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县长这个人也值得记录一二。见过他的人都说，他一个阉鸡脑壳又长又尖，相貌要说多丑有多丑，为人却不失厚道。以前当地主的时候，他见了乞丐就施粥，见了死人就请人来埋，见到路上卖咸鱼的挑子，就一把拦下，要对方挑到粥厂去，说几担咸鱼值几个钱呢？你们只管吃，吃不穷我的。
有一年，山里发生宗族械斗，双方都咬死理，他就卖田来平息纠纷。
他当过几天国民党的县长，但贫下中农对他印象不错，土改的时候纷纷说，先不能斗他，要斗就斗世癞子。世癞子的田其实没有他的多，但那人太厉害一点，年三十到别人家催账，见对方没有谷，也没有茶油，就把人家准备过年的一个猪头提走了，好不尖钻！好不歹毒！正人君子不齿。
农民总是通过细节来论人的，总是记忆着细节和传说着细节，重细节甚于任何政策和理论——这与很多新派人士不一样。正因为如此，吴县长虽然成了革命的敌人，但靠一大堆细节挡着，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挨过打，还颇受乡亲们尊重。有的人家生了娃崽，请他来取名字。有的人家办酒席，请他来坐头一桌。有一次某家嫁女，请他写对联，听说他做客去了，硬是追出五六里地，一定要讨他贵人吉言。他没有办法，只好站在路上口授一联：“易挑养育千斤担，难显关怀一片心”，算是马虎应付了下来。
“文化大革命”是他没有逃脱的一劫。他还是被挂了牌子，戴了高帽子，接受群众的斗争，只差没把他当只猴子吊起来。他前面挂了一块牌，上写“牛鬼”二字。后面挂了一块牌，上写“蛇神”二字。他游行的时候就恨恨地喊：“我前面是牛鬼，我后面是蛇神！”民兵们开始还不觉，越听越觉得不是味，问他怎么能这样喊。他说你们如何写，我就如何喊，都是照你们写的喊，要不得么？民兵们觉得他也没有说错，只好马虎带过。
工作队总算找到他一个岔子，指控他搞封建迷信，一直给人看相。
他不服：“你们说看相是搞迷信，那你们买条牛不也是要看犍？”
我用这个“犍”是取其音Jan，指牛身上的旋毛眼。农民们常常查看犍的多少和位置，以此判断牛的质量和性格。在老地主看来，这不也是给牛看相？不也是革命的唯物主义？为何牛相可以看而人相不可以看？
工作队说不过他，只好再次带过。
同其他反动分子一起跪着挨斗的时候，他跪功最好，跪上两三个钟头，挺胸昂首，腰身笔直，纹丝不动，让台下所有的人都啧啧称奇。大家不听台上的发言，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膝下和腰上，让会议组织者颇为恼火。到后来，他还可以跪着睡觉，一睁眼，打一个哈欠，吞一丝涎水，发现大会还没结束，合上眼睛再睡回笼觉，身板还是稳如磐石高高挺立。会场里油灯的光线暗淡，没有人发现他去南柯国走了好几个来回。
大概是这样跪着睡习惯了，睡舒服了，他后来不跪还不行。人家坐着铡猪草，他就要跪着铡。人家蹲着栽菜秧，他就要跪着栽。动不动就给人一个罪大恶极的姿态，让人惶惶不安。他来参加一般的会议，没有人要他跪，但他坐着坐着就双膝滑落在地，要过一过下跪的瘾。“我瞌睡来了，不得了，不得了，”他不好意思地解释，“不跪一下硬是不行了。”
你回去吧，快些回去！……工作队后来也这样打发他，怕他留下来继续搅乱会场秩序。
他后来过得比较清闲。据说老婆病故的时候，他想过自杀，拿蜂蜜拌葱吃。俗话说，蜜拌葱，快如风，一吃肯定要死人的。但他吃了两回，居然就是不死，八字铁硬的。
总算等到了政治运动的结束，他重新当上了县政协委员。两个儿子也都上了大学，后来还去了美国。其中一个当了公司经理，另一个学问大得很，据说专门研究机器人的后脑壳——这是他对儿子专业成就的描述。听他这样说，好像机器人是有后脑壳的，可能还有额头和下巴之分，有五官科和泌尿科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