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篇

    常识写了有两年了,这是最后一篇。“最后”常常是个概念,概念有时会压迫人,例如,例如“世纪末”好了。度和量是人为规定的,时间可度量,所以世纪末是一种人为的规定,这个规定搞得不少人惶惶不可终日。
    按说人们应该已经习惯年终与年初相接的那一刹那,但为什么还会对第一百个或第一千个同样的一刹那忧喜叠加?愈是临近人为的这一刻,愈是荒诞百出?相信未来的一年,会愈演愈烈。
    这是人类在一种自己制造的度量面前,因为催眠与自我催眠而呈现的焦虑。没有办法,我们人类的脑有这样的功能,现在是这种功能的集体发作,但愿这种焦虑引起的不是集体的攻击,世纪之钟敲响之后,但愿焦虑缓解。两千多年前那个担忧天会塌下来的杞国人,显然有受迫害狂的倾向,当时的人做寓言来嘲笑,自有彼时“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强悍之气。可是本世纪,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人类某些价值观的怀疑,逐渐解构我们的一些盲目,也逐渐酿成我们的许多焦虑,而且,愈临近世纪末,由科学数据支持的焦虑愈强烈,例如,例如“环境保护”渐获共识。
    刚过去不久的洪患,终于迫使中国朝良性焦虑迈进一步。水土保持,按理说是个常识,何需由上百亿的损失换得?交常识的学费何需要交到肉痛?荷兰近年决定退地还海,以荷兰这样一个与海争地的国家来说,向海退地有一点“卖国”的意思,但为了“买”生态环境,这个“国”是要卖的。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附近的胡佛水库也要拆坝了,以当地的沙漠环境来说,积蓄水再合理没有了,但为了生态环境,拆。美国是很早就明白水库对生态环境的改变效果,而且很早就不再兴建水库了。虽然可以提出一千条水库的正面证据。但是严密监测的结果是,小不忍则乱大谋,谋什么?谋更大更长远的生态环境,忍则是不再建和拆。
    前不久我忽然被邀请讲一下我的小说《树王》,理由是其中涉及到砍伐森林导致生态失衡。于是找来十多年前发表的这篇东西,翻看之下,深为自己当年的焦虑吓了一跳,同时也为自己当年的粗陋脸红不已。九二年还是九三年的时候,意大利有制片人执意要将《树王》拍成电影,此事我在《威尼斯日记》记录过,结果是亚洲的朋友们认为这是发达国家的阴谋,他们通过糟蹋生态发达了,现在为了他们的利益,让不发达国家保持生态环境,“你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是他们用一个不发达国家的作品来说‘看,你们自己的人也说了嘛’。”我一向对这种政治交集表现得智力不够,于是婉言谢绝了制片人。现在看来,是坚持常识的能力不够。
    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看来看去,主题是放在人生得失上。但就我个人的经历,起码东北、内蒙古和云南,知青参与了破坏生态。当然,当年的知青的知识里,没有生态这一项,只有战天斗地,而且表现得近乎疯狂。只是由于这种疯狂,让我起了一些焦虑,觉得事情哪里有些不对头。我不讳言我是参与破坏者,也因此我倒有了说出我的焦虑的资格。三十年了,知青不年轻了,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承认自己是破坏者的知音。近年回去插队地点看看的知青们,意识到破坏的后果了吗?黑土地,北大荒,处女地,意思应该是原始生态,破坏它为什么成了“人生得到锻炼”这种只对一代人生效的欣慰呢?蒙古草原是世界上剩下的惟一一块原始草原,我们从世纪初一直挖到世纪末。红土地的亚热带原始森林,不是一刀一刀被我们砍掉,放把火烧得昏天黑地吗?黄土地,曾经是汉武帝与匈奴强力争夺的牧草场,谁占有它,等于现代的坦克有了汽油。卫青与霍去病,替汉王朝夺到了这项“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战略资源,可是两位将军,料得到今天的这般景象吗?
    绝非大哉问,只是常识之问。
    当然可以反诘我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百姓要吃饭,社会要发展,这是发展的必然之径。但是,“竭泽而渔”的道理不难明白吧?我诘问当年的知青,也是不公平。还记得当年陈永贵视察云南,质问为何不大开梯田?还记得当年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策划的“围湖造田”,滇池面积缩小,春城的气候明显改变了?没有常识的操纵权力,革命可以是愚昧,《树王》表达的不是生态意识的自觉,只是一种蒙昧,蒙昧抗拒不了愚昧的权力,失败了,于是有性格悲剧的意味,如此而已。
    不过写到这里,我发现我本来不是要聊生态环境的,只是因为触到“世纪末”,触到由此而来的焦虑,才一路岔开。写作常常是这样,你会被某个字眼不小心撞歪。日常中我也常常误入一条路,不过我常常索性就走一走看。
    我本来是想,在最后的这一篇里聊聊基因。
    我对基因有兴趣,大概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我记得那时的一个暑假,去北京林学院我舅舅那里去玩儿。我舅舅高中毕业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成绩一直很好而获得保送资格,他桃了林学院。我倒也不觉得不挑北大清华有什么不对,因为那时我还没有什么势利眼,我只是觉得林学院很好,那里离圆明园很近,大学的馒头好吃,好像有一次还为暑期不回家的学生供应了一回饺子。
    舅舅的床上有一本书,书名忘了,只记得作者叫布尔班克,美国人,农场主,运用基因原理生产订货。有一次订货是豌豆,因为将来是要装罐头,所以要求豌豆必须是同样大小的,要命的是交货期限非常短,短到按豌豆生长期来说,不可能交出那么多豌豆。布尔班克详细讲到他怎么利用显性基因原理筛选出豌豆,同时造了暖棚,架了灯具,终于如期交货。
    这本书让我看得入迷,我至今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入迷,而且看完了发现还有下册,但是下册没有了。我记住了布尔班克这个名字,以致二十多年后我到美国洛杉矶,发现其中有一个市叫布尔班克,我觉得就是以那个种豌豆的布尔班克命名的。
    不过基因这回子事,我也记住了。我因此在升入中学后非常喜欢生物课,生物课不是主课,按理说犯不上那么卖力,但“喜欢”常常是不按理的。当时教生物课的先生,文革前北京中学老师称先生,无论男女,教生物的先生很年轻,我想是刚大学毕业,二十多岁吧,我有一次下课后问他如果想多知道一些生物的知识要怎么办,他看了看我,他大概没有想到有学生对副科感兴趣。不过他又忽然非常高兴,说,你要是对生物有兴趣,将来考武汉大学生物系好了。
    我想我们之间有点误会。如果他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应该知道以我的家庭出身我是上不了大学的,我问他的问题,只是出于我的强烈兴趣。直到现在,我还是一个被兴趣牵着跑的人,听听,看看,读读,聊聊,还有写写。可能到死的时候,兴趣是我是怎样一步一步失去知觉和思维的。兴趣促使我从书店架子上抽下很多我认为与生物有关的书,读来半懂半不懂。我当然读了不少苏联的李森科的遗传理论,但是我逐渐打听出为什么几乎找不到奥地利的神父孟德尔(GregorMendel)的遗传理论的书,只因为政治的原因。我当时以为只要不去理政治就可以了,不料政治可以很方便地阻挡常识。前面说过的布尔班克,是依循孟德尔理论的,所以他的书出了上册之后,风向转了,下册遂不能出,持孟德尔理论的教授不能再到课堂上教我舅舅那一辈的学生了。
    一九OO年,真正的本世纪初,荷兰的德·弗利斯(HugoDeVries)、奥地利的凡·谢马克(ErichvonTschermak)以及德国的柯伦斯(KarlCorrens)各自研究,却不约而同发现相同的遗传现象,即,所有子代的遗传特性都来自两个遗传单位,而这两个遗传单位分别来自双亲。三个规矩人各自到图书馆去查查看他们的发现是否是新发现,结果都找到孟德尔早在三十五年前,也就是一八六五年就发表的豌豆实验论文。孟德尔去世之前曾说:“我的时代将来临。”
    真是这样。一九O四年,美国的萨顿(WalterSut-ton)发现遗传单位藏在细胞核里形状像香肠的构造物中,这种香肠要染过色才看得到,所以称它为“染色体”。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人类具有二十三对染色体。“遗传学”这个名词是一九O五年发明的,“基因”则是要再过四年,一九O九年才出现,由丹麦的生物学家约汉森(WilhelmJohannsen)根据希腊文“给予生命”创造出来的抽象名词,用来解释代代相传的遗传特质。
    一九一五年,摩根(T.H.Morgan)等人在经过果蝇实验掌握足够证据之后,出版了《孟德尔遗传论的机制》,首次以染色体的理论阐释遗传现象。
    一九四一年,美国的毕多(G.W.Beadle)和塔坦(E.L.Tatum)发现基因的功能在于复制生命体的基本结构物质:蛋白质。不过到这时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基因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基因是怎样复制的。
    一九四四年,艾弗瑞(OswaldT.Avery)和麦克赖欧德(ColinMcleod)、麦克卡提(MaclynMcCarty)证明DNA也就是去氧核糖核酸是最基本的遗传物质。
    一九五三年,DNA的秘密终于发现了。英国物理学家克瑞克(F.Crick)和美国生物学家瓦岑(J.Watson)一同发现了DNA的物理结构,它像个螺旋梯,有两条长链,长链间每隔一小段就以一个简单分子相连,好像梯子的横木。横木是由两个硷基构成,硷基有A,T,G,C四种。整条梯子其实是扭成双螺旋形状的。每条染色体上排列了数千个基因,而硷基的排列组合,有三十亿。
    以道布鲁克(MaxDelbruek)为首的一群包括物理学家、化学家的科学家在五十到六十年代建立了分子生物学。它讲究“再现性”,一般实验室都可以做到;它又是实质性的,基因不再是孟德尔定律中的数学演算单位,也不再是一串珠子,而是有清楚化学结构的分子。随着这些基本知识,七十年代出现了“基因工程”技术,于是,分子遗传学飞速发展起来,定位并辨识每个基因。
    一九八三年,找出了杭廷顿氏舞蹈症(Huntington’sdisease)的致病基因;一九八七年找出了肌肉萎缩症的致病基因;一九八九年找出了囊肿纤维变性致病基因,这一年特定基因的发现很频繁,之后越来越快,也就越来越多。到了今年,一九九八年,距世纪末还有一年的时候,美国联合资助的研究人类基因组计划,宣布绘出完整的人类基因地图,可提早两年在二OO三年完成。实际上地图有两部分,一是染色体的每一小段的位置,但不管这些片段上有无基因,称为“生理地图”;二是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称为“基因地图”。一九八六年这个计划开始的时候,预算是三十亿美元,也就是一个硷基一块钱,照当时的技术条件,需要一千个科学家每人投入三十年,也就是需要三万人年的工时。当然,实际速度越来越快,目的已经排列出一亿八千万个人类基因硷基组合。
    不过美国的两个民间基因研究组织,一个宣布可以在二OO一年完成地图,经费只需两亿多美元,另一个宣布已经排列出百分之七十五。
    大致列了一下基因在本世纪的发现过程,我们几乎可以说,本世纪是基因世纪。严格说,本世纪是基因的前世纪,下个世纪才是基因的世纪。正好在本世纪当中间,一九五三年,科学家发现了DNA的构造,这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事,其它事件,相较之下都黯然失色,而且基因、DNA已经成了一个现代人的常识。随着本世纪晚期的电子计算机的进步,下个世纪的特色之一是数码,别忘了,基因的本质也是单纯的数位,只不过它不是两位码,而是四位码。
    生物只不过是基因的载体和基因传递的媒介,这也就是说,生物本身没有意义。如果将来“生物”这个词具体为“人类”,我们所谓的尊严将受到致命的打击,说被摧毁也不为过。生命,人生,没有意义,也就无所谓价值,都不过是佛家所说的“幻想”,人类创造了文明与文化,无非是让人更好地成为基因的载体和传递的媒介。我们讨论崇高,鄙薄庸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玩赏艺术,挖掘想象力,寻找纯真爱情,酒色财气,民族主义,冷战,和解,宗教,出世,入世,渐悟顿悟,共产主义接班人,教育,资本主义掘墓人,金融危机,天才,智商,情商,等等等等,都是为基因做嫁衣裳。生态平衡,环境保护,无非是让各种基因都能继续传递。人权,也无非是让人这种基因的载体之间有个公平的关系。不孝有三,基因不传为大。基因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八十年代初,我读到英国动物行为学家道金斯(RichardDawkins)的《自私的基因》(THESELFISHGENE)一九七六年版,中国算是很快就有了中译本。一九八九年,《自私的基因》出新版的时候,书中的论证以及由此产生的我称之为的“基因哲学”,已经成了世界性的常识。到了一九九五年,道金斯又写了《伊甸园之外的河流》(RiverOutofEden)进一步提到基因的本质是数位,这是因为四种硷基的排列组合决定了蛋白质的类型。我们说到基因的时候,还不免对这个词有些感情色彩,可是到了数位这一步,恐怕就感情不起来了,基因也就到了真正不仁的境界。
    你也许会有怒气,你基因既然对我们不仁,更谈不上什么义,干脆我们就约好了一齐死给你看,看你还传不传得下去,讹诈你一回。
    怒气归怒气,基因这件事还真有世纪末的情调。我们好不容易进化了几百万年,有了喜怒哀乐,结果到了基督降生快两千年的时候,不知道是该喜该怒还是该哀该乐。基督是救世主的意思,还要不要救呢?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回搞清楚了,我们不是上帝的子民,我们只不过是他妈的数码。
    因此下个世纪,不管它是否伟大,不管我们乐观还是悲观,我们好不容易建立的伦理,肯定要兜底翻检一下,看怎么个适应法了。法律,宗教,哲学,都会遇到革命性的考验,我们会发现它们最起码会是步履蹒珊。一个复制羊引起的可能复制人的问题。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普遍的预言是,五年之后将有复制人。以商业常识来判断,没有人傻到法律宣布允许复制人之后才开始复制人。
    人类基因组地图弄好之后,并非是说每个基因组的功能就明白了,而只是位置而已。每个基因组的功能,或人的某项功能或疾病是由哪些基因组造成的,还有待追寻。投资了,千辛万苦寻到了,应该是公共财产呢还是私家专利财富?
    按照某人的基因缺陷而专门制造出生化药物,卫生部怎么个批准法呢?要知道,很可能会有十二亿种药物呢。
    会有婴儿的基因普查吗?如果是,一个人很早就知道自己必然会得某种绝症,是不是很残酷呢?
    会有全民基因普查吗?保险公司会为那些被证明的基因有问题的人保险吗?他或她,会不会根本找不到工作呢?尤其是有“犯罪基因”(这不是笑话)的人,应该关起来吗?免不了会有“基因歧视”吧?
    衰老基因已经找到了,但是你真的愿意活到五百岁吗?尤其当环境条件使你痛苦时,你愿意受五百年的活罪吗?如果你告诉一个美国人,你要交五百年的税了,我猜他或她宁愿去死。
    下个世纪,将是一个——我不用说了,你可以预料到很多很多,结果还是会有很多很多你料不到的。总之,会有改变,包括我啰嗦了两年的常识。
    一九九八年意大利佛罗伦斯
    (本随笔集中文章曾连载于《收获》杂志,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常识与通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