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大跃是城关镇的，秦石峰和魏长青不是。秦石峰是上河口的，聂大跃是稀土矿的。上河口在城关镇的西北方，稀土矿在城关镇的西南方，三个地方离得蛮远，所以他们在岳洲互不相识。好在聂大跃的老婆胡娅沁也是稀土矿的，所以聂大跃跟魏长青说起来还有一些共同的熟人。但是秦石峰不一样，秦石峰住在上河口，上河口离县城有几十里地，离稀土矿更远，并且秦石峰比聂大跃和魏长青他们要小一轮，所以无论是聂大跃还是魏长青，他们在岳洲与秦石峰几乎一点关系都没有。
上河口离县城不但远，而且非常偏僻，过去除了贩运毛竹木材和其他山货的人，城关镇的人一般很少去上河口。
岳洲人说去上河口也不叫“到上河口去”，而是叫“上去”。在岳洲，“上河口”是官方语言，真正的岳洲人不这么叫。他们叫上河口为“高头”。至于为什么叫“高头”，已经无法考证，反正岳洲人一直都是这么叫。现在我们只能推断，大约是上河口那个地方的地势比岳洲县城海拔高的缘故吧。
上河口的海拔确实比县城高。从县城到上河口，现在有汽车，但是过去没有，过去上河口的人要是来县城，乘一叶竹筏，顺流而下，两个时辰就到了。但是回去的时候比较麻烦，必须请纤夫拉纤。那时候还没有流行歌曲《纤夫的爱》，所以，拉纤过程并不如歌曲里面描写的那般轻松与浪漫。现实中的纤夫是非常辛苦的，无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不能穿鞋，必须光着脚，光脚才能踩稳，不打滑。事实上，那时候小溪的两边根本就没有正经的“路”，纤夫在拉纤的时候，必须一会儿在岸上走，一会儿又到水里面走，一会儿从东岸走，一会儿从西岸走。当纤夫从东岸跨到西岸或是从西岸跨到东岸，或者遇上一段两边都是峭壁，没路可走，而必须直接在小溪中趟水前进时，穿鞋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夏天还好一些，大冬天光着脚走在河水里的滋味好受吗？还有心事想着妹妹坐船头吗？
聂大跃在城关镇住了那么多年，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高头”的人下来，“高头”的人要想对外发生联系就必须下来。但是聂大跃自己却一次也没有“上去”过。聂大跃的老婆胡娅沁倒是“上去”过的。据胡娅沁自己说，那也是她很小的时候的事情。那时候他们家刚从长沙矿冶研究所搬到稀土矿来，有一年暑假，她姑妈带着表妹从长沙来岳洲稀土矿看望他们，父亲觉得岳洲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好招待姑妈的，就带着全家去上河口一次，玩玩，也顺便买一些土特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旅游”一番。但当时他们并没有这么说，而只是说“玩玩”。许多年之后，当胡娅沁对聂大跃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也并没有显得很开心，更没有什么浪漫。聂大跃问为什么，胡娅沁说她觉得那些拉纤的人怪可怜的。光着个脚，打着赤膊，裤腿都圈到了大腿根，头顶着烈日，勾了腰，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走。胡娅沁说，她当时坐在竹筏上面非常不安心，觉得自己像电影里面旧社会的坏蛋，在欺压穷苦人，心里不是个滋味。
随着经济的发展，胡娅沁当年描述的那种情况已经消失很多年了，但是聂大跃最近一次回岳洲，却发现这种景象又恢复了。不过如今人们乘竹筏“上去”的目的与当年完全不是一回事。当年的竹筏是交通工具，人们乘竹筏“上去”是为了赶路。今天的竹筏是旅游工具，人们乘坐竹筏纯粹是为了开心。聂大跃由此就想到了电视大学课程里学到的黑格尔的那个关于否定之否定的理论，理解了历史的重复总是呈螺旋上升式的。
现在交通发达了。如今的岳洲人要想买“高头”的土特产，再也不用像当年胡娅沁父亲那样“上去”了。不用出城关镇，就在岳洲火车站对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农贸市场。市场里不仅有上河口的土特产，还有一些岳洲其他乡镇甚至来自全国的各种各样的土特产。有真土特产，也有假的土特产。上河口的土特产主要与毛竹有关，包括各种竹器、竹笋和用毛竹做成的各式各样的工艺品。尽管每个店铺门口都挂着一个招牌，上面写着“上河口特产”。但这个招牌是专门挂给外地人看的，如果是本地人，或者是由本地人陪着外来的客人逛农贸市场，那个本地人肯定用地道的岳洲土语问：“哪里货？”店主要是回答“高头的”，本地人还要加上一句“个是真个？”店主就会说：“你是么人？我批别个依不敢批你。”这里的“批”就是“骗”的意思。可见，上河口的竹器是有名的。
上河口不但竹器有名，上河口中学的教学质量也有名。那个地方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大约是青山绿水远离尘世的缘故，人也清心寡欲，自古就有注重教育的民风。相传，当年吴子婿过韶关，最后得到高人的指点，这个高人就是岳洲上河口人。当然，这只是传说，没有人去认真考证。但是自打恢复高考以来，上河口中学的升学率每年都保持较高的水平，以至于后来有些望子成龙或望女成凤的父母，专门托关系把子女从县城送到“高头”读中学，却是不争的事实。
秦石峰就是上河口人，不需要托关系走后门，直接就在上河口读的小学，读的初中，读的高中，并且果然从上河口中学考上了大学。
秦石峰上的是湖南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据说高考的时候分数很高，说考上清华北大可能有点玄，但是考上同济复旦问题是不会太大的，然而作为小地方人，填写志愿的时候他没有敢填得那么高，想着只要能上湖大就很不错了，于是就真的上了岳麓山下的土木工程系。
湖大的土木工程系确实不错。在秦石峰看起来，既然是重点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将来肯定就是工程师。在秦石峰和他的父母甚至是他的老师们的眼睛里，“工程师”是非常神圣的三个字，当他们家住茅草屋的时候，电影里面的工程师已经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出门小气车，进门木地板，过的简直是天堂般的生活，比他们镇长家强多了。然而等到1993年秦石峰大学毕业的时候，才发现工程师遍地都是，而且就是他们系里面这些工程师的老师们，上班下班也只是骑个破自行车，没有一个是坐小车的。住的也是筒子楼，公共走廊被分割成一段一段的小厨房，平常走路都很困难，到中午烧饭的时候，更是水泄不通，热闹非凡。厕所当然也是公用的，并不比上河口的农家茅房卫生，以至于不少教师都提前上班，以便赶在上课之前占用学生卫生间。既然老师都不过如此，那么怎敢指望他们的学生过天堂般的生活呢？于是，大学毕业前，秦石峰先是在心里把编剧、导演、演员统统臭骂一顿，然后认真思考，反复的调研，最后决定不当什么工程师了，而应当改行搞金融，直接与金钱打交道。不是一切向前看吗？秦石峰想，政府说是“向前看”，老百姓就是“向钱看”。既然向钱看，不如直接学金融。秦石峰是工科学士，知道任何一次的能量转换多少都要做些无用功，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所以，做什么都不如直接做金钱的生意效率高。
秦石峰的转行很简单，考研究生。秦石峰本以为跨专业考研究生很难，准备拿出当年参加高考的劲头出来，从头学习，一年不成两年，两年不成三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但是，一深入之后才发现，在总共五门课程当中，三门基础课英语、政治、高等数学是完全不用重新学习的，另一门专业基础课可以从三个学科当中选一门，秦石峰的大学课程包括三十多门课，哪一门都不比金融专业的课程简单，从中凑合一门专业基础课并不困难，所以，真正需要重新学习的其实就是一门专业课，而专业课联系实际，秦石峰既然早已经打算将来转行搞金融，平常看书读报自然非常注意这方面的新闻我知识背景，所以，关于金融方面的最新知识了解得并不比本专业的学生少，学习起来也并不吃力。
在毕业论文的阶段，秦石峰将主要精力放到考研上，结果就果然考上了，而且考上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生班。虽然内行的人知道这个“班”字大有讲究，但是只要最后顺利地通过论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研究生班的研究生和硕士学位研究生并没有本质区别。好比他在湖大上学的时候，班上也有走读生，但只要走读生最后能通过毕业答辩，获得学士学位，毕业之后，与他们这些非走读生是看不出任何区别的。这就很讨巧，如果秦石峰不是报考研究生班，而是直接报考硕士学位研究生，那么按照他的考研分数，可能就进不了人大。秦石峰认为，同样是硕士，人大的金融硕士比普通大学的还是要金贵一些，起码校友资源要丰厚一些。所以，秦石峰上人大的研究生班就本他们班走读生上湖大那批同学一样讨巧了。
“讨巧”也是岳洲土话，“占了便宜”的意思。岳洲人都知道，上河口的人是最会讨巧的。
1996年，取得国际金融硕士学位的秦石峰自己联系了总部设在深圳的一家综合类证券公司。刚开始在研究发展部搞研究工作，后来，秦石峰不满足仅仅为别人的决策提供研究参考，他希望自己能参与决策，于是就跳槽到了另一家新成立的证券公司。新公司见秦石峰是人大的金融硕士，根本没有想起来问他当年上的是研究生班还是硕士研究生，又看他有综合类证券公司的实际工作经验，于是就满足了秦石峰的愿望，录用公司资产管理部。
秦石峰发现，跳槽有时候是实现自己跨越性发展的最佳途径。如果不跳槽，而是在原来那个证券公司从研发部调到资产管理部，虽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肯定是困难重重，不如跳槽来得快。如此，为了取得更大的决策权，秦石峰后来又一次跳槽，当聂大跃和魏长青认识他的时候，秦石峰已经是一家综合类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部的总经理了。
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在外行人听起来就是证券公司的一个部门经理，但是内行的人知道，证券公司所谓的资产管理部，事实上就是管理证券公司内部的自营盘的，说白了，就是坐庄的。作为一个综合类证券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手上掌握的资金通常都是以亿作为单位的，股市上自然呼风唤雨，一个字：牛！所以，聂大跃、秦石峰、魏长青三人在一起，虽然聂大跃和魏长青都是老板，而秦石峰只是一个高级白领，并且他的年龄最小，来深圳的时间也最晚，但秦石峰在深圳的影响力并不亚于他的两位同乡老大哥。聂小雨刚才怀疑在“岳洲稀土”上做手脚的人与秦石峰有关，也并非空穴来风。古话讲知夫莫过妻，聂小雨与秦石峰现在虽然还不是正式的夫妻，但是如今的男女朋友之间的相互交往和了解程度并不比旧时的正式夫妻浅，所以，这句话现在用在聂小雨与秦石峰之间也适用。
聂大跃、秦石峰、魏长青三个同乡能走到一起并且成为兄弟般的好朋友，还得益于杜治洪。
杜治洪本不是岳洲人，他是在岳洲县改市之后才到岳洲的。到岳洲担任市长。
杜治洪甚至不是湖南人。杜治洪跟聂大跃年龄差不多，也是从农村打了一个晃晃又回到城里的。但是杜治洪的回城跟聂大跃不一样，杜治洪回城比他早，而且比他光荣。杜治洪是恢复高考以后第一批直接从上山下乡的广阔天地考上大学的。那时候的大学教育是精英教育，大学培养的不是普通劳动者，而是精英，社会上各行各业的精英，所以，那时候考上大学比现在光荣。至于像杜治洪他们这样文革之后第一批参加全国统一的高考走进大学校园的，更是光荣无比，被称为时代轿子。想也是，整整十年没有统一高考了，突然恢复高考，十年的人才往一条比现在更加狭窄的独木桥上挤，能顺利通过的，确实不能与今天的大学生相提并论。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搞了一个节目，请当年他们中的那一批佼佼者谈当初的感受，其中的一个说：感觉很光荣，在当时，感觉跟今天航天英雄杨利伟一样光荣。
当年那批考上大学的是不是真的能和今天的航天英雄相提并论不敢说，但光荣是肯定的，对于杜治洪来说，光荣不仅体现在他自己身上，还体现在他父亲身上。用杜治洪自己的话说，这辈子他感到最对得起老父亲的，就是那一年顺利地考上了大学。
杜治洪是湖北洪湖人，上的是武汉大学中文专业。有人说武汉大学中文系是专门培养官员的，并说湖北省委省政府和武汉市委市政府差不多有一半的官员是武大毕业的，这一点不管别人信不信，但是杜治洪的父亲相信。父亲杜钧儒是洪湖市的一名小得不能再小的干部，大约正是“小”的缘故，所以杜钧儒最能体会到做官的重要。杜治洪上中学的那一年，正赶上批判孔老二的“读书做官论”。父亲在单位批判，杜治洪在学校批判。七批判八批判，有一天父子二人就批判到一起来了。父亲说：“什么读书做官论，不想做官读书做什么？做官的人不读书怎么行？”说者或许无意，但是听者肯定有心，当时这话在杜治洪听起来，完全就是反动话，为此还担惊受怕好长一段时间，但毕竟还是听到心里去了。那时候，仿佛越是“反动话”越是容易听到心里去。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杜治洪踌躇满志，受着省城武汉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的影响，准备报考中国科技大学高能物理专业，父亲说：“那个姓徐的让别人搞技术，他自己学文当官，你上他的当？”杜治洪一打听，写那个报告文学的徐迟果然是官，好像还是什么主席，快赶上毛主席了，于是觉得还是父亲说得对，赶快悬崖勒马，改报文科，就报武汉大学中文系，将来毕业之后就回到洪湖做官，专门管一管那些多年来压在自己父亲头上的这些狗官！这么想着，杜治洪的学习就异常的刻苦，在大学里连续三年获得三好学生称号。反正当时所谓的“三好”已经蜕变成了“一好”，就是看学习成绩好不好。杜治洪的学习成绩好，每门功课都在八十五分以上，所以每年都是三好学生。按照当时的规定，只要连续四年获得三好学生，就可以免试读研究生。谁知等到最后一年，各个大学突然取消毕业班的三好学生评选，武汉大学自然不能例外。杜治洪和一批已经连续三年获得三好学生称号的同学义愤填膺，质问学校这不是骗人吗？！准备闹事。学校为了平息事态，马上做出补救：授予杜治洪他们优秀毕业生证书，并且鼓励入党。杜治洪们仍然不服，觉得任何单位都可以说话不算话，但作为培养社会精英的高等学府不能说话不算话，所以，还打算继续闹。这时候，恰好父亲杜钧儒来武汉公干，顺便看望儿子，获知这一情况之后，说：这说不定是好事。
“好事？”杜治洪不解。
“优秀毕业生证书和党员身份对将来进步更有利。”杜钧儒指点迷津。
杜治洪明白，父亲说的所谓“进步”就是升官。
父亲还告诉杜治洪：学历太高了对进步不利，将来只能做研究或者是大学老师，没出息，不如当领导。
正像大学四年级突然取消三好学生评比一样，杜治洪他们这代人经历的“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举不胜举。等到一九八二年他们毕业时，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竟然没有分配到洪湖的指标。这对其他同学或许是好消息，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分配到省直单位，比如省直机关或大专院校或科研院所，但是这个消息对杜治洪并不好，因为他的目的是做官，最好是回到洪湖做官。所以，杜治洪宁可回到洪湖，而不是留在省城。这时候，系里找杜治洪谈话，说有两个外地指标，很多同学不愿意去，你是预备党员，是不是可以考虑去？杜治洪问：外地是哪里？杜治洪生怕系主任说是新疆西藏，如果那样，他就真不知道是该去还是不该去了。主任回答：湖南省委。虚惊一场，杜治洪的心情好多了，仿佛赚了便宜。带着这种好心情，杜治洪说：我考虑三天。
这三天里，杜治洪从武汉跑回洪湖跟老父亲商量。父亲在单位虽然是小官，但是在他们家却是“一把手”，这么大的事，没有“一把手”的认可是能擅自做主的。父亲说：“只要能进步，哪里都一样。如果去湖南，可以进省委，而如果留武汉，则不一定能进湖北省委。去。但是要学校把鉴定写得好一点。”
杜治洪把父亲的意见用自己的语言跟系主任一说，主任满口答应，恨不能说“鉴定你自己写，我们负责盖章就是”。其实主任真要是这么说倒反而是实事求是了，别看大学里面平常吝啬的很，到了毕业鉴定的时候特别大方，反正是不花钱的礼物，送的再多也不心疼。
杜治洪就是这样从湖北来到湖南，直接进了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虽然学校的鉴定确实无可挑剔，虽然是优秀毕业生，虽然是预备党员，起点可谓不低，但是不知道是官运不佳还是上头无人，熬了十几年，熬到老父亲都光荣退休了，熬到杜治洪都四十岁了，眼看着一批批三十几岁的后生都后来者居上了，他还是在处级的位置上徘徊。前两年岳洲县搞县改市，方案恰好是杜治洪做的，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坚决要求下去任职。刚开始组织部并没有考虑他，因为地委几个头头早就有所考虑，说实话，各级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省委并不打算为一个小小的县级市的人选问题跟地委去争，但是杜治洪在省委大院毕竟泡了将近二十年了，方方面面的盘根错节多少也有一点，最后通过他自己的关系对地委放风：他只当市长，不当书记。作为一级政权机构，班子架构跟企业不一样，企业的行政领导是一把手，书记是二把手甚至是三把手，但是地方政权书记是一把手，行政领导是二把手。杜治洪主动提出只当市长不当书记，等于是甘当二把手而放弃一把手，也算是做出一点让步吧，所以，最后好歹得到了这个位置。
大约是等待的时间实在太久的缘故，杜治洪上任之后就立志要大干一场，直接目标就是争取早日将县级市中的这个“县”字拿掉。
杜市长很坦诚，在班子的见面会上将这个意思委婉地表露了，表露的非常诚恳，得到上上下下的一致赞许。书记说：你是外地人，没有那么多顾虑，大胆地干，出了问题我们一起担着。杜治洪握住书记的手，一句话没有说，只是将自己的左手又叠加在书记的右手上，一切尽在不言中。
杜治洪当上市长后，父亲杜钧儒并没有声张，表现出只有在机关磨了几十年才能练就的宠辱不惊的大家风范。要说有什么变化，就是添置了一个手机，可如今下岗职工都配手机了，他一个退休干部又是市长的父亲，配一个手机也说不上是根本变化。但手机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杜钧儒配上手机后，心情仿佛顿时开朗了许多，本来他最不愿意去的地方是老干部活动中心，因为一去那里，感觉谁的级别都比他高，而如今他最愿意去的地方就是这个老干部活动中心，几乎每天下午都就去那里溜达溜达。更为难得的是，杜钧儒居然偶尔也跟那些过去级别比自己高的老领导下下棋。反正大家都退休了，平起平坐了，在一起下下棋倒也无妨。下着下着，杜钧儒时不时掏出手机，拨了一串号码，“喂，找杜市长，我呀，我是他老子。”于是，对方诚惶诚恐地转到杜治洪那里。杜钧儒对着手机发脾气：“别以为当了市长就上天了，老子没烟抽了，赶紧差人给老子送两条回来。”于是，整个洪湖市的人差不多都知道杜钧儒的儿子在外面干大事了。当杜钧儒再次来到活动中心的时候，无论以前职务比他高的还是职务比他低的，或者是跟他平级的，都热情主动地上来打招呼套近乎。其实这些人也根本不会有什么事情会求到杜钧儒远在湖南岳洲的儿子那里，但是与领导或领导的亲属套近乎已经成了习惯，习惯成自然，想不套反而不习惯了。
杜治洪正式上任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排查。像公安机关追捕命案在身的嫌疑犯一样的仔细排查。父子两代在官场上的经验告诉杜治洪，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一个关系，做官是这样，搞经济建设也是这样。杜治洪是政策研究室出身的，于是他当上市长之后给岳洲市政策研究室下达一个硬性任务：排查整个岳洲市在外面做官做老板做学问的大人物。看看有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源。
政策研究室主任姓郑，叫郑天泽。其实是个副主任，但正主任缺位，由副主任主持工作，所以，杜治洪的硬性任务直接下在郑天泽头上。郑天泽虽然主持政策研究室的全面工作，加上姓郑，无论是用起来还是听起来与正主任并没有多大区别，但他一直想为自己摘帽子，想把压在自己头上的“副”字摘掉，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正主任。本来郑天泽离这个希望已经非常接近了，没想到突然来了一个市改县，水涨船高，扶正的希望更加渺茫了。毕竟，他自己心里清楚，对于一个县级市来说，市委和市政府本很少有自己制定政策的机会，所以政策研究室也就自然成了摆设，这些年政策研究室研究的主要政策都是围绕改革的，但他们自己知道，对政府机关来说，所谓的改革可以归纳成两个字——精简，跟企业里裁员差不多，考虑到新官上任三把火，最先做的事情往往是拿自己的惜日的同类开刀，这样不仅可以避嫌，趁机树立自身的威信，还可以防止这些人因为知道自己的底细而对自己不能足够地尊敬，岳洲市政策研究室包括郑天泽在内的几个二吊子虽然够不上与杜治洪属于同类，但在找不到正宗同类的情况下，拿他们开刀也未见不可，所以，杜治洪上任之后，郑天泽及其手下的几个闲人成天提心吊胆，生怕该机构被砍掉，未曾想新市长不但没有把他们精简掉，反而直接给他们下达了任务，郑天泽及其部下像是已经被判死刑的犯人突然接到了特赦令，而且立刻获得重用一般，受宠若惊，自然不敢怠慢，任劳任怨，格外卖力。同时马上就推断出一个与前面的逻辑截然相反的逻辑：既然市长是做政策研究出身的，那么对于搞政策研究的人应该格外重视，一上任马上就直接给我们布置任务正好说明这一点，说不定我们的机会来了！带着这样的心情工作，效率是可想而知的。没用多长时间，排查结果就出来了。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岳洲县，居然有这么多有价值的人物。
政策研究室的排查报告还专门对这些人物进行了分类。从区域上分，岳洲市在外埠的有价值人物主要分布在深圳、长沙和北京，还有少数在国外。从行业类别上分，主要分为从政的、经商的和做学问的。根据这项调查结果，杜治洪重操旧业，亲自动手进行了案头分析研究。
研究发现，从政的主要在长沙和北京，可惜没有什么大官。根据杜治洪的经验，这些小官往往把自己的乌纱帽看的比亲娘老子都重要，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并且是属于锦上添花的事情还差不多，如果让他们为着岳洲的发展而承担一些责任和风险，可能性几乎没有。杜治洪还将心比心，自己现在也算是个人物了，难道自己会为家乡洪湖市的发展去冒政治上的风险吗？所以，这些人可以暂时放在一边，时间紧迫，必须急用先选。先考虑经商的和做学问的。
做学问的人主要分布在长沙、北京和国外。但是在国外的主要是搞理科的，而且在国外也没有什么大名气，并不掌握定单权，对岳洲的经济发展和由县级市改地级市转变的工作暂时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倒是在北京和长沙的一些人文学科的学者，或许可以对改善岳洲市的软环境做点贡献，比如呼吁呼吁这类的事情。于是，杜治洪在一些名单上面画了圈圈，指示秘书处以他的名义给这些人写慰问信，并且要求所有的慰问信全部由他过目，经他签字之后再寄出去。
至于经商的，主要集中在深圳。岳洲这些年去深圳的人多达数万，尽管良莠不齐，真正事业有成的人比例也非常低，但是由于基数很大，所以如今岳洲人在深圳做老板的并不在少数，如果这些人齐心协力为岳洲的发展做贡献，说不定还真能成气候。特别是有一个叫聂大跃的，据说个人资产上亿，即使在深圳也算是个人物。于是，杜治洪决定借着在深圳开招商会的机会，打算好好会会这些人，说不定还就逮着一两条大鱼。
不知道是因为排查有功的原因还是格外重视的原因，此次杜治洪去深圳，还特意带上郑天泽，并派他去打前站，配合岳洲市驻深圳办事处做做准备，市长是不能在深圳耽搁很长时间的。
招商会之前，他们先搞了一个“岳洲在深人士联宜会”。联宜会在芙蓉宾馆举行。根据杜市长要求，规模宜大不宜小，尽可能把岳洲在深圳稍微有头有脸的人士全部都网罗进来。广告打出去之后，郑天泽又担心来的人太多，怕接待不了，但是杜市长明确指示：岳洲再小，一顿饭还是请得起的。
“这些人都是我们岳洲的财富，”杜治洪说，“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今天只是一个小老板或一般的白领，但是谁知道明天他们中的有些人会不会成为大老板？即便不能成为大老板，也不能否认他们对岳洲的贡献。”
杜市长讲的是实话，他已经掌握到一个最新情况：每年从深圳往岳洲的汇款已经构成岳洲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这些汇款绝大部分不是“老板”汇的。相反，还听说有老板回家乡集资的。所以，对岳洲在深圳的普通劳动者也不能忽视。
郑副主任还是担心地提醒：要是那些农民工也来怎么办？
“照接待。”杜市长说，“不过我的担心正好相反，我怕没有那么多人来。”
杜治洪这种担心同样不是没有根据的。那一年他们搞毕业十周年活动，因为各种各样理由没有到场的恰好正是那些自认为并不得志的，而本来最让他们担心因路途太远不能赶回来的，居然从太平洋彼岸飞回来，所以，根据杜治洪的实际经验，他相信不是在深圳混得很好的人是不愿意来见家乡父母官的。
市长大人果然有先见之明，等到联宜会召开的那一天，在深圳的十几万岳洲人只来了几十人。郑天泽有点失望，但是杜治洪还蛮高兴，不知道是因为果然不出他的所料高兴还是觉得来的都是精英而高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市长蛮高兴，既然市长蛮高兴，郑副主任也就开心了。
联宜会在芙蓉宾馆中央大厅举行。本来在侧厅还准备了一些席位，由于没有来那么多的人，于是全部都集中在中央大厅，挤是挤一点，但是气氛反而更好。
市长坐在紧靠主席台那边第一张桌子上。如今深圳许多酒店的大厅也效仿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的做法，都设有一个主席台，尽管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席上去过，但是有了这个主席台仿佛大厅就上档次了。至少，能够区分出主要的席位和次要席位了。
杜治洪所在的这个“主要席位”桌子很大，总共大约能坐十几个人。市长背靠主席台，面朝大家。这样，市长就能够看到整个联宜会的会场，到会的来宾也都能从各个角度看见市长热烈的脸。而紧靠市长旁边的就是聂大跃。
联宜会开始的时候，杜治洪首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杜市长的讲话没有讲话稿，但是风趣幽默，生动热情，不断地被一阵阵掌声和笑声打断。
市长在讲话的时候还自然而然地将他这一桌的来宾向大家做了简单的介绍。尽管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今天跟市长第一次见面，甚至有几个是几分钟之前刚刚认识的，但是，杜治洪在介绍的时候却像是推荐自己的老朋友，往往寥寥数语就能画龙点睛。于是，一个年轻、高素质、有理想、善于沟通的新市长的形象马上就在岳洲在深人士的脑海中确立起来了。
杜市长在介绍聂大跃的时候多占用了一些时间，由于来深圳之前他就仔细研究过聂大跃的资料，所以介绍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杜治洪说：“我来岳洲之前就知道‘安视’这个品牌，我知道她是深圳的品牌，但是创造这个品牌的却是我们湖南人，因此我感到非常骄傲。那一年我被省委机关评为标兵，省工委要奖励我，让我自己选一个奖品。我问工委书记：有没有价格限制？他说没有。我说那我就选‘安视’牌VCD。书记问为什么？我说这个品牌是我们湖南人创造的。书记问是不是？我说是。书记这时候走过去把门关上，小声对我说：那我奖励你两台，但是你必须给我一台做回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