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聂大跃创业最关键的时刻，黄老板支持了他。其实幸亏黄老板支持了他，如果黄老板没有支持他，聂大跃当初有可能放弃。因为恰好在哪个时候，胡娅沁告诉聂大跃：她怀孕了。另外他妹妹聂小雨高考达到大专分数线，如果要上本科，也需要一笔钱。要不是黄老板支持，聂大跃的钱可能用在其他地方了。
黄荣发不仅在关键的时刻支持了聂大跃，而且他关于聂大跃的预言十分正确。事实上，聂大跃很快就青出于蓝胜于蓝，到1995年前后，深圳电话生产已经进入微利阶段，聂大跃比黄老板早一步看清楚市场发生的微妙变化，率先转产搞起了VCD，就是杜治洪后来在联宜会上说的那个“安视”牌产品。到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黄荣发的电话机生产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加上对回归之后的政策不放心，决定移民新加坡，干脆将整个工厂兑给聂大跃，使聂大跃第一次拥有了厂房属于自己的工厂。胡娅沁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与聂大跃离婚的，理由是她怀疑聂大跃在深圳有了别的女人。
虽然是胡娅沁首先提出的，但也未必不合聂大跃的心意。说实话，最后似乎是聂大跃占据了主动。
他们夫妻的关系相当一般。在聂大跃的眼睛里，他的老婆胡娅沁更是非常一般。不仅相貌一般，而且思想一般。不错，当初他们谈恋爱的时候确实是聂大跃主动的，但那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环境造成的，并不代表聂大跃从骨子里喜欢胡娅沁这个人，加上当初胡娅沁头上罩着一个美丽的光环——“矿上”，更进一步调动了聂大跃及其全家的热情，现在，这个光环正日益失去往日的风采，加上聂大跃现在是深圳的大老板，本身光彩夺目，再耀眼的光环到他这里也不可能在显示当年的威力，所以，他现在对胡娅沁的认识也就回归真实了。即便如此，如果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岳父岳母不是设置那么多的障碍，不是那么伤害聂大跃的尊严，或者如果在聂大跃去深圳之后胡娅沁能跟着他，那么，两个人的婚姻也还是能维持下去。可这么多的“如果”不仅发生了，而且还在变本加厉，所以，聂大跃对胡娅沁也已经难以容忍了，这时候胡娅沁主动提出离婚，不是正合聂大跃的心意吗？
聂大跃最不能容忍的是胡娅沁对待生活的态度。
胡娅沁明明只是函授大专毕业，最多就能算一个小知识分子，却偏要以大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胡娅沁函授学的是英语，取得大专文凭后，得益于父母的关系，从矿上化验室调到资料室，后来碰上转干的机会，从工人身份转变成了干部身份，并且有了技术职称，再后来就利用工作之便，经常翻译一些东西在杂志上发表。尽管有人说那些东西主要是她父亲帮着翻译的，但至少她是参与的，并且杂志上是她的署名，所以，胡娅沁有理由骄傲，有理由按照大知识分子的标准要求自己。
或许，胡娅沁属于那种事业心特别重的女人，但是事业心有时候就是虚荣心。为了事业，她没有跟随聂大跃来深圳，而选择了与丈夫长期分居。直到他们离婚之后，聂大跃的妹妹聂小雨才总结出胡娅沁的症结所在：被她父母教育傻了，一直以她父母价值观来看待这个世界，她对“事业”的追求其实是为了不让父母失望，或者是为了让父母为她骄傲。
按照大知识分子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胡娅沁虽然聂大跃这个丈夫并不在意，但是她也绝不能容忍自己丈夫的身边有别的女人。按照胡娅沁自己后来对聂小雨说的，当初她嫁给聂大跃更多的是出于同情，对聂大跃的同情，也包括对他们母亲的同情，即便如此，如果聂大跃能够好好地待她，她也根本不会打算与聂大跃离婚，但是既然现在他已经有了别的女人，那么她就一定要退出来，这是尊严问题。所以，现在胡娅沁已经正式地提出与聂大跃离婚。
聂大跃不怕离婚，但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有另外的女人，这样，两个人只要一接触，哪怕不是当面接触，而只是通个电话，都要吵架。这样吵了一段时间之后，聂大跃就突然想明白了，再争论关于他在深圳有没有另外的女人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不就是离婚嘛，离了就是，说他在深圳有另外的女人，无非是想在分割财产的问题上占据主动罢了。想通了之后，聂大跃就不吵了，直接问胡娅沁：“什么条件？”
“什么‘什么条件’”？胡娅沁反问。
聂大跃心里鄙视：装什么装！
停顿了一下，呼出一口气，聂大跃说：“我们离婚你要什么条件？”
“没有什么条件，”胡娅沁说，“只要给我自由就行。”
听口气，仿佛聂大跃这些年一直是在软禁她。
说得好听，聂大跃想，没什么条件你提出离婚干什么？没条件你硬要说我在深圳有另外的女人干什么。
尽管心里这么想，但聂大跃还是不想与她争执，只要能顺利解决问题就行，于是说：“总得有点条件吧。”
在此之前，聂大跃还跟妹妹聂小雨讨论过这事，妹妹也不反对哥哥离婚，但是她怕胡娅沁提出分走一半资产，并说如果那样，宁可不离婚。所以，现在胡娅沁说没有条件反而使聂大跃怀疑她有更大的条件。根据聂大跃这些年的实践经验，女人凡是说不要钱的，那就是有更大的目标。聂大跃不怕给钱，但是怕更大的目标，因为那个目标大到多少他不知道，所以才可怕。不过，对于胡娅沁聂大跃不是很怕，因为他跟聂小雨已经商量好了，如果胡娅沁提出分走一半资产，免谈。
“我要儿子。”胡娅沁说。
“就这些？”
“就这些。”
“就不要一些钱？”聂大跃问。
胡娅沁回答：“我有一双勤劳的手和一副健全的大脑，我能养活自己的儿子。”
聂大跃看着胡娅沁，疑惑了。按照他的理解，既然胡娅沁主动提出和他离婚，那么十有八九是另外有人了，否则中年女人不会无缘无故主动提出和丈夫离婚的，既然如此，那么当然就不会要求带儿子，将心比心，就是聂大跃自己，如果和胡娅沁离婚之后再结婚，也不愿意再娶一个带着儿子的离异女人，所以，聂大跃以为胡娅沁一定将儿子推给他，并且他也做好了把儿子接过来的准备，他万万没想到胡娅沁竟然提出要儿子。
聂大跃又想，要儿子就等于要资产，因为聂大跃就这么一个儿子，自己的事业做得再大，将来全部的资产还是要继承给儿子的，胡娅沁口口声声说不要钱，却提出来要儿子，还不是绕着弯子要他的全部资产嘛。聂大跃说不行，儿子是我的命根子。
“是你的命根子？”胡娅沁嘲笑说，“你为他开过几次家长会？半夜发烧的时候你背他去过几次矿上医院？你知道他是怎么样从会站立到会蹬下再站起来的吗？你理解他被小朋友欺负之后多么盼望着爸爸能站在他身后为他叉着腰吗？你没有！你一次都没有！现在儿子大了，你倒说是你的命根子了，你好意思说这话吗？！”
聂大跃额头出汗，无话可说。他承认胡娅沁说的都对，承认这些年考虑自己的事情多，考虑儿子的时间少，自己现在终于有自己的事业了，成了老板了，确实得到了许多，但失去的永远失去，永远没有办法弥补了，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他宁可事业发展慢一点，宁可少赚一些钱，也要多花一点时间在儿子身上，或者干脆自己的态度坚决一点，坚决要求胡娅沁辞去矿上的工作带着儿子随他一起在深圳生活，可时光是不可能倒流的，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犯下的错误，无论怎样努力，也不可能在中年或老年来弥补。更让聂大跃沮丧的是，他印象中那么柔弱的胡娅沁竟然这么能说，灵牙俐齿，简直就是一个现代版的凤姐，自己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呢？或许胡娅沁以前并不是这样，而是最近几年练就的？最近几年她基本上就在矿上，又怎么能够练就这副本领？聂大跃感叹时代的变化之快，感叹岁月的无情，感叹自己以前对自己的老婆确实是太忽视了。
又拖了一段时间，聂大跃自己慢慢想通了。想着儿子总归是我儿子，不论现在判给我还是判给胡娅沁，始终都是我儿子，这是血缘关系，是任何力量都没有办法改变的，即便儿子现在受他母亲和外婆外公的影响，对我的感情淡一些，但等他大了，等他自己成为“爸爸”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就会慢慢变化了，如果不变，那也是天意。天意不可违呀。于是，聂大跃最后答应胡娅沁的要求，同意儿子判给他，同时主动说：“你多少还是要点钱吧，一百万够不够？”
“你少来这一套！”胡娅沁说，“我说不要就是不要。但是儿子归我。”
这下聂大跃真的没有话说了。只能相信一个人如果长期按大知识分子的标准要求自己，时间长了，真就能变成大知识分子了。比如胡娅沁。
聂大跃想好讲好散，看在儿子的份上，也不想与胡娅沁闹得太僵，于是就想找写轻松的话说。调侃到：“你是不是打算让我一辈子欠你的？”
但胡娅沁并不领情，她从鼻子眼里面哼了一声，说：“只有你们那种家庭的人才能有这种想法。你欠我的多着呢。你以为给一百万就不欠我的了？告诉你聂大跃，如果我真想贪你的钱，要的就不是一百万，我可以分走你一半的资产，你信不信？！”
这下，聂大跃彻底没话说了，所有需要表达的思想全部通过额头上的汗珠充分表达出来。
根据秦石峰的建议，聂大跃决定招聘一名总经理来协助他管理岳鹏实业。由于这次不是一般的招聘，所以聂大跃特别重视，没有去人才市场，专门在《深圳特区报》做了广告。是那种8×24厘米的中等广告。这种广告如果用在房地产行业新楼盘销售方面属于小广告，但用在人才招聘上就是大广告，常常只有富士康或华为中兴这样的大公司才采用。但聂大跃大事不小气，为了能招聘到一个理想的总经理，他不惜多花广告费。
广告登出来之后，马上就接到了电话，不过这个电话不是应聘者打来的，而是深圳市人才市场打来的。人才市场说岳鹏实业这样没有经过允许就直接在报纸上打广告是违法的，念你们是初犯，赶快来补办手续，否则要罚款。聂大跃不知道作为独立法人地位的公司自己在报纸上打广告招聘总经理犯着哪门子法，他问聂小雨，聂小雨在大学里上过法律常识课，但人才市场所说的法律显然不属于常识范围，所以聂小雨也弄不清楚。聂大跃还想打电话问问其他朋友，聂小雨说算了，补办就补办吧，不就是交几百块钱嘛。于是就去补办了。
补办了人才市场的手续后，确切地说应该是补缴了一定的费用之后，又陆续接到一些不相干的电话，比如问要不要做挂历呀，要不要搞ISO900认证呀，甚至问要不要虚开增值税呀，总之，全是拉业务的。
聂小雨问：是不是我们广告上把岳鹏实业暗示得太好了？
聂大跃没有正面回答聂小雨，他也在想这个问题。广告是秦石峰策划的，秦石峰对聂大跃说过，说招聘广告策划得好，也可以变相地成为企业形象广告。看来他的目的达到了。但是既然人怕出名猪怕壮，那么企业如果形象上去了会不会也有副作用呀？
排除各种料想不到的烦扰后，招聘工作总算正式开始了。第一个环节就是接听应聘者的电话。这也是要有水平的，要能从电话中了解和判断出对方的一些基本情况，还要给对方树立本公司的良好的形象，所以应聘电话一律由聂小雨亲自接的。聂小雨的大学没有白上，直接用英语接电话，对方只有过了这一关，才通知面试。
后来的发展证明，这一招很灵，起码挡驾了百分之八十充数的“滥竽”。如今什么东西都有假，人才中的假货更是少不料。不但履历可以作假，而且文凭也可以作假。假文凭有时候做得比真文凭象，想也知道，既然人民币都能造假，文凭当然更能造假，造假文凭总比造假人民币容易吧。文凭虽然可以造假，但是英语水平尤其是口语水平造不了假，所以那些天聂小雨相当于把自己当成一张筛子，先把真假人才区分开来，然后才挑选。
经过如此一番折腾，最后总算招聘到一个合格的总经理。
总经理是从最后十一个人选中选拔的，姓陆，叫陆大伟，大连人，中国第一代MBA，三十四岁，曾经在外资企业和国内的几个大型企业担任过高级职务。是不是吹牛不敢说，但是接受过高等教育是肯定的，聂小雨跟他用英语当面对了话，秦石峰与他谈论了巴非特，他都能应付，看来假不了。特别是气质，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肯定是人才，不是正才就是歪才，歪才也是才。聂大跃决定试用，同时将前二至五名的竞争者资料留下，以待备用。
聂大跃对整个招聘工作结果比较满意，功劳记在秦石峰的头上。他对魏长青说：看来秦石峰这小子是有两下子，给我提的几个建议都不错。
魏长青说：他是不是看上你妹妹了？
聂大跃说：谁知道呢，这是他们自己的事。
聂大跃其实是知道的，知道秦石峰确实是看上聂小雨了。但是这一次关于招聘总经理的建议秦石峰却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因为新来的总经理陆大伟很快也看上聂小雨了。所以秦石峰的行为算是印证了那句老话：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陆大伟对搞实业确实不陌生，不仅懂管理，而且还懂经营，对市场有感觉。刚来不久，就提出了许多改进经营与管理的建议。其中的一项建议是战略性的，最有价值。这项建议是：根据现在VCD已经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这一实际情况，建议压缩生产线，集中精力开发高科技含量更高的新产品，将岳鹏实业包装成具有实力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申请“二板”上市。被压缩的生产线搬迁到关外，现在的厂区改作商业用途，获取更大的利润。
陆大伟的报告是交给聂小雨的。按道理陆大伟在公司里的职务比聂小雨高，他的上司应该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聂大跃，所以陆大伟有什么报告应该直接呈送给聂大跃，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陆大伟认为，既然聂小雨是第一个接待他应聘的人，所以他就应该把聂小雨也当作老板。陆大伟能够这样做，说明他当职业经理已经当得相当成熟，或者说已经当“油”了，知道怎样摆正自己的位置，知道怎样处理老板和老板亲戚之间的关系。当然，陆大伟能够这样做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解释，那就是他可能看上聂小雨了，于是故意制造更多与聂小雨接触的机会，并给她留下好印象。
果然，聂小雨看完陆大伟的建议之后佩服得不得了，马上转交给聂大跃，并且加上自己的观点，说：我们这个厂区现在已经变成市中心了，旁边的工业用地都已经商业化，如果我们能把它改成商业用地，什么事不做，一分钱不掏，就是与房地产开发商合作将来分楼盘也赚大钱了。并说这个陆总看来真的招对了。
看着陆大伟的报告，听着聂小雨的议论，聂大跃心里非常高兴，但是他没有马上表态，而是决定召开第一次公司管理决策委员会正式会议。这个管理决策委员会也是聂大跃听从秦石峰的建议成立的，但是自打成立以来并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这次破例召开，既体现了聂大跃对陆大伟意见的重视，又算是对秦石峰建议的采纳，可见，聂大跃是会搞平衡的。
岳鹏实业的管理决策委员会成员除了公司部门正职经理以上管理人员外，还邀请了公司之外的两个人参加，这两个人就是秦石峰和魏长青。请秦石峰担任会员没有什么可说，这个委员会本来就是根据他的建议设立的，所以他不但是委员，而且是重要骨干，至于请魏长青担任委员，主要是出于人情考虑，自打魏长青按照秦石峰的建议把咖啡屋兑出去之后，他们三个人好像就没有了聚会的场所和理由，于是还是秦石峰建议：把石兄也请来当委员吧。秦石峰这样一说，聂大跃当然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反正也是无所谓的事情，于是魏长青也成了聂大跃岳鹏实业的管理决策委员会委员。
对于魏长青稀里糊涂地把咖啡屋兑出去的事情，聂大跃总觉得他欠考虑，甚至觉得不妥，所以当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还问魏长青为什么这么做？魏长青瞪着大眼看了聂大跃好长时间，说：“不是你让我这么做的吗？”于是聂大跃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来自己当初确实是说了“好主意”，弄了半天还是自己稀里糊涂，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对魏长青有了一份责任。
陆大伟的报告得到全体委员的一致支持，连他的情敌秦石峰都不例外。当然，还有可能是秦石峰当时并不知道陆大伟是他的情敌。
报告通过之后，聂大跃组织实施，并且让陆大伟担任实施小组组长，聂小雨魏长青配合工作。这样，陆大伟就更有机会天天沐浴在聂小雨的灿烂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