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稀土矿上的人在岳洲是受人尊敬的。既然魏长青是稀土矿的，那么秦石峰就不敢小瞧他。再说，秦石峰也确实是经常光顾咖啡屋，最近报纸上说有些咖啡屋专门从批发市场上收购一些烂水果，回来以后把烂掉的部分挖掉，剩下的放在机器里面一搅碎，制成鲜榨果汁，几十块一杯地往外卖。自从这件事情暴光之后，秦石峰进咖啡屋就不敢喝果汁了。可是偏偏秦石峰就喜欢喝果汁，喝果汁不仅营养丰富，而且高雅，电影上的外国人就总是喝果汁，因此喝果汁还顺应国际潮流。秦石峰认为坐在咖啡屋里面喝果汁比喝咖啡更有身份，特别是深圳天气热，喝果汁确实也比喝咖啡科学。这下好了，有个熟人开咖啡屋，不求照顾，但求公道，想着这个魏长青不会因为几块钱坑自己的老乡吧。于是，秦石峰在招商会上对聂大跃和魏长青都十分热情，热情地喊二位大哥，并一再表示下次专门聚一聚，他做东。当然，秦石峰这样热情并不仅仅是老乡，必须是“老乡有用”他才能如此热情。秦石峰感到这二位大哥不仅是老乡，而且都对他有用。魏长青至少可以保证不让他喝烂水果榨的果汁，聂大跃更是他潜在的客户，要想让秦石峰不热情比不让他和果汁可能还要困难。
人是很怪的，三个人在一起，在适当的气氛下，只要有其中的一个特别热情，则三个人马上就变成一见如故的好朋友了。事实上，那天招商会之后，聂大跃、魏长青、秦石峰就真的像是结拜兄弟了，三个人就经常在一起聚，聚会的地点就是魏长青的咖啡屋。刚开始是秦石峰作为发起人，后来就是聂大跃作为发起人，反正魏长青是什么时候都欢迎他们来。当然，他们也比较随意，也不一定非得事先约定。有时候是其中的一个人先来，然后才给另一个打电话，问他有没有空，如果有空就过来坐坐。这一次就是秦石峰一个人来的，来了以后就给聂大跃打电话，问他在哪里，能不能过来，聂大跃说在外地，过不来。于是，魏长青就陪着秦石峰闲聊。聊着聊着秦石峰就问起报纸上说的那件事情，并且问魏长青听说没有。魏长青说听说了，也是听来这里的客人们说的，并且说他不理解那些咖啡屋为什么要这么做。
“赚钱呗。”秦石峰说。秦石峰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想着魏长青可能是故意装糊涂，怎么会连这个都不知道。
“不值得。”魏长青说。
“怎么说？”秦石峰问。
“用正品的水果成本也是非常低的，”魏长青说，“开咖啡屋的成本主要是房租、装修费摊销和人工工资，原料的成本是非常小的部分。所以做咖啡屋关键是要生意好，人气要旺，原料钱是最不能省的。客人都不傻，如果老板在原料上做手脚，省那一点钱，只要少来几个客人就全部贴进去了。要是客人少，就是原料不要钱老板也会亏，客人多，用最好的原料也会赚。”
秦石峰研究生读的是金融，他一听就明白魏长青讲的这个道理。秦石峰由此就相信魏长青应该不会用烂水果来做鲜榨果汁。从那以后，即使不是三个朋友聚会，秦石峰也常常光顾魏长青的咖啡屋，并且常常是带了他那一帮股市上的朋友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跟他来的人都是听他高谈阔论。如果这些朋友当中有一两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他会讲得更起劲。只可惜这些年轻漂亮的女孩旁边往往都有男朋友守着。相反，单独跟秦石峰来咖啡屋的女性都是一些明显年纪比他大许多的，而且秦石峰好像对这些年纪较大的女人非常热情，每次都是秦石峰抢了付帐，而如果是其他情况，则通常是别人买单。这是为什么呢？魏长青心里有点疑问，很想问一问，但是终于没好意思开口，于是就憋在心里，想着等到更熟悉一点的时候再问吧。
聂大跃说话算话，那一天果然把老婆胡娅沁带到魏长青的咖啡屋来。
胡娅沁一进门就认出万冬梅，说：“这不是刘工家的……亲戚嘛。”
她差一点就说“刘工家的保姆”。
这时候万冬梅也认出胡娅沁。
胡娅沁是正宗的矿上人，父亲是矿上研究所的工程师，跟她刚才说的刘工是同事，而且两家住在一栋房子里，她当然认识万冬梅。但是，正因为认识，现在见面才有点不好意思。追其原因嘛，一个是矿上工程师家的千金，一个是矿上工程师家的保姆，身份悬殊太大，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今天在深圳猛一见面，却是以两个好朋友的妻子身份见面，本来不在一个档次上的人猛然站在同一个平台上，难免有些不适应，甚至尴尬。
胡娅沁有些别扭，心里责备聂大跃不该把她带到这个地方来，不该不分层次地交一些乱七八糟的朋友，但脸上还不能把内心的想法表露出来，还要装着跟万冬梅很亲切很平等的样子，拉住对方的手摇，脸上透着笑，心里做自我调节，想着时代不同了，时间能改变一个人的身份，深圳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把眼前这个惜日的保姆变成一个和她身份一样的老板娘了，自己千万不要提当年的事情，一定要摆出她们以前在矿上就是好朋友的样子。
万冬梅有些腼腆，这时候竟然满脸通红，不知道是因为自己的出身而脸红，还是不习惯胡娅沁这么过分的亲切而不好意思。总之，她是被动的，有些窘迫。
“我去给你们榨果汁。”万冬梅说。
万冬梅终于找到合适的借口，带着一脸的红走了，留下丈夫魏长青与他们继续寒暄。
魏长青是男人，可以大大咧咧，这些年在深圳闯荡也增长了见识，与任何人都可以没有障碍地应酬，但是，他今天也感到了别扭。这种别扭是陡然产生的，准确地说是见到胡娅沁并且看了胡娅沁的这番表现之后才产生的。魏长青已经是场面上的人了，他透过胡娅沁表面的热情看出隐藏着的傲慢，于是就产生了别扭。其实胡娅沁并没有傲慢，至少她主观上想并不想傲慢，但魏长青还是感觉到胡娅沁的傲慢。或许，魏长青的感觉并不真正来自胡娅沁的表现，而来自于他自己的内心？
魏长青也是矿上的子弟，后来也是矿上的正式职工，那么，他为什么会感觉胡娅沁的热情是一种隐蔽的傲慢呢？要想解开这个迷，就必须了解稀土矿的历史，了解同样是矿上的子女，但子女和子女不一样，了解同样是矿上的职工，但职工和职工也不一样，只有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才能理解魏长青为什么产生别扭。
乐洲稀土矿的第一代职工绝大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支援岳洲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也有极少数是当地老雁窝的本地人。胡娅沁的父母属于那“绝大多数”，魏长青属于那“极少数”。按照惯例，占“绝大多数”的移民肯定属于统治地位，处于“极少数”的土著肯定是二等公民。这不是中国特色，而是国际惯例。比如号称世界上最民主与平等的美利坚合众国，比如现在在各方面都极力想向美国看齐的澳大利亚，比如与美国价值观基本一致的加拿大，他们都是这样。老雁窝当地的老山民其实就相当于美国的印地安人、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和加拿大的魁北克人。美国向来都是喜欢自己制定国际标准的，那么，他们的做法当然就是国际惯例。其实美国也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好，小小的岳洲县的拐坷拉老雁窝也好，人性都是相通的。事实上，在魏长青和胡娅沁父母的那个年代，中国人还根本不知道“国际惯例”这个说法，却也自然而然地按照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些文明国家遵循的这个惯例做，可见，人性是没有国界的。
老雁窝原本就是一个小山村，远没有上河口那样出名。以至于岳洲城关的人除了少数几个喜欢打猎的之外，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地方。
老雁窝的山民原本靠山吃山，后来一下子在这里冒出来一个矿务局，按照有关政策，矿务局占用了他们的山林和坪地，必须安排他们工作，从此，祖祖辈辈靠山吃山的老雁窝山民成了吃国家饭的人。但是在此后相当厂的一段时期之内，他们的身份都不是很明确。他们在矿务局的正式称呼是“农民工”。“农民工”是什么意思？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或者是一半工人一半农民？或者是表示他们以前是农民后来是工人？不知道。这种情况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农民工”的苦出身成了政治资本，在少数活跃分子的带动下，起来造反了，其中一个还当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农民工”的帽子才彻底被摘掉，并且每次开批判大会都有这些已经被“摘帽”的“农民工”都要上台发言，把一切罪过全部强加到刘少奇身上，这事才算完了。
但是，“完了”的只是表面，事实上他们跟外来的技术移民还是有差别的。这些差别平常看不出来，到关键时刻就显露出来了，比如子女找对象。土著人家的女儿只要长的漂亮，嫁给移民人家的儿子倒是有可能的，尽管移民人家的父母可能不是很乐意，然而毕竟是新社会，婚姻法也明确规定婚姻自由，所以这种情况在稀土矿并不少见。但是移民人家的女儿嫁给土著儿子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的，至少在魏长青那一代人当中没有。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导致土著人家的儿子最终会有一部分成为老大难。魏长青当时就是老大难之一。
老大难魏长青最后走的是“第三条路线”，他既没有找移民的女儿，也没有找土著人的女儿，而是找了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
找移民的女儿不可能，他愿意对方不愿意，找土著人的女儿只能找长相难看的，稍微有点姿色的就都高攀移民子弟了，一般不会考虑嫁给土著人的儿子，剩下的魏长青实在看不上。魏长青的父母虽然原来都是老实巴交的山民，但是魏长青自己却是在矿上张大的，算是“城里人”，并且正儿八经地读到高中毕业，所以他比父母那一辈更懂得爱美。魏长青认为女人一定要美，就是不美也不能太丑，太丑了对自己是一种伤害。
高中毕业的魏长青也下过乡，但是他到底是农民的儿子，干农活没问题，加上本来就是本乡本土，跟有些贫下中农甚至沾亲带故，所以很快就被推荐上调回到了稀土矿。在农村镀了一次金的魏长青上调到矿上进了选矿厂，虽然还是一线工人，但是至少不会下井了。在矿上，小伙子只要不下井就是好工种，有了好工种的魏长青对未来应当有更好的憧憬，对生活也应该有更高的要求。魏长青那时候的要求很明确，找一个看上去顺眼一点的姑娘做老婆。
这时候，有人主动给他介绍了万冬梅。万冬梅是研究所刘工家的保姆，据说跟刘工的老婆还是远房亲戚。万冬梅虽然说不上多漂亮，但她是随刘工一家从北方来到岳洲稀土矿的，有一种北方女人大气的身段，起码看上去比矿上被移民子弟挑剩下的土著女子大气，所以，介绍人领着魏长青远远地一看，他就点头了。刘工来自中国科学院宁夏稀土研究所，他家的保姆也来自宁夏，万冬梅已经习惯南方的生活，习惯矿上的生活，不想回宁夏老家的农村了，她希望就地嫁给一个工人，条件只有一个：不要下井的。魏长青正好就属于不下井的，于是俩人就对上了。
万冬梅不但有北方女人大气的身段，也有北方女人大气的性格。与魏长青成婚之后，万冬梅虽然没有工作，却也把家里收拾得顺顺当当，倒也让魏长青感到称心如意。虽然只有魏长青一个人挣工资，但是矿上工资高于地方上，加上万冬梅会过日子，利用矿上的空地还种了一点蔬菜，日子算不上小康，算温饱没争议。后来他们有了孩子，日子才显得有点紧。这个阶段，魏长青的日子明显不如其他的双职工，要说一点想法没有是不可能的。事实上，魏长青有一段时间还感到后悔，后悔自己当时年轻，不了解生活的艰辛，如果早觉悟，应该娶一个跟自己一样的土著人家的女儿，虽然长得肯定不如万冬梅，但是漂亮并不能当饭吃，也不能转换成儿子的玩具和新衣裳，再说女人也就是那么回事，丑女人看得时间长了也就慢慢会顺眼。
但是，天下没有后悔药，有得有失，慢慢过呗。
当孩子大了一点之后，万冬梅的闲工夫更多了。这时候国家政策也有了一些变化，矿区里面居然也慢慢有了一些小摊小贩，于是万冬梅就张罗着在矿上作业区里面摆一个面条馄饨摊。刚开始魏长青还不同意，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现在工资又涨了，难道还过不了？万冬梅说：“工资是涨了，但是物价涨得更多。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你不如就让我做吧。”
魏长青不管她了。但是有一条：只做夜班的生意，白天不要出去。万冬梅说行。
上夜班的工人以前都是在矿上食堂吃夜餐，但是稀土矿北方人多，所以万冬梅的面食摊生意比她预想的要好。生意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万冬梅大气的性格。她不象南方女人那样斤斤计较，说话中听，而且能够开得起玩笑。矿上工人干的是力气活，而且危险，从井下上来了，都希望放松一下，即使身体不能放松，也要图个嘴巴放松，所以开几句粗玩笑是不可避免的。万冬梅不小气，粗话细话都能听，所以工人宁可多花几毛钱，也愿意到她的面食摊子上落个心情愉快，因此，万冬梅的生意就愈发的好。
魏长青最先感觉到变化的是家里的伙食比以前好多了，然后就是万冬梅率先买回来电视机。那时候电视机还是稀罕物，研究所刘工家里倒是有，还是日本货，但也不是凭工资买的，而是刘工出国期间天天吃方便面省下来的，现在魏长青和万冬梅既没有出国也没有天天吃方便面，居然也看上了电视机，自然有一种翻身做主人的舒畅。一到晚上，他们家就成了电影院，一屋子的人围在他家看电视。遇上好节目，魏长青干脆把电视搬到门口，大家看。这时候，万冬梅的面食摊已经从夜班发展到“三班倒”，魏长青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也自动加入到里面去了，竟然不知不觉地成了万冬梅的“帮工”。
这个“帮工”当得值。事实上，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万冬梅和魏长青已经成为岳洲稀土矿上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这时候的万冬梅和魏长青与周围人的差距已经不仅仅是家用电器了。
1985年春节，已经富起来的万冬梅和魏长青带着宝贝儿子一起到广州深圳珠海自费旅游。在深圳东门，吃着一块五一碗的馄饨，万冬梅问魏长青：“你觉得他这个馄饨跟我卖的那个比怎么样？”
“差远了。”魏长青说。
魏长青不是夸万冬梅，老夫老妻之间也用不着夸了。万冬梅是地道的北方人，做面食不用学，可以单手擀饺子皮，做的馄饨确实比他们在深圳东门面食馆吃的馄饨味道好多了。
“你知道他这里多少钱一碗？”万冬梅又问。
“一块五。”
“我们那卖多少钱一碗？”
“五毛。”
“走！”万冬梅说。
“去哪？”魏长青问。
“走！”万冬梅还是一个字。
自从他们家由于万冬梅的面食摊到面食店而走上富裕道路之后，万冬梅已经找回了自信，她在魏长青面前说话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唯唯诺诺了。
此消彼长，魏长青倒也很快适应了万冬梅现在铿锵有力的语言。于是赶紧把剩下的几个馄饨囫囵掉，牵着儿子跟在她后面走。
万冬梅一直将他们引到菜市场，仔细地询问了面粉蔬菜和新鲜猪肉的价钱，然后问魏长青：“看见没有？”
“看见什么？”魏长青问。
万冬梅一板一眼地说：“深圳这些东西的价钱跟岳洲差不了多少，但是做出的馄饨却要买岳洲三倍的价钱，而且买的人这么多，这样的生意哪里找？”
“你什么意思？”魏长青问。问得有点胆怯。
“什么意思还不是明摆着的吗？”万冬梅说，“我们应该到深圳来开面食店。”
“到深圳来？”
“对，到深圳来。”
“那我们怎么办？”
魏长青的“我们”当然还包括儿子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