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我决定启发她。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好事的?”
  我这样一问,她就好回答了,而且回答得很准确。
  “1964年。”英姑说。
  “那时候你多大?”我问。
  “17。”英姑说。
  英姑告诉我,那时候国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给她的感觉是天天有人生孩子,而且那时候医疗条件有限,基本上就是在家里生,经常出现“一死两命”的情况,就是母子双亡的情况,于是,大队书记就找她谈话,说她初中毕业,有文化,人也灵光,想让她当接生员。
  “你愿意了吗?”我问。
  “不愿意,”英姑说,“不敢。自己还是个小姑娘,什么都不懂,害怕,哪敢做这个呀。”
  “后来呢?”我又问。
  “后来书记做工作,说这是为人民服务。”
  “你愿意了?”
  “还没有,”英姑说,“还是不敢。”
  “再后来呢?”
  “再后来书记又做了我妈的工作,我妈让我去了。”
  “你妈怎么说?”我问。
  “妈妈说这是做善事,应该去。为了不再发生‘一死两命’,应该去。”
  “所以你就去了?”
  “是的,所以我就去了。”
  “你妈妈是党员吗?”我问。
  “不是,”英姑说,说得好像有点不好意思,“我妈妈吃斋信佛。”
  “她对你的成长有影响吗?”我问。
  “有影响,影响很大。”英姑说。说得很肯定。
  英姑告诉我,她生于1947年农历2月19,妈妈说这天正好是观音菩萨的生日,所以从小就要她多做善事。英姑说妈妈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土改那年,农民去地主家分东西,别人都要衣服要家具要农具要牲口,只有她妈妈抱回来一尊观音菩萨。那时候英姑刚刚记事,好像是第一次这么清楚地记得一件事情,所以印象特别深。
  英姑还说她妈妈就总喜欢做善事。新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没有人做饭,她妈妈就主动去帮着当时叫做“宝四区”的政府做饭。
  “你什么时候入党的?”我问。
  “1966年。”英姑说。
  英姑告诉我,经大队书记和她妈妈的一致做工作,1964年,初中毕业的曾柳英成了当时被叫做上星大队的义务接生员。由于工作努力,后来被派到沙井医院学习了20多天,成了正式的接生员。1965年,由于她工作态度好,技术精,亲手挽救了不少生命,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于是,被推举担任大队妇女主任兼团支部书记,次年,英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曾柳英刚刚19岁。
  “那你差不多有40年党龄了?”我说。
  英姑笑,像是听了表扬不好意思地笑。
  “你妈妈支持你入党吗?”我问。绕着问。
  “支持,”英姑说,“妈妈讲共产党都是菩萨心肠,阿弥陀佛,尽做善事,跟他们吃斋念佛的一样,这样的党应该参加。”
  在后来的采访中,曾柳英对我说,这辈子对她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当时介绍她入党的上星大队党支部书记,另一个是她的妈妈。如果不是受妈妈的影响,那么她就不会从小热衷于做善事,做好事,不计较个人得失,那么她就有可能是另外一个人。而如果不是大队书记,她就只能是一个善良的农村乡镇妇女,不可能从事在当时非常有实际意义的接生员工作,更不可能成为大队妇女主任和团支部书记,当然也就不可能那么小小年纪就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英姑说,如果那样,那么她就只能在小范围做一些小的善事,而不可能在那么大的范围做那么大的善事。英姑自豪地告诉我,现在他们这里四十岁左右的人很多都是她亲手接生的,积德呀。
  我想了想,还是决定问一个敏感一点的问题。
  我问:“你觉得入党和不入党对你做善事做好事有影响吗?”
  “有影响。”英姑回答。
  “不都是做好事吗,有什么影响?”我问。明知故问,就像水钧益对接受他采访的外国元首提问一样。
  “那不一样,”英姑说,“没有入党,我只想着洁身自好,自己做好事,行善积德。入党了,我就不能光想着自己了,就不仅仅是洁身自好了,就有了一种责任了,就想着维护党的形象,就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做更多的好事,就要团结一批人,影响一批人,带领一批人共同做好事,大家一起构建和谐社会。”
  我听了一愣,没想到“和谐社会”这么新鲜的流行词她都会说。可见,英姑不是简单的做好事和行善积德,而确实是非常关心时事,确实是按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在要求自己。

《佛到心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