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1
  火车在沪宁线上由西向东行驶,时间是1991年11月19日。这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因为从这一天起,我开始了艰难的旅行,走走停停,已经走了十年,而且还要继续走下去,仿佛这旅行是在兜圈子,永无尽头。
  这次旅行的起点是安徽省马鞍山市,目的地是深圳。深圳太出名了,前面不需要冠某某省,后面不需要加上“市”,深圳就是深圳,说深圳谁都知道,不象说马鞍山,前面非得加上安徽省,否则别人还真不知道你说的是香港的马鞍山还是东北的马鞍山;后面的“市”更重要,有了这个“市”,马鞍山就能与上海、北京、武汉、广州平起平坐,他们不都是叫“市”吗?“市”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阿Q名字前面的那个“赵”姓,有了这个“赵”,一贫如洗的阿Q就可以和赵老太爷攀上亲了。
  往上攀是人的天性,扪心自问,我们谁不想往上攀?刚开始是姑娘们喜欢傍大款,后来发展到小伙子喜欢傍富婆,现在您看看,连政府官员都要傍大企业家。事实上,现在不仅人喜欢往上攀,凡是活着的东西它都喜欢往上攀,就说现在我搭乘的这辆火车吧,放着现成的皖赣线近道不走,偏要道上海杭州这些有钱的大城市里转一圈,沾点财气才肯上路,与旧时拉车的牲口差不了多少,势利得很!
  火车的势利让我生气。由于火车的嫌贫爱富,害得我非得跟着它先从南京到上海,再从上海到杭州,又从杭州经南昌到株洲,最后才从株洲沿京广线南下,十足走了个“之”字形,费时费事费钱,少慢差费,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精神,同时也预示着我此次旅行的不顺。如果火车不势利,它就可以走皖赣线,我就可以直接在马鞍山上车,火车穿越皖南大地,直插鹰潭,既快又省。如果那样,我就可以在家吃完晚饭再出门,至少可以和老婆孩子在一起多待半天,而且他们还可以直接把我送上火车,多好!
  生气归生气,旅行还得继续,我犯不着与火车这样的家伙赌气。好在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上车就能睡觉,睡着了也就自然不生气了。以前我与同事一起出差时,他们总是羡慕我,甚至有人还正儿八经地向我讨教上车就睡的秘诀,我想了半天,说:小时候我妈忙,没空抱我,于是将我放在摇篮里摇,一摇一晃,轰隆轰隆,跟火车上差不多,所以现在上火车就能睡着了。过年的时候老母亲来,我恭恭敬敬地敬老人家酒,感谢她给我养成了这个好习惯。母亲恍惚,说不对,你小时候哪里有什么摇篮给你睡呀。我说那我为什么现在一上火车就能睡着,而别人却睡不着?母亲想了半天,说:这个呀,那时候我们家住在二场站,整天火车来来往往,从小就习惯了。母亲不会新名词,如果她会,她一定会说到“胎教”。
  “胎教”虽好,但我今天可能难入睡。刚刚要睡着时,就被一个卖杂志的吵醒。卖杂志的在叫:“哎,看了看了,请看一个宾馆女服务员的自白。”我一听就知道是骗人的,上次出差,好像也是这个人,或者是一个与他差不多的人,也是这样喊:“哎,看了看了,看江青为什么自杀,陈冲为什么一定要嫁给黑人。”我当时抵不住诱惑,买了一本,但从头看到尾,也没看到陈冲为什么一定要嫁给黑人,退杂志是不可能的,火车早跑几百里了。
  其实,睡不着的主要原因是我心里有事。
  这次旅行是我精心策划的。本来审稿会是在武汉开的,从哪里到武汉都近,再说出版社就在武汉工业大学里面,在武汉开这个审稿会天经地义。但我不想去武汉开,我想将会址迁到深圳,这样我就可以冠冕堂皇地以出差的方式去一趟深圳,如果在深圳找到合适的单位,干脆就不回来了。为达此目的,我串通了南方新型建材厂的谢厂长,鼓动他为会议提供方便,并反复讲解了此举对他们厂及他本人的意义,最后,谢厂长被我说动心了,表示愿意出钱出力,这才最终促成了会议的南迁。
  “这位同志你是工程师吧?”
  我正在想着心思,对铺的汉子突然对我说。我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一口就说我是工程师,而不说我是军人或警察?其实从外表上看我更像军人或警察。我没戴眼镜,一点没有知识分子的外在特征,想当年找对象时,就因为自己一点不像知识分子,还被一个崇拜陈景润的女孩当面拒绝过,我清楚地记得,女孩忿忿不平地对介绍人说:“哼!还说是知识分子呢,别骗我了,你以为我傻?他要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不戴眼镜?”
  我今天仍然没有戴眼镜,这位大哥为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我是工程师,并且不说我是医生或教师呢?神了。
  “何以见得?”我问。
  “跑得多了,看人总有个八九不离十。”中年汉子很自信。
  “那你能不能再看具体点?”我的好奇新被调动起来。
  中年汉子认认真真地打量了一下我,说:“你应该是研究所的。”
  我心里不得不承认他确实会看相,因为我确实是设计院的,并且设计院从去年开始决定紧跟形势,正式由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院改为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虽然只加了两个字,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任何改变,但听起来大多了,尤其是现在,这位中年汉子说我是研究所的,与研究院几乎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再仔细一想,应该说中年汉子说的完全正确,我确实是研究所的。以前我们是设计院情报室,自从设计院改成设计研究院之后,我们情报室也水涨船高,从室升格为所,所以,我现在的完整身份应该是设计研究院情报研究所的工程师,一点没错!
  “你真会看相?”我问,态度也明显变地友好起来。
  中年汉子笑了,没说会,也没说不会。
  “能不能替我看看?”我进一步要求道。其实我是不信这些东西的,但人在面临一个重大决策时往往会宁可信一点,就当是参考一下吧,况且这位老兄能看得这么准。
  “你要看什么呢?”汉子问。
  “看看我这次出去运气怎么样?”我实话实说,就像是当时的病人对当时的医生。
  中年汉子又认认真真看了看我,再让我伸出左手里外翻看了半天。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就引起上面几个铺位的旅客们的好奇,这些人完全放下自己正在做的一切,纷纷用身体或眼神向中年汉子靠过来。中年汉子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因此也就更加卖力起来,仿佛正在做一项伟大的测试,而我就是实验品,但我是完全志愿的,没人强迫我。
  “你这次旅途很长啊。”中年汉子说。
  “是,是,是很长。”我必须配合他,而配合的最佳方式是鼓励他。
  “你运气不错,”他说,“每每在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相助。”
  “对,对,对。”我说。
  “贵人相助”这句话我是听过的,前几年看过一个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中就有这句话。从我已经走过的这些年来看,确实是每每在关键时刻确实有人帮我。就说这次南下吧,我人还没动,那边至少已经有两条半路子在等我了。第一条是张一民,我的同学加同事,他说他在深圳等我;第二条是郑康平,直接就是大老板,虽然我并不认识他,但我手里既有尚方宝剑又有敲门砖,不怕他不热情;至于那半条路嘛,是石大哥,虽说只是在飞机上偶尔认识的,但我对深圳早就有心,所以回来后特意给他寄去一斤上好的绿茶,他收到后还给我写了回信,明确表示欢迎我来深圳玩,虽说这种萍水相逢的关系并不可靠,但算作半条路是可以的,关键时刻好过没有。
  “但是你此次旅行如果单纯是为了求财我劝你别抱太大希望。”中年汉子给我泼了一瓢凉水。
  “为什么?”我有点急了。
  也由不得我不急,不是为了钱我离开设计院干什么?说实话,我想着去深圳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钱。前面说了,我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工作,不仅我在设计院工作,我老婆也在设计院工作,夫妻俩一个单位,我在情报所,她在自控所。包括复用二底图在内,她一年差不多出三百张甲A图纸,相当能战斗了。而我当时已经是“高产作家”,情报室规定每人每年的编写或翻译量为六万字,我实打实要完成几十万字。就这样,夫妻俩合起来还是“二百五”,我每月工资一百二十五元,她也是,加起来正好二百五。“二百五”在我们那里是骂人的话,不吉利,但如果是我一个人能拿这个不吉利数,我就不会想着“下海”了,不想着“下海”我就不会有今天这趟旅行了。
  当时我那个小家庭是四个人生活,除了夫妻二人外,还有儿子和保姆,保姆除了吃喝穿用外,每月还要领工资,刚开始是四十五,后来涨到五十,当时对我来说是笔不小的开销。穷则思变,首先想到的是“靠文吃文”,投稿,几乎每月都有一两篇文稿见刊,至今我的家中还保留几十本《钢铁》、《耐火材料》、《工业炉》及安徽、江苏、湖南等省的某某冶金杂志,上面有我的“大作”。后来觉得投稿不过瘾了,干脆写书,日以继夜地干了三个月,每天七页稿纸,我写她抄,用标准的绘图仿宋体抄七页也不比我轻松多少。拿到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从银行汇过来的两千多元稿费,我们夫妻二人加上儿子和保姆,将钱摊了满满一地,充分享受一把电影“百万英磅”中亨利亚当的喜悦。
  但这种事不是常有的,要想彻底改变经济状况,惟有“下海”。那时候我们那里流行一个说法,说“一等公民漂洋过海,二等公民深圳珠海,三等公民等待安排”。这种流行说法有点类似于古代的儿童歌谣,有时不失预见性。那时还没有“下岗”这一说,报上甚至还不敢说中国有“失业”,只是闪烁其辞地说“待业”,可见“等待安排”就很有预见性。受这种有预见性的“歌谣”的鼓惑,我蠢蠢欲动,每天高度紧张地关注有关特区那边的一切消息。恰好在这时候,我的好朋友张一民下海去深圳了,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促使我下定了决心。“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你是马命,总是要跑的,不跑反而会把你憋死,迟跑不如早跑。”中年汉子说。
  我听了这最后一番话如坠入云里雾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发现几乎所有看相的算命的都这样,一是从来都不把话说死,总是留有余地;二是同一番话能有多种解释。现在想想,看相算命的其实和当前的股评人士差不多,怎么听都有道理,什么结果他都不算错。但那时候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是决心已下,开弓没有回头箭,一直往前走吧,走一步算一步,车到山前必有路,既然我是马命,那就注定要不断地跑。
  后来的发展证明,中年汉子还真说得对,至少大部分是对的。

《回头无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