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大跃对于胡娅沁顶职的事情还是蛮高兴的，事情是明摆着的，矿上比农机厂好。聂大跃从小就知道矿上好。小时候他们家邻居有个亲戚是老雁窝的，后来被征收到矿上，神气得不得了，每次矿上的亲戚来县城，带上几个矿上职工食堂特有的又白又大的馒头，邻居家都要给聂大跃家送两个，聂大跃一个，聂小雨一个，兄妹俩几天都舍不得吃，看着就高兴。与胡娅沁搞上对象后，聂大跃父母在大杂院的地位明显提高了，每逢周末，母亲从外面买菜回来，总是一路谈笑风生，一路打招呼，告诉人家今天儿子的对象要来，所以要多买几个菜，并且从来都不忘记加上一句：她家住的远，在矿上，所以只好到我们家过礼拜。那时候，“矿上”就是一种身份，邻居们只要听说何家未来的儿媳妇是矿上的，立刻就另眼相看，不仅对胡娅沁另眼相看，对聂大跃全家都高看一眼。在这种情况下，聂大跃当然希望胡娅沁能顶职，只要顶职，胡娅沁就能从矿上家属变成矿上职工，对胡娅沁当然是好事情，况且，胡娅沁顶职之后，聂大跃自己也水涨船高，从矿上“家属的家属”直接变成“家属”。但是，聂大跃的母亲并不高兴。母亲说：是不是等结了婚才去顶职？
聂大跃觉得母亲很愚昧，顶职是能等的吗？再说结了婚还能顶职吗？
可母亲的愚昧不是没有道理的。
胡娅沁在农机厂的时候，几乎住到了聂大跃家，虽然那时候人规矩，生米并不能随便做成熟饭，但是相当于米已经下到了锅里面，只要点把火，煮成熟饭是早晚的事情。事实上，那时候聂大跃与胡娅沁之间亲热的举动还是有的，按照当时岳洲人的土话，“谈恋爱就是摸摸捏捏”。尽管胡娅沁天生发育不是很好，但即使是平坦的胸部，对当时的聂大跃还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有一次他们在这种“摸摸捏捏”的过程中，聂大跃也表示怀疑过，虽然没有明说，但大意还是表达出来：怎么你没有xx子？胡娅沁非常自信地回答：“我妈讲了，结婚以后就好了。”这是他们第一次谈到“结婚”，可见，如果再发展下去，离“熟饭”还远吗？但是自从胡娅沁顶职回到矿上之后，就是第一个月来了一次，以后几乎没有再来过。
胡娅沁不来聂大跃就去。有时候是聂大跃自己想去的，有时候是他母亲催着他去的。
聂大跃是骑自行车去的。从城关到矿上，去的时候是上坡，很累，回来的时候虽然是下坡，但是如果天晚了就非常不安全。所以聂大跃是很希望像以前胡娅沁到他家一样，星期六下午去，星期天下午回来。但是胡家人对聂大跃的态度可比不上何家人对胡娅沁的态度，每次一吃过晚饭，胡娅沁母亲就催着聂大跃赶快上路，说天黑了不安全。听起来像是关心，但要是真关心为什么不留聂大跃住下呢？既然不能住下，那么聂大跃就只能早出晚归，这样，他和胡娅沁连拉一下手的机会都没有了，而如果双方连拉一下手的机会都没有，这个恋爱还叫恋爱吗？
聂大跃不傻，他感觉到了。
聂大跃就对胡娅沁说：“我们结婚吧。结了婚，我就可以星期六来，星期天再回去。”
胡娅沁不说话，淌眼泪。
“为什么？”聂大跃问。
胡娅沁还是不说话，继续淌眼泪，并伴随轻微的哽咽。
聂大跃再问。
胡娅沁说了：我父母希望你能考上大学。
这下轮到聂大跃不说话了。大学是那么好考的吗？聂大跃不是没有考过，回城之前，招生制度改革，聂大跃和胡娅沁都参加了高考，结果他们东方红人民公社那么多知识青年一个也没有考上，既然一个也都没有考上，怎么能要求聂大跃考上？这不是给聂大跃设计了一个他根本就无法逾越的障碍吗？
“如果考不上呢？”聂大跃问。
胡娅沁说：“不管考上考不上，先考了再说，起码要让我爸爸妈妈感觉你是一个要求上进的人吧。”
“好吧，”聂大跃说，“那我就试试。”
“不是试试，”胡娅沁说，“是争取考上，实在考不上是另外一回事。”
“那好吧。”聂大跃答应了。既然答应了，聂大跃就真的非常认真地复习起来。
在聂大跃认真复习的这些天里，他去矿上的次数明显少起来。许多年之后，回想起那一段时光，聂大跃对胡娅沁父母的要求既表示理解又觉得荒唐。表示理解的是：夫妻俩既然都是知识分子，就一个宝贝女儿，当然希望女婿也是一个大学生。觉得荒唐的是：就凭你们夫妇的态度和你女儿的条件，要是我聂大跃真的考上大学了，四年之后还会回头娶你女儿吗？聂大跃由此感悟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确实是比较迂腐。
当时聂大跃和胡娅沁的感情几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很显然，如果聂大跃考不上大学，胡娅沁十有八九是不会嫁给他了，如果考上大学，他大概也不会再回头娶胡娅沁了。这就是说，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他们都没有结婚的可能了。然而，事情往往就那么凑巧，这个时候，偏偏出现了第三种情况。
那一年湖南省广播电视大学正好在岳洲开一个企业管理班，聂大跃虽然没有考上全日制大学，却考上了电视大学。
电视大学也是大学。胡娅沁父母没话说，同意他们结婚。
聂大跃当时想：这大概就是天意吧！
天意当初让他们结婚了，现在又打算让他们再离婚，看来天意也是随机应变的。
聂大跃和胡娅沁当初结婚以后的感情一直不是非常好，主要是长期不在一起。城关离矿上虽然只有几十里路，但是正因为只有几十里路，所以他们双方都没有探亲假，就老是处于实际分居状态。
三十几里路让胡娅沁跑是不合理的。那么就只有聂大跃跑。事实上，新婚期间的聂大跃道是经常去稀土矿的。但是骑自行车走三十里上坡到那里几乎把力气用得差不多了，加上在岳父岳母家不比自己家，一切都得小心谨慎，所以聂大跃的状态与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差不多，疲软。男人一疲软了夫妻感情就危险了。特别是聂大跃对岳父岳母老是有一种畏惧心理，还不敢多来，来多了怕岳父岳母就会认为小伙子不好好上学，不求上进。本来就疲软，再加上不多来，这个婚姻能不危险嘛。
岳父岳母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事实情况也大抵如此。大学不是每个人都能上的，在他们那个年代尤其是这样。广播电视大学的特点是进门容易出门难，这一点聂大跃深有体会，以至于后来聂大跃在深圳自己当上老板后，在招聘人才时，他还偏重于招聘电视大学的毕业生，因为他知道，要把电视大学读出来，需要比普通大学更大的毅力。聂大跃自己当初就没有读下来。
没有读下来的聂大跃更觉得没有脸去见岳父岳母，没有脸去见岳父岳母就等于没有老婆了，因为老婆是跟岳父岳母住一起的。
一气之下，聂大跃上了火车，来到深圳。
聂大跃到了深圳之后才发现人才与文凭是两码事，至少在香港老板眼睛里是这样的。
聂大跃来到人才市场，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碰运气。但是他连电视大学的毕业证都没有拿到，这个运气也实在是太难碰了一点。正当他准备打道回俯的时候，运气来了，因为他看见一个摊位上明确写着“急招技术师傅”，聂大跃就是技术师傅，岳洲县农机厂的技术师傅。在岳洲，谁见到谁不是喊“师傅”呢？但是聂大跃的这个“师傅”与一般的师傅还不一样。聂大跃是真的有技术的。聂大跃虽然读书不行，但是干活不错，上中学的时候搞开门办学，那时候他就学会了车、钳、铆、焊、电，这一招在上山下乡的广阔天地曾经发挥过作用，回城到农机厂之后更是得到提升，做“技术师傅”绝对没有问题。
招聘人员对聂大跃进行了当场测试，顺利通过。
进了香港老板开的这间电话机厂之后，聂大跃很快就受到重用。香港老板姓黄，叫黄荣发。黄老板自己就是做技术工人出身的，对技术工人非常尊敬。事实上，当时在电话机厂帮着黄老板打理的那几个香港人也都是技术工人出身，没有一个是大学毕业的。这些香港的技术工人叫“师傅”，别看听起来跟当时国内普遍称呼“张师傅李师傅”差不多，其实在香港“师傅”的地位相当高。在聂大跃来到这个厂之前，管理人员除了香港师傅外，就是国内的一些大学毕业生，这些大学毕业生在厂里面被称做工程师，无论他们实际上有没有定工程师职称，反正都是叫“工程师”。在港资厂，工程师的地位低于“师傅”。没办法，不服不行，工程师的动手能力确实比“师傅”差。
在当时，生产电话机也能算得上是高科技，但是黄老板做的是来料加工业务，两头朝外，并不需要自己设计和计算，所以内地招聘来的大学生其实就是协助香港师傅管理，工程师的地位当然比“师傅”低。
香港师傅当时看不起大陆人，原因是大陆人技术太差。厂里面大学生也看不起香港人，原因是香港人没文化，连欧姆定律都不知道。黄老板一直想缓和这种矛盾，但是都没有成功，直到聂大跃来了之后，这个矛盾才解开。
聂大跃来了之后把香港的师傅全部镇住了。聂大跃的动手能力比他们强。并且他还知道欧姆定律，知道公制与英制的相互换算。在黄老板眼睛里，他既是师傅，也是工程师。
黄老板请聂大跃吃饭，问：为什么你行他们不行？
“他们”指的是厂里的那些大学生。
聂大跃说：“你这里需要的是技术工人，不是工程师。”
黄老板瞪着大眼，没理解。
聂大跃进一步解释：“如果动手，把配件安装在一起，焊接上，技术工人比工程师强。”
这一下黄老板似乎听懂了，但很快又糊涂了，眼珠子转了一圈，说：“不对呀，我这里有你们大陆的很多技术工人呀，他们怎么也不行？”
聂大跃笑。黄老板问他笑什么。
聂大跃说：“他们大多数都不是技术工人，是农民，是农民就不是技术工人，技术工人一定是在城市里的，在工厂里的。”
聂大跃的话要是放在今天或许有点绝对了，但是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确实是这样的。技术工人首先是工人，如果连工人都不是，怎么能说是“技术工人”？而在当时，“工人”肯定是城市人，农村人不叫“工人”，叫“农民”。
黄老板琢磨了半天，问。“那么，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城市的而是农村的呢？”
“看身份证。”聂大跃说。
“看身份证？”黄老板还是不理解，“身份证上面没有写着他原来是工人还是农民呀？”
聂大跃笑。
“你笑什么？”黄老板问。
“您看不出来，”聂大跃说，“但是我一看就知道。”
黄老板点点头，这下胜读十年书了。于是决定好钢用在刀刃上，立刻提拔聂大跃为主管，首先管人事。
在聂大跃当上主管之后，给胡娅沁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思念之情，希望胡娅沁能跟他一起来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