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史鉴?鉴史?

我开头说,“最近一些年帝王题材文艺作品勃兴,荧屏(电影、电视连续剧、‘讲坛’之类)上,出版物(学术专着、国家资助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各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各种形式的历史读物)里,舞台(话剧、京剧、舞剧以及各种地方戏)深处,到处都是山呼万岁之声,无数皇帝在森严巍峨极尽奢华的宫廷里励精图治,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富强殚精竭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当然是一种文化行为,在这种文化行为中,蕴含着哪些深刻的社会学寄意呢?与我们正在谈论的“明史案”文祸有没有内在关联呢?以改编自畅销书的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为例,剧情简介如下——
    清顺治十八年,恶疾天花袭击皇宫,皇帝爱妃命丧黄泉,顺治痛不欲生,立意遁入空门。危急之际,孝庄太后力挽狂澜,下令“改朱批,行蓝批”,并将大病初愈年仅八岁的玄烨推上龙座,成为康熙皇帝。康熙即位后,鳌拜等权臣威迫有加,连孝庄太后也只好含辱。鳌拜“亲政”开始,康熙改归皇权,权臣竟图谋废君改朝,康熙被迫殊死相争,最终智擒鳌拜,肃清政敌。吴三桂等“三藩”拥兵自重,独霸一方,康熙年轻气盛,下旨撤藩,引发三藩之乱。朝廷兵将屡被吴三桂击败,明后裔朱三太子也趁机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太监造反,宫廷大乱。康熙陷入绝望,意欲退位,在孝庄太后的怒斥与激励下,康熙重振精神,起用汉臣周培功,与吴三桂拼死一搏,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国康熙时代,已是国富民强,一片盛世景象。郑成功后裔郑经割台湾岛自立,不肯归降;蒙古葛尔丹也磨刀霍霍,推崇元大都立誓杀回北京。康熙先安抚葛尔丹,暂缓西北局势;然后起用名将施琅一举收复台湾,继而调转枪头率20万大军,在辽阔的草原上进行殊死的决战,全面消灭葛尔丹的余部,完成了中华民族版图的统一。班师凯旋以后,孝庄太后归天,太子与权臣结成同党,意欲提前即位。康熙废除太子,引发夺嫡之争。“千叟宴”上,康熙即宣布“立储”遗旨,却猝死在龙座上,诏书随风飘落玉阶,无人知晓它的神秘。
    正写也罢,戏说也罢,我们都没有看到康熙皇帝手里制造的至少13宗文字狱案件,就连惨烈程度并不亚于“明史案”——从时间上来说,“明史案”亦应归为康熙皇帝在位期间的文字狱案件——的被誉为“清初三大文字狱”的“黄培诗案”、“朱方旦私刻秘书案”和“《南山集》案”,也没有提及。
    我简略说一说“《南山集》案”。
    康熙四十一年(1702),江南名士戴名世(1653-1713)的弟子尤云鹗抄录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名为《南山集》,一经问世即风行各省。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一个与吴之荣类似的卑劣小人)以“狂妄不谨”的罪名借《南山集》弹劾戴名世,谓其“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 康熙皇帝龙颜大怒,让刑部立案调查,穷追猛打。此时,明清之际的一批知识分子如顾炎武、黄宗羲、冒辟疆等虽已故去,但他们提倡“反清复明”、讲究“夷夏之别”的思想影响仍然存在,而专制主义王朝最无法容忍的就是思想,所以,接连发生所谓文字狱实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明史案”和“《南山集》案”的出现具有相同的机理,相同的过程,相同的结果。
    “《南山集》案”的结果是:戴名世被凌迟处死,戴明世之弟被斩决,其祖、父、子孙、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以及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十五岁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均被处置;戴名世、方孝标的所有着作及书板被清查烧毁,列为禁书;为刻印《南山集》出资的尤云鹗、刻《南山集?孑遗录》的方正玉和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等人,均被判处绞刑;《南山集》多采用方孝标《滇黔纪闻》中记载的南明桂王明史事,因此牵连到方氏宗族,也一并治罪,已经去世的方孝标被剖棺戳尸,妻儿等被发配黑龙江,财产系数没收上缴国库……《南山集》案前后牵连三百余人。
    如果按照文章逻辑,我们随后就应当对康熙这个残暴的专制主义者进行谴责了,我们有很多武器可以使用,譬如上面引述过的洛克的理论,美国《联邦党人文集》中关于民主、自由的宪政理论,阿伦特反极权主义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年代发出的历史先声,甚至于改革开放以后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成果……然而,文章的逻辑是文章的逻辑,还有比文章的逻辑更为强大的逻辑,这就是我前面说的那种政治逻辑,你要看它允许还是不允许你进行谴责,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它是不允许对康熙先帝进行谴责的!
    在这种政治逻辑中,康熙这个封建帝王在21世纪的中国成了什么呢?竟然成了一个被呵护、被赞赏的所谓“大男人”!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的主题歌就名为《大男人》——
    一生有一种大海的气魄/岁月一页页无情翻过/把乾坤留在我心中的一刻/就已经注定我不甘寂寞/一心要一份生命的广阔/世界一遍遍风雨飘落/把江山扛在我肩头一刻/就已经决定我男儿本色/大男人不好做/再辛苦也不说/躺下自己把忧伤抚摸/大男人不好做/风险中依然执着/儿女情长都藏在心窝/任它一路坎坷/大男人不好做/再辛苦也不说/躺下自己把忧伤抚摸/大男人不好做/风险中依然执着/儿女情长都藏在心窝/任它一路坎坷。
    你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儿女情长”的好皇帝与无数知识分子喷溅的鲜血、滚落的头颅联系在一起呢?你描述过的惨烈文祸,难道是“把江山扛在我肩头一刻,就已经决定我男儿本色”的吾皇做的事情吗?你该不是别有用心,诋毁我们伟大的先祖吧?——假设有一个80后小青年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还真的无言以对,我无法告诉他说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无法告诉他说事情正是那种强固的政治逻辑一手导演出来的,我担心他无法听懂。
    政治逻辑意犹未尽,在这部电视连续剧中还穿插了另外一个主题曲,名为《向天再借五百年》——
   
    沿着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放马爱的中原爱的北国和江南/面对冰
    刀雪剑风雨多情的陪伴/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做人一地肝胆/做人何惧艰险/豪情不变年复一年/做人有苦有甜善恶分开两边/都为梦中的明天/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我不知道康熙帝这位英明领袖“梦中的明天”是不是今天的样子,但是我却能够精确地计算出康熙皇帝如果像他想望的那样“再活500年”在空间意义所呈现的形态:老人家出生在1654年,如果身体永远健康“再活500年”,那就得到2154年;老人家从1667年亲政,如果舍不得权位“再活500年”,那就得到2167年;老人家1722年驾崩,如果万寿无疆“再活500年”,更是得到2222年……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在皇帝面前当然不值一提,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偷偷想象一下:要是这样的话,我们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时空之中?
    用史书记述的方式,我们应当是在“康熙三百四十六年(公元2008年)”,在这样的时候,你敢保证不再发生“明史案”和“《南山集》案”么?你敢保证一生绝对不会遭受被凌迟处死的厄运么?你敢保证你的家人不被流徙到偏远山区去么?当你回首亲身经历的“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时候,你难道感觉不到康熙帝“沿着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放马爱的中原爱的北国和江南”的情怀,领略不到康熙帝“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的气概么?我想你是能够感觉也能够领略的。
    我从来不把文化行为仅仅作为单纯的文化行为看待——诸如荧屏(电影、电视连续剧、“讲坛”之类)上、出版物(学术专着、国家资助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各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各种形式的历史读物)里、舞台(话剧、京剧、舞剧以及各种地方戏)深处,到处都是山呼万岁之声,无数皇帝在森严巍峨极尽奢华的宫廷里励精图治,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富强殚精竭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文化行为往往从最本质意义上体现一个社会系统内在的精神质地。
    什么样的精神质地呢?管仲同志早就教导我们说:“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贵之、贫之、贱之。”(《管子?任法第四十五》)这种状态一下子就延续了数千年。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谴责皇帝“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鲁迅则进一步指出:中国历史的册页上到处写的都是“吃人”二字……谁吃人?皇帝吃人,专制主义统治集团吃人。
    鲁迅这样概括历史:“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鲁迅:《坟?灯下漫笔》,1925年)
    在历史的末端,经由国家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严格审批,多少真正有思想和精神价值的作品不被批准上演和出版,有的甚至于被禁止和取缔,大量为皇帝歌功颂德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如《康熙王朝》者却不断得到纵容和鼓励,甚至不惜动用国家公器为其造势,是不是这种“皇恩浩荡”之结果呢?

《中国知识分子命运三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