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天朝的愤怒

康熙元年(1662)十一月,北方已经进入初冬时节,万物萧索,所有生物都萎缩着,准备度过漫长的冬季;南方虽然还有绿色,但是在一股股寒潮侵袭下,大地也已经不再葳蕤,有了一种苍茫的颜色。湖州市陷入到莫名的恐惧之中——公安部副部长罗多同志率领数十个全副武装公安人员径直来到湖州,事先没有通知浙江省负责人,到了湖州也没有通知湖州市负责人,如虎狼一般直扑湖州市郊区的南浔镇,把庄允城和朱佑明的宅邸围了个水泄不通。
    最近一段时间,庄允城和朱佑明虽然内心忐忑,却绝对没想到天朝会派人来直接介入此案,因此毫无防备,在家里束手就擒。罗多把他们押解到湖州市,湖州市领导方如大梦初醒,赶忙布置接待,此时庄允城和朱佑明已经被打入死牢,等候审讯发落。
    罗多首先寻找《明史辑略》刻版,庄允城招供说刻版已经由湖州市领导陈永明收去。罗多这才打电话找来湖州市现任市长谭希闵,向谭希闵追询。此时,前任市长陈永明已经办理离休手续,谭希闵说他到任仅一个月,不记得陈永明离开时交代过有《明史辑略》刻版一事。罗多副部长传来管库人员质问,库吏正是那个撮成庄允城和陈永明之间交易的周国泰,周国泰怕把陈永明的丑事抖搂出来,把自己牵扯进去,一口咬定陈永明市长已经将《明史辑略》刻版移交给谭希闵。罗多又派人询问陈永明,陈永明害怕暴露受贿一事,也一口咬定离休之前把刻版转交给了接任市长谭希闵。谭希闵口舌无辨,目瞪口呆,被罗多副部长认定有意陷害前任,当即判处绞刑,死在了任上。罗多副部长押解庄允城、朱佑明于当年十一月下旬抵京结案。
    庄允城对事情的严重性严重缺乏估计,即使被押解进京了还幻想上疏申辩,以为天朝明察秋毫,谅解他没有什么政治图谋,可以脱罪。这是一种典型的“小民”思维,与天朝的政治逻辑风马牛不相及——天朝从来不会认为个人动机(不管好的动机还是坏的动机)可以给事件造成推力,天朝看重的是推动事件形成和发展的政治动因。那么,天朝从《明史辑略》非法出版问题上看到的政治动因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深刻而又复杂,我放到后面再说。有一点确定无疑:事件远远不是庄允城那几句解释就可以说明白的,这也就意味着事情铁定要向庄允城无法预料的方向发展,庄允城无法为自己做无罪辩解,这时候他事实上已经成为了砧板上一只等待分解的肉鸡。
    庄允城被关入刑部监狱,受尽了折磨。尽管刑部曾让他与检举揭发者吴之荣在堂上对质,但刑讯人员只是让他确认《明史辑略》是否自己所编,接下来就让他在罪状上画押。画押就等于服罪,庄允城深知这一笔画下去的后果,决不从命。庄允城老泪纵横,悔不当初,不胜凄楚。几经酷刑折磨,气息奄奄,不到一个月就怀着一腔怨愤于腊月二十三日庾死狱中。
    朱佑明与吴之荣对质时,吴之荣抓住《明史辑略》上的“朱史氏即朱佑明”一条,咬定朱佑明参与修订“逆书”。朱佑明极力否认,即使受鞭笞火烙也在所不惜。一个偶然的机会,朱佑明与同样押解到京审讯的湖州市教委主任赵君宋关押一处,朱佑明请赵君宋为他辩护遮掩,说:“赵主任您是目前唯一看过原书、最早指出逆书有违碍之处的人,对于朝廷来说也算有功,必得释放,如果你老人家救我一家人性命,我情愿把一半家产分给你。”
    赵君宋主任见钱眼开,即使死生存亡之际,面对数十万两白花花银子的诱惑也无法保持平静,满口答应。刑部提审时,赵君宋信誓旦旦:“原刊书中‘朱史氏’三字下没有‘即朱佑明’等字,犯人(指赵君宋自己)有书为证。”这是案情的重大逆转,刑部把赵君宋重新押回湖州,按照赵君宋的供述和指点,在湖州教委大楼一间堆放杂物的房间壁橱里找到了那本原刊的《明史辑略》。
    赵君宋做了一件蠢事!吴之荣是为了报复庄允城和朱佑明才携书具状上告的,他不想伤害无冤无仇的作序的李令皙以及参订之人,所以在给刑部送呈那部《明史辑略》之前扯去或挖改了印有序言和参订者姓名的册页。虽然庄允城受刑不过招认曾经请李令皙作序,但庄允城已死,李令皙无证无质,尚有活命的余地,而赵君宋献书一出,证据俱在,所有开列在书页上的人就都无法逃脱了。
    康熙二年(1663)正月二十日清晨,湖州市突然戒严,所有城门都关闭起来,城中文武官员率数百名八旗子弟兵,分别按照书中有名姓者之各家,无论父子兄弟祖孙及奴仆内外男女全部拿获,仅李令皙一家就绑缚了一百多人,甚至包括前来拜年的亲戚、邻居。庄允城和朱佑明两家被拿获数百人,湖州以外的涉案人员,也在很短时间内被缉拿归案。是时,皇权从顺治帝传递到了康熙帝手里,康熙帝尚年幼,依照顺治帝遗诏,由鳌拜等四大臣辅政,这意味着国家统治机器完好,一丝不减其效率与功能,能够对危及存在的任何存在做出反应。
    康熙二年(1663),庄廷珑“明史案”正式结案——就像两千多年以来在这块土地上一再上演的那样,牧者开始杀羊了!以康熙帝名义颁行天下的圣旨严厉而具体:凡参与组织、编写、刻版、印刷装订、买卖“逆书”以及有书不缴者均处以极刑,格杀勿论,各家财产藉没,案犯男性家属,凡年满15岁以上均判绞杀。
    五月二十六日,上千名囚犯被圈拢在杭州市弼教坊广场等候结局。囚犯们脸色苍白,浑身哆嗦,涕泗横流;白发苍苍的老妪、怀抱婴儿的少妇、尚未成人的儿童呼天抢地,泪水横飞。国家机器的声音回旋在寂寥的长空:“庄廷钺,凌迟处死!朱佑明,凌迟处死!李令皙,凌迟处死……”在行刑手锋利的刀片下,一片片肌肤被割下,鲜血像小溪一样流淌,淹没了行刑手脚面,在大地上蜿蜒,惨绝人寰的叫声就像人类向这个世界发出的最后的控诉,响彻寰宇;负责砍杀的刽子手将犯人逐个推到行刑台上,大刀翻飞,寒光闪烁,鲜血喷涌,人头就像某种物件一样随地乱滚……国家完全疯狂了,他们向手无寸铁的人民下手了,广场上腥风血雨。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因为人民中一部分特别敏感的人(知识分子)行使了思想的权利,无非是这些人说出了自己的思想,他们就不干了,就疯狂了。在整个“明史案”中,被诛杀的人竟达70人之多。
    国家机器像野兽一样凶残,内心充斥着一种变态的残忍欲望,主要人犯的鲜血也不能满足它的渴求——庄廷珑、庄允城虽已身死,仍被掘墓剖棺,枭首碎骨,庄廷珑的尸体被悬吊在杭州城北关城墙上示众达3个月之久,后被寸磔,骨架被抛入护城河,其家人无一幸免;朱佑明被凌迟处死以后,妻子徐氏吞金自尽,朱念绍、朱彦绍、朱克绍等3个儿子和侄子朱绎先与朱佑明一道被斩首,不满15岁的幼子发配戍边,家眷流放,家产被抄没;参与修订的18人当中,活着的17人全部被诛杀,死去的那个人被从棺材中挖出尸体肢解成36块,其9岁的儿子也被诛杀;刻字工汤达甫、印刷工李祥甫,虽仅是为养家糊口而招揽生意,也惨遭屠戮。
    我再简单交代一下出现在故事中另外一些人的下场:湖州市长谭希闵以隐匿罪被绞杀;自以为首告和献书有功的赵君宋因藏“逆书”而被处斩;湖州市离休市长陈永明自知难逃劈毁书版灭失罪证之罪,在山东自杀身亡,清廷派人将其尸体运到杭州,当众磔尸36块,就连他的弟弟、江宁知县陈永赖也被绞杀。
    我们谈论的是知识分子话题,很有必要知道在这场惨绝人寰的“文祸”大屠杀中,还有哪些知识分子命丧黄泉?据我了解有如下诸人:张寯,博士弟子,藏书甚丰,于经史百家无不得其旨趣,着有《西庐诗草》四卷,曾经参与修订《明史辑略》中明代理学家传记的写作。“明史案”发作时张寯已经70多岁,3年前因感慨世事纷争、祸福不定而削发为僧,遁入空门,被逮捕时正在灵隐寺诵经,也没有逃脱被诛杀的命运,全家男女老小均锒铛入狱,或者杀掉,或者流徙,家破人亡;蒋麟征,字西宿,其人诗文敏妙,风姿绰约,因为家境困难不得已接受庄氏招聘参与《明史辑略》修订,后来觉得苦不堪言,没有最后完成,竟也遭到诛杀;茅元铭,字鼎叔,以明经为学,少有文名,参加《明史辑略》编纂仅数月就辞职不干了,结局与蒋麟征无异,也是全家抄没,被凌迟处死;湖州名士吴之镛、吴之铭兄弟、进士韦明杰之子韦全祉均被斩首;为《明史辑略》作序的李令皙宁致死也没有供出真正作序的陶铸,被凌迟处死以后,其4个儿子无一幸免,均被斩杀。李令皙最小的儿子刚满16岁,法官悲悯,暗示他减供1岁,逃过劫杀,这个刚烈少年却说:“父亲兄长既已被杀,吾岂能独活?!”慨然赴死。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地痞流氓吴之荣反而成为了国家英雄,不仅得到庄允城与朱佑明一半家产的奖励,还当上了“右佥都御史”,就是说,成为了国家权力大厦上的一块砖石——这不能说吴之荣荣幸,只能说国家权力具有与流氓无赖相同的特性,吴之荣附着在这里严丝合缝,可丁可卯。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所有冠冕堂皇的皇上、皇权、宫廷等等组成国家机器的东西,都具有与吴之荣之类卑劣灵魂相同的质地和特性。
    让我们稍感熨帖的是,在人间泯灭正义与良知,残忍和凶暴恣意横行的时候,老天爷说话了:一位叫范韩的文人在《范氏记私史事》记载,康熙四年(1665)七月,“吴之荣归自闽中,行至半山,狂风骤起,雷电交加,之荣随成疟疾,寒热夹攻,两日而死,人皆称为天雷击死之。”

《中国知识分子命运三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