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大陆：世界最大的棋盘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端、太平洋西岸。这个简单事实是研究中国地缘政治环境的出发点。
欧亚大陆的许多国家都有过大帝国的历史，至今仍然在影响孑遗国家的思维。中国、蒙古、俄国、伊朗、土耳其、阿拉伯，等等，还有一些国家曾在短时期内建立过极不稳定的帝国体系，如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二次大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这些国家曾经有过的势力范围远大于它们今天的国界。历史不会被轻易忘记。无论成功与否，帝国的历史将会影响国家的地缘战略。
随着美国在20世纪的崛起，欧亚大陆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似乎减少了。一个超级大国可以从另外一个遥远的大陆参与、干涉欧亚大陆的事物，并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美国的参战改变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也许还有结果。美国和它的盟国获得了胜利，战后美国成为所有发达国家的保护国。此后，美国在欧亚大陆参加了冷战时期最大的两场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支持阿富汗的反苏力量，最后迫使苏联撤军。在冷战之后，美国发动了两场伊拉克战争，最后占领了这个国家；空袭南斯拉夫，迫使它撤离科索沃。今天，美国仍在努力地围堵俄国和中国——它认为的潜在威胁和竞争对手——同时扶持一些国家与这两个国家抗衡。
亚洲是对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大洲，因为中国就在亚洲。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洲，它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也是最复杂的。亚洲的文明史最悠久，古老文明最多，也是所有世界性宗教的发源地。一些亚洲国家距离中国较远，从中国前往亚洲一些国家并不比去非洲、欧洲更方便。目前亚洲最发达的部分在东亚。因此，本书在讨论亚洲时，以中国为中心，以东亚为重点。
亚洲可分为五大区域：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澳大利亚是赤道之南的一个大陆，也经常被当作亚洲国家。澳大利亚的多数人种和主流文化来自西方。在地理上，澳大利亚是东南亚的外围国家，距离中国比较远。亚洲有四个大国：中国、日本、印度和俄国。中国与其余三个大国为邻，但这三国却相距比较远。俄国只是小半个亚洲国家——虽然它的亚洲部分比欧洲部分大得多。东南亚和伊斯兰国家是文化比较接近的区域，在地理上连成一片。伊斯兰教诸国虽然信仰共同的宗教，却是由许多不同的民族构成的，主要民族有阿拉伯、突厥、波斯。这些民族都曾经建立过强大的帝国，进行过大规模扩张。历史必定会影响国家的政策。
在全球范围内，欧亚大陆潜藏着可能影响世界的最大变数。南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已经基本上为美国所控制，成为美国的后院。在数十年内，美洲无论怎样变化，都不出美国的掌握。非洲国家比较弱小，一些国家被部落冲突撕裂，没有完全从部落走向国家。除了自然资源外，非洲很难引起外界的兴趣。如果从欧亚大陆之中看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就不能无视美洲和非洲，尤其是美国所在的美洲。巴西正在崛起，将来可能会分享美国在南美洲的利益和主导权。
美国远比当年英国更深地卷入大陆事务。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结果，美国具有许多优势：日本和德国是受制于美国的“半主权”国家，尤其是日本，在安全问题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通过北大西洋公约和日美安保条约，牢牢地把北约国家和日本捆绑在它的战车上。美国的优势不仅来自它自身，还包括它的众多盟友。虽然这些盟友对美国颇有微词，但在大战略上，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它的欧洲盟友要向东扩大欧盟和北约，以彻底解决欧洲的分裂和来自东方的威胁。虽然苏联解体了，华沙条约组织不复存在，但作为华约的对手，北约仍在东扩。许多中东欧国家在文化、宗教上更接近西欧。冷战期间，欧洲国家以同情的目光看着这些国家，认为它们被文化上更落后的俄国人绑架了。在这些国家发生的事件证明了他们的看法：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1980年之后的波兰“团结工会”，都要求获得更多自由。1991年苏联解体实际上开始于1989年的东欧剧变。东欧国家的价值观接近西欧，是西方需要解救、拉拢的对象。从根本上说，北约所要对付的是俄国的威胁。俄国仍然有能力毁灭整个世界。因此，北约的任务并没有完成。
西方主导世界文明的发展已有数百年。现在，世界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东亚日益兴旺发达，与西方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东西方的力量对比正在出现变化。由于庞大的人口、快速的发展，特别是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导致的贸易总量（大多来自低工资、低技术、高消耗、高污染的加工工业），中国在亚洲各国的普遍崛起中最为突出，遮掩了其他国家的光芒，仿佛中国在亚洲一枝独秀。这并非事实。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错误的影响是由宣传造成的。如果媒体在猛烈夸奖自己的时候，也不忘记介绍别人的成绩，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会可能更准确一些。其他许多亚洲国家也做得同样好——虽然是在较小的规模上。一个共同繁荣的亚洲能够和中国互相促进，互相增加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这是亚洲的共同利益所在。沃尔特?罗素?米德很看好亚洲（其实只是东亚和南亚。他没有提到伊斯兰教徒占多数的中亚和西亚）：
在这个表中，孟加拉国是人口大国，土地小国；澳大利亚是土地大国，人口小国；日本是人口大国，土地面积只是中等；其余亚洲国家既是人口大国又是土地大国，特别是在和欧洲国家比较的时候。做这个比较不是为了夸耀亚洲“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规模是祖先的遗产，今人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亦不足为恃。这两个对照表是用来说明中国所处的地缘环境。中国是有世界影响的国家，但这个影响来自规模效应，而不是来自中国在经济、技术、制度、文化诸多方面的高度发展。实际上，中国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几乎在所有方面。这是中国和西方大国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中国的邻国人口众多，如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印度人口已经接近中国。因此，中国的规模效应不得不打很大的折扣。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东亚地区的常态，各国正在崛起。中国不可能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和廉价的加工出口产品，今后必须保持高质量增长，勇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亚洲的人口大国很多。这是因为亚洲有较好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此外，引进了高产作物品种，例如，中国在明末和清朝期间人口快速增长，主要是因为从南美传入了玉米、红薯、土豆等高产作物。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这些作物可以比种植水稻、小麦养活更多的人。然后经历了农业革命以及医疗技术和医疗条件的显著改善。但是，亚洲的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起步晚，长期保留了农业社会的高生育习惯。人口在这个时间差内大量繁殖。有利人口增加的因素是从欧洲传播来的，因此，亚洲人口众多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即使如此，亚洲的人口密度也并不比欧洲大。例如，中国的人口大约是英国的22倍，而面积却是英国的40倍。即使考虑到中国有很大的沙漠和高原，不适合人类居住，那么，去掉1/3面积，假设那里没有一个人，中国的可居住面积仍是英国的27倍，人口密度仍低于英国。英国的人口密度比德国、法国、意大利都高出一截。在欧洲，人口密度较低的是相对不发达的东欧。
与发达的邻国日本相比，中国的人口密度也不算高。中国的面积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即使减少1/3的面积，中国的人口密度也远远低于日本。虽然中国许多地方的自然条件更恶劣一些，但英国和日本也都有很多不适宜居住的荒原和山地，它们的人口也都相对集中在某几大块区域。此外，发达国家有较好的绿化，为此要占去大片的土地。所以，以2/3的中国面积与这两个国家的整个面积做比较的方法是不公平，只是为了从另外的角度证明中国的人口密度并没有大到阻碍发展的程度。我们必须知道，在经济起飞之前，对发展贡献最大的是勤劳的、廉价的、受教育较少的劳动力，只有他们才能在全球分工中找到（被找到）位置。这一现象在中国最为突出。到目前为止，庞大的人口促进了——而不是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人口而言，妨碍中国今后发展的问题是人口素质，而非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与教育水平和财富的分配方式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官方对教育投资的欠缺和分配不均是人口素质低下的主要原因。教育和财富分配是官方必须承担的责任，不应该推卸给百姓，百姓也无力承担。这个道理对亚洲其他人口大国也同样适用。
亚洲的“大国”有两种类型，其一是指人口和面积的大国，如中国、印度。它们的国际地位主要依靠人口和面积带来的规模优势，还没有进入以技术引领发展的时代，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甚至很低。其二是指既有人口或面积优势，又有先进科技的国家，这样的亚洲国家目前只有日本一国。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的科学技术仍然缺少一些创造性，大多是精致的模仿和局部的改进。这是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俄国算是小半个亚洲国家，也只是军工较为先进。所以，缺少科学和技术的创造力是亚洲所有国家的致命弱点。
在这四大组成部分中没有美国——它不是欧亚大陆国家。但是，美国在俄国之外的三大部分中都有很大影响。美国在大陆上没有永久的立足之地，它将是维持欧亚大陆均势的秤砣。美国在亚洲大量驻军，在每个角落里都有军事基地。美国占领着两个亚洲国家（阿富汗、伊拉克），半占领着另外两个亚洲国家（日本、韩国）。美国还是亚洲许多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总而言之，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比所有亚洲国家还要显著。所以，亚洲至少有五个大国在相互竞争。这种复杂的态势使得亚洲的未来存在很大的变数。米德认为：
亚洲的“三大”——中国、印度和日本——大致保持均势。其中任何两国都在经济和军事上强大到足以防止第三国称霸该地区。印度和日本可以取得对中国的均势。中国和日本可以取得对印度的均势。而日本称霸太平洋的梦想在1945年破灭。由于美国也准备保护亚洲的均势，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似乎不可能浪费时间和金钱来设法打破均势。《洛杉矶时报》，2007年10月14日。
其实，亚洲现在不存在均势，而是美国一超独大。与其说美国“保护亚洲的均势”，倒不如说美国在亚洲实行霸权。如果亚洲有均势，美国就不会有机会入侵伊拉克。米德认为，中国现在不可能，或许永远也不可能建设一个可以战胜美国、印度和日本三国军力总和的武装力量。米德的这篇文章是对亚洲局势的一个精彩分析。共同发展的亚洲杜绝了其中任何一国独大，从而产生称霸亚洲的念头。但在另一方面，群雄并起的亚洲也未必就是安宁的。
同时，米德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亚洲太大，地理太复杂，每个大国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足够强大之后，称霸也不太可能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首选。除了“称霸”之外，在中国先秦时代留下的国际关系遗产中，还有“称王”，在顺序上排在“称霸”之前。在中国古人看来，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战略上，“称霸”是较低等级的行为。亚洲不需要霸主，也难以接受霸主。
日本不是世界大国，却是亚洲大国，是中国的近邻。在讨论中国的地缘环境时不可能避开日本。从中国的角度看，俄、日、印三个亚洲大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和中国有漫长的边界线，或在陆地或在海洋。它们把中国包围在中间，使中国成为亚洲的“中国”。因此，中国面临的地缘环境在四个亚洲大国中最为局促。俄国与中国和日本相邻，俄日双方有领土争端（“北方四岛”问题）；印度在地理上相对孤立，与俄、日都不相邻——在陆地上与俄国隔着巴基斯坦和中亚国家，在海洋上与日本隔着马六甲海峡和中国以东的海域。因此，印度与俄国、日本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最小，与中国的冲突最大。俄国的政治、经济重心都在它的欧洲部分，即使在空中交通发达的今天，也可以说距离东亚很远。在国力变得非常强大之前，俄国不会有很多余暇东顾。俄国和中国之间已经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两国在海上不相邻，又都面临着类似的国内问题和国际压力，因此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利益冲突。中国与印度、日本分别有陆地和海洋争端。印度对中国有许多不满和怨恨，日本则对中国非常警惕。
在俄国、日本、印度三国中，日本的经济最为发达，军事潜力最大。而且，日本在台湾海峡有很大的利益——这是俄国和印度都没有的。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是美国的军事盟国、美国在东亚的马前卒，最有可能被美国利用来对付中国。而俄国、印度都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虽然日本在经济上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文化上也曾努力脱亚入欧，在二战之后一直处在美国的掌控之中，但在地缘政治上，日本只能属于东亚。日本不能把它的岛屿沿水面线切断，装上涡轮增压发动机驶向美国。美国也不会喜欢一个离开了亚洲的日本，更不会欢迎在美洲新出现一个经济强国。对于美国，日本的地缘政治价值就体现在它的地理位置上。
即使不考虑核武器的“互相确保摧毁”，亚洲国家也不具备建立地区霸权的条件。中、日、俄、印都没有足够的实力进攻和占领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甚至该地区实力次一级的国家，如朝鲜、越南、巴基斯坦等国，都能够给陆地入侵者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这都是经由实战证明了的。即使阿富汗、伊拉克这些更弱小的国家，虽不能有效地抵抗入侵，却有坚强的意志，使强大的美国及其盟国的军队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另外，发起进攻者必定遭到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因此，不会出现一个亚洲国家对另一个亚洲国家的占领，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吞并甚至一个较小的国家。但是，从陆地上向一个国家纵深发起短暂打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以色列已经多次这样做了；剧烈的边境冲突也有可能再次发生。对于亚洲的大国来说，将来最大可能的战争形式是局部战争，而不是总体战。至于空中和海上，仍然存在较大规模战争的可能，因为这是技术、战术和训练的对抗，优势一方的优势明显，可以大幅度削弱一个国家的实力，所冒核战争和全面战争的风险比较小。比如，美国可能在台湾海峡发起对大陆的行动。
“中国”：位于中间的国家
在本书前面，我们知道了中国是从“中国”发展起来的。现在中国又在更大范围内成为“中国”，回到了西周和西周以前的局面，面对与那时类似的挑战。然而，一个极为重要的不同是，这次中国再也没有了对自己文明和道德的自信。我们知道，这是失去了的。现在有几位说大书的教授或“学者”。他（她）们不着边际地谈论历史和“国学”，夸夸其谈，大言不惭，在学术上却没有成就。有几位的道德还受到广泛质疑。在这种风气下，四川的一位职业说唱艺人也被报纸誉为“国学大师”。不奇怪，世道如此。
在一个放大了的世界中，中国仍然是一个“中国”。在中国的周围至少有三个大国，分别在中国的北方、东方和西南方。大陆强国俄国正在复苏之中；海洋强国日本正在成为正常国家之中；介于大陆和海洋之间的印度正在崛起之中。如果能解决与巴基斯坦和中国的领土纠纷，印度有可能成为一个海上强国，否则就会在海洋和陆地之间摇摆不定。在这三个国家之外，美国正在中国四周巩固军事同盟，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周围还有一些力量在第二等级的国家正处于上升时期。韩国是一个；越南有很好的潜力。这两个国家都是半岛国家。在海上则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它们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并和越南、菲律宾一起，在地理上包围了南海，使南海成为一个有许多领海争议的地区。
所以，无论是在海上还是在陆地，中国都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中国已经从中国的“中国”，变成了亚洲的“中国”。当我们“放眼世界”时，中国还是世界的“中国”——夹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欧洲较远，而美国的海疆一直向西推进到第一岛链，兵临中国城下。
如果把地图竖起来，东边向上，就会发现，朝鲜和越南是中国在大陆上的左右两翼，台湾岛是中国的先锋，日本群岛（包括冲绳群岛）和菲律宾群岛是中国在海洋上的左右两翼。当然，这是从地理的角度看。从政治的角度，无论是陆地两翼还是海洋两翼，都不在中国的阵营中，甚至不能保证它们在关键时刻对华友好。台湾在法理上属于中国，现任“总统”马英九被许多人当作统派，但两岸关系的前景仍不十分明朗。在左翼的韩国和日本的领土上，美国驻扎了数万军队。美国可以用冲绳的海空军封锁中国通往太平洋的航道。
朝鲜半岛（朝鲜和韩国）和越南分别处在中国大陆海岸线的北、南两端，是自然地理的延伸。在古代，这两片土地属于儒家文化圈，向中国进贡。在中国强盛的时候，有相当大的土地属于中国。两国也和中国发生过许多场战争，因为把自己当作受害者，它们的战争记忆比中国人清楚得多。在近代，它们成为列强入侵中国的跳板。这两个地方是中国的软肋。虽然它们彼此相距较远，却有许多相似之处：（１）它们的外海就是第一岛链开始的地方，从陆地到海洋共同形成对中国大陆的地理包围；（２）人口密集，朝鲜半岛和越南各自有大约8000万人，与德国大致相当；（３）虽是大陆国家，却有漫长的海岸线，地理位置优越，但也容易遭受海上入侵；（４）在历史上都曾是中国的附庸，接受了儒家文化并使用汉字，后来才发明本国的拼音文字；（５）与中国发生过多次大的战争，互有胜负；（６）在近代史上被海外入侵者征服，成为殖民地，中国的军队和影响被驱逐出来，殖民者接着从那里出发入侵中国；（７）20世纪中后期，在中国的直接支援下，朝鲜和越南都和美国军队进行过殊死的对抗；（８）韩国是美国的军事盟国，越南曾经是苏联的军事盟国，而中国是这两个军事同盟的主要目标之一；（９）朝鲜、越南以及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两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者都曾流亡中国；（10）都有极大的经济潜力，半岛南部的韩国已经是一个工业化国家，越南近年来发展迅速；（11）它们的南北之间或者是分裂的，或者是曾经分裂而裂痕尚未愈合。
除非中国进一步强大，把左右两翼纳入中国主导的地区安全体系，否则它们可能再次对中国构成威胁。在地缘经济方面，越南和朝鲜半岛也对中国构成挑战。越南有着便利的海上交通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可以把整个国家建成沿海开发区。一旦朝鲜实行改革，它的廉价劳动力就会和韩国的资金与技术结合。中国仅仅依靠产业升级不能应对这一挑战，中国需要长期保持一定规模的低技术加工工业。中国贫困、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实在太多，他们的就业机会在农业、加工业，以及不需要文化和技术的服务部门。
中国夹在两个有长期扩张传统的大国之间，其一是海洋大国日本，其二是陆地大国俄罗斯。中国看重的是凝聚力，不是一个扩张型的国家。沃玛克说：“向心性（centricity）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参数，而不仅仅是一个战略，因为它植根于中国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人口分布上，中国人一直没有发现他们自己的边缘地区很有吸引力，因此更不愿意在此界限之外追求生存空间（Lebensraum）。”ChinaandVietnam：ThePoliticsofAsymmetry，pp41-42，BrantleyWomac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6?但是，时代变了，国内的舞台已经不够大了。中国不应该侵略别的国家，却必须走出国门，到更大的空间参与竞争。
中国有复杂的陆地边界，海上的情况也同样复杂：东边被岛链所拦截；向西要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之后就会发现印度的存在；美国军队则无处不在。日本是一个海上强国，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牵制，就像20世纪上半叶英国在海上对德国的牵制。但是，与德国不同的是，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而日本的大部分石油运输沿着这条海岸线北上，并穿过台湾海峡，因此受到中国的制约。反观德国，它的船舰要经过北海，穿越英吉利海峡，因此容易受到英国的控制。日本不能在海上形成对中国的完全优势，两国的地理位置互有优势。只是作为一个陆地大国和一个核武国家，中国在资源配置上不能像岛国日本那样更侧重海空军。这个问题将在中国经济规模达到日本的两至三倍之后得到解决。天空已经成为比海洋更便捷的力量投放途径。日本是一个缺乏战略纵深的岛国，除非它的空军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获得绝对优势，否则很难承受与大陆国家的对攻。所以，只要中国在经济和技术方面不大幅度落后于日本，日本就难以取得对中国的海空优势。
在1840年之后，对中国的威胁来自所有方向：东北方是日本和俄国；东部海岸是英、美、法、德、日、意、奥等所有东西方列强；西南有法国和英国；从西北到东北的整个北方边境都曾面临俄国（苏联）的强大军事压力，并被夺走了大片的领土。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的外部威胁同时来自四面八方，这却是20世纪初中国的处境，所以有瓜分豆剖之说。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中国面临的威胁还来自空中，美国和苏联都曾考虑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今天中国仍然面对类似的局面，为有核国家所包围。一些邻国谈不上敌视中国，但心怀疑虑或不满，或明或暗防范中国。这些力量不属于同一个阵营，彼此之间常常缺乏信任。只要中国不过于咄咄逼人，它们不可能联合起来应对中国。在中国的所有邻国中，很少有哪个国家希望中国强大，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与强国为邻。如果有可能，它们更愿意自己做老大。例外是那些需要中国帮助它们抗衡另外某个强国的国家。中国招惹邻国担忧是很正常的，无论中国多么克制。大国的举动会在邻国引起强烈反应，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全世界都在观察美国的一举一动，不停地猜测和猜疑。
中国的“中国”位置容易受到遏制。“遏制”是乔治?凯南提出的对苏政策。英语是contain，它的含义似乎没有汉语的“遏制”那么咄咄逼人。在汉语的语境中，“遏制”常常被用来描述险恶用心和武装扼杀。其实，“遏制”是积极防御的措施。Contain就是限制一个国家的势力，不让它来危害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绞杀对方。但是，遏制政策的最终结果很可能就是绞杀、扼杀。这很像围棋的对弈，高手布局是为了争夺空间，不是要吃掉对方的棋子；但是只要有好的机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吃掉对方一块棋。在国际政治层面，苏联解体就是西方遏制的结果。
美国围堵中国要比围堵苏联艰难得多。如果中国不犯重大的战略错误，这种围堵几乎不可能奏效。首先，中国的地理位置与苏联不同。苏联是一个积极寻求出海口的国家，它的港口都受制于邻国的陆地，而中国的海洋环境明显比苏联好一些。其次，由于历史和苏联政策的原因，苏联周围的国家大都对它充满了敌意，至少是戒意。第三，正如苏联突然解体所显示的，苏联严重扩张过度，内部的凝聚力和外部的影响力都下降；第四，苏联受计划体制所限，经济发展乏力，又过于重视军事工业。中国应该避免苏联的致命错误。
虽然有三个大国的环绕，中国的地缘环境没有像在地图上看到的那样局促，因为印、俄、日三大国的力量都有限。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把印度和中国分开，中国从东到西都占有制高点；俄国的重心在它的欧洲部分，目前多处受到挤压，没有足够的力量东顾；日本受制于美国，目前是和平愿望所主导的国家，躲在美国的保护伞下。而且，中国的增长最快，有望在2010年成为世界经济规模第二大的国家。这样，单独面对其中任何一个国家，中国都不处于劣势。如果中国不犯严重的战略错误，这三个国家（或其中任意两个）也没有必要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况且，中国在本地区并非没有朋友，这些友邦可以抗衡任何潜在的反华结盟。所以，中国的最大挑战还是来自国内。凭借中国的巨大规模，只要在国内实现了自由与繁荣，任何来自国外的挑战都不足以构成重大威胁。
中国的陆地和海洋上的两翼中国一般被泛称为东亚国家。其他东亚国家都有更精确的地理定位，如日本是东北亚国家，越南是东南亚国家。以中国之大，不可能以某一个角落来确定其地理位置。中国在地理上可以分为几个部分：东北在东北亚，新疆在中亚，内蒙古在北亚的南缘，西藏的南部在南亚，云南、两广、台湾和海南是东南亚的一部分，中国的其余部分才是东亚。这种划分不是字面游戏，中国的国土确实分别属于不同的地理和地缘政治区域。这些区域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此，中国有必要建立各区域在国内的“地缘战略中心”，更好地辐射中国对各区域的影响。贫穷的边境省区和边境城市不可能对邻国产生吸引力。
中国应该通过实力增长来改变“力量平衡”或均势，使之有利于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军队不会取得对其他地区大国的明显优势。欧亚大陆各国将保持微妙而脆弱的平衡，并受到美国的操纵。一个国家的大动作将招来其他国家的反制，于是大家都小心翼翼。美国扶持的国家和打压的国家又有不同，后者的活动余地更受限制。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多了一个制约因素，那就是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的经济严重依赖对外贸易和投资。对外贸易的设计、原料和市场都在外面，受外部制约自不必言。投资主要是政府投资和海外投资。政府投资的效益低，甚至完全没有效益。比如，动辄数亿元、十多亿元的政府大楼遍布全国各地。政府投资更受腐败的侵蚀，经常损失惨重。效益高的海外投资对中国的贡献较少。除了税收优惠以及避税手段之外，在中国的生产是整个价值链的底端。但外资仍是中国经济的中坚。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大大减少了中国外交政策的选择余地。
现在中国太多地关注“崛起”问题。这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能刻意追求，也没有必要热烈讨论。未来不可预测。只要中国发展，影响力和势力范围自然会扩大，进而改变地区乃至全球均势。为了维持这样的自然过程，中国首先需要确保竞争力、国内的公平与正义，以此带动军力的增加。到时候，任何遏制中国的防线都会不攻自破。如果经济崩溃——苏联是一个前车之鉴——遏制就会步步紧逼。中国宛若一棵树，终将生长得根深叶茂，任何阻挡她的顽石都将被挤破。这个过程未必需要直接的暴力对抗，均势的改变可以是一方力量相对增加，不一定是一方打败另一方。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台湾问题
把台湾放在本章，因为台湾既是中国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的边缘，扼守通往大洋的要道。国家的统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中国是“中间的国家”这样一个地缘政治困境。
大陆与台湾在地理上不可分割。对于大陆，在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候，台湾更多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在两岸关系缓和的时候，台湾更多是地缘文化和地缘经济的问题。在马英九执政之后，两岸关系有良好的发展势头，但距离和平统一还比较遥远。如果两岸能够和平统一，不仅是两岸之大幸，也是世界之大幸，可以避免一场大战。统一之后的中国将拥有一个较为通畅、宽敞的出海口，而台湾的地理问题将消失。现在，台湾的价值仍然是它的地理位置。因为两岸接近的地理位置，因为相同的民族和文化根源，台湾不可能脱离大陆。台湾的正式独立将改变整个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这是大陆无法接受的。
台湾位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中线，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之间。因为长年处于备战状态，台湾对岸的福建省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在东南沿海各省中，福建的发展比较滞后。在围绕中国大陆的第一岛链中，台湾是关键的枢纽。只要台湾对大陆怀有敌意，大陆海军驶入大洋就受到极大限制，商业航线也受制于人。在外交上，台湾问题是中国的一个流血的伤口，中国因此在国际上常常受到牵制。台湾是中国不能放弃的“官子”，别的大小国家随时可能提一下，而中国不得不牺牲别处的利益来救这个官子，因此常常处于被动，耗费大量资源。如果两岸统一，各国获得的所有这些好处都将消失。所以，布热津斯基说：一旦出现台海冲突，“美国将不得不进行干预。但那并不是为了一个分离的台湾，而是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大棋局》，246页。用中国的官话说，布热津斯基应该是一位“对华友好人士”，不是对华强硬派。但即使是他也坚定地支持美国干预台海冲突。可见，无论对于美国还是对于中国，台湾问题都远远超过了中国国家统一的范围，关乎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为了这样大的利害关系，美国将不惜一战。
美国的立场取决于它的定位。在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美国充当多个国家的军事保护人，并在它的国内法律（《与台湾关系法》）上承担了对台湾的安全义务。如果美国不直接或间接地出兵保护台湾，就等于默认中国的崛起，拱手把它在东亚的霸主地位转让给中国。这是美国不能容许的。如果我们认为美国干预台海冲突只是为台湾火中取栗，那就大错特错了。日本对台湾抱有强烈的殖民地前宗主国的心态，近年来一直在谋求扩大军事和政治影响力，所以也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好借口，来达到它的目的。如此，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最强大的军事机器、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将在台湾问题上和中国发生严重的对立和冲突。所以，战争对中国大陆是非常不利的。
实际上，台湾已经是囊中之物，大陆可以等待最有利的时机。大陆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对手都不是台湾——台湾不能承担如此大任。如果大陆为台湾消耗了过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即使收回了这个岛屿，也可能得不偿失。在两岸争斗中，地区和世界大国会“坐收渔人之利”，况且它们不会满足于“坐”着。大陆不应该让台湾问题过多牵制自己的发展战略。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大国都是另外大国的“黄雀”，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不能充作捕蝉的螳螂。中国背后大大小小的黄雀太多了。
在地理上，台湾之于大陆有似古巴之于美国。美国在古巴岛上有军事基地，可以更方便地控制加勒比地区和大西洋。加勒比地区之于美国，有似东南亚各岛国对于中国，但加勒比的岛屿和国家都小得多。对于大陆，台湾的地理位置比古巴更紧要。它位于大陆海岸线中段，两大三角洲之间。古巴只偏处于北美大陆海岸线一隅，在狭长的佛罗里达半岛之南，经济、军事又比较落后，不会直接给美国造成麻烦，在苏联解体之后，更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不同于古巴与美国关系的是，台湾和大陆同文同种，同属一个国家。
中国在海上的地缘政治环境要好于俄国，但也受制于一系列海上邻国的制约。台湾岛和海南岛是中国最大的两个岛屿，面积分别为3?58万和3?4万平方公里。在高速公路上驾车，只需大半天时间就可以环绕全岛一周。只不过海南岛与大陆的距离大约是台湾岛到大陆的1/3。如果与繁荣开放的大陆在军事上对立，必定决定台湾不可能保持长期的发展。2008年，以人均收入而言，台湾比大陆高13倍，但台湾的GDP只是大陆的1/5。仅从经济的角度看，台湾根本不具备和大陆进行军备竞赛的条件，更不用说它在资源、土地、人口等方面与大陆的巨大悬殊了。这种关系与美国-古巴有类似之处，如果与大陆对立，台湾承受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而台湾是一个开放和民主的社会，承受压力的能力比古巴要弱得多，因为不可能举全力进行对抗。
相对于整个中国的发展和繁荣，台湾问题是一个次要问题。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附属的结果。在群雄环伺的环境中，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国家的繁荣强盛，而中国的强盛必然以美、日的国际地位相对下降为代价。因此，这两个国家一定伺机利用台海冲突削弱中国的实力，虽然它们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但当时机来临时，这两个国家很可能认为这种代价是值得的。历史上，美日向来不惮于使用武力。在过去几年，美国更以好战为其特点——这是帝国晚期的典型病症。中国统一将是中国强盛的结果，而不是相反，不是中国强盛的原因。我们不应该本末倒置。忘记这一点将延长我们达到这两个目标的时间。
台湾有2300万人口，其中大约有100万人生活在大陆。多年来，对大陆投资已经造成台湾经济的“空洞化”。经济一体化将为两岸的政治统一打下坚实基础。二战之后，欧洲战场上的敌对各国尚能够走向联合，大陆与台湾之间有更大凝聚力，一定不会长期分裂。虽然统一的方式不可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台湾的前途是统一。如果两岸爆发军事冲突，那将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但无论台湾选择“统”或“独”，最终结果都只能是“统”，这是由两岸实力对比决定的。如果是武力统一，台湾会失去很多原来可以通过谈判得到的权利。对于台湾当局，任何推动实质性独立的行为都是疯狂的。陈水扁在任期间一再玩弄“台独”游戏，目的是赢取选票（他总是忘记他已经当选），其次才是民进党“台独”政策的惯性结果。陈水扁习惯于行走“边缘政策”，而不是政治所需要的折衷。马英九推动两岸和平交往，不完全因为国民党的大陆背景，他做出了一个理性的选择。台湾的出路在大陆。在统一之前，台湾通往世界各地的道路必须经过大陆。与马英九相比，陈水扁是一个罔顾现实的偏执狂，一味以玩火取乐。这样的领导人只能给选民带来灾难。
“台独”势力的筹码在独立。一旦这张牌被打出，宣布独立，台湾当局就会发现两手空空，再没有牌可打了，只有等着被打。所以，它不到最后一刻不会走这一步。赞同两岸和解的台湾当局也不会轻易走到统一。两岸隔绝了半个多世纪，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教育文化水平相差太大，需要协商解决的事情太多。统一是一个渐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两岸的角力中，时间在大陆一边。战争，则大陆更有军事优势；和平，则大陆更有谈判优势。这是因为大陆的实力增长速度更快。台湾是一个弹丸之地，没有战略纵深，缺乏从人力（兵力）资源到战略物质的各种资源。台湾经受不起和大陆的竞赛——军备竞赛、外交竞赛和经济竞赛，最后只能被消耗，被拖垮。美国的利益在维持两岸分裂。一旦两岸爆发战争，不排除美国可能抄大陆军队的后路，以铲除竞争对手，一劳永逸地遏制中国的崛起。但美国将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而且会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高昂。而如果台湾在竞争中被拖垮，则美国完全无可奈何。台湾占全国总面积的1/267，人口大约占1/63。从国家和民族利益来说，台湾只是整体的一小部分。台湾人生活得比大陆人富足，大陆没有任何道义上的压力必须“解放台湾”。战争是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得民心者得天下”，大陆政权要做的是争取台湾的民心。大陆的富裕、民主、开放是大陆所能提出的最好条件和保证，是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幸事。
武力统一将再次给中华民族造成严重创伤。一场现代化的战争将导致两岸人员的大量伤亡，必将造成两岸的心理隔阂，从而埋下台湾在统一后寻求独立的伏笔。为了维护统一，大陆又需长期保持高压态势，必将严重损害中国的发展，而增添未来更多分裂的可能性。“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理想将破灭。统一战争也必将招致美国和日本的干涉，很可能是武装干涉。如果战争失利，中国崛起的梦想将被无限期拖后。即使战争取得胜利，统一也将是表面的，将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因此，武力统一绝非上策。
最好的方式是大陆在各种竞赛中胜过台湾。在经济上、军事上对台湾占有压倒性优势，在制度上比台湾更优越。以不战之战屈人之兵，中国的四个方向缔结城下之盟。这样，主动权掌握在大陆手中，台湾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无论是绿营或蓝营当政，这个模式都同样有效。当然，保持压力的目的不是要压迫台湾，而是要使统一后的国家较为均质，两岸各方面的制度更加协调。为此，大陆应该主动作出一些调整，只要台湾做得好的部分，就向台湾学习。绝对不能一味地压迫台湾让步，或者过多牺牲大陆的利益而迁就台湾。实际上，这是一场隐形战争，双方在战场之外进行大规模较量。其中，大陆的军事力量必不可少。大陆军队仍需要以台湾及可能涉及台海战争的国家为假想敌。虽然大陆是胜者，但这场“和平战争”的结局是双赢：大陆得到了台湾，台湾得到了大陆；台湾不再忧虑战争，大陆不再担心分裂。统一不是两岸简单的相加，而是真正的融合。最大的胜者是全体中国人。
两岸和平竞争的结果是，大陆不必发动战争而得到战争带来的好处，减少统一后的分裂因素；可以用军工带动广泛的产业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高技术产业。所有这些发展，当然不是全部对准台湾。先进的武器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在任何时候，大陆都必须有充足的使用武力的准备。但是，其中需要谨慎把握的是，在达到统一的目的之后，中国应控制住大规模扩充军备的冲动，保持地区稳定，不把强大的军事力量用于对付其他国家，除非受到直接挑衅。至于经济、文化、制度、技术等方面，大陆肯定是两岸竞争中受益更大的一方。无论台湾的执政党是争取独立还是寻求统一，都会对大陆构成挑战。前者是军事挑战，后者是制度挑战。只要大陆愿意认真应对挑战，一定会有很大的进步。同样，最大受益者将是全体中国人。
中国地图上的坐标系
如果在地图上画一条中间线，而且与东西边界的距离大致相等，那么，这条线在兰州-成都-昆明一线附近。再向北延伸到内蒙古中蒙边境上的哈日敖日布格，向南延伸到元江（红河）岸边、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县。线上的这三座省会城市经度相近，都在东经104°左右，成都比另外两城略偏东一点。在地理上，它们位于中国的中部；在经济上，它们却都是著名的“西部”大城市。中国的经济地理重心多么偏东，由此可见一斑。三城在本省的位置也是很偏东。它们所在的省，甘肃、四川、云南，都是面积大省，彼此相连，从中国北部边界一直延伸到南部边界。在这三个省以西只有三个省（自治区）：新疆、青海、西藏。西部三省（区）的面积广大，人口稀少，环境脆弱甚至恶劣，文化独特，许多人有强烈的宗教情感。中国真正的少数民族（对汉文化了解、接受较少，同时又有自己顽强文化和宗教传统的民族）大都生活在那里。因此，三省（区）需要特殊对待，对于那里的居民和环境，经济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是东与西的重要区别。
这条分界线可以帮助理解哪里才是中国的“西部”，避免西部开发在开始时就陷入无益的争论。中国真正的西部并不适合“大开发”，那里首先需要的是生态保护，包括自然和人文两方面的生态保护。只要生态保护做好了，不需要额外努力，人们的生活就会得到极大改善。西部占全国面积近一半，包括新疆、西藏、青海三省区的全部，内蒙古、甘肃、四川、云南四省区的西部。但西部的人口只占全国的6%左右，还包括了兰州、成都、昆明这些位于分界线上的大城市。除四川、云南两省外，其余各省区都有严重的沙漠化、荒漠化。如果只考察新疆、西藏和青海三省区，那么，西部更是地广人稀。三省区的面积占全国的36%，人口却不到全国的2%。在那里“大开发”，在经济上是低效的，在生态上是有害的。
根据这条地理中间线，宁夏、陕西、重庆都是中部省（区、市）。它们现在被当作西部地区，是因为自元朝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在领土的东部，准确地说，在极东部，与海岸线的直线距离一般不超过200公里。只有离海大约有300公里的南京是个例外。但南京位于长江岸边，航运便利，是富饶的江南地区向内地的延伸。中国的重心严重地向东部倾斜，尤其是向东南倾斜。除了沿海地区之外，仿佛其他地方都变成了西部。
中国的山脉、河流大都是东西走向。因此，在寻找东西分界线时不容易找到自然地理的标志，因此选择了三座大城市，它们恰好大致位于同一条直线上。在寻找南北分界线时，就很容中国地图上的坐标系易找到山脉、河流作为界限了。传统的秦岭-淮河南北分界线就是这样。其实，中国的南北分界线大致在北纬35°一线附近。以西部的喀喇昆仑山口为起点，经昆仑山（在昆仑山口与青藏公路铁路相交）、巴颜喀拉山、黄河源头、渭河、黄河的河南段，沿山东-江苏省界，到连云港以北的海州湾结束。它比传统的南北分界线秦岭-淮河偏北一点，但在地理位置上更准确，而且更长，横贯全国，不局限于东部一段。这条线甚至还更直一点。洛阳、郑州、开封三座古城正处在这一条线上，那里是历史上的“中国”地区。中国历史上另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西安也在这条线上。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条地理分界线更为合理，把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原放到了中间位置。其缺点是把中间地带的一大部分划入南方，比如，在风俗、方言等诸多方面，徐州都是一座北方内陆城市，却正好位于南北线以南。按这种划分，安徽、江苏两省都在南方，但皖北、苏北大部分地区的习俗、方言却是北方的。不过，这两个省的经济、文化重心都在长江流域及长江以南，可以勉强算作南方省份。
南北和东西两条线都限于中国的领土，不包括领海。领海需要用另一种方式去理解。在确定了划分东西和南北疆域的界限之后，就如同为中国地图设定了一个坐标系。这两条线就是纵坐标和横坐标。这个坐标系可以成为研究中国与地理有关各种问题时的参照。
以兰州-成都-昆明一线为中国中轴线（或纵坐标）如果把这条线向北延伸，大约经过俄国的伊尔库茨克附近。伊尔库茨克位于东西伯利亚，贝加尔湖西南60多公里处。如果不算俄国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俄国的中轴线在伊尔库茨克以东、贝加尔湖东部的某一点。由此算来，伊尔库茨克是俄国的西部城市。俄国领土向东延伸到西半球。就地理中轴线和东部领土而言，俄国都比中国更是一个东方国家！，可以看出，中国东西的连接是单薄的。在南部，滇西和川西被横断山脉（多有冰川、雪山）及江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切割，山高谷深，东西向交通很不方便。再往西就是剧烈抬升的青藏高原，占了整个西部的近一半。整个西部地区地理封闭，经济落后。川藏公路、滇藏公路（较少使用）夏天经常因泥石流而中断，冬天则有大雪封山。从拉萨到成都的汽车司机更愿意向北绕行西宁、兰州。在北部，从东部到新疆要经过河西走廊，狭窄而且受沙漠的严重侵蚀——走廊以北的内蒙古已经沙漠化。现在有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两条并行的交通线，一路是高寒荒凉的青藏高原，修建、使用和维护成本都极高。东西交通的主要线路在北部，兰州是通往西部三省区（新疆、青海、西藏）的交通枢纽。
中国西部的防务原来由兰州、成都、昆明三大军区负责，司令部都在中轴线城市，不在西部。现在保留有兰州和成都两个大军区，负责保卫中国的整个西部以及东部的一部分。
由于高山的阻隔，西部各省区的内部交通也不便。从新疆到西藏只有一条公路还有一条山道，现在只有探险价值。探险者从新疆的玉田县出发，沿崎岖陡峭的克里雅河向南，攀登昆仑山，翻越克里雅山口进入藏北无人区。，穿越阿克塞钦到阿里地区。从青海到西藏只有青藏线一条路，有些地方交通不便不完全是地理上的阻碍。西部许多地方人烟稀少，物流稀少，环境严酷，没有修建高等级公路的必要。例如，青海玉树和西藏昌都之间的山沟里有一些次要道路，行商和香客可以通行；可可西里山以南的藏北无人区和青海的无人区在地理上是一个地区，地势平坦，汽车在冬季可以通行，不需要道路。从青海到新疆也只有一条路，需要从青海西北的茫崖镇向北翻越阿尔金山。从甘肃到青海也只有一条大道，即兰州到西宁一线。
与改革开放时期相比，兰州在计划经济时期的重要性更大。那时，兰州是东西之间的交通枢纽，是核武器研发的基地，因此集中了来自全国的人才。现在的空中交通更加便利，人员的流动性也大了。兰州像其他西部城市一样，竞争力下降。只有在一个健全的国内市场，国民经济不再严重依赖海港，西部的发展才有可能。除了良好的制度和创业精神外，还要有良好的教育和自然环境——这四个要素都是西部缺乏的，即使只与东部比较。
这方面我们可以看看国外的情况。巴伐利亚是德国东南部的一个州，距离海港最远，即使就近向南使用意大利的海港，也要穿越阿尔卑斯山，通过奥地利或瑞士这两个邻国。但是，巴伐利亚州不仅有发达的文化、体育产业，它的制造业也是世界一流的。瑞士是内陆国家，它夹在德国、奥地利、法国和意大利之间。这些邻国都曾经非常好战，建立过大帝国。但瑞士不仅建立起联邦国家，没有被邻国分裂或吞并，而且长期维持和平，成为富裕的国家，对科学、文化的贡献也非常大。中国非沿海地区可以得到的经验是，地处内陆不是劣势，关键因素是好的制度和人的努力。
围棋的启示：金角银边草肚皮
围棋纵横各有19道线，这些线共有361个交叉点。因此，每步棋的选择是3的361次方（连书52个“万”字）。当然，这是理论数字，在实际博弈中不会有这么多选择，例如，没有棋手会把第一个子放在棋盘的正中间，或某一个顶角。即使如此，每一步棋的选择还是很多，棋手要经过仔细计算才会落子。地缘政治比围棋复杂得多。不仅因为变化更多，棋盘凸凹不平，有不可预测的事件，还因为玩家远远不止两个。
虽然说是“逐鹿中原”，但最后真正能够控制中原地带的，大多是边缘的、甚至外来的力量。从春秋五霸的齐桓公、晋文公，经秦始皇、汉高祖，到后来的元和清，这些力量都发迹于边缘地带，在征战胜利后入主中原。历史上，没有一支出自中原的力量能够统一全国。中原只是最后的角斗场，而非积蓄“逐鹿”力量之所在。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似乎与“逐鹿中原”不谋而合。其实，两者的力量运作方向是相反的。根据麦金德的理论，力量从中心向边缘扩张，而“逐鹿中原”则是从边缘向中心进军。边缘地带的发展方向有限（向中心运动或沿边运动），受威胁的方向也同样有限。中心地带向四面八方开放，因此是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脆弱的中心地带应该是边缘国家再扩张的出发点，而不可能成为一个原始出发点。
世界的“中原”是位于亚欧大陆中心的中亚。古时，活跃于中亚的游牧部落曾对南方和西方的文明构成过极其严重的威胁。这并不违反中心地带势力难以强大的假设。从公元前1000年起的几百年中，气候比现在寒冷，在游牧者的北部（包括东北和西北）人烟稀少，没有敌人。因此，他们实际上处在北方边缘地带，有广阔的后方，可攻可退。在受到中原王朝的攻击时，这些牧人可以向北或西北方退却，一直退到贝加尔湖或巴尔喀什湖一带，甚至更远。而进攻者往往因补给线过长而撤兵或失败。与围棋相比，仅有中心地带如同只占了中盘，不容易找到气眼做活，看似一大片，却没有多少势，容易被包围，更难以发展。因此，心脏地带很少孕育过大国。
对于围棋盘上的361个交叉点，棋手们有一个基本判断：“金角银边草肚皮”，或“金角银边草腹”。角、边、腹的重要性依次递减。棋手落子从角开始。不同于围棋的是，地球的表面既不像棋盘那样整齐划一，地形也远远不是平整的。地缘政治的“角”和“边”极不规则，与中心的距离也各不相同。“腹”（中心地带）也不止一个。在地理位置之外，还有自然资源、山川形势等的影响，地下的矿藏可以把一个不重要的角落变成争夺的中心。此外，军队和武器的机动性越来越强，可以超越角与边的限制，减少距离的限制，对敌人实施三维立体打击。棋盘的空间是两维的，而地缘政治则是多维的，包括人文的维度。人的因素对地缘政治有重大作用，有时还是决定性的，如人口、教育、科技、宗教、文化等相对的常量；经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理、外交等诸多相对不稳定的变量。还有许多不可知的潜在变化。这些因素组合之后，地缘政治博弈的结果难以预料。
欧亚大陆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财富和资源最多的地方，也是世界各大文明的发源地。布热津斯基认为，欧亚大陆还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其他大陆都受其制约。
下面就以欧亚大陆为世界棋盘，分析这张棋盘上的“角”、“边”、“腹”。需要强调的是，这张棋盘是开放的，包括了欧亚大陆之外的国家，棋盘因此更不齐整。所谓的“角”、“边”、“腹”都是比喻，其含义和价值与围棋有所不同。
在围棋中，角的位置是最优的。当然，这个角距离棋盘的几何顶点还相差两、三格。“角国”在欧亚大陆的突出部位或在大陆之外，不容易受到“边”和“腹”的进攻，易于防守，同时又可以在几个方向上向大陆进攻。据有“角”的位置的国家有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岛国，以及美国、巴西等欧亚大陆之外的大陆国家。它们和欧亚大陆的距离有远有近。但距离的远近与技术和国力有关，国力越强大，技术越发达，距离就越短。比如，美国比日本更远离欧亚大陆，但它在大陆上的存在比日本更为显著。南非、巴西等国家是地区大国，军事力量薄弱，在大陆上的存在也不明显。但在中长期，这些国家的发展潜力、自然资源、地区号召力可能使它们成为大陆国家的重要盟国，互成“犄角之势”。巴西还是发展势头良好的“金砖四国”BRIC：巴西、俄国、印度、中国。中唯一不在欧亚大陆上的国家，有可能在南美建立以巴西为核心的区域共同体。
今天的意大利、希腊是欧亚大陆的“内角”。在北方，绵延的大山把它们与大陆分隔开，其余的三面环水。在古代，这两个半岛是欧洲大陆的外角。那里比较安全，气候条件很好，更享有地中海的航运便利。它们很适合文明的发展。如果向北方内陆进攻，那里又是适宜的出发点。“角”的位置是古希腊、古罗马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的主要地理原因。
欧亚大陆上所有濒临海洋的国家都是“边国”。位置比较优越的“边国”有伊朗、巴基斯坦、缅甸、越南、以色列、土耳其、法国、荷兰等国家。它们或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或者地处战略要道，或者两者兼备。美国曾经把伊朗、伊拉克作为围堵苏联南下的栅栏，现在把以色列作为它打入中东的楔子。印度兼有角国和边国的位置，但扩张不易。印度的领土只有很小一部分进入亚洲腹地，在那里，它被中国和巴基斯坦的高原和大山所阻挡。因此，印度进入欧亚大陆腹地的企图遇到了重重困难。它很可能留在次大陆上。
如果欧亚大陆之外的国家要控制这个大陆，必须首先在角或边落足，然后向腹地发展。美国所走的路线正是沿边落子，然后向腹地渗透。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角国都是它的军事盟国，而且都是发达国家，有两个还是英语国家。得益于早期的扩张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美国的布局很出色，但对弈并非一帆风顺。在冷战时期，美国在朝鲜半岛、越南等边国登陆，遇到了顽强抵抗，最后在半岛上退回原来位置，又灰溜溜地撤出越南。美国最近的一着臭棋落在了伊拉克这个出产石油的边国，伊战的结果很可能与越战的大致相同。
一般而言，地处内陆、没有出海口的国家是“腹国”。腹国有蒙古、哈萨克斯坦、阿富汗等中亚国家，格鲁吉亚等高加索国家。哈萨克斯坦濒临内陆海里海，因里海而多了几个邻国，地缘环境较完全为陆地所封闭的蒙古好很多。格鲁吉亚有出海口，可以经黑海到地中海到大西洋，但海运并不便利。传统上格鲁吉亚是俄国的软下腹，它的腹国地位更是针对俄国而言。在欧亚大陆的西部，白俄罗斯、捷克也是腹国。腹国容易受制于邻国，除非打通海洋，像早期的俄国那样，否则不能改变被动局面。但是，海岸线国家大多是强国，而腹国都比较贫弱，不可能对强国形成威胁。腹国都不是富裕国家，它们的价值主要在资源上，以及地缘政治上。控制了腹国就可以牵制大陆上的大国，威胁它们的后方。欧亚大陆的腹地不是腹国才有。本土大国，如俄国和中国，也在内陆有广阔的土地。腹地是通往其他方向的交通要道，是整合大陆力量所依靠的途径。
俄国、中国既有海岸线，领土又都延伸到中亚。它们兼有边国与腹国的位置，都需要获得“角”，以巩固它们进入海洋的通道，并保护沿海地区。经过几百年的扩张，俄国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都能通往海洋。俄国不仅四面滨海，在四面都有良港：东有海参崴，西有圣彼得堡，南有塞瓦斯托波尔（从乌克兰租赁），北有摩尔曼斯克。不过，所有这些海港都不能直接通往大洋，都受制于别国的陆地或岛屿。俄国要成为海权国家仍力不从心。俄国在失去了势力范围之后，腹也变成了边。高加索边境地区夹在里海和黑海之间，可算是大陆腹地。但因为车臣、格鲁吉亚等问题，这一地区成为俄国的“软下腹”“心脏”和“腹”显然是两个意思不同的词，在医学上各有所指。它们在这里都是借喻，表示“中心地带”、“心脏地带”（heartland）。交叉使用“腹地”和“下腹”可能会造成一些概念混乱。腹地指内地，而软下腹（softunderbelly）则指暴露在外界威胁之中薄弱的边缘地带，如俄国的高加索地区。，俄国需要在那里打仗。腹地成了前线，恢复到沙俄刚占领高加索地区时的样子。在地缘政治版图上，角、边、腹三者的位置虽然相对固定，却远非一成不变。
中国在海洋上的情况类似俄国，比较封闭，但总体而言要好一些。台湾岛是欧亚大陆的一个角，虽然不是位置很突出的角。如果大陆和台湾统一，中国在东部海岸的困境就会缓解很多，前往太平洋的航路会更有保障，在马六甲海峡会有更大的选择余地。中国统一不会对日本构成威胁，因为日本是一个岛国，海上通道很多。一条通道被封锁只会给它造成麻烦，不会窒息，而封锁者的不便和成本可能更大。相反，中国的海上通道却比较容易被堵塞。在内陆，新疆和内蒙古西部都在欧亚大陆的腹地。中亚地区也是中国的一个软下腹，面临恐怖袭击的威胁。但目前那里的情况要比俄国高加索地区好得多。中国可以获得中亚的能源供应。此外，汉、唐朝的历史证明，中国没有必要再往西发展了。
地缘政治博弈与劫材
在最后计算胜负时，围棋的一目就是一目，不论它们在棋盘的哪一个位置，其价值是相同的。但是，地缘政治的胜负统计却没有一定之规，各个位置的价值是不同的，就如房地产业评估土地价值的行话一样：“位置、位置、位置”。此外，站在不同国家的立场，会对位置的价值做出不同的判断；拥有不同的战略眼光，也会对位置价值有不同的评判。因此，地缘政治博弈的结果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计算。在结局之前，人们往往莫衷一是。
与围棋不同的还有，只要国家还存在，地缘政治的博弈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不会有最后的胜负。一个国家不要指望在占了便宜之后可以轻易脱身。这是日本在发动对华战争之时最缺乏考虑的地方。日本只看到中国的贫弱与混乱，只看到西方大国对中国的侵略，却没有看到日本没有能力灭亡中国，世界大国也不允许日本灭亡中国。即使日本灭亡了中国，它也不可能在中国建立起长期有效的统治。与纳粹德国滥用地缘政治理论相反，日本的决策者则完全没有地缘战略头脑。他们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不知道该到哪里结束，却又被激进分子（有一些在最高层）盲目地拖着走。因此，日本的战败是注定的。在更深远的一层，他们没有想到，如果他们的武力和残忍没有灭亡中国，那么，作为一个倚在大国边上的岛国，在中国重新崛起之后将如何面对？日本人不是游牧民族，不可能举国迁移，何况也没有地方供他们迁移。在欧洲，二战的战胜国接受了一战之后巴黎和会的教训，没有向德国等战败国提出苛刻条件，甚至还帮助它们恢复经济。这等眼光和胸怀是日本人不具备的。他们反而在历史问题上不停地刺激中国人（还有韩国人、朝鲜人）。日本的行为无疑在告诉所有人，特别是健忘的中国人：“你们忘记了战争，我们没有忘。”“你们别想抛弃这段历史。”由于这个原因，中日不能达成法德那样的和解。无论日本人是否愿意继续，中日之间都有“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非下不可，由不得日本人，也由不得中国人。这个棋局是日本的不和解态度制造出来的，可能还要再下几十年。两国不能开始新的棋局。这个棋局符合美国的利益，却不符合整个东亚的利益。
劫材是围棋术语，就是可以“打劫”的材料。战国时，齐国军师孙膑的“围魏救赵”是使用劫材的出色范例。孙膑攻敌之所必救。敌人必救的那个目标就是劫材。关于劫材的判断不容易做出。如果魏国的边境有足够的防守，就不存在劫材。如果魏国国都大梁能够抵御齐军的进攻，也不存在劫材。魏国没有必救的劫材，魏国占领赵国的军队就不必匆匆回撤，不会进入齐军的埋伏圈。魏军将领反而可以从长计议，算计齐国，比如挥军直指齐国国都临淄。劫材的判断需要经验。
就其成因而言，劫材有数种。有些劫材是历史上形成的；有些是本国的错误造成的；有些则是中了其他国家设下的圈套。一个劫材有可能包括两到三个成因：天然的缺陷因本国的错误而加重，又被别国特别加以扩大。比如，落后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大家都喜爱提的劫材。一国的劫材多了，就会在博弈中顾此失彼。所以，在国际竞争中应该减少自己的劫材，增加对手的劫材。唯此，才有可能增加胜算。减少劫材首先从国内做起。苏联解体就因为它的劫材太多。不仅仅是帝国在地理上的过度扩张（在东欧和阿富汗），也有经济的（援助竞赛）、军事的（军备竞赛）、意识形态的（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统治基础太窄（既得利益者仅限于少数权贵）。这些无一不成为对手的“劫材”。
无论如何减少劫材，被对方“打劫”都不可避免。国家之间都有劫材可打劫。因此，国家需要仔细计算各个劫材的价值和交换价值，同时确定自己的劫材中有哪些是能够在关键时刻放弃的。劫材并不是在棋局最后才发挥作用。国家间的博弈虽然有“轮”，一轮又一轮的博弈，但只要有国家存在，博弈就不会结束。无论是第几轮，国家间下的都是相同的一盘棋。它们没有重新开局的机会。所以，劫材的使用是在棋局之中，而不在之末。国家犯下的任何一个错误，都有可能在现在，或未来某个时候（也许几百年之后），结出苦果，被别的国家利用。使局面更为复杂的是，恐怖组织以及其他各种非政府组织已经加入到国家间的博弈。它们有自己不同的游戏规则，记忆力更好，也更专注于目标——打劫。总之，国家犯下的错误和罪行适用于一句民间俗语：“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如果一个国家有大的劫材可以被对手利用，就会严重限制它的战略选择，包括对战争的选择。一个不受此限制的国家就会在最后的对抗中占上风。许多劫材是人为的，比如严重的社会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的后方非常不稳定。德国支持列宁发动革命。沙皇俄国被推翻之后，陷入内乱的俄国退出战争。不过，俄国革命也波及德国，基尔港的水兵哗变，最后德国因内部问题而战败。长远来看，苏联取代沙皇俄国，德国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更强大的敌人，对共产主义的仇恨限制了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的选择，导致了德国再次战败——这是德国在帮助俄共革命时所未料及的。历史在这里又显示了无常。
战争是国家间较量的最后手段。在和平时期，国家间的许多对抗方式是经济的。一国经济受制于他国越多，在对抗中就越被动。在19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曾经把持石油，在发达国家造成了普遍的恐慌；在1980年代，美国把粮食出口作为一个手段，要求得到苏联的回报；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西方投机者打劫了东南亚国家多年积聚的财富。西方国家的政府显然从危机中得到了很多好处，迫使东南亚国家接受它们制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条件。中国、日本等国政府持有的美国国债也曾被当作美国的劫材，但美元在危机中贬值。这些国债更像是人质，而非劫材——持有者亏损已经不可避免。
经济的劫材在近期内曾经有过：汇率、贸易顺差、倾销问题、劳工问题、出口产品质量。出口产品（如玩具）的质量成为劫材，并不是说具体的生产者和监督者没有过错和失误。对于中国来说，仅仅改进质量、纠正错误是不够的，政府还必须对国内消费者担负责任。除了经济之外，中国可以被对手用作劫材的还有很多：台湾、西藏、新疆、政治制度。中国为了保护这些劫材，就不得不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比如在贸易上做出让步。台湾问题是大陆的一个劫材，反过来，大陆也是台湾的劫材。海峡两岸曾经为争夺“友邦”而大打外交战。国家利益的范围及规模，与国家的大小有很大关系。与台湾建交的，以及在大陆和台湾之间摇摆的，都是面积、人口和经济规模很小的国家。它们的利益很小，受打击面也就相应很小，它们不担心大陆的报复。这些小国与海峡一方建交得到的好处，可以超过另一方报复带来的损失。
使用劫材有“对等原则”。如果一方不想使对抗升级，在报复时就不会触及对方更大的利益，而是“提”对方对等的劫材。这与战争的“有限目标”是一致的，即战争规模必须和政治目的一致。如果一方可能升级，另一方在决定是否打劫时就会更加小心，不会轻举妄动。打劫与应对打劫的能力与国内状况有很大关系。如果一国在国内有足够“气眼”，遇到外国打劫时就会应付裕如。如果一国政府本来在国内的“气眼”就不够长，那么，在国际政治中就容易处处被动，对各处“打劫”应接不暇，还要抱怨敌对势力太猖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