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跟李冬青开始了第二次合作。第一次合作是做生意，以我吃了个哑巴亏告终。但愿第二次合作这家伙能诚实点，玩心机我实在不是他的对手，奶奶过去说我我还不服气，现在我自己也承认，我这个人脑子聪明，心眼却太实在，这是一组矛盾，智商和性格的矛盾决定我跟诚实的人合作可以做好任何一件事情，如果遇上李冬青那样的对手，稍不留意我就会吃亏栽跟头。可是，我又不能拒绝这种合作，打日本人靠的就是大家合伙，独木难支，一根筷子夹不起菜的道理我懂。朋友可以选择，合作伙伴往往没办法选择，比如李冬青，现在我不跟他合作就没办法对付日本鬼子，反过来他也一样。日本鬼子在县城吃了大亏，我们估计日本鬼子肯定得报复，加紧整军备战。老伙计们都配上了日本鬼子的三八大盖，这种枪枪身长，射程远，又有刺刀，不适合我们干过去那种打家劫舍、绑票抢掠的事情，却适合战场上两军对阵。我们现在的主要目标已经不再是肥羊、油点子，而是日本鬼子，所以我们非常喜欢这些能在战场上发挥威力的新式武器。
在县城外打那一仗时的天气状况，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可能跟精神太紧张战斗太激烈有关系。过后我曾经问过伙计们，伙计们说的各不相同，有的说是晴天，有的说是阴天，有的说那天刮风了，有的说那天根本连个风丝丝都没有。看来伙计们也跟我一样，浴血奋战时留在记忆里的天气状况成了空白。跟日本人在我的地盘上干的那一仗天气情况我却记得非常清楚。跟日本人在县城打了一场之后，我们估计日本人肯定会很快就来报复，日日夜夜都在紧张地关注着日本人的动向。日本人倒好像把那一场败仗忘了，大半年过去了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后来我们才知道，日本人把战略重点放到了华北和华东，西北这边沿黄河布了一条松散的防线，并没有作为他们的进攻重点，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再向我们进攻。跟他们再次打仗是在我的地盘上。那是一个跟出生婴儿一样纯净的日子，天空蓝汪汪的见不到一丝云彩，早上我们喝过苞谷糁糁，奶奶正逗着胡小个子跟过油肉的儿子比赛谁尿得远。过油肉的儿子比胡小个子的儿子小了一岁半，尿的自然没有人家远，奶奶就把作为赌注的洋糖给了胡小个子的儿子。洋糖就是外头裹了一层纸的糖，花花绿绿的好看，比我们平日里吃的黑乎乎的土糖洋气，我们就都把那种外头裹了一层糖纸的糖叫洋糖。过油肉的儿子眼巴巴看着胡小个子的儿子得意洋洋地吃糖，嘴巴一撇一撇的就要哭出来。奶奶骂他：“你看你那个窝囊样子，赛不过人家哭啥呢？奶奶又不是红苕，还不知道你比人家小了一岁多，奶奶就是想叫你自己想一下咋样才能吃上糖呢。你好好想，想出好主意奶奶给你两个糖。”
奶奶逗他们的方式逗起了我的兴趣。我根本不相信过油肉的儿子会想出什么好主意来，过油肉就有点木瓜瓜的红苕气，他儿子随他的种肯定聪明不了。过油肉的好处就是命大，肚子上挨了一刺刀，在县城的医院里躺了两三个月居然又活蹦乱跳地回来了。过油肉的儿子说：“你哄我呢，你只有一块糖，给了狗蛋，再没有了。”狗蛋是胡小个子儿子的乳名。我们的根据地是狗娃山，奶奶给我起的小名叫狗娃子，我当了掌柜的，胡小个子他们生下来的娃娃就都以狗字打头往下顺，胡小个子的儿子叫狗蛋，过油肉的儿子叫狗毛，再往下生还会起出什么狗字招牌的名字谁也说不清。眼下我们伙里只有这么两个娃娃，李大个子倒有两个娃娃，一男一女，可是从来不到山上来。
奶奶对狗毛说：“胡说呢，奶奶哪能骗娃娃呢，不信你看。”说着张开手让他看，奶奶的手里还有两三块糖。谁也没想到，狗毛闪电般地一把将奶奶手里的糖抓起就跑。奶奶让他闹愣了，等明白过来才啼笑皆非地骂了起来：“这狗日下的，小小的就成了土匪，过油肉老实着呢，下的种咋这么匪气。”骂过了回过劲来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这娃保险不是过油肉的种。”
我在一旁说：“这就叫老鹞子叫鸡雏叨了眼睛。”
奶奶说：“人么，自然要一辈比一辈强才行，不然人不是活倒了么。过油肉这的种天生就是当伙计的料。”
我说：“你还盼隔辈人接着当伙计呢？”
奶奶叹了一口气说：“不当伙计干啥呢？当老百姓能不能混口饱食不说，就是受的欺负让人都难活，我宁可当土匪叫人家灭了，也不看着人家的脸色过活。”
奶奶的过去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她过去在马戏班子卖艺，卖的就是她甩绳子飞人的本事，她过去生活的情景从来没有给我讲过，我不知道她是不善于讲述过去，还是过去太痛苦而不愿意提及，人对过往的苦难经历有回避的本能。有人说时间可以抹平一切，让我说，对曾经遭受苦难的回避本能才可以抹平一切。奶奶说得不错，在那个以有钱人为主宰的社会里，如果我们没有枪，不在伙里当伙计，我们就只能是有钱人脚底下的泥土。
我正在跟奶奶闲聊，李大个子像一个漏了气的大皮球，气喘吁吁地滚了过来，见到我跟奶奶便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他一直在山下带着他的那个队经营农副业，负责我们伙里的外围守卫，一大早他突然亲自跑上山来肯定发生了大事。我跟奶奶不约而同地问他：“咋了？出啥事了？”
“日、日……日本鬼子……”
“日本鬼子来了？在哪里？”我跟奶奶异口同声地问他。
“就在山下头，在我们的村子里抢粮烧房子呢。”
奶奶骂他：“狗日的，你们手里拿的烧火棍吗？就眼看着让人家抢吗？”
李大个子缓过劲来了，说：“打死了五个，还有五六个跑了。”
奶奶高兴了：“你还成么，杀一个十块大洋，回头我就叫人给你取，你走的时候就带上。”
李大个子愁眉苦脸地说：“先不说大洋的事情，日本鬼子能吃这个哑巴亏吗？”
我也想到了这个问题，这十几个日本人突然窜到村子里，让人捉摸不透。日本鬼子的占领区离我们这儿还隔了个县城，这十几个日本鬼子窜过来干吗来了？肯定不是为了抢点粮食、烧几栋房子玩儿。李大个子说得有道理，这帮日本鬼子回去后肯定得带着大部队来报复，凭我们现在的实力，日本鬼子要是大举进攻我们，我们肯定抵挡不住。
奶奶问我：“咋办呢？”
我说：“赶紧把山下头的人都搬到山上头来，不管咋说，山上头有寨墙，能抵挡一阵子，实在挡不住了，也能从后山跑。这件事情你赶紧办，晚了就怕来不及了。”
李大个子还等着我说后面的安排。奶奶搡了他一把：“赶紧滚回去搬家去，快快把人都带上来，别的事情不要管。”
李大个子这才答应着急匆匆地像个球似的滚下山去了。我喊来卫师爷，把情况跟他说了。卫师爷也觉得纳闷：“日本人咋跑到咱们这来了？说扫荡咱们吧，才来了十几个人，可是他们十几个人咋敢往咱们这跑呢？后头会不会有大部队？可是大部队行动要经过县城才能到我们这，县城咋一点风声都不知道呢？”
奶奶说：“李冬青会不会明明知道日本人来了，不给我们说。”
卫师爷说：“除非他投了日本人，跟日本人串通起来对付我们，不然发现日本人，他恨不得请我们支援他们，哪里会不给我们通消息。”
对于李冬青会不会投靠日本人，我们倒不担心。李冬青率领县城那几百号不经打的保安团誓死抵抗日本人的事实让我们对他都挺佩服，虽然我们对他的人品不敢恭维，却对他抗击日本人的决心不怀疑。这十几个日本人到底是怎么窜过来的，来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却怎么也猜想不透。卫师爷说：“这种事情咱们蹲在山上把脑袋想肿也想不出个可靠的结果来，我看一方面要赶紧作好防御日本人的准备，另一方面得赶紧给县城李冬青他们通个消息，还得给三边军分区的八路军报告一下。”
奶奶“哼”了一声说：“你还指望李冬青来搭救我们吗？我们给过八路军一百石麦子，他们记我们的好处，还可能跟我们联手，李冬青那肯定不会为我们挡枪子。”
卫师爷说：“不管咋说我们上一回也救援过他们，日本鬼子来打我们，他们不会置之不理吧？再说了，我们跟他们签了抗日盟约，要是我们跟日本人打仗他不来支援，那就是违背了盟约，就失了道义。还有，如果我们的狗娃山叫日本人占了，日本人把我们狗娃山当成据点，今后他县城就不要想安宁了，守不了几天就得失陷，为了他们自己他也不能坐视不救。”
我觉得卫师爷的分析很有道理，奶奶却不信服：“你别忘了，我们给县城解围，是看县城有几万老百姓，要是没有老百姓，光是他李冬青，我们能救他去？我们山上没有老百姓，都是伙里的伙计，日本人要是能把我们灭了他李冬青恐怕得拍着脑门子高兴呢。”奶奶说的是“抚额相庆”的成语，我觉得她说的也是事实，也许李冬青接到消息不但不会来支援我们，还得笑话我们也有求他的时候。
卫师爷说：“尕掌柜，奶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既然你在盟约上签了名字，发现了日本人就不能不给人家通报一下。日本人打我们，不管有没有他支援我们都得打，给他说了，他来支援我们是人情，不来他理亏，你说对不对？”
奶奶说：“嗨，我又不是不叫你们给他通消息，该咋办你们就办，我就是说那么个话。”
我说：“卫师爷，你赶紧把李冬青的联络员叫来，我们再派个得力的人跟他一块去县城给李冬青报信。给八路军通消息咋办呢？三边军分区在啥地方咱都不知道，咋报信呢？”
卫师爷说：“我也不知道到哪里找八路军呢。那个洪连长给我说过，要是有啥重要事情找他们，就把消息交给县中学的李老师，他们就能知道了，还一再叮咛我这个事情不能给任何人说。不行我就亲自跑一趟，李冬青跟八路军我一顺都通知了，你也不用再另派人了，这个事情别人知道了不好。”
我忽然想起来：那天我问洪连长是不是也派个人到我们伙里搞搞联络，他说不用了，有什么事情他有办法跟我们联络；我问他用什么办法，他没回答。看来卫师爷说的就是他的办法了，只是卫师爷怎么知道这个办法的呢？我问卫师爷，卫师爷说是洪连长让他告诉我的，他后来给忘了，今天才想起来。卫师爷和李冬青的联络员到县城分别给李冬青和八路军报信去了，我们则开始准备迎击日本人。
过了晌午，李大个子的队伍搬到了山上。他的队伍拖家带口，扶老携幼，真正的伙计不过几十个人，上山来的却足有一百五六十人。而且这些人大包小裹，手里还提着瓶瓶罐罐、锅碗瓢盆。奶奶惊叹：“哎哟我的妈呀，李大个子的部下真行，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逃难的，一问是狗娃山的，这哪里是上山打仗来了，这是上山开锅立灶过日子来了么。”
李大个子不好意思地嘻嘻笑着：“我们在山下开荒种地，伙计们有些亲朋好友就过来帮手，反正我们也需要劳力，都是伙计的亲朋好友，没办法，没办法。”
我说你没办法我就有办法了？狗日的你把这么多人都带到山上来，吃喝我就不说了，万一我们败了，这些妇孺老弱我们怎么护得了他们？能解散的尽量解散，哪来哪去不就完了，都带到山上连住都没地方，你这狗日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李大个子涎皮涎脸地说：“尕掌柜，你也不想想，这些人要是有地方去还能到伙里来吗？现在日本鬼子随时都会来，把他们散了万一走到半路遇上日本鬼子，那不就成羊入虎口了吗？大家伙都说尕掌柜跟奶奶心善得很，一定会收留大家，一定会保护大家。再说了，在山上待多长日子，吃了喝了过后从我们的饷银里扣，我们再多交上些粮食也成。”
我说我不是怕人多吃喝，吃一些喝一些有什么，反正都是伙计们的亲属，又不是给不相干的人白吃白喝了，我是怕万一日本人攻上山来，这么多人的身家性命我们承担不起。奶奶说：“算了，人都已经来了现在还能再赶下去？要活一搭里活，要死一搭里死就成了。”
“对对对，就是这话，生跟死大家都在一起，奶奶，那句话咋说来着？”李大个子问奶奶。
奶奶说：“生和死都共同。”
李大个子连忙说：“对对对，就是这话，还是奶奶有学问，就是这话听着怪兮兮的，生娃跟死人咋能共同呢？”
奶奶说的是成语生死与共，这里的生是生存、活命的意思，而不是出生、生产的意思。李大个子显然没有弄明白此生非彼生。奶奶的表现让我相信，她肯定也没弄明白二者之间的区别，因为李大个子提出疑问之后，她没作任何解释，如果弄明白了，她肯定会耐心细致地给李大个子解释一番，进一步证明她确实有学问。本来我应该把这句话的确切意思向他们解释一番，可惜当时我心里烦躁不安，即将面临一场血战，李大个子又带来这么一大堆麻烦，我哪里有心思给他们解释这些，连忙叫来王葫芦，让他给李大个子带上来的人安排住处。王葫芦为难地问：“咋住呢？”
我们山上的窑洞都是分配好了的，场院里盖的几栋房子也各有用途，即便现在马上就腾，一下也根本挤不下这么多人。王葫芦话少，三个字便表明了我们面临的困难。
李大个子连忙说：“不怕不怕，住不下就住在露天地里，要是下雨了临时到窑里避一避就成了。”
奶奶说：“那不成，住在露天地里，夜里山风硬得很，露水也重得很，娃娃老人哪里经得起这么折腾。”
王葫芦还是那三个字：“咋住呢？”
奶奶寻思了一阵说：“所有的人都把住处腾出来，然后按男女搭配，男人跟男人住，女人娃娃跟女人娃娃住，分成男洞女洞、男房女房，不按家住了。我跟尕掌柜也都一样，跟伙计们一搭里挤。”
李大个子嘻嘻笑了：“奶奶，男洞女洞，男房女房我听着咋那么别扭呢。”
奶奶说：“嫌我的办法别扭，你想个不别扭的办法。”
我说：“李大个子不是说你的办法别扭，是说你男洞女洞、男房女房的叫法别扭。”
奶奶又说：“那你说咋叫就不别扭了？”
我们谁也没想出更好的叫法，就不再跟她争执这个问题，不管她的叫法别扭不别扭，她出的主意确实是个好主意。我们的窑洞和房子如果按照现在的住法当然容不下这么多人，然而，有一些人的住处还是非常宽敞的，比如我一个人占了一套里外间的大窑洞，奶奶也独自占了一间窑洞。还有成了家的伙计，比如胡小个子、过油肉也都是一家三口各占一孔窑洞，伙计们集体住的地方也还有富余。如果按照奶奶的办法重新调整一下，男的跟男的挤，女的跟女的挤，大家克服一下还是能够把李大个子的人都安排下来的。好在我们的伙计跟亲属都是受苦人，只要能有个地方躲风避雨，谁也没有个人空间的高级要求。奶奶的办法一说出来，王葫芦马上说了三个字：“那成呢。”
于是我们就把所有窑洞分成了男洞女洞，所有房子分成了男房女房，总算把人都安顿下来了。然后，伙里的一些骨干就聚到一起商量对付日本人可能的进攻。老伙计们经过县城外的那一仗，或多或少都受了伤，养了这些日子大都已经彻底好了。也有的人留下了后遗症。过油肉腹部做了手术，饭量变得特别大，一顿能吃六个馒头，正常人吃两个就饱了，他说肚子里不知道什么部件叫大夫给割掉了，肚子空了所以饭量大。王葫芦留下了残疾，左腿走路一跛一跛的，刮风下雨一变天半个身子都疼。大家聚到场院里商量来商量去，也商量不出高明的退敌方法，只能用那句老话来总结我们商量的结果：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好在我们有石头垒起的寨墙可以依托，枪支弹药也充足，如果日本鬼子没有什么特殊手段，估摸着他们拿我们也没办法。如果实在抵挡不住了，又没有外援，最后一招不过就是从后山一跑了之。
日本鬼子这一回来得非常快。太阳还没傍山的时候，李大个子在山下留的探子就报来了消息，日本人已经到了。据探子说，日本人这一回动静很大，黄蜡蜡地漫山遍野，没有上千人也有五六百。过了一阵我们就看到了从山下冒起来的滚滚浓烟，日本人正在烧李大个子他们的房子。当夜日本人没有攻我们的寨子，第二天一大早日本人就开始用炮轰我们的堡子，也不知道日本人哪来的那么多炮弹，把寨墙轰得东倒西塌，除了外面留下的几个瞭望哨，伙计们跟妇孺老少都躲在窑洞里头不敢露头，这个时候谁要跑到场院里说不准就得挨炮弹。经过跟日本鬼子上一回的战斗，我们多多少少也知道了一些他们的战术，轰炮的时候他们的人不会朝上攻，炮停了他们才会开始进攻。日本人这一回带的炮多炮弹也多，足足轰了一泡屎的时间，炮声才渐渐稀落下来，弹着点也开始向后山移动了。我们都知道日本人要上来了，也用不着下命令，伙计们提了枪从窑洞里冲出来各自守到了寨墙上面。
山路蜿蜒曲折，路又窄，日本兵上得很辛苦，在山道上曲里拐弯远远看去像排成队的蝗虫。日本人对我们估计不足，中央正规军都打不过他们，我们这些草莽当然更不是他们眼里的菜。我判断这一拨日本鬼子肯定不是我们在县城收拾的那一拨，要是那一拨他们就不会这么大意。离寨子大概有一里路的时候，日本人开始展开战术动作，离开了山路，沿着山坡散开，成散兵线朝我们的寨子摸了过来。我下命令，谁也不要乱开枪，等日本人靠近了给他狗日的来个冷不防。日本鬼子也不傻，攻到离我们堡子半里路的时候就不再朝前爬了，而是利用地形地物躲藏起来朝我们进行火力侦察，机枪、步枪、掷弹筒将铁与火如同冰雹一样泼洒到我们的堡子上。好在我们有堡子的掩护，伙计们蜷着身子缩在寨墙后头，有的还捂住了耳朵抱住了脑袋，如果这个时候有人看到我们的形象，一定会大失所望，认为我们是一群胆小怕死的窝囊废。我却对他们充满了信心，我知道，只要机会一到，我的这些表面上看上去乱七八糟窝里窝囊的伙计就会变成猛虎，县城外头的一场战斗，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至今县城里的百姓中还流传着种种关于我们的神奇故事，如果把那些故事编辑成书，一定能跟《封神演义》、《三国演义》那些闲书描述的情节媲美。
敌人开始进攻了，不用看，我一听到他们嗷嗷号叫的声音便知道，日本鬼子进攻的时候非得嗷嗷乱叫，好像在通知我们他们进攻了，让我们好收拾他们。伙计们跟我一样，纷纷从寨墙上探出脑袋。日本人穿着黄蜡蜡臭狗屎颜色的军衣，戴着圆鼓鼓王八壳一样的钢盔，闷着头开始向我们的堡子冲击。李大个子问我：“做不做？”我说等到墙根底下再做。李大个子就主动把我的命令传了一圈，我们不是正规军人，没有传令兵、勤务兵那一套，有了什么命令，抓住谁就让谁传达给别人，这样也有好处，人人都是传令兵。我对胡小个子说：“你给伙计们说一下，我不开枪谁也不准开枪。”胡小个子又把我的命令传了一圈。奶奶在旁边补充说：“还是老规矩，打死一个奖十块大洋。”
敌人攻到了我们堡子下面。我瞄准一个挥舞战刀的日本鬼子开了一枪，那个鬼子捂着胸口倒下了。伙计们看到我一枪放倒了鬼子的指挥官，精神大振，学着日本鬼子嗷嗷叫喊着把手雷、枪弹一古脑地往鬼子脑袋上头甩了过去。鬼子蒙了，稀里哗啦地退了下去，草丛、坡上留下了几十具敌人死尸和伤兵，死的老老实实地摊在那里活像一条条的狗屎，伤的在地上痛苦地扭动呻吟活像被捕到岸上的鱼。伙计们没想到日本人这么轻易就被我们打退了，吆吆喝喝地欢呼、笑骂着敌人。敌人并没有退远，他们退到我们的射程之外便停了下来，就像疯狂的野狗，挨了人的砖头之后，退后几步，却仍然朝人龇牙咧嘴，随时准备下一次的反扑。敌人又开始打炮了，我们赶紧跑回窑洞里躲避炮弹。这种时候我们的窑洞就显示了极大的优越性，炮弹落到窑背上，等于打到了山上，我们躲在窑洞里安如泰山，炮弹根本伤不到我们。有些炮弹落到了场院里，我们在窑洞里趴在地上，溅起的炮弹皮倒也伤不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日本鬼子能跟我们相持多久？我们这一带不是日本鬼子的占领区，这帮日本鬼子到底是什么路数到现在我们也没弄清楚，他们到底是来报复一下，还是准备攻占我们的山寨当据点？我们谁也不清楚。这场战斗作为守方，我们处于被动，敌人则处于主动，如何结束这场战斗，不取决于我们，主动权操在日本人手里。
敌人这一次的炮火准备时间很长，炮火也非常密集，轰隆隆的爆炸声把孩子吓得哇哇哭叫，妇女们也捂了脑袋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日本人的炮火总算停歇了，我们急忙冲上寨墙准备应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日本鬼子正在搬着尸体抬着伤员撤退！我觉得自己的脑子有些不够用，按照日本人打仗的那股凶狠劲儿，他们无论如何不会刚刚开打吃了点小亏就乖乖撤退。我用奶奶捡回来的望远镜观察着敌人的动静，实在看不出日本人有什么诡计。
“尕掌柜你听，山下头好像打开了。”就在胡小个子提醒我的同时，我也听到了山下面传来的枪炮声，援军到了，只是还弄不清楚来的是李冬青的保安团还是洪祁的八路军。伙计们显然都明白发生了什么，我们对援军没抱希望，因为我们对李冬青和他的保安团不信任，八路军来去无踪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所以虽然卫师爷已经跟李冬青的联络员跑去报信了，我们并没指望他们能支援我们。此时山下的枪炮声就像兴奋剂，伙计们如同撞响了底火的炮弹，不等我的命令，疯了一样地叫喊着冲出寨门向正在撤退的日本鬼子扑杀过去……
我们再一次赶跑了日本鬼子，取得了胜利。当我们在半山腰跟前来支援的保安团、八路军会合的时候，我的胸腔里酸酸的热热的，盛满了感激的泪水，要不是因为我是狗娃山的掌柜，我肯定会大哭一场。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拥抱了李冬青，真心实意地拥抱了他，过去对他的种种恩怨如同阳光下的冰块，消融得一点痕迹也不见了。我确实没想到李冬青会亲自带着保安团来支援我们，对八路军我倒没有怀疑，凭着我跟他们的老交情，只要他们知道了消息，绝对不会坐视不救的。这一回八路军来的不是洪连长，而是另外一位连长，他告诉我洪连长当了营长，正在军分区受训，所以部队就派他这个连来了。
我们诚心实意地邀请他们到堡子里做客。他们都谢绝了，李冬青说保安团主力他给带出来了，万一日本人趁机进攻县城麻烦就大了；八路军连长说他们还有任务，我们只好分手。李冬青走了几步又跑回来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递给我：“我儿子在你们山上住了一个多月，还想得不成，这不，知道我要来非得叫我把这糖捎给啥狗蛋狗毛的，狗蛋狗毛都是你伙里的娃娃吧？”
提起这档子事儿我脸有些热辣辣的，暗暗庆幸我绑架他们一家子的时候，并没有为难虐待他们，待遇完全跟我们自己人一样。李冬青的儿子跟胡小个子、过油肉的儿子在一起耍得很好，我送他们回县城的时候那娃娃竟然哭咧咧地不愿意走。但愿他们那一代人长大之后，再不要像我们这样，整天生活在阴谋、暴力、鲜血和战火之中。奶奶拎了一架日本人的望远镜过来对李冬青说：“上一回的望远镜给了尕掌柜，这一回的给你，你们都是打日本的好汉。回去给娃娃说，狗娃山上的奶奶心疼他呢，等太平了奶奶接他到山上好好地耍几天。”
看来奶奶有了经验，及时把我打死的那个小日本军官的望远镜拾了回来，做了个顺水人情。我想笑，看到奶奶郑重其事的样子却没敢笑。李冬青接过望远镜，对奶奶说：“奶奶是女中豪杰，真正应了那句话：巾帼不让须眉。跟奶奶比我们这些七尺男儿自愧不如。奶奶送的这个礼太珍贵了，我要把它当成传家宝，让我的后人都知道他们的先人是抗日打鬼子的好汉。”
送走了李冬青的保安团跟八路军，我们开始打扫战场，收获颇丰。最让我们高兴的是，这一仗虽然有十几个伙计受了伤，却没有一个人战死。奶奶让王葫芦杀了两口猪八只羊又开了几坛子老西凤大大庆贺了一番。吃饱喝足之后按照奶奶的承诺开始发大洋。伙计们纷纷表现，说谁打日本人也不是为了挣大洋。奶奶就说对着呢，精忠报国么，杀日本人是应当应分的事情，大洋就不发了。伙计们便又纷纷说，日本人也要杀，大洋也要挣，有了大洋杀起日本人来更有劲头。奶奶就开始骂：“狗日的，里里外外都是你们的理，说的好听，心里头还是想大洋呢。”发大洋的时候又遇上了难题，这一次我们是防守，守着寨墙开枪，并没有跟日本人近距离接触，所以谁打死了几个日本人自己也闹不明白。奶奶说，既然这样，每人五块，确定打死了日本人又有人能证明的，额外再加十块，受伤的也额外再加十块。大家就一哄声地赞同。奶奶又说卫师爷的功劳最大，要不是他报信，联络了保安团跟八路军及时赶到，我们说不准还要受多大损失，弄不好就让日本鬼子给灭了。伙计们大为赞同，纷纷给卫师爷敬酒。卫师爷的脸喝得活像关帝庙里的塑像，一个劲张了嘴傻笑，笑得涎水把衣襟都洇湿了。奶奶说给卫师爷奖二十块大洋，大伙一哄声地叫好。卫师爷推辞说他没做什么事，就是跑了几十里路，不像伙计们真枪实弹地把脑袋掖在裤腰带里跟日本人干，所以不能拿赏钱，即便拿也只能跟别的伙计一样，拿五块大洋就成了。奶奶说：“你说的是你的道理，我说奖多少就多少，不拿就是臊我呢。”卫师爷只好接过了二十块大洋。伙计们拿了钱便坐不住了，纷纷逃离现场找地方赌去了，很快堡子里到处都响起了吆五喝六的声音，闹了一个通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