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东照金库大劫案一千二百万元巨款而反复纠缠的所有恩恩怨怨，在此一刻，终于尘埃落定。
该有的和不该有的，每个人都进入了自己命定的结局。
我最先听到的，是关于单成功的消息。单成功于这一年的夏末，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三日后，在东照被执行了枪决。
其次，是单成功的妻子，在北京的明光医院里，经过三个月的治疗，终于苟全了性命，被一个从东照农村过来的远房亲戚接走了。那位亲戚一同接走的，还有刘川三个月前为伤者存在医院的治疗费用。两位伤者住院治疗花去将近六万，伤势较轻的邻居出院时又拿走了一万，账上还有五万多元的余款。
除了脸上身上留下多处焦皮烂肉的疤痕之外，这次烫伤给单成功的妻子带来的后遗症，主要表现在精神方面。也许她的心理基础和性格类型已经具备了这种条件，经此刺激当然就更加疯疯癫癫。亲戚接走她时，她的目光呆滞无神，口中胡言乱语，就像练了三个月法轮功走火入魔一般。
据明光医院的医生观察，来接她出院的那个人是个很穷的农民，他对能接走这位远亲和这五万元现金似乎感到非常幸运。五万元对于一个穷困地区的农民来说，确实是个机会，否则他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攒到这个数目。
关于小康、单鹃和刘川三人各自的案子，也在单鹃母亲出院后不久，连同刘川家住宅车辆被盗被毁和季文竹被殴等案，一并审结。
范小康，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盗窃罪、毁坏公民财产罪，数罪并罚，合并判处无期徒刑。
单鹃，犯故意伤害罪、盗窃罪、毁坏公民财产罪，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
刘川，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范小康、单鹃、刘川三人均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范小康和单鹃的上诉，维持原判。刘川故意伤害案经二审法院重审，认为刘川犯故意伤害罪证据不足，不能证明其实施伤害行为时具有主观故意，因而罪名不能成立。但刘川年轻力壮，与年长女性受害人发生争执时，应当预料可能出现伤及被害人的后果而没有预料，因此应负过失责任，但刘川失手后能对受害人积极设法救治，减轻恶果，属从轻情节。而且东照市公安局也来人来函，对刘川破案有功的情况向法院做了说明，认为刘川伤害单鹃母亲，与他此前参与破案有一定因果关系。可能考虑到这些因素，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刘川犯过失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判决生效后，范小康因其他问题待查，暂时留在看守所内关押，单鹃、刘川则先后从朝阳分局移送至北京市监狱局，分别交付北京女子监狱和北京天河监狱，执行所判刑期。
刘川被押到天河监狱时，已经是这一年的深秋。深秋的草木比夏天更加深沉苍郁，深秋的太阳也比夏天更加灿烂金黄。天河监狱的广场中央，那座凤凰涅的雕像与金色的太阳和深绿的草坪交相辉映，把获得重生的意义彰显得极为明朗。
刘川终于回来了，他终于回到了他一直想要回来的天监，但此时这里的一切，在他的眼中心头，都已黯淡无光。
他是和关押在朝阳分局看守所的另外五位已判决的罪犯一起押解过来的，在他离开看守所时他还不清楚将在哪座监狱熬过五年的刑期，是囚车行走的路线让他猜到了他们的去向。他的心情在那个刹那更加败坏起来，那种绝望无异于将他押赴刑场。
在押解途中和他铐在一起的，是个头大颈粗，外表强壮的家伙，这个名叫孙鹏的汉子是个酒楼的厨工，因打架致人重残，判了十年徒刑。这家伙和刘川在看守所关在同号，因为看见刘川初进看守所时曾经哭过，所以对刘川始终持以蔑视的眼光，平时与刘川说话，多是讥讽教训，现在和刘川铐在一起，动作姿势也总是由他主导，对同铐的刘川从无一点关照。刘川上车前手腕就因他乱动胳膊而被铐子磨破，以致稍稍一动就疼得钻心。
也许这时的刘川对任何疼痛都已浑然不觉，也许他这时的每一根神经都已接近麻木，也许从看守所一踏上这辆囚车，那种熟悉的感觉就让他立刻痛到了顶点——一年前的一个晚上，刘川就是乘坐一辆同样的车子，押解着一个名叫单成功的犯人，朝着同样的方向，开始了一个无妄的旅程。他那时不可能预知，这个旅程犹如哥伦布的航海一样，绕了漫长的一圈之后，还将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
但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开始，整个望不到头的人生都已注定。注定没有光亮，无法大口呼吸，胸口上的心跳，永远永远，将与此刻同样，压抑空茫。
刘川窝着身子，坐在囚车的后面，透过车厢内的铁栏向前凝望，前面的位置，本是属于他的；前面两位民警眉宇间的严肃，彼此交谈时嘴角上的轻松，本来都是属于他的。
囚车沿着东四环路向南开去，绕过半个北京的边缘。四环沿线的开阔，反而让刘川的内心缩成一团。和天监遣送大队的专职押解民警不同，分局的押送看上去比较宽松，对犯人往窗外看景不大干预，这使他得以把过去每天上班常走的路线，一一重温。沿途景物依旧，车上物是人非，这辆熟悉的囚车窒息了他的痛觉，而窗外熟悉的景物，又让心中那个以为找不到痛点的伤口，发出难忍的呻吟。
痛觉的回归让刘川干涸的两眼再度湿润，让那些早已忘却的人间热望余烬复燃，让他想到了奶奶，只有奶奶还能无条件地爱他；让他想到了季文竹，季文竹还爱他吗？想到季文竹他感觉自己正在一个深谷中坠落，身体急速下沉，却始终无法到底。
刘川被捕之后，在他所有的熟人当中，只有景科长和市局某处的一位民警一起到看守所来看望过他，从他们嘴里刘川知道，景科长已经在北京呆了一个星期，为他的事在法院检察院等有关部门积极奔走，争取从轻处理。景科长他们还给刘川带来一些水果，因为他们也是警察，所以看守所的人就让刘川收了。刘川想托景科长看看他奶奶和季文竹去，景科长也答应了。在他离开北京前最后一次来看刘川时，对刘川说了说他奶奶的情况，但没有季文竹的消息。
在看守所候审的三个月中，刘川和自己的辩护律师见面最多。那时候他天天盼着律师过来看他，不仅是为了自己的案子，更重要的，也是想从律师的口中，听到关于奶奶和季文竹的消息。他没钱请律师，律师是法院依法为他指定的，是北京法律援助中心派来为他义务辩护的。虽是义务，律师却并未选择免费辩护最常见的态度，老调常弹地在法庭上说说刘川年轻气盛，说说单鹃害人在先，然后请法庭量刑时予以从轻，而是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无罪的立场。他通过对现场情况的仔细分析，认为刘川的行为不是故意伤害，而是正当防卫。但检察官似乎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实地勘察，认为如果真是受害人首先攻击刘川的话，从现场的地形条件和双方身体条件的对比看，刘川完全可以选择逃避，然后通过法律渠道解决问题。刘川当过司法警察，不会不懂法律。现场的大部分证人也都证明刘川不但没有避走，反而主动转身攻击了受害人，用热粥将受害人烫成重伤，而且还故意伤及一位无辜的邻居。审判的进程和结果说明，律师的想法固然不错，可惜办法并不实用。他在法庭上的武器，主要是空洞的情节推论和法理分析，但任何雄辩的推理和分析在公诉人抛出的一个又一个现场证据和证人证言面前，都显得苍白乏力。
但对于刘川这三个月在看守所的生活来说，律师仍然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人物，因为这时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他，只有律师能够进入那个闭塞的囹圄，为他出谋划策，向他表达安慰，给他带来奶奶的情况，带来季文竹的零星讯息。
奶奶已经出院了。出院不是因为康复，而是因为没钱。她出院后就住在小珂家那套单元里，刘川已为那套房子付了半年的房租。奶奶辞退了小保姆，她的那点退休金已经请不起保姆。听到奶奶住在小珂那边刘川心里踏实多了，他想奶奶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小珂或者小珂的妈妈肯定不会见死不救。
尽管刘川坚决反对将他被抓的消息告诉奶奶，但律师还是到奶奶那里去了一次，好在小珂没让他们见面。从刘川一出事公安机关就遵从医生的意见，没有通知刘川的奶奶，奶奶只知道刘川又到外地找工作去了，从小珂嘴里她知道，外地能赚大钱，上次刘川到秦水一去数月，就没提前吱上一声。既然已有前车，再出后辙奶奶也就见怪不怪了，要怪只怪自己以前对孩子管得太死，弄得孩子现在做什么事都不跟她说。
律师受刘川恳托，也设法联系过季文竹。季文竹伤好出院后就又接了一个戏，这一阵一直不在北京。律师和她通过电话，在电话里把刘川的情况告诉她了。季文竹托律师转告刘川，她遭受单鹃小康的伤害虽然祸起刘川，但她并不怨他，也对他盛怒之下跑去报复单鹃母亲的粗莽行为，并不赞成。她说她和刘川好了半年多了，一直以为他的个性比较内向胆小，算不上个血性男人，现在才知道他原来这么冲动，冲动之下能干出这种傻事。“他怎么不去找公安局依法处理呢？这事不找公安局处理行吗！”季文竹说。
律师只好在电话里点头：“对，对，没错。”
不过律师又说：“可能他太在乎你了，一下没控制好自己。他毕竟还太年轻嘛。”
季文竹说：“他也不年轻啦，我比他还小一岁呢，连我都知道做什么事都不能凭感情，都得前后左右算计好了再决定。感情这东西看着好，可真要一头扎进去最害人！”
律师只好在电话里接着点头：“对对，人和人不一样，刘川在这方面还不大成熟。”
不过季文竹表示她还是挺想刘川的：“我们剧组今天下午要去庙里拍戏，我会替他拜拜佛的，希望他能没事早点出来。”
律师经过自己的一番加工改造，在会见时把季文竹的话向刘川做了转达：她说她很想你，她说她没想到你会这么冲动，她说她会到庙里为你去拜佛，保佑你没事早点出来。
律师看到，刘川低着头，眼泪劈里啪啦地往下掉。律师心想：季文竹说对了，这小子真不像个血性男人。
囚车一出京开高速就放慢速度，刘川知道，他们即将到达旅途的终点。
或者，也是起点。
这条路一点没变。路边的建筑、树木、行走的人，依然如故。改头换面的，仅他一人。
囚车停在了天河监狱的铁门前面，押车的分局民警跳下车子，与守卫的武警按章交涉。少时，电动铁门徐徐打开，囚车缓缓驶入，在大门和监区的隔离地带稍做停留，接受电子摄像头从四面八方，包括对囚车底盘进行的监视搜索，确信正常后，第二道电动的铁网大门，才隆隆打开。
进入这道铁网大门之后，就进入监区了。从这里开始，刘川看到的每一位身穿制服的干警，都是自己昔日的熟人。他们彼此相见，本应关心问候，热情寒暄，互致别来无恙，谈笑彼此燕瘦环肥……此情此景，疑是昨日，其实早如隔世，已经一去不返。
囚车开进监区顺行右转，沿着广场边缘的马路平稳绕行，广场中央凤凰涅的塑像，在阳光的反衬下只是一个灰暗的剪影。车上的目光都被那只巨大的凤凰吸引过去了，这些初来乍到的犯人与刘川不同，也许没人知道这只大鸟对他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囚车最后一次停下来了，刘川明白，该是到站下车的时候了。果然，押车的民警很快发出口令，犯人们随即抱着自己的行李走下汽车。民警就在这幢停车楼前，与天监的干部交验一应文书。那些文书并不复杂，除了起诉书的副本之外，还有判决书、执行通知书、结案登记表等等，还要交验每个犯人被暂扣的私人物品。交验完成后，分局民警逐一打开了他们的手铐，交给了负责接收的监狱民警。接收他们的几位监狱民警刘川都熟，为首的一个刘川差点脱口叫出名字，他就是当初和刘川一起执行“睡眠”行动的冯瑞龙。
犯人们被带进楼内，一字排开，各自的行李放在各自的脚下，冯瑞龙站在队前点名。他声音平淡地挨个叫着犯人的名字，叫谁谁喊“到”——段文奇、李玉章、刘晓柱、孙鹏、刘川……叫到刘川时冯瑞龙抬头看了刘川一眼，刘川也看了他一眼。刘川也知道自己的目光与管教如此对视，在这个地方就是成心犯刺儿。但也许曾是熟人的缘故，冯瑞龙没有开口训责。
然后，他们被带往楼内一条笔直的筒道，在一个房间门口被命令止步，同时被命令脱掉衣服，只穿一条短裤，发了一根体温表让大家轮流夹在腋下，测量体温。楼里尚未烧起暖气，刘川冻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看见身边的孙鹏把脱掉的上衣又披在了肩上，便也学着做了，其他人也就全都纷纷披了上衣。冯瑞龙从屋里走出来了，板着脸看他们，没管。
已经试完表的人被逐一叫进屋子，叫到第三个时叫到了刘川。刘川进屋后径直走到一张桌前，入监体检的全套程序他全都清楚，完全不用民警预先指点。先测身高，又测体重，然后坐到一位医生面前。对面的女医生他也挺面熟的，但叫不出名字，他在天监真正上班的时间毕竟太短。
女医生也认识他，但还是按程序逐项发问：“姓名？”
“刘川。”
“年龄？”
“二十三。”
“身高体重？”
“一米八二，六十五公斤。”
刘川最重的时候，达到过七十五公斤。但在看守所一关三个月，人一下子瘦下来了。医生快速地给他量了血压，问了体温，然后把这些数字快速记在体检表上，然后，快速地说了一声：“行了。”
又一个犯人被带进来了，刘川立即离座走进隔壁房间，在那里接受一位男医生的继续检查。刘川记得那位男医生姓薛，但叫不全名字。他一走进这间房子男医生就让刘川自己把身上仅剩的一条短裤脱掉，然后一丝不挂地挺直站好，两手向前伸直，手心手背翻来覆去地检查了一下；又让他张开嘴巴，看看口腔及牙齿，然后让他放下手臂，自己抬起生殖器让医生查看有无性病；又让他转身自己扒开臀部让医生检查肛门；又做了两个下蹲起立的动作；又弯下腰来检查双手可否触地；又让他躺在一张小床上用手摸肚子，翻眼皮，口中同时不停地讯问：得过什么传染病吗，得过肝炎、肾病、结核、性病、麻疹、低血糖吗……刘川机械地一一回答没有；又检查皮肤，又问：身上有脓疮吗，有疤痕吗，有刺青吗，腹泻吗……等等。
检查完身体，出门穿上衣服。犯人们重新列队，在筒道里抱起自己的行李，走出楼门，穿过广场，向另一座楼房走去。刘川知道，他们要去的那座楼房，是天监的一监区，天监的入监教育分监区，就设在一监区里。
连刘川在内，六个犯人成一路纵队，在一名民警押解下，向一监区那边走去。监狱大院的每一条道路，对刘川来说，都是那么熟悉，虽然他和其他犯人一样，全都低着脑袋，只看自己的脚尖走路，但这里的每个路口，每个岔道，他的心里全都了然有数。在一个拐弯的三岔路口，押解民警在队伍后面喊了一声：“停下，靠边！”大家便一齐止步，停了下来。
六个犯人，全低着头，靠马路的一边站着，刘川知道，一定是有管教干警过来了。北京市监狱管理局颁发的《罪犯改造行为规范》中规定：犯人在与管教人员同方向行进或迎面相遇时，应停步靠边让路，在管教人员行过五米后，再继续行进。在停步的片刻，刘川眼睛的余光不知怎么那么管用，他没有抬头但已经知道，迎面而来的两位管教人员，一位是监狱的狱长助理，另一位就是一监区的民警庞建东。
庞建东显然也看见刘川了，他因此而放慢了脚步。也许是刘川的样子完全变了，脸颊瘦得厉害，头发乱而无形，完全想象不出他就是当初庞建东在慈宁公墓看到的那个被众人簇拥着的刘川，完全想象不出他就是当初邀请庞建东去万和城吃饭跳舞时那个英俊倜傥的刘川。庞建东从刘川身边慢慢走过，直到完全确认，这个脸色发黄，身体细瘦，抱着铺盖，在路边低头默立的犯人，就是刘川时，庞建东才仓促地回应了押解民警的寒暄：
“吃饭了吗？”
“还没呢。”
庞建东一步三回头地，跟在狱长助理身后走了。犯人们这才迈开脚步，继续向前走去。
他们走进了一监区的罪犯出入口，正式的入监程序从这里才刚刚开始。
第一道程序，是净身。
虽然在刚刚进行的身体检查中，犯人们也被命令脱光了衣服，但那是体检。现在脱光衣服，才是真正的净身检查。在监区筒道端头的活动区里，六名新到的犯人排成一列，冲墙蹲下，然后被一个个轮番叫起，命令脱掉衣服，打开行李，大至被褥，小至内裤，全被民警一一抖开检查捏摸。对现金、首饰、手机、手表等必须由狱方统一保管的物品，都填写了罪犯物品暂扣清单，经本人签字确认后收走。刘川是在医院被捕的，被捕时身上的衣服口袋里，只有几百块钱。在看守所的几个月中，由于允许给他送生活用品的亲属只有奶奶一人，而奶奶又没法到看守所来，所以他在看守所用的被褥等生活用品，都是用这些钱买的，几百块钱基本花完。在跟随刘川的档案一起送来的那只透明的小塑料袋里，除了刘川的手机和手表外，只有五元四角钱现金，这五元四角现金也正正规规地，给刘川开了一张收据。
净身检查至此结束，刘川在填写了一张被服卡后，得到了一身蓝色囚服和一只塑料脸盆，他在看守所买的那床被褥，都打包由民警一并收走。
换好衣服以后的第二道程序，是剃头。没有轮到的犯人仍然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刘川是第一个被叫过去的，也是找个墙角蹲着，不围任何盖布，只是往前探着脖子。给他剃头的是个老犯人，蹲在刘川的对面，用一只很旧的电推子从刘川脑门的正面，直直地推了下去。那推子很钝，总卡刘川头发，与其说剃，不如说拔，痛得刘川龇牙咧嘴，肌肉紧绷，后背上的汗把内衣都湿透了。
推到一半推子终于彻底不响了，老犯人向管教人员做了报告，管教拿着推子检查了半天，看来确实不能用了。一个管教到其他监区借推子去了，刘川就探着个阴阳头一直在墙角蹲着，蹲得两腿酸得真想坐下，但又不敢。半小时后推子来了，好歹把刘川头上剩下的那一半头发推掉了。这次疼痛难忍的经历几乎让刘川患上了剃头恐惧症，以后很久只要一看到黑色的电推子就紧张得脖子抽筋，后背发麻，起一身鸡皮疙瘩。
接下来的程序，是提讯。
其实，净身、搜查、登记物品、剃头、提讯，这几个程序都是同时进行的。刘川剃头的时候，蹲在墙边等推子的犯人就在轮流接受提讯，刘川被提讯的时候，他们就去剃头。他们比刘川幸运多了，他们用上了新的推子，躲过了那场“推子苦刑”。
提讯的内容很简单，主要是核对档案上记载的内容，姓名、年龄、罪名、刑期、捕前住址、户口所在地、主要家庭成员及联系方法等等，既是验明正身，又是完备资料。
提讯之后，刘川的入监手续就全部结束了。然后就是分班。入监教育分监区一共有十三个班，他们六个人和那天从其他分县局送来的六十三个新到的犯人分成了四个班。刘川和孙鹏很不巧地分在了一个班里。若是以往，和一个不友善的人，一个自己万分讨厌的人分到一起，一定会使刘川非常郁闷，可现在，刘川似乎对什么都无所谓了。既然已经跌入命运的谷底，一切喜怒哀乐全都不复再有。
刘川以故意伤害的罪嫌被抓，以过失伤害的罪名被判，在天河监狱引起过好一阵议论。刘川虽说在天监只上过不到三个月班，但天监很多干警对刘川印象都还不错。天监是全监狱局统一接收犯人和对新犯人(男犯)进行入监教育的监狱，所以，无论刘川今后在哪儿服刑，他肯定都要经过天监。
那一天从朝阳、丰台和房山三个分县局送来的犯人共有六十九人，从第二天开始一起进入正规的入监教育。第一堂课就在入监教育分监区筒道端头的犯人活动区进行，由分监区长杜剑亲自授课。刘川对杜剑并不熟悉，他在遣送科上班的那几个月里，杜剑一直有病在家休息，等他病好上班的时候，刘川已经辞职走了。
杜剑主讲的第一堂课，主要是对入监教育进行动员，动员的内容刘川全都知道，那些套话早就耳熟能详。他早知道入监教育的任务其实就是杜剑一上来开宗明义的四句话：明身份、习规范、学养成、吐余罪。除此就是介绍罪犯一天的作息安排和监管组织及犯群组织——监狱下设若干监区，监区下设若干分监区，分监区下设若干班，每个班都有责任民警。犯人中每班设班长，还要成立两至三个互监小组，互相监督改造，发现违规违纪现象，如不举报，小组成员要负连带责任。互监小组的组长对班长负责，班长又对其所在的互监小组组长负责。班组长之外，分监区还设杂务，负责值班、打饭、办理分监区干警交办的事务，还设卫生员、生产小组长等等职务。入监教育分监区不设生产小组长，班长和杂务也都由其他分监区抽来的老犯人担任，服刑人员不仅要服从管教人员的管教，还要服从这些班组长及杂务合理合规的管理。监狱的这些组织和规矩，刘川都已了解，杜剑动员了两个小时，他就坐在犯人当中眼睛发直，顾自胡思乱想，对杜剑的讲话似听未听，充耳不闻。
他在想，他一直在想，他不能控制不能停止地不断在想，他怎么能熬过这漫长的五年刑期，五年之后，他又该怎么熬过漫长的污点人生？这样的一生，还有什么快乐，还有什么前程。
过去别人都夸他脾气好，能忍耐，他知道那都是假好，他的心其实很高傲，很脆弱，他其实一点委屈都受不了。从进分局看守所的那一天起，他就在反复权衡速死与慢活谁更痛苦，好死与赖活谁更值得，权衡了整整三个月，最后还是一天一天不死不活地过来了。他以为他的自尊心早就彻底瓦解，早就一丝不剩，他以为自己早就成了一具不知冷暖，没有灵魂，心死如灰的行尸走肉，可昨天庞建东在路边轻蔑的一瞥，还是让他痛彻身心。
五年之后，他的亲人、他的朋友、他爱的女孩，有谁还在？有谁还能尊重他、挂念他、疼爱他？五年之后奶奶还在人世吗，季文竹还在等他吗？也许五年之后他走出这片高墙电网，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举目无亲。
新入监的头几天是最难熬的，白天的课程安排得非常饱满，只有夜间才能获得思想的空间。但监狱的夜晚与看守所大不相同，监舍里一夜不能关灯，睡觉也不允许用被子蒙头。惟一能让他打开思想的办法，只有闭上自己的眼睛。他常常哭，但即便是在深更半夜，也只能流泪，不能出声。为了压抑悲恸，他常常憋得胸胀肋疼，他的绝望无处倾述，无人倾听。
早上六点三十分，夜间值班的杂务就开始挨个敲打各班的牢门，那敲门声响得非常突然，震动人心，让刘川的心情从早起第一个时刻，就如入深渊。犯人们乱哄哄地起床穿衣，每一张面孔全都睡眼惺忪，丑态毕露。他们的样子让刘川一想到自己将长期与之为伍，将长期是他们的一员，就感到无比的烦闷和厌恶。
起床之后，不能马上出屋，犯人们叠好被子，要在小板凳上列队坐好，等着管教开门洗脸放茅。分监区有十三个班，一班一个监号，轮流洗漱放茅，再快也要一个小时。等到监号铁门的电锁响动，班长拉开铁门，犯人们才能鱼贯而出，急急地走向厕所和水房。刘川懒得和他们挤，他每天洗脸都洗得非常马虎，洗了给谁看呢？梳洗打扮是那些对生活充满兴趣的人才乐此不疲的事情，他没有兴趣，所以不需要洗得那么认真。
洗漱完毕，列队点名，点名完毕，分班打饭。刘川的食欲和在看守所相比，更加委靡不振。他不像孙鹏那种人，在社会上打打杀杀，进来后吃睡如常。从纯粹的生存意义上说，他也许不如孙鹏幸福，因为他做不到他那种近于牲口的状态，只要肚子不要脸皮。
早上吃的是稀粥和咸菜馒头，刘川只用自己的饭盆接了一碗粥，没拿咸菜和馒头。他没有任何胃口，也不在乎体虚气弱，更不在乎自己已经瘦得脱形。
早饭过后，每天的课程周而复始。上午上课，下午训练，安排得少有空闲。入监教育的课程有：认罪服法教育、服刑意识教育、遵规守纪教育、罪犯权利与义务教育、时事政治教育等等，那些大道理让刘川听得厌烦，没有一点兴趣，是每天煎熬的一种。他宁愿分班回号，排队坐在小板凳上，自己默诵《罪犯改造行为规范》。《规范》六章五十八条，也是入监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要求熟记牢记，要求倒背如流。刘川在遣送科当民警的时候，已经背过，因而可以利用默诵时间自己发呆。
下午训练比上午上课要好过一些，进行队列训练时还可以出去，还可以看到太阳和蓝天。太阳和蓝天最容易让他想到文竹，想到她甜蜜的笑容和修长的双眼。队列训练是他在公安大学经历过的课程，公大的训练以步伐为主，而在这里，除齐步、跑步、踏步和正步这四种基本步伐之外，更多的是训练三种转法和立正稍息蹲下起立列队报数之类的科目。
还有，学唱队列歌曲《喊起一二一》，这首歌是司法部推广的狱内队列歌曲，必须学的。
喊起一二一，不要把头低，迈开新生第一步，重走人生路。喊起一二一，不要再犹豫，努力改造重新做人走向光明，春去冬来我们脱胎换骨，亲人的期盼牢记心头。喊起一二一，不要再犹豫，一二三四！
这首歌刘川以前多次听犯人唱过，当时不觉得什么，现在自己唱来，才发现歌词全是豪言壮语，壮得有点陈词滥调。带队训练的队长还老嫌大伙儿声音不够洪亮，犯人们投其所好，就喊着唱，唱得声嘶力竭，队长才算满意。以致一起歌刘川就无比烦躁，无比反感，他跟着张嘴，但嘴里没声，这样暗暗抵制一下，心里才勉强好受一些。
入监教育的最初阶段，室外的队列训练并不太多，主要进行室内训练。每天练习提放板凳，要求动作迅捷，整齐划一，还有就是物品摆放，也要有规有矩。训练最多的当然还是叠被子，要把被子叠成一个方方正正见棱见角的被包，也要练一阵呢。好在刘川在公大时参加过半年军训，制作这种被包早就驾轻就熟。
队列也好，叠被子也好，背“六章五十八条”也好，刘川在班里的成绩总是最差。连孙鹏这种混混，连刘晓柱这种农村来的文盲，测验的名次都排在他的前面。包括分监区长杜剑在内，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杜剑也找刘川单独谈过，循循善诱地正面做了工作，但效果并不理想。其他队长无论谁找刘川谈话，刘川都是面无表情，少言寡语，问一句答一句，非常冷淡。刘川是觉得，命已至此，说有何用，就算谁有兴趣倾听，他也没兴趣倾诉。刘川也看得出来，队长们，无论过去脸熟的还是脸生的，都开始烦他了，但都忍着，没有发作。
队长们在一块议论刘川的时候，看法比较一致。说白了，就是刘川以为自己特殊，不清楚现在自己是谁，是民警刘川还是老板刘川还是犯人刘川！正因为这小子确实当过民警，过去家里确实有钱有势，现在突然变成阶下之囚，对罪犯的身份就难以适应，所以导致至今摆不正位置，放不下架子，脸上身上，还是牛掰哄哄！大家共同认为，从刘川的这种表现看，入监教育的学习任务对他来说，可能比其他犯人更要艰巨，而强制他认清自己的罪犯身份，在消除他反改造情绪的过程当中，更是首当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