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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老排长”的建议，陈大富首先在学院办理停薪留职，张新江在这边想办法帮他联系一个单位，先干着，因为深圳这边正式调动之前都要有一个试用过程，等试用结束后，再办理正式调动手续。只要陈大富正式调动到深圳来了，刘梅花和孩子也就不成问题了。
“老排长”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陈大富和刘梅花对“老排长”的安排也非常满意，言听计从。
刘梅花说：“听老排长的。”就跟当年徐惠敏说的“听大姐的”一样。但是，事情发展的进程并没有按照他们设想的路线走。
首先是财经学院不允许办理停薪留职，说什么都不行。陈大富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天天跟系里面磨，又跟院里面磨，最后一直磨到院长那里。
院长说：“你的情况我知道，我放你走，只要对方单位发商调函来我马上放你走。但是停薪留职不行，这个口子不能开，不敢开。现在各个院校都有‘孔雀南飞’的现象，高教局专门下了通知，绝对不允许办理停薪留职，没办法。有本事你让对方发商调函。”
既然院长已经把话说死了，刘梅花就劝陈大富耐心等待，等到放暑假再说。
一放暑假，陈大富立即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深圳。那时候还没有“大京九”，陈大富的经济条件也没有允许他考虑乘飞机，当时从皖北去深圳有两条路，一是先赶到南京，从南京乘火车绕到上海杭州再到广州，然后从广州到深圳。另一条路是直接乘长途汽车到河南的驻马店，然后从驻马店乘火车沿京广线到广州。走南京上海这条线比较安全稳妥，人也舒服一些，如果走驻马店这条线，坐长途汽车人比较辛苦，而且从驻马店上车也很难保证有卧铺。为了节省时间，陈大富选择了走驻马店这条线，因为从这边走虽然人吃苦，但是要快许多。陈大富不在乎怕吃苦，快就行。
“老排长”张新江这时候已经是深圳城建部门一个不大不小的领导，手中还有点权力，他已经为陈大富联系好了一个单位，陈大富一到深圳，马上就被安排上班。
这以后，张新江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加上接收单位也有求于他，于是破格同意将陈大富的试用期限缩短到一个月。一个月刚到，马上帮陈大富办理调动手续。谁知一填表，接受单位立即就变卦了。
这次变卦的原因倒不是陈大富的基础差，因为“老排长”对此早有准备，“老排长”为陈大富联系这个单位是做土石方工程的，土石方工程公司不但没有嫌陈大富基础差，并且通过一个月的试用对陈大富的印象相当不错。总体感觉是陈大富一点没有大学老师的臭知识分子架子，跟那些干粗活的工人基本上没有本质差别，于是很快就打成一片，因此，接收单位除了看张新江的面子外，也确实想留陈大富，他们正好需要陈大富这样能与大老粗们打成一片的基层干部。但是，一涉及到正式调动才发现，陈大富不符合深圳调干的一个硬条件——计划生育。陈大富和刘梅花生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并且这一男一女还不是双胞胎，不符合“只生一胎”的规定。
这是“老排长”和陈大富万万没有想到的。
陈大富的两个孩子是在他上大学前有的，那时候他在农村，农村的计划生育尺度与城市不一样。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于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相反，对城市文化层次较高、抚养能力较强的群体严格限制，对农村文化层次较低抚养能力较弱的群体反而相对较宽松，所以，在陈大富上大学之前的皖北农村，刘梅花生两个孩子并没有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事过境迁，现在计划生育已经成为一项基本国策，现在是大都市深圳，所以，现在陈大富有两个子女的情况就是严重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深圳是无论如何不能接收这样干部的。
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是硬政策，是任何人都绕不过去的。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陈大富无能为力，“老排长”也无能为力，就是诚心想接受陈大富的土石方工程公司也无能为力。陈大富只有回去。但是已经呼吸到新鲜空气的陈大富再也不想回到原来那个闷罐子里去了。一时间，陈大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充分理解到什么叫进退两难，好在陈大富及时将有关情况告诉了刘梅花，刘梅花到底是“贵族”血统，比陈大富有主见。仅仅过了两天，刘梅花就做出终审决断：只要有工作，拿工资，不正式调动也罢。
“老排长”对“黑桃尖”说：嫂子比你有主见。
陈大富说：那是。
实践再一次证明刘梅花的决断英明正确。
有“老排长”罩着，加上陈大富确实是一点臭知识分子的架子都没有，甚至比一般的大老粗还能吃苦，但是他又毕竟不是大老粗了，上了四年的大学，又在大学里泡了几年，还“回炉”重新学习过，七八年的熏陶和学习，综合素质已经大大提高，所以时间不长，就被公司聘任为一个工程队的队长。
陈大富当上工程队队长的时候，每月的工资加奖金和补贴差不多就一千多块了，这时候刘梅花在内地当老师的工资刚刚涨到每月七十二元。涨工资的时候，还补了四个月的差额，刘梅花和全校的老师一样，像西方人过复活节一样喜庆了几天，但是跟陈大富一比，七十二块还叫钱吗？刘梅花一狠心，干脆自动离职不干了，也来到了深圳。
对于刘梅花不要公职跑到深圳来的做法，陈大富是不赞成的。陈大富对刘梅花说：“最好不要丢掉公职。”
“为什么？”刘梅花问。
“还是一个人在‘海里’一个人在‘岸上’比较好。”陈大富说。
陈大富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老排长”和徐惠敏也在场，他们也认为陈大富说的对，劝刘梅花要慎重。
陈大富见有“老排长”支持，胆子更大了一点，继续说：“我这个队长是聘任的，其实就是临时工，说没有了就没有了，一点保障都没有。如果你也丢了公职，万一哪一天情况发生了变化，公司不聘我了，孩子咋办？”
陈大富说完之后，还使眼睛瞅着张新江，希望“老排长”这时候能帮着他说两句。陈大富知道，“老排长”的话比他管用。
果然，张新江说话了。
张新江说：“是啊，现在政策变化快，谁也吃不准，就是我这个半吊子副处长，也没准哪一天说被撸了就被撸了，自身难保呀。”
徐惠敏也说：“就是。”
“所以要抓紧时间挣钱呀，”刘梅花说，“如今是商品经济了，什么都没有钱可靠。只要有了足够的钱，什么老保不老保，有钱就有保障。我这些天在琢磨着，如果我来了之后，把家支撑好，让陈大富自己拉一个工程队，什么聘任不聘任，咱自己聘任自己，说不定一年就能挣个十万八万，不是什么都有了？”
“自己拉一个工程队？”张新江问。
陈大富也把眼睛瞪得像牛卵子。
“是啊，”刘梅花说，“再说了，我这几天在东门转了转，深圳赚钱比内地海多了。只要不怕吃苦，实在不行我在东门开一个小吃店也能养活自己。”
“自己拉工程队行吗？”陈大富自己开小吃店不感兴趣，对自己拉工程队显然很上心。他这句话不是疑问，而是询问。不是问刘梅花的，而是问“老排长”的。
“老排长”没有说话，也没有看他们几个，而是自己低下了头，摸出一根烟，没有顾得上给陈大富让烟，自己就点上了。
刘梅花陈大富还有徐惠敏一起看着张新江，仿佛在等待他在做出最后的指示。
大约等到一根烟快抽完了，张新江在烟灰缸里面把烟灭了，然后才抬起头，扫视了一遍几个人，说：“按说如今私人拉工程队承包土石方工程政策上也是允许的，其实鹏建公司下面好象就有几个工程队是私人承包的，但是拉起一个队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要有一笔资金。至于工程方面麻，估计一两年之内我还不会被撸掉，多少还能关照你们一些。做得好，可能还真象大嫂说的，一年挣个十万八万没问题。”
“这么多？”徐惠敏问。
张新江看看她，没有回答她的问题，继续说：“但是启动资金从哪里来？”
“我能凑三千。”刘梅花说。
“我们家也能拿出五千。”徐惠敏说。
“哪能拿你的钱”，刘梅花说，“你马上就要生孩子，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张新江说：“全部拿出来也不够啊。”
“要多少钱？”刘梅花问。
“怎么着也得五万块吧。”张新江说。
“这么多？”徐惠敏又吓了一跳。
当时“万元户”都是凤毛麟角，五万元刘梅花不要说没见过，听都没有听过。
“挂靠在公司就要先交一年的‘挂靠费’”，张新江说，“至少两万吧，还要租一些设备呢，还要买一些七七八八，没有五万块是搞不成的。”
陈大富这时候瞪着刘梅花，没有说话，那意思是说：你看，不成吧。
“那我也要来。”刘梅花说，“来了以后再慢慢想办法，就是拉不成工程队，也可以做其他事，反正我怎么着也不会一月只挣七十二。深圳的机会总比内地多，再说惠敏马上就要生孩子，我来了也好有个照应。”
刘梅花这样一说，陈大富就无话可说了。他总不能说不让刘梅花来照顾徐惠敏的月子吧。
就这样，刘梅花执意来到深圳。
刘梅花先是自己一个人来的，两个孩子最小的也上小学了，托家里人照顾也能对付。
刘梅花来了之后就真的照顾起徐惠敏的月子来。不但照顾徐惠敏的月子，也顺便照顾起陈大富和张新江。
刘梅花很会过日子。她发现深圳的荤菜并不比内地贵，但是蔬菜却贵很多。于是刘梅花就注意打听，打听出菜市场的蔬菜都是从布吉农贸市场批发来的，她就抽空跑了一趟。到布吉一看，价钱比菜市场便宜一半。这下好了，刘梅花每天骑自行车到布吉农贸市场买菜，一个月下来居然省下一百多块钱，比在内地当老师的工资都高了。
徐惠敏满月的时候，刘梅花跟“老排长”和陈大富商量，自己干脆给工程队的食堂送菜，价钱跟菜市场一样。
“那能赚多少钱。”陈大富说。说的有点不屑一顾。
刘梅花拿出那一百多块钱，摊在饭桌上，说：“我们几个人吃饭，我这一个月都省了一百多，你们工程队几十个人吃饭，一个月能省多少？”
“老排长”和陈大富都是财经学院毕业的，不管学习成绩如何，这个帐都会算。
“能行吗？”陈大富问张新江。
张新江问刘梅花：“价格相差到底多少？”
“正好一半。”刘梅花说。
“多少？”徐惠敏问。徐惠敏怕是自己生孩子把耳朵生背了。
“一半。”刘梅花说。
张新江和陈大富对了一下眼，微微点点头。
陈大富说：“反正来都来了，那就试试吧。不过我可说好，你决不能扣斤克两，我可不能让工友戳脊梁骨。”
刘梅花笑了。说：“放心，我保证比那些菜贩子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