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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春节，我突然从深圳消失，回到马鞍山，寻找苗军、史常红。
我坐在路边，安静地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我处在一种半迷糊的状态。偶然清醒的时候，就怀疑自己老了。甚至有点老年痴呆。经常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时常去香港，却什么东西也不买，什么目的也没有，就那么静静地坐在路边，看着匆匆走过的人群，心里问自己：他们这么急着去干什么？
但此时我坐在马鞍山的一条马路边，目的很明确，就是寻找依稀熟习的面孔，然后截住他们，向他们打听苗军和史常红。
马鞍山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度过童年、少年和青年一部分时间的地方，因此被我称作故乡。可这个故乡的观念并不完整，因为我的父亲和爷爷出生在当涂，所以我的祖籍是当涂，个人档案里就是这么写的。马鞍山挨着南京，加上母亲是南京人，所以，除非特别注意，否则只要我一开口，别人就说：“你是南京人吧？”我难得解释，点头，微笑，算是默认。或者并非“难得解释”，而是回复了少年时代的虚荣心，为自己是“南京人”暗暗得意。
南京和当涂是我小时候经常光顾的地方。寒假去南京，看着街道两旁已经落叶的高大的梧桐树和一间接着一间店面屋檐上悬挂着的剑一般的长长冰凌，以及拖着两条大尾巴的电车缓缓走过，就感到一种新鲜和兴奋。暑假去当涂，白天听着知了的欢叫偷偷地下河划水，晚上和小伙伴们一起摸瓜或“打游击”，我至始至终都是同龄人保护对象和关注中心，多少产生一点优越感。小学二年级，父亲调回老家，我也转学来到当涂县解放街小学，继续享受着“马鞍山来的”优越。小学毕业，依照父亲韬光伟略，我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和户口所在地，住在亲戚家，就读十七冶学校。
学校的全称是“冶金工业部第十七冶金建设公司职工子弟小学”。可这一年恰好赶上“戴帽子”，小学毕业直接在本校上初中，因此，“十七冶小学”变成“十七冶学校”，并且落实就近入学，而亲戚家住雨山五区，守着学校门口，所以，我这个非十七冶职工子弟就进入了该所职工子弟学校。
与在当涂解放街小学的处境正好相反，因为不是十七冶子弟，并且是“当涂来的”，所以，没人愿意接近我，而且他们一律不接受“被接近”。
同样不愿意“被接近”的还有史常红。
与我心中蕴藏着渴望被接纳的热情不同，史常红的脸上明显压抑着怒火。他冷冷地看着世界，也冷冷地看着同学。当同学们全部投入疯狂的运动中时，他却投去冷酷、鄙视甚至是仇恨的目光。
“运动”是批判史任重。扎个稻草人批判。因为史任重已经“畏罪自杀”。
我实在不能忍受孤独，于是就接近同样孤独的史常红。但马上就被警告：他是史任重的儿子！
我吓了一跳，但很快趋于平静，因为受父亲的影响，我竟然有一个奇怪的印象：被批判的都是好人。
我给他糖果。因为住在亲戚家，父母担心我受委屈，就给我一定的零花钱，并且时常给我带来零食。包括大白兔糖和酒心糖。
史常红冷眼看着大白兔，又冷眼看着我，没接，僵持了一会儿，问：“有烟吗？”
我愣了一下，说：“没有。但可以买。”
说着，我亮出了一张大票子——一张深绿色的一元整钞。
史常红眼光一闪，又马上收回，但没有收回到完全冷漠的程度，而是滞留在冷热之间。他这样不冷不热地沉默了大约十秒钟，说出一个字：走！
我们来到五区菜场。菜场里面有一个柜台，里面放着油盐酱醋，还有烟酒。我壮着胆子上前，对里面的营业员说：“阿姨，买包东海”。
我并不抽烟，也从来没有尝试过抽烟，但丝瓜藤还是抽过的。在当涂解放街小学的时候和同学们一起抽过。
我不想被小瞧，所以，这时候假装老练地把香烟拆开，取出两支，给史常红一支，自己嘴上刁一支，却发现忘记买火柴。
“我有。”史常红说。说着，掏出一个已经瘪了的火柴盒，又摸出几根上面粘着衣服纤维的火柴杆，两根并在一起，一下、两下、三下，扑哧一声，擦着了。
史常红是真正的老练，他知道先为我点，我赶紧把嘴对上，烟没点着，却差一点把火柴弄熄灭了。
史常红赶快把火苗凑到他自己的嘴边，点着之后，猛吸一口，吸透了，然后把烟递给我，我拿他的烟对着我的烟，也点着了。
史常红在那里腾云驾雾，我在旁边一声接一声地咳嗽。
“你没抽过？”他问。
我有些尴尬，略微停顿了一下，说：“抽过丝瓜藤。”
“哈哈哈哈哈……”
我第一次发现史常红也会开心，也会笑，而且是开怀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