车身便像水里的舢舨那样晃荡了起来。这一来耿东亮就醒了。他睁开眼，睁得很吃力。罗绮把手里的大包小包一起塞到后排去，说：“换上。”口气既像大姐又像母亲，有一种很慈爱的严厉。耿东亮从包里抽出T恤牛仔裤和皮鞋，看了几眼，都是很贵的名牌，一双眼就在反光镜的凸面上对了罗绮发愣。罗绮点上烟，顺手把反光镜侧过去了，这一来双方都在对方的视线之外了。耿东亮磨蹭了一会儿，说：“我不能要你的东西。”罗绮说：“我的公司从来都不许衣冠不整的人进去的。”
优秀的女人们眼睛都是尺，罗绮就更不例外。耿东亮换上衣服之后十分惊奇于衣服与鞋袜的尺寸，就像是量下来的。衣袜穿在身上，该离的地方离，该贴的地方贴，离和贴都是那样的有分有寸。这种切肤的好感受得力于罗绮的精确判断与精确选择。耿东亮料理完自己，罗绮回过头，说：“这才像我的干儿子。”罗绮把“我的”两个字咬得很重，慈爱和自负就全在里头了。罗绮把烟掐了，嘘出一口气，说：“上街玩去吧，干妈得挣钱去了。”耿东亮下了车，关上车门走到驾驶室的附近，罗绮按下自动门的车玻璃，递出一张名片，关照说：“我六点下班，你最好打个电话来谢谢我。”罗绮说完这句话玻璃又爬上来了，把她关闭得严严实实的。耿东亮站在原处，开始追忆昨夜与今天的上午，一切都是那样的虚幻，仿佛被编排好了。或许生活就是这样，它真实到一定的程度，就必然接近于虚幻了，宛若在梦中游走。
罗绮迟到了近半个小时。没有人为一个公司的董事长考勤，然而，罗绮每天的上下班都是按点的、准时的。这是长期机关生涯给她带来的好习惯。罗绮走进办公室，先坐一坐，四周看看。过去在机关就是这样的。她在等第一个电话，第一个电话进来也就是她的开始。对罗绮来说，这里依旧是机关，然而，是自由的机关，是物化的机关，是市场化了的机关。
在机关干部最吃香的岁月，罗绮呆在机关，在商业老板最走红的年代，罗绮又成了商人。这个女人什么都没有落下。这是命。俗话不是这样说的吗，皇帝是假，福气是真。
罗绮的福气首先得益于这个城市的市政建设。市政建设的某一个侧面当然就是房地产开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房地产开发。正是由于房地产开发，市经委的办公室主任罗绮女士在一夜之间就变成允况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董事长了。这个伟大的决策充分体现了市政府“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具体举措。政府的行政行为直接等同于政府的商业活动，这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能是什么？这不是中国特色又能是什么？
允况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成立与民主南路的开发联系在一起。民主南路与以民主领袖的名字命名的商业街平行，总长度不足一千米，地处本市二类地区与三类地区的交界处。两侧以散户居民为主，71.3%为砖瓦平房。开发区的竞拍是在那一年的“金枫叶”恳谈会上进行的，中标的是一位华人外商。这位六十开外的外商对他的手下说，在国语中，人就是“工作”，需要我们去“做”。“工作”滋润了，就好运来了，就只剩下了最后的一锤子买卖。罗绮女士目睹了这一锤子买卖。代表中方举起“6”号小木牌的，是市经委的一位司机。这位大块头的年轻人最后一次举牌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得到暗示之后，就把小木牌放下了。价码抬得太高了把外商吓跑了怎么能“与国际接轨”呢？市电视台在当晚的《省城新闻》里播送了这则消息，六十开外的外商在电视屏幕上显得气宇轩昂。落槌之后他从荧屏的右侧走向了荧屏中央，微笑着与“各位领导”端起了人头马，干了杯，并合了影。
允况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现在今非昔比了，成了允况集团总公司。然而董事长没有变，还是当年的罗绮女士。罗绮女士当年可不愿意走出机关大院的。分管副市长把罗绮找过去，“通”了“通”气。罗绮女士明白着呢，把自己从政府大院里头弄出去，不就是给他们做一个小金库的“库长”吗？这怎么可以？她好歹也是“正处”呢。分管副市长看得出她的心思，说：“你的办公桌暂就不要动了，政府也不发文——你先过去，那头总要一个党代表嘛！”
桌子不动也就是椅子不动，这一来机遇与待遇都可以不变。罗绮女士说好了的，“过去”之后就呆“一年”。但是一年说过去就过去了，期满的时候罗绮女士正在新加坡考察呢。“回去”的事罗绮就没有提。罗绮不提，“政府”也就不提了。
由机关干部变成机关商人，罗绮女士从自己的身上亲眼目睹了“女大十八变”。这句话用在罗绮董事长身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当然，“女大十八变”指的是女人越变越漂亮、越年轻，否则变来变去人生也太没有风景了。机关里头的人一见到罗绮就说：“什么叫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看看罗绮就全知道了。”罗绮在机关的时候终年留了齐耳短发，衣着是笔挺的、古板的，一副政策性，一副机关腔，一副人到中年的样子。最多在西服的胸花上变点儿花样，算是小小一翘，算是万绿丛中一点红。那是机关，不这样是不行的。也算是工作需要。一个人蹲在机关里头，衣着和长相上头太引人注目了十有八九要招是非的。然而罗绮现在是“商人”，她偶尔回到机关也全是这么说的，衣着和相貌上头就不能不花血本，这同样是工作需要。女人的天性与工作的需要合二为一的时候，女人是幸福的，罗绮就只有“女大十八变”这一条道路可走了。罗绮她只能是“今年二十，明年十八”。
变化最大的首推腹部。
罗绮的腹部是三十八岁那一年“起来”的，并不严重，然而起来了，有了相当危险的发展趋势。机关这个地方就这样，你只要一走进去，腰部就会毫无挽回地一点一点粗起来。连司机都逃不了这一关。当然，做了领导，肚子出来一点也是应该的，要不然，动作太麻利了，哪里还有一点稳重的样子？迫使罗绮坚决和自己的腹部做斗争的是商场里的衣服。公司不是机关，罗绮敢穿，也穿得起了。然而商场里的衣服总是和女人的腰部对着干。看在眼里喜欢的，穿上身腹部就“容不下”。为了衣服，罗绮也得把体重减下去。罗绮与自己身体的艰苦斗争就是从她到允况公司上任之后开始的。她开始减肥，上健美班；她开始文眉，割双眼皮；她开始留最时髦的发型，每周再到美容厅护养两次皮肤。这一来年轻时代的罗绮就全回来了。不只是回来了，还多了一点东西，那种东西叫风度。风度这东西不在皮肉上，它是一种举手投足，甚至还不止于举手投足。没有罗绮这样的良好心态与经济实力，风度那东西是出不来的。漂亮而又年轻的女人多着呢，然而没风度。有风度的女人也有，但是这样的女人十有八九不再年轻，手头也紧。富婆就更加俗不可耐了。罗绮这几点可是都齐了。罗绮这样的女人都能够焕发第二次青春，说到底还是政策好哇。
可是不顺心的事情总是有。罗绮这一头能挣钱了，把好好的一个家弄出裂缝来的确是没有想到的。儿子考到北京去读大学，家里的裂缝不声不响就裂开来了。
罗绮在市政府大院工作，丈夫可以接受。他在省人大的秘书处好歹也有一份不大不小的职务，省大于市，这个道理谁都懂。问题就出在罗绮不该一下子有钱。家也重新装修了，家用电器也全部更新了，罗绮坐在沙发上说话的口气就有点像这个家的主人。这一来做男人的就觉得生活在“老婆的家里”了。这不行。这绝对不行。丈夫做过多年的秘书，现在有了职务，但是说到底还是秘书。秘书工作做长了男人总免不了心细，越自尊越心细，越心细越自尊，接下来当然就是越自负越不甘，越不甘越自负，到后来就变成处处想胜人一筹，处处又低人一等了。这样的心态一带回家，家里的气氛也就越来越像机关了。但是丈夫不动声色，拿了这么多年的机关经验对付一个女人，做丈夫的这点信心还是有的。丈夫在等机会。机会总是有的，做人的惟一学问就在于耐心，只要你能等下去，机会迟早会光顾到你的头上。机会真的就来了。不出一年，省人大就利用现成的关系在海南成立了一家公司，丈夫的工作做得又隐蔽又周密，全做妥当，回到家里头和妻子摊牌。
“我打算到海南去工作一两年。”
“到那里去干什么？都这个岁数的人了。”
“革命不分先后嘛。”
“我在说你去干什么！”
“当然是挣钱。”
“你要那么多的钱做什么！”
“反正得有人去。你想想，这种钱挣起来多容易，鼻涕往嘴里淌的事。”
“什么时候走？”
“下星期。”
“你怎么也不和我先通个气？”
“领导安排。通了气也还是这么回事。”
“不对吧？怕是想重新找点什么乐子吧——海南那种地方！”
“你说到哪里去了。我和你一样，一只脚在海里头，一只脚放在了保险箱。”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没定。领导会安排。”
所有的对话就这么多。这个家的私人谈话都像政府的办公会了。
罗绮便不语了。拿起画王电视机的遥控器，发扑克牌那样不停地换频道。
罗绮不语丈夫也就不开口。她换到哪儿他看到哪儿。后来她把遥控器丢在沙发上，进卫生间洗澡去了。丈夫点了一支烟，电视机里头著名的韩乔生正在解说一场足球赛。
“巴乔。”
“萨维切维奇。”
“德赛利。”
“巴雷西。”
“一个长传。”
“维阿。”
“还是巴乔。”
“巴乔带球。他在找人。他还在找人。”
“好球。这一脚远射漂亮。很突然。过一会儿我们看看是谁打了这一脚。对方的守门员出了一身冷汗。他高接低挡，他出了一身冷汗。”
“博班。各位观众，博班，是博班打了刚才那一脚。”
丈夫关掉了电视。
丈夫走得坚决，坚决的具体表现就是过程简单，一如罗绮当初由机关转入允况集团公司，这一来平平静静的一个家其实就散掉了。当然，这里头没有伤痛。都是四十开外的人了，各得其所，各得其乐，实在是再好不过。
但是罗绮怕周末。到底是女人，一到周末日子突然就“空”了。最初的一些日子总是罗绮飞到丈夫的那边去，再不就是丈夫从那头飞过来，见了面却又没有太多的意思，一点都没有久别胜新婚的振奋迹象，无非是把电话里所说的话当了面重复一遍罢了，然后上床，重复过去所有的事。飞了一些日子罗绮与丈夫都不飞了，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守住电视机。可是电视实是没劲透了，像一个提前进入更年期的男人，唆得要命，抒情抒得也不是地方，还特别地爱激动。你说这样的电视又有什么看头。没意思透了。
要是把星期天换成星期七，日子就美满多了。
罗绮在每一个周末的下班之前都要在办公室里头坐一会儿，静一静神，归纳归纳这个星期的工作，然后，决定在哪儿过周末。回家是一种过法，到东郊的别墅又是一种过法。尽管反正是孤身一人，但地点不同，空间不同，产生出来的心情也就大不一样了。玩味玩味自己的心情，是罗绮女士近几年才养出来的毛病。过去没有。过去没这个条件。现在条件大有改进了，这个毛病就得补上。公司的别墅那么多，空也是空着，选中一座住上三月半载，总是能够滋生出别样的感觉来的，就是寂寞也比呆在家里头寂寞得上点档次，自己陪了自己过一天的贵夫人，这样的感觉特别地往心里去，有一点儿舒坦，还是有一点儿难受，说不上来。
说到底周末应该有不少乐趣的，城市发展起来了，到处都是一派灯红酒绿的样子，走上大街，便打开一扇门，门的后面都是温柔富贵乡。乐趣总是有。但罗绮是女人，在不该露面的地方露面就有些不妥当了。罗绮只能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也许所有的难点就在这儿。时间一长人一独处就越发难了。罗绮害怕的或许就是独处，有朋友聊聊天，很放心地说一点儿私下话，周末的空闲其实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人活到这个岁数哪里还能有朋友？又处在这个地位，女人到了四十岁真是一道坎，父母老了，你早就是别人的人了，自然不属于他们，儿女大了，他们又不属于你们，婚姻无疑是半死不活。而人与人的交往除了公务就是生意。你还剩下什么？你只能剩下工作。可星期天偏偏就没有工作。
这么静下来想想其实也蛮难过的。
找个没人的地方放松一下，荒唐一下，或许也是个办法。但是这个办法男人行，女人断乎不行。
罗绮越想也就越疲惫了。人疲惫了下去，身体里头却总有一个地方在那儿蠢蠢欲动。到底是哪儿，却又有点说不好。这种蠢蠢欲动与年轻的时候终究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有些盲目，有本钱，有信心，越是蠢蠢欲动就越是趾高气扬的。到了这个岁数、这个地位就不一样，有些不甘，又扯着一些疼处，越是心高气傲越是蠢蠢欲动。女人就这个命，拼了命地往上爬，爬到一定的份儿上却一个说说话的人都找不到了。说到底男人的孤寂总是假的，女人要是孤寂了那才真的孤寂。
罗绮实在想找一个说说闲话的人，能够坐下来，面对面地吃上一顿安闲的饭。这样的闲情逸致怕是不会有了。惟一能和自己面对面地坐下来的，只有家里的那个小保姆了。总不能和自己的小保姆坐下来享受闲适的。那个小蠢货，她知道什么叫生活？
《那个夏季那个秋天》第十四章(5)
罗绮用一声长叹打发了周末的这个下午。
但今天终究是不一样的。今天至少可以找到一个陪着吃晚饭的人了。耿东亮的电话到底打来了，很准时。罗绮拿起了话机，“喂”了一声，听了两句，笑着说：“那就陪我吃一顿晚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