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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赖老板又回来了，并且带来一个女的，蛮漂亮。我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昨天刚走今天就回来？是不是带来个女客户？我跑到化验室问陈秉章，陈秉章说这下真有戏看了，说不定要炒人，炒香港人。我问怎么说。他告诉我：这个女人姓唐，大陆人，以前是沈阳市文工团的，后来去了香港，现在在赖老板香港的写字楼工作，与赖老板的关系很不一般，赖老板最相信她。她今天和赖老板一起过来，估计应该与我昨天提交的那份材料有关。
陈秉章还告诉我，赖老板以前在潮洲是有一个乡下老婆的，而且还有一个女儿，偷渡到香港后，又找了个老婆，他就是靠这个香港老婆发财的，现在倒好，又跟这个唐小姐不清不楚。
说曹操，曹操到。我们正聊得有劲，唐小姐款款走来。到底是搞文艺的，一招一试就是不一样，与数百名打工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要说赖老板喜欢，我看了也不由得有点动心。
唐小姐是来找我的。她对我十分热情，远远地就露出洁白的皓齿，配上鲜亮的衣装，使我感到了一股袭人的力量。
"你好！"唐小姐直接对我说话，仿佛旁边没有陈秉章的存在。
"你好。"我一面回答，一面故意用目光询问着陈秉章，好像根本不知道这女人是谁，为什么与我打招呼。
陈秉章配合得很好，马上向我介绍："唐小姐，我们公司香港写字楼的。"
这时候唐小姐才不得不对陈秉章点点头，但点头的幅度非常小。
我趁机上去与她握手，感觉她的手很有肉。
"您是新来的丁主管吧？"她也明知故问。
我感受着她手上的温暖，闻着她身上奇特的香味，说："是是是。"
"我们下去聊聊好吗？"
"好好。"
我们下到二楼，来到赖老板的办公室。此时赖老板不在，赖老板办公室里就我和唐小姐俩人。唐小姐没有坐到赖老板的大班台上，而是善解人意地坐在沙发上，这样我与她离得就很近，谈话的气氛平等许多。我从来没有跟这么漂亮的女人如此近距离地在一起的经历，我能感到自己的心跳，像活塞运动。我是过来人，有老婆有儿子，但我确实还是第一次体会到美女的魅力，是那种让你的心脏像活塞一样运动的魅力。我以前还从没有体验过美女的魅力，就是谈恋爱结婚时也没有美女的概念，我们那个时候那个环境里择偶的唯一标准是学历，女的看男的主要看学历，在同等学历下再看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比如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的小伙子肯定比马鞍山钢铁学院毕业的吃香；男的看女的也主要看学历，在同等学历下才考虑漂亮不漂亮。其实考虑不考虑也差不多，当时的女大学生，尤其是学工科的女大学生，相差的只有气质，几乎区分不出漂亮不漂亮，特别丑的估计设计院也不会要，特别漂亮的恐怕也不会来设计院，或者根本就不会学钢铁专业，所以在我们的概念中几乎没有漂亮与不漂亮之分。说实话，我对美女的认识就是从唐小姐开始的。唐小姐是我的"性美学"启蒙老师。从唐小姐身上我发现，女人的美是一种全面的美，而不像我以前理解的仅仅是脸漂亮。真正漂亮的女人，除了脸蛋漂亮之外，还包括她的身段、走路姿势、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一个自然而然的面部表情、说话的声音、语调、着装、化妆、身上的气味以及她身体周围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某种"气场"。唐小姐就是全面具备上述综合"美因子"的美女，直到那时我才遗憾地发觉：真正的美女其实早就归进了专业的文艺团体，她们从小就被选进了专业的舞蹈训练班或其他表演训练班，然后就进入专业的文艺团体，这些人与我们以前建设兵团或学校的业余文艺宣传队员有本质区别，说白了，真正的好苗子早被选走了，尤其是我们那一代。这一发现使我认识到自己老婆在这方面的严重不足。许多年之后，我与前妻离了，为的是另一个女人，一个专业舞蹈演员出身的女人，这个人就是我第二任妻子，我不敢确定这件事与当初赖老板手下的那个唐小姐有没有关系，我想，就算没有直接关系，也应该有间接影响。
唐小姐那天其实只与我谈了关于人员招聘的问题。她问我该招几个人，什么样的人。我说可以先招三个人，两个搞管理的，一个搞技术的。她问为什么要招两个搞管理的，不可以技术、管理、化验各招一个吗？我说管理最重要，500多个人，需要两个人才行，再说搞管理的人本身难管理，招两个好，两个有竞争，至于化验嘛，只是简单的滴定分析和金厚测定，陈秉章一个人就足够了，如果实在要加人或换人，也可以留给新来的管理者去解决，看他们是什么意见。
说实话，我当时是有意护着陈秉章，尽管我知道他做滴定的姿势太难看，明显不专业，但我还是不忍心让他走，留一天算一天吧。
唐小姐似乎被我说服了，接着就取出一叠应聘信，我一张一张地翻着。为节省时间，我只看学历复印件。我发现副经理他们对很多问题没搞清楚，比如他们以为北京师范大学就是北京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就是中共中央专门培养搞广播和电视的专门人才的大学，等等。我没跟唐小姐多解释，只是让她再多拿些应聘信来，我从中挑选了三人，其中搞技术的那个人是无锡轻工学院电镀专业的，而非他们以前内定的那个北京师范大学化学专业毕业生。
唐小姐这一次在蛇口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其间她也回过几次香港，赖老板也过来几次，但总的感觉仿佛唐小姐是老板，尽管她没做什么，甚至好像都没说什么，但大家都很害怕她，包括几个香港师傅。
唐小姐做事很认真，亲自写信打电话约那三个人来，并且不厌其烦地看我呈送给赖老板的计划，一项一项地核对，一遍一遍地向我请教，有时我们离得很近，我能闻到从她体内呼出的热气，我发现那才是她身上真实的气味，是那种不含香水和化妆品的气味。现在有一种理论，认为这种气味对异性很重要，人可以没有性行为，但不可以不接受异性的气味，否则就会得病。我当时就没有性行为，只能靠唐小姐身上散发的气味来维持自己不生病了。我就觉得自己与赖老板很平等，尽管他是香港人，是大老板，但我和他可以接受来自同一个女人身上的同一种气味。
我一面接受着唐小姐身上的气味，一面向她解释着计划中的问题，在向她解释与指教的过程中，还意外地发现了自己原计划中的几个问题，及时地作了修正。由此我发现，对别人指导的过程也是自己完善提高的过程。
那段时间，赖老板每次过来都对我很客气，这点不仅从脸色上能看出来，就是每次请大家吃饭，赖老板也专门把我叫到身边，仿佛我在公司的地位比副经理还高。我发现香港老板特别喜欢请员工吃饭，当然被请吃的也不是一般的员工，而是像我和副经理以及香港师傅们。说实话，每次请吃我都很心疼，想着自己在这里大吃大喝，老婆孩子却在家受苦，所以每次请吃我都想象着我老婆孩子也来了，这种画饼充饥的想法非但没有减轻痛苦，反而更觉得难受，仿佛是借酒消愁愁更愁。有时我甚至想，老板您干脆别请我了，直接把该花的钱给我，我寄给我老婆，让她跟儿子买烧鸡吃。后来，我就真的这么做了，每次赖老板请我大吃大喝之后，我就给老婆寄一封信，里面夹10块钱，让她去买个烧鸡跟儿子和保姆开一次荤。那时我虽然还没拿过一次工资，但基本上不用钱，从家带来的钱也不见少，不在乎10块钱，关键是我有盼头，觉得很快就会领工资，一领就是一两千，几乎是大款了，还在乎10块钱？我在信中对老婆说：我现在很有钱了，你们尽管往好里吃！
赖老板很爱吃，也很会吃。我发现他请我们吃饭不见得是为了融洽关系，好像吃就是吃，没什么目的和企图。以前听人说"吃在广东"，我以为仅仅是说广东的菜好吃，当时我还不服气，觉得我们家乡的菜也很好吃，甚至更好吃，我至今都认为天下最好吃的菜其实是我妈妈做的菜。现在跟着赖老板吃多了我慢慢悟出："吃在广东"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广东人(当然包括香港人)其实很好(hào)吃，不仅正餐要吃，广东人的喝茶其实也是吃，而且能吃得很饱，并且每天不是喝一次茶，而是喝好几次茶，比我们那里正餐都多，早上有早茶，晚上有晚茶，另外还有中午茶、下午茶，还有的茶楼干脆提出"24小时全日为您服务"。
我和赖老板在一起当然不全是吃，事实上，他与我在一起讨论过关于工作方面的各种问题，包括技术问题。有一次他对我说，镀金不难，难的是既要有很好的结合力，又要有很好的光泽。他说就表壳镀金来说，其实就是在不锈钢表面镀金，而不锈钢表面镀金是最难的，因为不锈钢表面有一层氧化膜，这种氧化膜能起到防止金属生锈的作用，但同时也是造成镀层与基体结合力不牢的主要原因。这让我发觉赖老板其实很有水平。因为从他所受的教育背景看，他能说出这番话来确实很不简单。想想也是，就算他这份产业是靠老婆起家的，但如果他自己不是出类拔萃，一个香港的富家小姐能随随便便嫁给一个大陆的偷渡仔吗？再说，就是给了他一个起步平台，如果他自己不争气，也不会有今天的气候。从他将工厂迁到深圳这一步看，至少他的眼光是很准的。
赖老板有一次对我说，他现在非常忙，他的主要业务在香港，所以很少过来，他想把经理的位置让出来，还说他准备公开选拔经理，要我也参加竞选。我听了后明显感到身体里的血液往上涌，但嘴上却投其所好地说：我看唐小姐就不错，对公司很忠诚，做事不唬。赖老板这时候普通话仿佛大有长进，他好像完全听懂了我说的话，愣了一会儿，说："不行，唐小姐要负责香港写字楼那边的工作，那边的订单大部分靠她。"我又说："香港那边不是有您吗？"他笑笑，笑得很天真，像个大小孩，摇摇头，说："不行，我今后要经常过大陆这边来，我准备在关外搞一个大的工业区。"我问："公司准备搬到关外吗？"他说不，搞大工业区是搞房地产开发，搞起来后出租给人家开工厂，就像我们这间厂，就是租用蛇口鱼工贸的。他还告诉我，关内已经没有地皮了，就是有也留着做商业用地，不会用来做工厂，还说现在香港老板来深圳都喜欢在关外开厂，因为关外人工更平。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工厂租给别人，而自己却又要租别人的厂房，在内地我还没听说过厂房可以租的。
那时候，我同样也没有听说过房地产开发这个词。后来的发展证明，赖春泉在商业运作上确实是有远见的。随着像他这样一些本来在香港根本就不起眼的小老板在大陆的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香港和台湾小老板跑到深圳来，借助于这边改革开放的东风，及在劳动力、厂房租金、税收、环保征收、辅助原料及生活费用方面的低成本，不用几年就一个个成了大老板。这些人过来都是要租用厂房的。刚开始是深圳特区内，比如像赖老板自己，后来是深圳特区外，也就是所谓的"关外"，就是赖老板现在打算在那里建工业区的地方，再后来就是东莞，由香港向内地逐步推进。
赖老板有时正和我说着话，手机响了，他取出来，打开翻盖(比蒋大哥的那种先进，蒋大哥当时用的还是砖头块似的"大哥大")，迅速往楼顶上跑，边跑边对着手机里大喊，喊什么我听不懂，但肯定是谈业务的，不是电镀业务就是开发工业区业务。我不知道该不该跟着他跑，好像跟不跟都不好，只好跟在后面走，隔一段距离，等我到达楼顶时，他差不多正好打完电话，然后他问我刚才说到哪里，等我告诉他后，我们接着说。有几次，赖老板干脆把我叫到楼顶上说话，这样，一旦手机响起，他随时接听，非常从容，再也不用狼狈地奔跑了。现在回想，赖老板当时用的手机一定是香港的，蛇口与香港隔水相望，香港手机在蛇口的楼顶能用。
赖老板与我很少谈私事。关于他个人的事，我是从陈秉章和工人们那里听来的。厂里有许多跟赖老板一个村的人，有些还是他的亲戚，比如赖德能、赖德龙、赖德宝，等等，我甚至怀疑赖老板这一辈是春字辈，他的下一辈是德字辈。果然，我在员工登记表当中发现了一个叫赖春盛的，我问赖德龙："赖春盛是你叔吗？"他说："可以这么说吧，赖老板还是我叔呢，有什么用？"赖德龙告诉我，这里姓赖的都是一个祖宗，有的还是很近的亲戚，比如，赖春盛就是赖德宝的堂叔，但亲戚不一定就会得到照顾，得到照顾的亲戚也不一定就真心为他卖命。从赖德龙身上，我发现自己以前的看法有偏差，五百多工人中，素质并非一般齐，有那么多素质差的，也必然有几个甚至几十个素质高的，比如赖德龙，至少比那些以为全世界就只有说白话、潮洲话和客家话三种人的女工素质高许多。后来，在我当上经理之后，我真的将赖德龙提为工段长，还将另外一个说客家话的小伙子调到化验室学化验。这些自是后话。
赖德龙告诉我，赖老板家成分不好，所以"文革"期间受压迫很惨，他就与人结伙偷渡去了香港。但去香港的人未必都能发财，事实上，当初他们大队(现在是村)一起去香港的有十几个人，最后混出头的只有赖老板一个人，还有一个李生，现在跟着赖老板做，混得也可以。我问哪个李生，赖德龙说就是前两天与老板一起来的那个李先生。我问李先生为什么叫李生，赖德龙笑，他说香港人就这么叫，李先生就称李生，王先生就称王生。我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香港人说话能省就省，比如"早晨好"，香港人就只说"早晨"两个字，反正大家都知道是那个意思就行了。其实内地也是，王大明不喊王大明，而是简称老王或小王，但如果你是两个字，比如你叫王明，则别人就喊王明，而不称老王或小王了，因为反正都是两个字，没的可省，不如直呼其名算了。
陈秉章曾对我说过，副经理对赖老板很有些意见，我想不通，现在将赖德龙对我说的与之一联系，似乎有点通了。
副经理和赖老板不仅是一个村的，而且两人是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当年在一个班时，副经理是个乖孩子，学习成绩好，经常给赖老板抄作业，后来长大了，副经理由于自己乖巧，更由于他父亲是大队书记，顺理成章地进村小学当了民办教师，而赖老板则老老实实地下地种田。而且由于家庭出身富农，生产队不把他当人，什么脏活累活没人干的活都派给他，好事轮不到他，坏事全往他身上推。那时候只有一个人不歧视他，就是副经理。据说，赖老板偷渡之前对自己的父母都没说，但他对大队书记的儿子副经理说了。赖老板有点迷信，他认定成事在天，于是他对他最好的朋友说，如果副经理当时反对他这么做或干脆去检举揭发他，那就说明天意不让他偷渡，他就认了。谁知他这个好朋友听完之后没有任何反应，跟没听见一样，赖老板就偷渡去了，并且一直认为是命中注定自己一定会成功的，结果就真的成功了。今天在蛇口恒基公司里，赖老板和副经理之间的这段历史一直是工人们经久不衰的话题，并且有好几个版本。一种说法是副经理这人天性就四平八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与赖老板虽然是好朋友，但好朋友是不是偷渡与他没关系，所以他没反应。另一种说法是副经理很狡猾，他是故意装着没听见，假如赖老板偷渡成功了，并且将来发达了，他没反对没揭发就是支持，就有功，就有资本沾光；如果偷渡没成功，被抓了，他也没任何责任，对政府可以说是他根本就没听见，私下对赖老板还可以说，你看，我什么话都没说，还不是要你三思吗？还有一种说法最离奇，说其实副经理当时听了之后立刻就考虑自己是不是跟了去，但天生优柔寡断的性格使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所以没来得及反应。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反正赖老板与副经理二人的关系不一般，反正后来赖老板衣锦还乡时第一个就找副经理，要他辞去那民办教师，跟他出来干一番事业。依副经理的性格，是不会轻易"下海"的，但他经不住身边人的怂恿，特别是看着以前靠自己关照的赖春泉摇身一变成了香港大老板，连县长都屁颠屁颠跟在后面，多少也激起他体内雄性荷尔蒙的膨胀，加上他当时正为"民转公"的事闹得很不顺心，于是就跟着赖老板来到蛇口，干起了现在这个副经理。
副经理对赖老板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个人待遇上。副经理的工资是每月2500元，这个工资待遇与我当时在设计院相比是高得惊人了，相当于一个国家甲级设计院里20名工程师的月工资之和！相对于副经理自己来说，那更是不得了，就算他当时顺利地"民转公"了，每月工资才72元，一个月抵好几年了，按说，副经理应该相当满意了，其实不然。问题出在一个"比"字上。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话谁都知道，赖老板知道，副经理也知道，但知道归知道，比还是照比。赖老板给副经理的待遇是拿他跟国内的人相比的，这样比起来他给副经理的待遇就很高很高。副经理拿他的待遇跟香港师傅相比，这样一比他的待遇就很低很低，比香港一个买冰棍的老太太都低。要说他们二位谁都没错，所以结怨就越来越深。赖老板之所以要按内地的标准比，因为你副经理本来就是大陆人，而且是大陆贫困地区的乡下人，深圳户口也是赖老板最近出钱给解决的。即使按深圳的标准，每月2500元也不算低的。副经理之所以要跟香港师傅比，因为恒基公司本来就是港资企业，副经理事实上等于是这个港资企业的负责人，所付出的劳动和对公司贡献远远大于公司里任何一个香港人，就论与赖老板个人的交情来说，他也远远深于任何一个港籍职员，难道就因为自己没有香港居民身份，就一定要在待遇上让下级比自己高10倍？既然说到待遇，还不仅仅是工资，就是吃饭，还是在副经理几乎翻脸的情况下，通过唐小姐调停才争取到与港人同等地位的。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2500元和25000元对副经理来说反正都是用不完，但教书先生出身的副经理咽不下这口气，要不是他天生平和的性格，恐怕早就闹翻了。
尽管副经理是个能沉得住气的人，但他对赖老板的强烈不满还是偶尔表露出来。副经理有两种表露方式，一是消极怠工，本着我拿多少钱干多少事的精神，只管行政，不管生产，甚至于有时候希望生产上出问题，他躲在一边看笑话，反正你赖春泉花了那么多钱请了几个香港师傅，关我什么事？二是脸色铁青，副经理是不会轻易发怒的，一旦发怒就脸色铁青。据说副经理与赖老板在一起经常脸色铁青。直到今日，我仍然记得副经理脸色铁青的样子，事实上，每当我用到"脸色铁青"这个词组，我的脑中马上就浮现副经理当时的样子。副经理面色洁白，温文尔雅，脸一泛青就格外有震撼力，使我过目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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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的三个大学生最后来了两个，一个搞技术，一个搞管理。搞技术的那个人太认真，一天到晚拿个笔到处记，以至于唐小姐认为他是对手派来偷情报的，要不是我力保，差点就被炒鱿鱼。搞管理的那个小伙子姓王，叫王逸群，是大连工学院化工系毕业的，而且，毕业之后正好赶上美国一所大学在他们那里搞了一个MBA班。幸好我懂英文，知道MBA是工商管理硕士的意思，感觉人才难得，既懂化学，又学过工商管理，到电镀厂来抓管理不是非常对口吗？所以，我极力主张请他来。说实话，我还真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虽然他们那个班只有三个月的课程，并没有颁发硕士学位，但是有关管理学的一些基本术语和知识还是学了，所以，我也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这小子太自以为是，甚至有点神经兮兮的，一会儿一个考古新发现。发现一个问题，哪怕是一点小问题，一定要咋咋呼呼，必须将我、副经理、唐小姐三人全汇报到，只恨不能飞过香港直接去跟赖老板汇报。刚开始我还能忍受，想着年轻人，工作热情高不是坏事，就是有点想表现自己也可以原谅，只要不过就行。但他实在太过了，后来不仅我烦他，连忍耐性极好的副经理也时不时地脸色微青。我像是自己犯了错误，因为这个人是我极力推荐的。唐小姐虽然没说什么，但估计她心里也有看法。从表面上看，她不动声色，仍然那样笑吟吟的，继续扮演着马科斯执政期间菲律宾总统夫人尼梅尔达的角色，只是比尼梅尔达更年轻，更漂亮，更具魅力，对全厂女工更具榜样作用，对我们有更直接的吸引力，但她肯定已有想法。果然，这一次唐小姐回香港几天，然后与赖老板一起过来，带来重大决定：炒掉那个搞管理的，选举产生公司经理。
看着那个热情、自负、狂妄、好大喜功、神经兮兮的小伙子自己提着行李昂首挺胸地走出大门，我突然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说炒就炒了？我们有没有给他一点点机会？比如认认真真地跟他谈一次话，提醒他应该注意哪些地方。没有，一次也没有，只是背后摇头，没有谁给他提出哪怕是一点点善意的忠告，甚至于见他神经兮兮的反而幸灾乐祸，暗自为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高兴。我这时候才感觉到了"老板厂"的残酷，这种残酷就是只给你一次机会，决不给你第二次。这种残酷今天发生在这个小伙子的身上，没准哪一天就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按照赖老板的意思，公司经理将由公司全体员工投票选举产生。赖老板为何要搞这个动作我不得而知。是有意给副经理敲警钟？是他确实认为应该有一个得力的经理来掌管公司日常工作而同时又觉得副经理不能胜任？还是他心血来潮赶时髦借此来装装"民主管理"的门面或借此来增强公司的凝聚力？不管他是出于何种考虑，反正这事牵扯到我，赖老板是打算打我这张牌。
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本能地感到这对我不见得是好事，我来公司的时间太短了，还没树立起真正的威信，此时参加竞选，十有八九我会落败；另一方面，我又确实很想当这个经理，当上经理，工资待遇就能提高，在公司也会安全些，不会像那个王逸群一样说炒就被炒了。通过"下海"这些天的实践，我的思想也起了变化，以前我就知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一直以为搞技术搞专业是劳心者，比如工程师、教师、医生、作家、画家等等以脑力劳动为主的都是劳心者，而做工做农的人是劳力者，比如种田的、打铁的、剃头的、扛包的、买报的、开车的等等以体力劳动为主的都是劳力者。现在我发现这种认识是大错特错了，我终于开了窍：只有统治者或管理者才可称其为劳心者，其他一切劳动者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是劳力者。我回想起自己在设计院的遭遇，我们要定个高级职称那么困难，很多老知识分子信誓旦旦地表示决不为三斗米折腰，但到时候还是为高级职称低头，而那些管理者，比如人事处的、计划处的、政治处的、甚至是工会的，则一个个轻而易举地评上高级管理师、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还有说不清楚的诸如高级某某师等等。这就是所谓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要当劳心者，要当经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竞选胜利，管他赖老板是怎么考虑的，取胜总比落败好。决心已下，我开始付诸实施。
候选人三个，副经理、我、还有就是要从自由报名者中筛选一个。但就是这个自由报名名额，其产生过程比选举公司经理本身似乎还要复杂。刚开始是没人报名，动员了半天也没用，为这事我还专门跟陈秉章谈过，希望他参与，但陈秉章的反应相当冷淡。我发现他不仅对这件事冷淡，而且最近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比较冷淡，似乎有一种冷眼相看的味道。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他了？或者我什么地方让他看不惯了？不知道。我也不打算细想这个问题，现在我的首要任务是争取竞选当上公司经理，这对我很关键。我也找过赖德龙，他笑着说："丁主管别拿我开心了。"我说赖老板这会儿是真想民主一回，机会难得，管他能不能选上，就当是丰富一点人生经历也好。赖德龙不领情，依然将头摇得像拨浪鼓。我有点着急，觉得这样一来不仅赖老板难看，我们也觉得没意思，更主要的是我觉得如果只有我和副经理两个候选人，那以后还怎样相处？我们老家有个俗语，"一个人不喝酒，两个人不赌钱"，两个人赌钱，你赢我多少我输你几个一清二楚，有什么意思？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生产线上一个说客家话的小伙子到写字楼报了名。公司大概是为了消除尴尬或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当晚就在饭堂门口出了红榜，宣布自愿报名参加竞选者的名单。尽管所谓的"名单"上只有那个小伙子一个人，却也印证了英格兰那句"It'sbetterthannothing"(好过没有)的谚语。我当即找小伙子谈了话，发觉他确实蛮有思想，至少能对答如流。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他是梅县人，说客家话的。我说外面传说我们公司只招潮洲人，怎么我发现还是有几个客家人？他说是的，是只招潮洲人，我们是副经理老婆家的亲戚，副经理老婆是我们客家人。我问他是什么学历，他说高中没毕业就去了海南，他家有个亲戚在海南的国营农场，他在那里干了一年，才通过副经理老婆的关系进了公司。最后，我问他为什么要报名，他说好玩，他知道他不可能被选上，但也不会因此而有什么坏处，说不定还能有什么好处呢。
他说的对，真有好处，由于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不错，特别是他要求上进的精神和他的见多识广以及说话的逻辑性，促使我在上任经理后将他从生产线抽调到化验室学习化验。
红榜还真管用。公司在饭堂门口张贴"名单"的第二天，又有几个人报名竞选经理。没出三天，报名人数竟达36个。唐小姐宣布截止，就在这36人当中选一个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唐小姐把我叫到赖老板的办公室。赖老板不在的时候，他的办公室就是唐小姐的办公室。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着人事部送来的36张用工表，仔细地挑选着，看了一会儿就觉得这样不行，看不出名堂来，这些资料和上次管理人员应聘资料不一样，没个性，差不多，于是我建议把着三十六个人全部叫到会议室，大家座谈一下，相当于"面试"，顺便鼓励鼓励，说不定还真能发现几个可教之才。唐小姐瞪着大眼看看我，点点头。
座谈会于晚上下班后举行，这些"候选"候选人加上唐小姐、副经理还有我，将会议室挤得满满的。唐小姐先是说了一番鼓励的话，然后问副经理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副经理笑着摇摇头，表示没有，她又睁大眼睛对我抬抬头，意思让我说说。我说了几句民主选举公司经理这件事的意义，顺便将赖老板吹捧了一番。说企业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企业，不是老板一个人的企业，所以，关于企业的发展，不是老板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情，这次民主选举公司经理，就是大家共同决策企业未来发展的具体体现。当我说这些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几十个"候选人"傻傻地看着我，不知道是感觉新鲜还是根本就听不懂我说的话。或许他们听懂了表层意思，但听不懂深层意思。不过，他们是不是听懂我不是很在意，我在意的是唐小姐是不是听懂。还好，她听懂了，因为我在说的时候，眼睛的余光分明看见她一直在微微地点头。我说完了，她又使劲地点了两下头，然后才让这些"候选人"一个挨着一个发言。从他们的发言情况看，这些有志于竞选公司经理的人实在是良莠不齐，既有像生产线上那个客家小伙子一样能说会道的，也有自始至终连说话都没敢抬头的潮洲妹。我略微感到遗憾的是，赖德龙没报名，这说明还有些有能力的人并没有报名参加竞选。最后，唐小姐确定检验组组长作为正式的候选人。该组长是个30出头的女同胞，看上去精明能干，气质不错，以前是赖老板他们村的妇女队长，现在公司里很多人还是喊她"队长"，她丈夫也在公司上班，是赖老板的远房亲戚。我对唐小姐的选择很赞同，虽然是假民主，但也要演得像，否则就适得其反，再说既然是民主选举，三个候选人中就应该有一个女同胞，毕竟，五百多人的工厂里有差不多四百名打工妹，没个女同胞就不具代表性。
我对自己当选经理是有信心的。从整个公司管理结构上说，既然赖老板要将主要精力放到大工业区的开发上，蛇口的工厂就必须找一个生产行政一把抓的人，唐小姐或许能够胜任，但香港写字楼那边离不了她，副经理对赖老板有情绪，就是没情绪，他也不懂生产管理，现在的生产实际上是没人管，任几个香港师傅搞，而这几个香港师傅说到底就只能是做师傅，其文化程度和管理水平还不及国内国营厂的一个正儿八经的张师傅或李师傅，香港师傅的法宝就是哄着工人们干活，为此，他们不惜自己掏腰包经常请工人吃夜宵，或干脆多报加班，让工人们高兴，副经理对此完全是睁只眼闭只眼，不幸灾乐祸就算品德高尚了。如果这次我当经理，赖老板就有了两只手，一只手是分管香港写字楼的唐小姐，另一只手是分管蛇口工厂的我。想到自己即将与美丽绝伦的唐小姐平起平坐，心中荡起温馨的激动。
那几天我一直想着怎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说实话，我没有绝对的把握，因为绝大多数工人我都叫不出名字。我找来工人的花名册，带着花名册每个车间每条工段地跑，争取能一口叫出组长及骨干的名字，最后，我动用了绝招：给全厂每个工人寄去一张能够参加抽奖的亚运会明信片！我选择的时间恰到好处，工人们头一天晚饭时收到明信片，第二天就参加投票。我知道如今人的感情浅，必须现炒现卖，否则过期作废。那一天晚饭时，我成了明星，每个工人都热情洋溢地对我打招呼，饭堂里，"丁先生"、"丁主管"不绝于耳，赖德龙那帮人更直接，干脆喊起了"丁经理"。
投票的结果没有出人意料，我顺利当选。我特意注意到副经理的表情，他的脸色正常，丝毫没有铁青色，十分坦然地带头鼓掌，对我点头微笑，这反倒使我不安起来，不知是副经理的涵养特好，还是设计好了一个陷阱在前面等着我。
上任后，我即刻对生产编制与班制进行了调整。整个工厂按生产流程划分为三个工段，分别叫做一工段、二工段和三工段。一工段负责加工件的开箱、清洗、上架、除油、打磨抛光、喷蓝油及夹具的制作与维修；二工段负责电镀，包括酸金、水金、厚金和化验室；三工段负责产品的检验、包装、出货。在班制安排上，将每个工段的上下班时间错开半小时，这样既解决了工人在同一时间涌向饭堂和洗澡间带来的诸多不便，又能每天节约一两个小时的通风照明用电。以前香港师傅负责生产，要开工一起开工，要下班一道下班，而事实上，从开箱清洗到电镀起码要等半小时，从电镀到检验又要等半小时，这样就天天造成窝工，还白白浪费水电。下班情况也一样。我作了这样调整后，工人们普遍反应很好，香港师傅也不得不点头称是。
在人员安排上，提拔赖德龙为第二工段的工段长，调那个说客家话的小伙子到化验室。我对陈秉章说：随着订单的增加，又要新开两条生产线，唐小姐本准备再找一个学化验的大学生，我觉得不必了，这小伙子由你带着就行了。陈秉章好像没理解我的良苦用心，并不领我的情，仍然不冷不热的样子。对于那个"妇女队长"，我让她"恢复原职"，学着大学里学生会的做法，让她担任女工部部长，但是是业余的，本质工作还是第三工段的检验组组长。工厂有差不多四百女工，大多数是没有结婚的打工妹，有个大姐关照她们一点是完全必要的。
赖老板在选举工作完成后就匆匆去了香港，那边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唐小姐在蛇口也只多留一天，听了我的想法，她没说好与不好，只是关照我有什么事要多与副经理商量，并要副经理多支持我。根据唐小姐的要求，所有这些事情，事先我都征求过副经理的意见。其实，就是唐小姐没这样要求，我也会这么做的。副经理对我的一切做法都完全赞同，而且还帮我解释这么安排的理由，这使我很感激他，我没想到副经理的胸怀这么开阔，同时又隐隐约约感到有什么不对劲，但到底哪里不对劲，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