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碑

    八溪乡座落在雾峰山下,原是雾峰乡的一部分,直到大水库建成以后,才与大水对岸分隔开来,单独建制为乡。这是个地广人稀的小乡,与邻县的山脉相接。二十世纪前期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一场改变了很多人命运的大乱,就是从山那边轻易地呼啸而来。
    这里至今还留有一块青石碑,上面一些不无漫漶残损的刻字,记录着两百多位死者的姓名,记录着那一段动荡。
    当时来了两三个陌生人,大家以为不过是油贩子或者盐贩子,没当回事。后来才知道那些人是来“接头”的,据说谁不与之“接头”,谁的门口就可能贴上白纸条,就可能招来大祸。终于有一天,刺耳的锣声在山沟里响成一线,有人提着一个血淋淋的脑袋到处跑。大家一看,那是有名大豪绅吴四老爷的脑袋。人们这才知道革命已经发生,穷人都可以到吴四老爷家去分粮食、烧地契、搬花床、抬腌坛了,老光棍甚至可以到那里去分老婆了。
    乾坤倒转,茶峒立刻拉起了红军的队伍,连一个十三岁的小篾匠,转眼就挂上红袖章,成了一个什么连长(国华爹说的)。他胆子天大,出手最狠,但个头太矮小,杀人的时候,要站到板凳上,要双脚往上跳,刀片才够得着对方的脑袋。在一些人的喝彩之下,他抱着刚刚倒下的尸体,嘴巴对准无头的颈口,呼呼呼大饮其血(吴焕明说的)。
    他的勇敢声名大震,后来成为红匪中的一名将军也不足为奇。在一个皇权崩溃以后的大国,新政府虽说是有了,但四分五裂,几乎没有税源,靠借钱派款养下一些不成样子的枪兵,连防守几个城市都力所不支,对广大农村的零星“匪情”只可能放任不管。这种状况也许只持续了短暂的一段。北方战事结束后,官军腾出手来,缓过气来,买来了德国枪炮,于是带着“铲共队”和“挨户团”一类民团杀回头,扬言摇篮里也要过三刀,棺材板子也要刮九遍,定要把姓“苏”的斩尽杀绝。
    他们果然是一路杀红了眼。有时一刀下去,把某位红军家属砍死在饭桌前,死者喉管里还挤牙膏式地冒出饭菜,冒出糊糊涂涂的红薯丝或者南瓜叶。
    有些分过地主财物的农民,吓得杀鸡宰羊,办赔罪酒,甚至还参加民团一起清乡。不管愿不愿意,他们也得奉令朝大锅里伸筷子,把“暴脑壳”的人心人肺人肝人肠吃上一份,不然自己就得准备让别人来吃。
    将军的大哥全家就是死于这一次清乡。二哥胆小,办了赔罪酒,保下一条小命。将军这时是红军的一个团长,远走江西,找到报仇的机会是几年后的事情。他没有找到大哥全家的坟前,因为大哥已被吃得骨头都不剩一根,没什么可入坟。他只能抱着大哥常坐的一件木凳大哭一场。就在这天,一桌吃酒席的乡绅来不及逃跑,躲在包谷里,终于被红军士兵发现,吓得都举起了双手。将军抽出大刀就朝那里赶。他娘知道他要做什么,疯了似地跑过来,扑嗵一声跪下,抱住了将军的腿:儿呵,儿呵,你这一杀不要紧。你要是走了,茶峒一百多号人就活不成了呵。
    将军哭着喊:我要把他们剜出来!
    老娘知道,他是要剜出大哥一家,吓得地上砸得额头咚咚响:你要剜,先把你娘剜了!
    二哥也赶来跪下:三弟呵,三弟,我也吃了大哥的肉,我也吃了秋嫂的肉。我畜牲不如,你也在我这里剜吧……
    将军拔不动腿,发出一声长嚎。母子三人互相撕着,揪着,扯着,最后拥哭成一团。村里很多人也陪着他们大哭不已。
    茶峒就这样保存了下来。
    我看到茶峒的时候,它支着错错落落的几十片屋顶,有牛在田边吃草,有女人在门前做鞋垫。将军十几年前已经去世,死在北方一个副司令员的职位上。据说噩耗电报传来的时候,他家门前一棵老樟树刚刚轰然折断和枯亡,引起了很多人偷偷议论。他家的老房子眼下还没有毁掉,只是十分破败,一个革命纪念室的什么招牌油漆剥落,模糊不清。从窗子里望进去,那里堆放着几件尘封的农具,是禾桶和水车什么的,挂着厚实的蛛网。
    听一个放牛的村民说,将军在职的时候很少回家乡。乡亲们原以为鸡犬升天,近水得月,但将军没让任何乡亲在城里谋得差事。他很多年前回过一次家乡,也只是请全村人吃了一顿饭,说是萝卜炖猪肉,实际上萝卜多,肉少——说到这事的时候,村民的口气里似乎还有一些不满。
    将军的二哥也已去世。他生前不时接到北方来的汇款,也去城里享过几天福。不过他不喜欢城里,在北方那个城市下了火车以后,一钻进轿车,落座时大惊失色,说是什么鬼椅子呵,吓得他脔心差点跳到了口里。他更闻不得汽油味,要死要活地下车,说什么也要走路。将军没有办法,只好陪着老哥一路步行,让汽车在后面慢慢地跟着。
    将军的娘当然也去世了。那个保住了村庄的女人,葬在老屋的后山上。有两只黑山羊常常在那里发出咩咩咩的叫声,听上去像萦绕不去的呜咽。听村民们说,那两只黑山羊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不明底细,大家都不敢去抓,任它们自由出没。

《山南水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