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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回深圳了。因为该见的人全部见到了。甚至还有许多原本没打算见的人，也见了。
我见到史常红。都什么年代了，他居然还穿着当年的学生装。就是那种下面两个口袋上面一个口袋的那种。像当时的军队干部装，但少了上面的一个口袋。也像中山装，却把中山装露在外面的口袋藏到了里面。史尝红变得比以前爱笑了。一见到我就笑，神秘地笑。他说我刚被特招他就回来参加毕业典礼，领毕业证。我说你早就上班了怎么还能回来领取毕业证呢？他说你不也一样嘛，没毕业就提前拿了毕业证，还突击入团了呢。我点头，承认。他兴奋地告诉我，参加毕业典礼的那天他做了一件惊天动地事情——在金大屁讲的最得意的时候，他猛地一下把金大屁推下台，让金大屁来了一个“狗啃屎”。这故事我早听说过，但一直怀疑是假的，因为当年站在操场上听金大屁训话的时候，我也想过从背后绕上去，突然把他从台上退下来，但我只是想想，没敢做，所以我就怀疑这个故事瞎编的，今天听史常红自己当面对我说，我才相信确有此事，并且感觉蛮过瘾。
我见到了苗军。苗军仍然穿军装，这次是深色的毛料军装。我懂，这叫将军服。我祝贺他当将军了。苗军却说军装不是他的，是他外公的。外公一九五五年授勋时穿的军装。我谢谢他，谢谢他妈妈当年推荐我去了建设兵团文工团。苗军却说他妈妈偏心，明明知道我的音乐天赋比他好，却只推荐我去建设兵团文工团，而把他推荐去了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我说这就不错了，我不是部队子弟，推荐了也没用，还不如去建设兵团。苗军笑笑，说也是，如果你去了正规部队，就不能参加一九七七年的高考了，还说他就错过了，如果我也错过，我们那一届就剃光头了。是吗？我想，难道我这个留级生为全年级争光了？
不用说，我还见到了苗军的妈妈。她依然那么年轻，依然那么漂亮，依然那么高贵，依然略带忧伤而更显安静。阿姨和我并排坐着，明显比史常红和苗军待我亲切，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和我对面坐的。我这才记起，阿姨总是这样善解人意地考虑我的感受。当年拉《三门峡畅想曲》，她就站在我傍边，让我排除一切杂念，想着不能让她失望，所以才越拉越顺手，越拉越投入。后来恢复高考，兵团那么多人，就我进了清华园，并不是我比别人聪明，而是我不敢让她小瞧，更不忍心让她失望，所以才不敢懈怠，在疯狂的岁月，冷静地啃下全套《知识青年自学丛书》。今天她依然这样，静静地坐在我身边，听我说，她自己不说，听着听着，眼睛里的忧伤逐渐换成了欣慰，并且把这种欣慰传染给我，令我也欣慰。
我还见到几乎所有的老师和同学。包括吴宝强同学和金达平老师。吴宝强虽因平脚板被挡在了文艺大门之外，倒也因祸得福，现在是十七冶的总经理，生拉硬扯要给我接风呢。金达平被史常红推下台不久，抽调到十七冶大公司“深挖洞”施工队当副队长，在一次事故中，为抢救队友，壮烈牺牲，成了烈士。既是烈士，怎么又能来见我呢？难道是他忠魂不散？还是我忘却不了？因为毕竟，我的档案里保留着他写的鉴定，据说按照这个鉴定，我可以当中央委员。
我决定回深圳。因为不想打扰别人，也不愿意被别人打扰，就跟当年同学们曾经不愿意接近我，也不愿意被我接近一样。难道离开故乡这么多年，我走了一大圈，却走了整整一个轮回？
现在，我已经回到深圳。我问自己：这么急着回来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