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另一些人坐不住了，这就是儒生，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
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整顿吏治，利用兴办学校和乡堂里选等方式培养和选拔地主阶级子弟进入各级政府机构，培养了知识分子。顺帝继承武帝的光荣革命传统，在洛阳兴建太学，太学士曾经多达三万余人，据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知识分子加在一起至少有七、八万人。公办学校蓬勃发展之际，民办学校也如同雨后春笋般兴盛了起来，在校学生数目不可统计。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官僚体系可靠的后备力量。
但是在宦官主持朝政的情况下，有气节的知识分子仕途狭窄以至于完全堵塞，到最后只有退归田里一条道可走了。早在顺帝时期，就有士大夫毁裂冠带避祸深山，到桓帝时政治更加黑暗，更多的知识分子逃入乡下，遁入山林，或躬耕稼穑自食其力，或隐居讲学苦读修身。表面看起来这些人似乎与世无争了，实际上他们对宦官当朝仍旧怀着强烈不满。即使朝廷安车玄纁到田野深山中征请他们入朝为官，他们也保持着高傲的气节，绝不入朝与宦官为伍。《后汉书﹒党锢列传》载，桓帝、灵帝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
与避居田野深山的耆年渊德者相对应的，是在太学读书的大学生们。他们有感于家世零落和政治前途暗淡，对宦官当政尤其怨恨。以着名学者郭泰、贾彪等为代表的学生精神领袖，一方面在太学进行反宦官专权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又鼓动吸引社会上有才华的青年入太学学习，扩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阵容，太学几近为政治活动中心，到处都鼓荡着革命热情，中国年轻知识分子登上了政治斗争舞台，意气风发地扮演着他们为自己选定的角色。这就是说，崇尚知识、崇尚知识分子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风尚，这在铁幕一样被封闭的国度，的确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社会价值观念的这种改变，使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显着提高。所谓“人多势众”者也，数量不菲的知识分子免不了要交游联络，其中鱼龙混杂，尽管有各色人等加塞其中，但是，参与交游联络的大多数都是掌握一定知识、对人生社会有一定见解的人。在这个过程中，知名人物起了很大的感召作用——《后汉书》记载，着名学者郭泰游学归乡，首都各大专院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文联、作协等很多不创作、不写作却有很高行政职务的艺术家、作家为他送行，光马车就达数千辆；冀州刺史朱穆因为得罪宦官而被革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竟然有数千在校大学生集体签名请愿，吁请中央政府重新考虑对他的处分；东海太守被免官，也有其治下的数千民众（其中更有职位中等或较低的知识分子）到北京有关部门上访请愿，要求他留任，几乎酿成社会事件。甚至还有“会葬之风”——某人离世，其他人来为死者送行——学者楼望去世，昔日门生和“粉丝”数千人前来送葬；太尉黄琼死的时候，送葬者达六七千人；享誉海内外的着名学者陈寔病逝，三万余人的送葬队伍，避开皇家墓地昌平，从小汤山一直向怀柔蜿蜒，达数十公里。
无论哪朝哪代，人员聚集乃至于获得某种团体的形式（即“结社”，或者说组建政党）都是引起统治者关心注目的事情，而知识分子聚集成为带有反革命组织色彩的朋党更加令人格外警觉。不能简单认为统治者脆弱，更不能简单认为他们神经过敏，事实上统治者的警觉是有道理的——倘若真的发生知识分子聚集事件，甚至暗地里结为朋党，一定预示一种对国家政治系统构成潜在威胁的力量出现了。
具体到我们讲述的东汉王朝，首先，我们可以确认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紊乱了，而这种紊乱不是来自民间知识分子的所谓聚集，更不是来自所谓的朋党，而是直接来自既有“政党”宦官集团专权，贪污腐败，卖官鬻爵，巧取豪夺，致使国民经济严重萎缩，贫富两极分化，老百姓生活极端困苦……只是作为一种被动的折射，自诩为“以天下为己”的知识分子群体才比所有人都敏锐地感觉到朝政昏暗、宦官焰势太盛，内心积郁起诸多愤懑。
人在精神上是一种无法被遮蔽的动物，当他们苦闷的时候，必须用一种形式来进行纾解，可惜那时候没有网络，也不能开博客，更没有什么网络论坛、专栏之类，汉帝国那些才高八斗却得不到晋身通道的知识分子们，只能选择我上面说的“聚集”的形式 “清议”一番，就朝廷里的事情说一说平时不便说、也无需承担什么责任和后果的话。
书呆子们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他们不知道这里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危险不是一下子来到眼前的，就像任何社会事件一样，要有一个发酵酝酿的过程。这样，我们还有时间把话头放长一些，说一说李膺这个人。
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今属河南）人，出身于东汉时的官僚地主家庭。他个性孤傲，语言木讷，不善于与人交往，惟独与同乡好友荀淑、陈定交情甚笃。李膺学问高深，为人正直，在社会上名气很大，一般人都以能与他交往为荣。人们甚至把攀附李膺家门比之为“登龙门”，一般士人如果有幸受到李膺的接待，居然就会身价倍增，可见其人社会影响非同一般。
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通例：在体制内获得一项职位是知识分子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途径，这方面李膺做得不错运气也不错，桓帝延熹年间，知识分子出身的李膺竟然在他的家乡河南省当上了省委书记！
当了省委书记的李膺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同志，不贪不腐，也没有什么“二奶”之类，常年轻装简从在基层奔波，替老百姓排忧解难，民众口碑很好，山沟沟里就连乡长都没有见过的村民，经常拉住省委书记李膺同志的手，闪着泪光夸赞说：“你真真儿是‘三个代表’呀！”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说好，洛阳科学研究院一个叫张成的研究员（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就不认为李膺同志是好人，为什么呢？张成同志热心推算祸福、占卜吉凶，居然很有市场，很多领导同志把他叫到家里，让他帮助掐算仕途、财富乃至于婚姻状况、近期有没有“桃花运”之类（张成还秘密传授气功，据说机理与“法轮功”相似），久而久之，张成的人脉就旺盛了起来，就连桓帝也很欣赏他的聪明才智，说：“狗日的行。”
鲠直的李膺看不惯，不屑道：“装神弄鬼。”
这话传到了张成耳朵里，张成并不害怕，相对于桓帝，“你李膺即使是省委书记又能怎么样？还能把我的××咬了去？”照旧我行我素。
张成的儿子张小成做建材生意，日进斗金，没想到某日对面突然来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李四，张小成很不高兴，屡次寻衅，积怨日深。
有一天，身材瘦小的张小成挨了打，张小成卧伏在地上，诅咒李四说：“我要不弄死你丫的，我就是王八。”
张小成把这个毒誓给父亲张成复述了一遍。
张成警告说：“甭给我惹事。”
“丫他妈忒……”
“甭惹事！”张成严厉起来，“做事情要看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