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地主

    吴县长这个人也值得记录一二。见过他的人都说,他一个阉鸡脑壳又长又尖,相貌要说多丑有多丑,为人却不失厚道。以前当地主的时候,他见了乞丐就施粥,见了死人就请人来埋,见到路上卖咸鱼的挑子,就一把拦下,要对方挑到粥厂去,说几担咸鱼值几个钱呢?你们只管吃,吃不穷我的。
    有一年,山里发生宗族械斗,双方都咬死理,他就卖田来平息纠纷。
    他当过几天国民党的县长,但贫下中农对他印象不错,土改的时候纷纷说,先不能斗他,要斗就斗世癞子。世癞子的田其实没有他的多,但那人太厉害一点,年三十到别人家催账,见对方没有谷,也没有茶油,就把人家准备过年的一个猪头提走了,好不尖钻!好不歹毒!正人君子不齿。
    农民总是通过细节来论人的,总是记忆着细节和传说着细节,重细节甚于任何政策和理论——这与很多新派人士不一样。正因为如此,吴县长虽然成了革命的敌人,但靠一大堆细节挡着,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挨过打,还颇受乡亲们尊重。有的人家生了娃崽,请他来取名字。有的人家办酒席,请他来坐头一桌。有一次某家嫁女,请他写对联,听说他做客去了,硬是追出五六里地,一定要讨他贵人吉言。他没有办法,只好站在路上口授一联:“易挑养育千斤担,难显关怀一片心”,算是马虎应付了下来。
    “文化大革命”是他没有逃脱的一劫。他还是被挂了牌子,戴了高帽子,接受群众的斗争,只差没把他当只猴子吊起来。他前面挂了一块牌,上写“牛鬼”二字。后面挂了一块牌,上写“蛇神”二字。他游行的时候就恨恨地喊:“我前面是牛鬼,我后面是蛇神!”民兵们开始还不觉,越听越觉得不是味,问他怎么能这样喊。他说你们如何写,我就如何喊,都是照你们写的喊,要不得么?民兵们觉得他也没有说错,只好马虎带过。
    工作队总算找到他一个岔子,指控他搞封建迷信,一直给人看相。
    他不服:“你们说看相是搞迷信,那你们买条牛不也是要看犍?”
    我用这个“犍”是取其音Jan,指牛身上的旋毛眼。农民们常常查看犍的多少和位置,以此判断牛的质量和性格。在老地主看来,这不也是给牛看相?不也是革命的唯物主义?为何牛相可以看而人相不可以看?
    工作队说不过他,只好再次带过。
    同其他反动分子一起跪着挨斗的时候,他跪功最好,跪上两三个钟头,挺胸昂首,腰身笔直,纹丝不动,让台下所有的人都啧啧称奇。大家不听台上的发言,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膝下和腰上,让会议组织者颇为恼火。到后来,他还可以跪着睡觉,一睁眼,打一个哈欠,吞一丝涎水,发现大会还没结束,合上眼睛再睡回笼觉,身板还是稳如磐石高高挺立。会场里油灯的光线暗淡,没有人发现他去南柯国走了好几个来回。
    大概是这样跪着睡习惯了,睡舒服了,他后来不跪还不行。人家坐着铡猪草,他就要跪着铡。人家蹲着栽菜秧,他就要跪着栽。动不动就给人一个罪大恶极的姿态,让人惶惶不安。他来参加一般的会议,没有人要他跪,但他坐着坐着就双膝滑落在地,要过一过下跪的瘾。“我瞌睡来了,不得了,不得了,”他不好意思地解释,“不跪一下硬是不行了。”
    你回去吧,快些回去!……工作队后来也这样打发他,怕他留下来继续搅乱会场秩序。
    他后来过得比较清闲。据说老婆病故的时候,他想过自杀,拿蜂蜜拌葱吃。俗话说,蜜拌葱,快如风,一吃肯定要死人的。但他吃了两回,居然就是不死,八字铁硬的。
    总算等到了政治运动的结束,他重新当上了县政协委员。两个儿子也都上了大学,后来还去了美国。其中一个当了公司经理,另一个学问大得很,据说专门研究机器人的后脑壳——这是他对儿子专业成就的描述。听他这样说,好像机器人是有后脑壳的,可能还有额头和下巴之分,有五官科和泌尿科之分。

《山南水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