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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故乡的街道当成了深圳的政协小礼堂。我们正在讨论张锴雍委员对深圳经济适用住房分配制度的质疑。
所谓“经济适用住房”，就是用纳税人的钱盖房子，平价卖给给需要照顾的特殊困难群体。可是，张锴雍委员发现，许多住这种适用房的人开宝马奔驰。这不是荒唐吗？但细细一想，也正常。因为买此房的人必须是深圳户籍，而且要有相当的户籍年限，而拥有深圳户籍并且有相当年头的人，不是深圳当地原著居民就是符合引进标准的特殊人才，或者是政府公务员，最差也是投资和纳税达到一定数额的企业老板，基本上都是有钱人，都有能力开豪车啊。开这样的讨论会，本身就荒唐。比我当年留级更加荒唐。
临近毕业的时候，建设兵团文工团来马鞍山招生，我们学校推荐了吴宝强。吴宝强是学校的红卫兵团团长，又是宣传队队长，待人接物像个大人，举个例子，我当初作为“当涂来的”和“留级生”，几乎不被任何同学接近，唯有吴宝强，每次见到我都要打招呼，但招呼得极有分寸，不会让我得寸进尺。那么小的年纪，就有如此的人生态度和做人分寸，自然深得老师和学校领导的赏识。所以，吴宝强是我们全校学生中的佼佼者，学校推荐他实属应当。事实上，吴宝强也确实通过了各项测试，几乎就要被录取了。可是，在最后一个关口，他被查出是平脚板，非常遗憾。
不仅仅是吴宝强个人的遗憾，也是我们全校的遗憾。那年月没有高考，只有上山下乡，能够被部队文工团特招，无尚光荣。不仅是他个人的光荣，也是我们整个学校的光荣。其光荣程度，大概和今天的奥运会冠军差不多吧。所以，当我们学校强烈推荐的唯一宝贝被“平脚板”无情地淘汰的时候，全校惋惜。
然而，正当一切即将尘埃落定遗憾而终的时候，负责招生的解放军同志突然问：“听说你们学校还有一个二胡拉的非常好的同学？”
“我们学校？二胡拉的非常好？”学校政工组长一头雾水。他是多么希望我们学校真有一个这样的同学啊。但凭他的了解，没有。因为我们学校宣传队演出《沙家浜》的时候，都是请十七冶机电公司乐队帮忙的，里面也夹杂着一两个老师，包括政工组组织本人就在其中拉二胡，如果我们学校有一个同学会拉二胡，并且拉的非常好，政工组组长能不知道吗？
政工组组长姓金，叫金达平，我们喊他金老师，但他好像并不是真正的老师，因为他基本上不代课，就是代课，也只是偶然上一下体育课或政治课。金达平的主要工作是抓政工。这在当时是一项非常重要非常有权利的职位。搞运动，整学生，整老师，全是他负责。当初为史任重扎个草人批判的是他，后来给苗先魁贴大字报刷大标语的也是他。金达平好像比校长还有权威。校长只有每学期结束的时候才对全校师生讲话，金达平却每天早上出操的时候都要对全校师生训话，而且每次都慷慨激昂软硬兼施，点名或不点名地敲打学生或老师，所以大家都非常怕他，也有些讨厌他，老师们都称他“金组长”，而同学们则当面叫他金老师，背后称他“金大屁”。金大屁虽然天天训话令人讨厌，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就是非常重视集体荣誉。这时候，他已经猜到对方搞错了，一定把旁边的六中当成我们十七冶学校了，那个“二胡拉的非常好的学生”可能是六中的，而不是我们学校的，但是，金大屁还是抱着碰运气的态度，问：“叫什么名字？”
负责招生的解放军同志说出了我的名字。
当一大群同学奔跑着到我们班来叫我的时候，我吓呆了。
不仅我吓呆了，我们班主任脸色也变了。她以为我闯祸了。闯大祸了。那年月，被政工组长召见基本上都是坏事情。
招生的解放军肯定早有准备，因为他们居然带了二胡。
这是一把好二胡。像小提琴一样有专门的琴盒。转动轴是黄铜的。这种二胡我在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场见过，但是没有摸过，更不用说拉了。
我担心拉他们带来的二胡不习惯，会跑音，但回去取自己的二胡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父亲已经调回马鞍山，我现在不住亲戚家，而是随父母住在花山，离学校比较远。
我心里安慰自己，想着招生的几个解放军肯定都是内行，即使我偶然跑一两个音，他们也知道是生二胡的缘故。
为了稳定情绪，我先把琴弦松开，然后重新宁紧。因为时常得到苗军的母亲钢琴伴奏的缘故，所以我的音比较准，很快调准了内外弦。看了一眼考官，得到鼓励的点头后，我开始拉《三门峡畅想曲》。为了抗干扰，我微微闭上眼睛，一边拉，一边想象着旁边有苗军母亲的观摩和钢琴伴奏。如此，我就忘记了这是在考试，而是在苗军家里的一次普通练习。我发觉好二胡就是好二胡，虽然是第一次摸它，多少有些生疏，但它发出的音确实更加浑厚和稳定，有共鸣，在高音区和低音区同样柔和并有质感。
我越拉越顺手。
考场是一间教室。桌椅板凳被挪到了一个角落，留下大半个教室做临时考场。除了考官之外，还有一些老师和学生，如金大屁、吴宝强以及学校的音乐老师等等。至于教室外面，人就更多了。门上、窗户上全部都是学生的脸。事实上，我一被叫过来，我们班就不上课了。连老师都跟着来，何况同学。这么多人浩浩荡荡，自然起了召唤作用，引得更多的同学甚至老师都围过来看热闹。由于人多，所以吵闹声也就比较大。金大屁连续吼了几声，又瞪起了眼睛，才算安静下来。可是，我一演奏，金大屁就不能吼了，外面又传来叽叽喳喳声。但这没有妨碍我。我沉浸在《三门峡畅想曲》中，沉浸在假想的苗军母亲的钢琴伴奏中和关切的注视之中。终于，当一曲终了，整个教室里里外外鸦雀无声。
我被当场录取。不需要复试。他们甚至没要求我拉第二首曲子。当然，也没有检查我是不是平脚板。
建设兵团文工团的解放军同志是怎样知道我的呢？当时，连学校宣传队都把我这个“当涂来的”和“留级生”排斥在外，谁晓得我会拉二胡呢？我想，肯定是苗军的母亲推荐的。除了她，还能有谁？
我第一时间没有回去告诉父母，而是来到苗军的家。可惜，他们家大门紧锁。我凑着窗户的玻璃往里面看，屋子空空荡荡。我的大脑也顿时空旷起来，眼泪控制不住，一下子就喷涌而出，居然爬在他家窗户上哭了起来。
他们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为什么走的那样仓促呢？怎么连一点音讯都不留给我呢？只留给我无限的失落和永恒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