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的一大收获，是看到很多特别的笑脸，天然而且多样。每一朵笑几乎都是爆出来的，爆在小店里，村路上，渡船上，以及马帮里。描述这些笑较为困难。我在常用词汇里找不出合适的词，只能想象一只老虎的笑，一只青蛙的笑，一只山羊的笑，一只鲢鱼的笑，一头骡子的笑……对了，很多山民的笑就是这样乱相迭出，乍看让人有点惊愕，但一种野生的恣意妄为，一种原生的桀骜不驯，很快就让我由衷地欢喜。
相比之下，都市里的笑容已经平均化了，具有某种近似性和趋同性。尤其是在流行文化规训之下，电视、校园、街道、杂志封面、社交场所等都成了表情制造模具。哪怕是在一些中小城镇，女生们的飞波流盼都可能有好莱坞的尺寸和风格，总是让人觉得似曾相识。男生们可能咧咧嘴，把姆指和食指往下巴一卡，模拟某个港台明星的代笑动作——我在有一段时间就好几次见到这种流行把戏。公园里的一个小孩不幸冲着照相机大笑了，旁边的母亲竟急得跺脚：“怎么搞的？五号微笑！五号！”
吓得小孩赶快收嘴巴缩鼻子，整顿自己的表情。
山里人远离着“五号”或者“三号”，不常面对照相机的整顿要求，而且平日里聚少散多，缺少笑容的互相感染和互相模仿。各行其是的表情出自寂寞山谷，大多是对动物、植物以及土地天空的面部反应，而不是交际同类时的肌肉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还处于无政府和无权威的状态，尚未被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统一收编，缺乏大众传媒的号令和指导。他们也许没有远行和暴富的自由，但从不缺少表情的自由。一条条奔放无拘的笑纹随时绽开，足以丰富我们对笑容的记忆。
我怀疑，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在镜中是否也会笑出南瓜或者石碾石碾的味道，让自己大感陌生？
09准制服
同我一起下乡的有妻子，还有姐姐和姐夫——他们从四川省一个大企业退休，这次一起来转业务农。他们虽然没有当地知青，但在大学时代参加过下乡“社教”和支农，对农村并不完全陌生。
村民们对我们的开荒有些好奇，挑剔我们的动作却赞许我们的工效，怀疑我们的理由却参与我们的规划。有的还给我们挑来猪粪和草灰。看到我们脚上的黄鞋子，他们脸上多有惊讶之色。我这才注意到，他们脚下已见不到这种鞋子。哪怕是一位老农，出门也经常踏一双皮鞋——尽管皮鞋可能蒙有尘灰甚至猪粪，破旧得像一只只咸鱼。年轻女子们当然更多一些讲究，脚下如果不是高跟鞋，就一定是松糕鞋——那种鞋底厚若砖块的日本样式。可能要不了多久，她们还会紧紧盯上吊带裙、露背装、指甲油、眼睫膏一类，一个个身体全方位装修升级，随时准备踏上VIP晚宴的红地毯。
西装成衣眼下太便宜了，已经普及到绝大多数青壮年男人，成了一种乡村准制服。不过，穿准制服挑粪或者打柴，撒网或者喂猪，衣型与体型总是别扭，裁线与动作总是冲突。肩垫和袖扣的无用自不用说，以挺刮取代轻便也毫无道理。如果频频用袖口来擦汗，用衣角来擦拭烟筒，再在西装下加一束腰的围兜，或者在西装上加一遮阳的斗笠，事情就更加有点无厘头式了。好在这是一个怎样都行的年头。既然城里人可以把京剧唱成摇滚，可以把死婴和马桶搬进画展，山里人为什么不能让西装兼容围兜和斗笠？难道只准小资放火，不准农夫点灯？
老五就总是穿上这么一件。一定是好些天没有换洗，一定是穿得过于多功能，他的西装已像硬硬的铠甲，而且是成人铠甲套在娃娃身上，甲片长得几可护膝。我问他为什么买得这么大。他兴冲冲地说：“大号小号都是一个价。我拣大号的买，合算！”
他不过是买衣时想多谋几寸布。
端午节，我应邀去县城，参加祭祀屈原的大典。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身为陪祭的主宾之一，我必须穿上我家没有的西装。主人倒是很热情，马上从某照相馆给我借来一套，让我临时换上。可惜这一套太小，箍在我的身上，不仅把我捆成了一个粽子，而且热得我满头大汗，似乎我一面对屈原就有不可明言的紧张和羞愧。
身旁的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湖南作家谭谈先生，都对我的满头大汗都投来同情目光。不知是谁递给我擦汗的纸巾。
我只能苦笑：“屈原是一老外吧？不然为什么大家都穿西装来见他？”
他们付之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