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工厂里有报纸,我在晚报上看到了你讲创作的广告。”惠畅说,“我给人家请了半天假,专门来听。”
    “我的那点子本事,你还不知底儿吗?”我不好意思地说,“你跑来凑啥热闹呀!”
    “不!我就是要看看,你是怎样走上讲台的!”惠畅扬起手,神采飞扬,竟然激动起来,“记得吗?那年咱俩听老肖的文学讲座回去的路上,在那个骡子拉的水车旁边,我说过啥?我说,十年以后,我要以作家的名义登上讲台讲创作。怎么样?我没有登上台去,可你登上去了!咱俩总有一个人……”
    啊!我不由低了头,不敢再看他喜形干色的脸孔。二十年前,他自信,我自卑:他以他的顽强的自信的气势,给我鼓励,给我影响,终于使我从泥泞的乡村小道上,歪歪扭扭地走过来了。可是他呢?
    他夭折了!
    他自信。他刻苦。他顽强。他敢于藐视一切,有一股虎气。他浪漫,思想开阔自舒。他具有成为一个作家的禀赋和气质,有十个惠畅就可能成长起十个中国的青年作家。可是,他却在刚刚迈开一步之后夭折了!
    我抽着烟,不想说一句话。我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为他惋惜过。他被整垮的时候,我为他惋惜过,却没有今天这样强烈。我参加给他平反的大会的时候,替他惋惜过,仍然没有今天这样强烈。我由惋惜进而感到难受了。是的,心里十分难受。
    “为我的朋友终于实践了我没有实践的诺言,干杯!”惠畅端起啤酒杯来。
    “为你们二位患难与共的乡下来客在此欢聚,干杯!”老张也端起酒杯,站起来。
    “为了一个夭折了的天才……”我举起杯子,却说不下去了。
    我们重新坐下。
    几杯酒下肚,惠畅的脸颊、额头都红了。他的兴致高涨,话特别多,盯我一眼,不满意地说:“你说我‘夭折’了?我还不服哪!还是老话一句:十年以后再说!”
    我申辩说,只是惋惜,并不是说他已经完结了。“老张哇!咱俩今日初面,你不知道,俺俩年轻时,为了文学这个神秘的字眼,受过多少苦哇!”惠畅激昂地说,“我们穷得买不起稿纸,买不起一盒二毛二分钱的纸烟!我们住下三毛钱的黑店,晚上叫蚊子、臭虫给咬跑了!我们肚里填的豆渣、野菜,嘴里却讨论的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问题……我们从乡村打出来,太不容易了……”
    惠畅说着,伏在桌沿上,呜咽起来了。
    我很心酸,看看四周那些食客在盯我们,我劝他不要太伤感了。老张也受了感动,诚恳地劝他吃菜,喝酒。
    “现时的文艺政策太好了!在这样好的文艺政策里,我心里真是急得痒痒,可是我没有……本事!”惠畅痛苦地摇摇头,瞪着有点红丝的大眼珠,“放开手写吧!多写!写好东西!你写下好东西了,我感到高兴,还有……我们的那个马罗大叔,给你放火铳……”
    我再也忍耐不住感情的潮水,搂住他的肩头,这金子般的言语啊……
    “我已经如愿以偿了!我虽然趴下了,一时三刻难以站起来,没有关系。我们俩总有一个人没有趴下,这就够了!”他诚挚地说着,神态安静,“没有办法,我现在还要去做工,要养活孩子,供给他们上学。你日后在哪里发了作品,甭忘了给我一本……”
    我点点头,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就默默地坐着,喝着酒。老张让我们聊着,自己先告辞走了。
    我和惠畅走在古城的街道上,谁也不想去挤汽车或电车,只是悠悠地走着。街道两边的一株株古槐,浓密的叶子变成墨绿色了,初秋的天空,洁净而高远。
    “生活怎样?”
    “活泛多了。我包这批门窗活儿,马上就要完成了,能分几百元。”
    “孩子念书行吗?考学有希望没?”
    “考学?我看玄乎!娃娃倒是用功。”
    “注意身体,挣得够养家就行了……”
    “你也保重!咱们都不是二十年前那时候的体力了……”
    惠畅打来电话,约我到他家去,口吻执拗,不容推辞,他说有重要事情相商,暂时保密。
    我走进惠家庄,他在原址上的厦屋已经拆除,留下一堆废旧的土坯。问问临近的人,说是不用再问,惠畅已经在村子东头盖下新屋,那幢两层楼房便是。
    走过村巷,刚刚泛绿的杨树枝桠中,可以透见一幢漂亮的小楼房,红砖墙,天蓝色的楼栏,米黄色的窗棂,在嫩绿的树叶的映衬下,使人容易想到是退职还乡的高干的居室。
    惠畅正在院子栽花,抖着手上的泥土,哈哈大笑:“如何?看看我这别墅如何?”
    他在自压井管下洗了手,摔着手上的水珠,引我上楼,说:“请你先参观我的书屋。”
    二楼东边一间屋子,摆着三个书架,散发出油漆的气味。书架上摆满了一色新的书籍。临南窗摆着一张书桌,笔墨整齐地置于案头。我真有点惊呆了。
    “如何?”惠畅得意地笑着,“这个学习环境如何?”
    “我好坏算个搞专业创作的,也没有这样好的条件。”我说,“你可真是阔气了!”
    “比较阔气一些了!”惠畅矜持地笑着,“不多!我现在存下两万元了。”
    “嗬呀!两万?”我吃了一惊。
    “你能拿多少稿酬呢?”他坐在藤椅上,捏着纸烟,“充其量也不过我的十分之一……”
    两年多来,我和他很少照面了,我知道他在小河的沙滩上办起一个水泥预制厂,专门预制水泥楼板。我曾经想到,他已经四十多岁,创作上怕是很难再有进展了,搞点实业,赚点钱,把后半生的生活过得舒服点,也许更实际。那个预制水泥楼板的小厂,够他忙乎的,我因此和他减少了往来。想不到,不到三年时间,竟然是这样一番天地。
    “我从今天起,要做专业作家了!”惠畅从藤椅上站起,向我宣布,“我给自己创造下条件,现在要潜心读书,立志创作了!”
    他告诉我,水泥预制厂办起不到三年,已经赚下两万多元了。儿子去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回来在他的厂子里做工人。今年春节一过,他把这个预制厂交给儿子去经营了。
    “小子有魄力!只有十八九岁,管理这个小厂子还挺有办法!”惠畅很赞赏自己的儿子,向我夸耀,“秀花怕把这宝贝挣了,叫他学习写作,让我办厂子。这小子顶撞他妈说,‘俺爸的黑路我再不蹈此覆辙!我要以实业兴国安家!’你听听现代派青年的口气多大!”
    “你现在……还不死心?”
    “死不下这个心思!”惠畅说,“我和儿子谈了,又跟秀花谈了,家庭会议一致同意我的申请,让我退下来读书。秀花真不错哩!她说,‘甭急,哪怕十年时间发表一篇,也算争了一口气!’我的决心是,临死前能叫出一声来,也算我没白活……”
    “噢呀……”我深深地被他感动了。
    文学,这个神秘而又迷人的魔鬼!一经缠住一个灵魂,足以使人终生难以解脱。我忽然记起这样一个人来,那是秦岭山根下的一位农民业余文学爱好者,50年代未发表过几首新民歌之后,一直在写啊写着。新民歌不兴时了,他写自由诗。诗歌写不出名堂,他又写小说。至今已经脱落了两颗门牙,年过五十的小老头了,怀里抱上孙子了,他还在写着哪个杂志也不肯发表的小说。他来找我看他的稿子,我首先很难受,想劝他好好搞点家庭副业,把屁股上的补钉裤子换下来,却又不忍心伤害他依然不减的创作热情……惠畅比他聪明多了,先把经济问题解决了,可是和那位老头一样,依然迷恋于文学这个魔鬼!
    “县委通讯组两个同志来找我,要写我致富的事迹,还说要在全县树立我这个致富模范。我全部谢绝了!”惠畅笑着给我说,“我心里说,我挣钱是为了给自己创造学习条件哩!”
    “现在,你可以潜心静气地学习了!”
    “我作出两大决策,全都在家庭会议上通过了,刚才说的关于我搞专业创作的事,算一条。另一条是——”惠畅又从椅子上坐起来,这个不安静的家伙现在十分兴奋,“我拿出五千元来,交给县文化馆,设立创作奖金。凡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作品的,头等奖;在省内刊物上发表的,设二等奖;在县办的内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评出三等奖。鼓励咱们县上的业余创作。我一生未能酬愿,我希望本县多出几位作家。我们这个县哪!人杰地灵,该当有更多的文人豪杰出世……”
    “你可真想得出!”我说,“和文化馆联系了吗?”
    “已经说定了。”惠畅说,“县委书记听到这个事儿,专门找我谈了话,鼓励我……”
    “一种义举!”我说,“国家设下茅盾文学奖,你在本县设奖,以什么命名呢?”
    “农民文学奖。”惠畅说,“我已经和文化馆赵馆长商量确定了,今年底、明年初举行第一次颁奖活动。”
    “颁奖时,请告诉我一声。”我说。我已经离开县文化馆了,对本县的这一创举十分感兴趣,“我来看你第一次颁奖。”
    惠畅领我到小河川道里去,参观他的工厂。
    河堤上和灌渠上的一排排杨树和柳树,披一身新绿,泛起朦朦胧胧的柳烟。麦苗起身了,绿毯似的铺满了河川里的田地。温暖的阳光静静地沐浴着春天的河川,使人脸上感到暖烘烘的了。
    河湾的堤坝里,十多个青年男女正在忙着,和灰的和灰,推砂石的推砂石,水泥搅拌机哐啷啷响着,紧张而又繁忙。小伙子和姑娘们早丢剥了棉衣,只穿着鲜艳的绒线衣干活,使人可以感到青春的活力。
    一座简陋的砖瓦房,冒着烟,老远可以看见,秀花腰缠围裙,正忙着什么。惠畅告诉我,秀花给工人们做饭、烧水,兼当材料保管。
    惠畅指着一位小伙子给我说,那个正捉着捣浆机的青年,是他的儿子。和他的儿子正说着话的那个青年,是那位团支书的儿子。俩娃在学校时很要好……没有办法。他们毫不理会他们的父亲之间的纠葛,而只顾自己交朋友。惠畅一挥手:孩子们有自己的朋友,我不干涉。
    我和他走着,聊着,直到走到那幢工房跟前,秀花才看出我来了。她扔下铲煤的铁铲儿,拍打着围在腰间的围裙,一下子大呼小叫起来……

《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