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梅启良赏月的电话里，吴长天佯作顺便地，说了公安局来了解阿欣情况的事。由于他的轻描淡写，梅启良果然并未重视，而且在电话里还主动谈到了长天集团产权界定的问题。说材料他已经看了，其中还存在不少缺憾，在他向市里其他领导就此事沟通看法之前，恐怕还须再做些修改。吴长天诺诺连声地答应着，说等在颐和园见面之后，再细谈。他心里暗想，梅启良对此事的态度之所以变得如此主动用心，也许正是因为阿欣这件丑闻的压力所致。中国人之间说到底还是一种交互式的关系，原则和规则人人都能说会道，每个地方每个单位也都是一套一套，但真正做起事来，帮不帮忙还是要看相互的关系，一切依情形办，因人因事而异。你给我一束肉，我就还你一袋米，自古已然。他吴长天在梅启良仕途的关键时刻，替他顶了招妓陪舞这个雷，用意是尽在不言中的，岂可大恩不谢！梅启良应当清楚吴长天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他在产权界定这件事上能够投桃报李。
约过梅启良之后，吴长天自己也没想到，就在这三天之内，情势急转直下。就像身上的一个生了很久的脓包似的，突然以他未能预见，而且无法控制的速度烂出了头。那个敲诈者的再次出现，一下子将他们逼上了虎背。即便如此，他本来也只是计划用五百万元的现金这样一个巨大的诱饵，引蛇出洞。如果能摸清那个家伙的真实面目，就不怕他没完没了地再生事端。因为如此巨额的敲诈勒索，也是重罪！掌握了他的面目吴长天也就握有了一份主动：要么你我相安无事，要么大家同归于尽。但他万没想到他的忠臣李大功，在成功地引出敲诈者并跟踪到他的住址之后，竟用一支不知道从何时何处弄来的手枪，擅自做主把那个贪心不足的家伙灭了口。这一下麻烦大了，整个事件的性质由此发生了变化。从法律上说，阿欣之死死于疏忽，属于一种过失。而敲诈者之死则死于谋杀，完全是一种故意。他到现在才认识到自己用人失察，竟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李大功实在是匹夫之勇，不足以谋大事！
更为可笑的是，李大功杀了敲诈者之后，并没有马上回来向他报告，而是先驱车去了白塔寺，烧了三大把香，拜了一大堆佛，捐了五百块钱，还求了一支上上签。也许李大功这种人拜完佛心里就能好过些、踏实些了，就以为可以平安无事了。看来迷信足以阻断一个人的理智。李大功从白塔寺回来让吴长天痛骂以后，仍然执迷不悟，居然还让吴长天也去找个庙拜拜佛，求个太平，真是无知透顶！
李大功劝他信佛已非止一两日了，可吴长天想，你杀了人，烧几炷香，磕几个头，捐几枚大洋，就想得到佛的原谅和保佑，以这么小的代价，求那么大的报酬，佛祖如果有灵，会这么便宜吗？无论善恶曲直，只要拜拜佛，给佛塞点钱财，佛就有求必应，那这样的佛也会有神力吗？吴长天并不迷信佛教，在他以往的认识上，大凡宗教的宗旨和用意，只是劝人为善，净化心灵罢了。如果你坚持积德行善，就有资格盼着善有善报；如果你真能净化超脱，身在乱世也就处乱不乱了。所以，烧不烧香、磕不磕头，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心诚则灵，守善则近佛。
像他们这些人，离佛都远着呢！
李大功的鲁莽和愚昧，彻底激怒了吴长天，他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气恼。这件事，几乎每一步都是李大功走僵的，几乎每一步都要他出来为李大功一一善后。现在，他终于去杀人了。杀人，何以善其后呢？李大功在白塔寺求到的那支上上签，让他有恃无恐地竟然反过来安慰吴长天，“放心吧吴总，我进去出来都没有人碰见，我保证没留下任何痕迹。再说，公安局怎么也不能往咱们身上想啊。”
晚上，登上了昆明湖的龙舟，眼中是宁静的湖山月色，耳边是船舷击出的单调水声。微风送爽，带出几分思古之幽情。吴长天心神略定，提醒自己不要风声鹤唳，乱了阵脚。他怎么想得到在饭后的船头，他的那位刚刚过门的儿媳，他为应付今后不测而特地设下的这个证人，竟会成为李大功持枪杀人的一个活生生的幸存者和目击者！
他几乎记不清当时他对林星都说了些什么，大概是隐讳地做了些威胁和暗示吧。她当然是听明白了。可吴长天自己在精神上，却接近了崩溃的边缘。从颐和园回到京西别墅，他把从党校回来的李大功叫到自己的书房，发着满腔的恶气，告诉他天网恢恢。他让李大功赶快想办法，赶快把事态控制住，他也知道，李大功又能想出什么办法来！莫不是还要把他的儿媳妇也灭了口不成！李大功手足无措，无以为答，张皇地说：“要不要叫郑总来？这事我事先问过郑总的，郑总说让我看着办。”吴长天吓了一跳，心里有点痛恨郑百祥，也更加认识到郑百祥和他确实不是一路人。他板着脸摇头。天已经很晚了，如果郑百祥半夜三更匆匆忙忙赶过来让保姆看见，搞不好将来又是一个不利的旁证。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让李大功明天一大早约上郑百祥，他们三人另找地方出去谈。
第二天早上，他们找了个僻静的地方，谈了眼下的局面。谁都明白事情严重到了什么程度了。杀了敲诈者，本以为灭了这个活口，不料又出了个新的目击者。好像一个随身的影子，总也甩不掉似的。想来想去，想不出办法，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林星的表现上。这一点郑百祥和李大功的信心要大大高于吴长天自己。不管怎么说，她现在是你的儿媳妇了，从感情到理智，从亲情观念到现实利益，她会出去乱说吗？会大义灭亲地检举吗？应该不至于这样吧。但吴长天无法肯定地回答他们，他对林星始终有种不祥的预感，从见到她的第一天起就隐隐觉得她像一颗横冲直撞的小彗星似的，终有一天会撞到庞然大物的地球上同归于尽。
三个人商量了半天，为慎重起见，还是决定让李大功马上出国旅游，先躲一躲，看看林星有何动静再说。只要李大功安全，吴长天就不致被兜出来。郑百祥也就更安全了，因为林星和他，毕竟从未有过任何正面的接触。
有了这样的安排，吴长天依然没有踏实的感觉。夜里睡在床上，一直不能合眼。按照他的习惯，还是先把事情想到最坏的一步，然后脑子里有头没尾地设计了无数个应对的方案和可以采取的措施。但相对于可能出现的局面，都有点隔靴搔痒、杯水车薪之感。凌晨四点，电话响了，响得尖锐震耳凶险万端。他心跳着，接了，电话那边是儿子的声音。他问：“吴晓，怎么这么晚打电话？”问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答案。儿子的声音很哑，哭过似的。他说：“爸，我要找你。”吴长天说：“好，我去接你，你在哪儿？”
平时这个时间，吴长天还在梦中，所以他从未留意过夏季的天会亮得这么早。当他驱车赶到长安街西侧的中国银行新厦时，还不到凌晨五点钟。儿子和林星就住在这附近的一条古老的小街里。这里没有人。他穿过用楼体构成的凯旋门似的大门洞，进入到中国银行那四面是楼的中庭广场。还未冒出地平线的阳光是暗灰色的，作为黑夜的过渡与白昼的引子，正在缓慢地由深变浅。儿子已经来了。这围城一样的中庭广场除了儿子孤零零的身影外，没有一点人迹和声音，就像一个太空时代的壮观的废墟。
他向儿子走过去，儿子站着没动。他迎着儿子目不转睛的注视，感觉这几步路特别的漫长。终于和儿子近在咫尺，父子二人都未开口，互相凝视就已心照不宣。“围城”之外，长安街头，早行的汽车高速驶过，车轮的长啸震撼着心魄，那声音使吴长天仿佛置身于一个科幻的时空隧道，蓦然回到虽然贫穷但心平气和的二十年前。回首往昔他备感温暖，他看到了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儿子从小就敦厚、内向、老实。他的声音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才变得如此成熟和粗重，像调慢了速度的留声机发出的沉闷的低吟：
“爸，您杀过人吗？”
吴长天摇着头说：“我没有。”
儿子沉默下去，再问：“爸，您爱我吗？”
吴长天眼睛有点湿润：“我爱你，儿子。”
“如果我杀了人，犯了罪，您会怎么办？会把我藏起来吗？会帮我逃跑吗？还是把我送到公安局去，大义灭亲？”
吴长天同样沉默良久，才平静地回答儿子：“我会劝你，让你自己到公安局去，去自首。然后，我会永远永远地……为你祝福。”
他看到，儿子眼中泪光一闪。他反问：“你呢儿子，如果爸爸有这种事，你怎么处置？”
儿子的嘴哆嗦着，声音也有点哽咽：“如果能把你藏起来，我会把你藏起来的；如果能逃跑，我会帮助你赶快逃跑，逃到远远的，没人的地方去……如果，这些都不可能的话，我会劝你，让你自己到公安局去，去……自首。然后，然后我永远永远地，祝福你！”
吴长天的脸有些扭曲，但没让眼泪落下去。他上前把儿子抱在怀里，紧紧地抱在怀里！他想说：儿子，爸爸对不起你；又想嘱咐儿子几句；还想给儿子留下一个祝福……但都未开口，一切语言在此时都显得极其多余。
他松开儿子，然后就转了身，往“围城”外面走去。他听到儿子在身后说了句：“爸，我想帮你。”这是儿子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让他脸上终于热泪横流，让他无法回头。他一步一步走到长安街上，长安街的黎明是壮观的，没有行人也很少车辆，他好像第一次体会到长安街空旷时原来是如此的宽广。很多常见的事物当你换一个场合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它时，才会发现它的原貌和本质。
他的汽车静静地停在路边，在整个城市都未苏醒的时候，不会有人来管。他钻进汽车，用车载电话分别拨通了李大功和郑百祥的家，约定了见面的地方。
然后，他发动汽车，驶往他们的相约之地。他想听听音乐，试着打开车上的录音机，果然有一盘磁带在里面。那是儿子不久前送给他的一盘磁带，里边有儿子自己录进去的一首萨克斯曲，名叫《天堂之约》。那曲子开头一段的旋律就是那么流畅动听，把人对天堂的想象和期望描述得既平易又高尚。那充满了终极关怀的安宁和平静，对任何人都是一种诗意的境界。他想，儿子真是个好孩子，他应该，也一定能够抵达那个境界！
吴晓回来了。
他回来的时候天色尚未大白。他轻轻地开门，轻轻地关门，竭力不发出一点声响。在穿过客厅往卧室走的时候，才发现晨光中林星的剪影。林星已经衣着整齐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她和吴晓的目光相碰，又看着他眼神回避一句话不说地，低头走进了卧室。
林星跟了进来，她小心地问：“你上哪儿去了？”
吴晓坐在床上，头也不抬地说：“睡不着，出去走走。”
林星知道这时候是不宜话多的，她和他一样，心里都乱得没了方寸。她尽力地，保持了面上的平静，到厨房去做早饭，一边做一边屏息听着卧室的动静。当她把简单的早饭摆在桌上，走进卧室想招呼吴晓过来吃的时候，吴晓还一动不动地闷头坐在床沿上呢。那个样子让林星的心都疼碎了。她走过去跪下来，抱住吴晓的双腿，说：“吴晓，我知道你很难过，我心里和你是一样的。可咱们家你是男的，你得带着我把这一关闯过去。你别这样了，我们得坚强一点！”
吴晓不抬头，林星看不见他眼中的泪光。她使劲儿揉搓着他的手，好半天他才像是渐渐有了知觉似的，手指动动，透出一丝微薄的力量，和林星的双手感应了片刻，然后，他抽出胳膊站起来，走到客厅的餐桌前坐下。林星连忙过来帮他盛上粥。粥是她现用高压锅煮出来的，很香，他们面对面坐着，默默地、机械地，喝着碗里的粥，粥烂得恰到好处，但谁也没有半点胃口。
喝了粥，桌上的面包谁都没动。林星收了碗筷，看着在餐桌前枯坐的吴晓，试探着问：“咱们去吗？”
吴晓依然沉默着，站起来穿衣穿鞋。他们锁好门，下了楼，走出了胡同。城市的街头刚刚迎来了清晨的第一波喧闹。他们登上一辆红色的夏利，加入到越来越拥挤的汽车的川流。四十分钟后，他们在京西别墅的门口下了车。别墅的大门阒然紧闭，院墙里鸦雀无声。林星看一眼吴晓，上前按铃。开门的照旧还是那个保姆，睡眼惺忪地对吴晓说，你爸爸不知道是昨天半夜还是今天一大早就出去了，上午可能直接回公司了吧。你们进来吃早饭吗？吴晓和林星都没有进去。他们又搭车前往长天集团北京公司的大楼，到达时刚刚过了上班的钟点。在吴长天办公室的门外，一位秘书告诉他们，吴总刚刚来了电话，说是今天不舒服，要找医生看看病，不一定来了。吴总生病你们不知道吗？没跟你们说吗？秘书竟然反问他们。
林星听罢，转脸去看吴晓，吴晓面无表情。两人默默地下了楼，站在楼门口，茫然不知去向。一辆汽车驶来，在楼前停住，车上下来两个人，沿着台阶拾级而上。其中一个突然叫了林星一声，林星定神一看，心里有点发慌，她没想到在这儿会遭遇上那一老一少两个便衣。
“哟，你们在这儿。”老便衣堵住他们说，“这是吴晓吧，正好，我们正想找你们呢。”
林星和吴晓，全都束手就擒似地看着他们。
便衣警察们找来公司的工作人员，打开了一间空着的会议室。就在这间会议室里，老警察问，小警察记，开始了对林星吴晓二人的问话。
老警察先问林星：“前天在通天湖度假村被杀的刘文庆，跟你是很不错的朋友吧，他被杀那天之前你们见过面吗？”
林星点头：“见过。”
“什么时候？”
林星刚一回答小警察就开口插问，他的插问大概是为了保证记录的详细。林星看了他一眼，答：
“好像，大前天，大前天见过。”
小警察低头记，老警察继续问：“你们为什么见面？”
“碰上了。”
“他和你说了什么？”
“说了，说了几句……阿欣和艾丽的事。”
“说什么事了？”
“说艾丽敲诈别人的钱来着。”
“敲诈谁的钱了？”
林星被这个问题将住了，她看吴晓，吴晓回避了她的注视。当着吴晓的面，她怎能说出是敲诈他的爸爸！而且她和吴晓是谈好的，他们要先劝他爸爸自己主动去自首的，在此之前她怎么能够说出他！在一边记录的小警察见她卡住了，用圆珠笔点着小本子上墨迹未干的字句，引导启发：
“在大前天，刘文庆见到你，说阿欣和艾丽的事，说艾丽敲诈了什么人的钱，紧接着第二天，刘文庆就死了。所以，他跟你说的这些话就很重要了，很可能和他的死有直接的关系。他到底说艾丽敲诈谁的钱了？”
林星张着嘴，张了半天，终于说：“他没说谁，我，我记不太清了。”
小警察不满地说：“不可能吧，大前天的事，你会记不清吗？那你前天上通天湖别墅干什么去了？”
林星几乎像是在接受审问了，但她不敢抗拒，她也不知道自己有无抗拒的权利。
“……是，是刘文庆打电话叫我去的。”
“你前天还对我们说是你主动找他的，你说想找他问问艾丽和阿欣的情况，现在怎么又说是他打电话叫你去的，到底有真话没有？你是大学生，又是记者，你应该知道，知情不举和作伪证都是违法的。”
林星的眼泪在眼圈里打转，她不是惧怕小警察的严厉，而是心里有说不出的矛盾和委屈。小警察的口气还算是悠着的，他只说了知情不举和作伪证是违法，没说是犯罪。林星知道，那是属于犯罪的！这两条都可以让她走进监狱！可她仍然坚持想着她和吴晓的约定——在没有劝说他爸爸去自首之前，她不能说出吴长天这个名字。
这时吴晓站出来说话了，虽是出于丈夫保护妻子的立场，但口气却和小孩打架一样粗硬：“你们别逼她了好不好，她昨天差点没死，你们让她安静一下不行吗！”
他的矛头是直冲着小警察的，他的态度显然激起了小警察的反感，张嘴刚要说什么，被老警察摆手止住了。老警察和颜悦色地对林星说：
“好，你先冷静一下，再好好想想。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们有耐心等你慢慢想。可话又得说回来，你也不能总是光为自己想吧，也得为别人想想吧。已经死了两个人了，要是再死人，你就那么心安理得呀，人命不是玩儿的！”
谈话实际上只开了个头，并没穷追猛打就结束了。两位便衣警察站起来，率先离开会议室，上楼不知道找谁去了。林星身子沉重，差点无力从过软的椅子上站起来。吴晓过来，双手放在她的肩上，不知是想安慰她还是想扶她起来。林星说：“吴晓，得赶快找到你爸爸。”吴晓没有说话，她用目光逼着他说话，他就说了句：“咱们走吧。”
他们走出大楼，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他们去哪儿，林星无以为答。吴晓说：“去友谊医院。”她这才想起今天又到了她做透析的日子了。
他们去了医院。吴晓替她交了单子，又替她买了一针蛋白血清，直到她在透析床上躺好，他才离开。林星叫他：“吴晓，你能陪我吗？”她心里特别害怕，特别孤独，她不想和吴晓分开，不想一个人躺在这间既拥挤又有血腥味儿的屋子里。但吴晓只是轻轻地在她额头上吻了一下，闷声说：“做完以后呼我。”
吴晓走了。医生来了。医生看了她的脸色，指示护士为她量了血压，问她为什么这次血压又高了。她说可能这几天没休息好，睡不着觉吧。医生批评她，得了这个病还不好好休息，睡眠很重要的。医生在她的血液里加进蛋白血清的同时，又加了一种镇定安眠的药物，让林星很快便昏昏沉沉地进入温柔梦乡中。她梦见了宽广无垠的沙滩；梦见沙滩上炫目的阳光；梦见海天一色；梦见一只搁浅的小舟……她和吴晓在蓝天碧浪里追波逐浪，吴晓的爸爸坐在太阳伞下悠然地喝着啤酒。水中游着一群群无色透明的小鱼，天上画着一行行缓缓移动的白鹭。林星躺在浅及脚面的海水里，素面朝天，心情平静，让无边无际没有一点杂质的蔚蓝，把自己的视线充满。这是她最美好也最清晰的一个梦，清晰得让她几乎错以为真。醒来时看到这狭小的透析室，以及身边那几位满脸晦暗的病友，她那飘远的心情才砰一声掉到了地上，一下子糟糕透顶。
午后她走出医院，天上阴沉欲雨，闷热难当。她找到一个公用电话正要呼吴晓，自己的BP机倒先响了。显示的是一个陌生的姓名和一个陌生的号码。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先回了这个电话，可一听声音她马上又后悔了，原来就是那位早上刚刚见过一面的老警察。
老警察说：“咱们再见个面好吗？我们想和你单独见个面。”
她明知故问：“有什么事啊？”
老警察说：“还是那个事呀，我看你早上当着你爱人好像有些话不好说，是吧。”
她想拖延：“过两天行吗？我现在在医院治病呢。”
老警察说：“你可别故意躲我们，我们也不想拿着传票来传讯你，那样就不好啦。你在哪个医院我们去接你。”
她不清楚再拒绝会有什么结果，在这个案件中，毕竟她知道一切！可她也不能让他们到友谊医院的门口来接她，说不定呆会儿吴晓就回来啦。于是她说：
“我离前门挺近的，咱们在那儿见面吧。”
他们说定了一个具体的，谁都好找的接头地点。十分钟后，就在那个地点，林星上了他们的车子。这时天开始下雨了，雨带来了一丝凉意，但林星的胸口仍然透不出气来。她感觉自己这样鬼鬼祟祟地上了警察的车子，就像是背着吴晓加入了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
车子刚一开动，老警察就指示小警察：“别回队里了，附近找个派出所吧。”小警察打着方向盘，说：“那就上中山公园得了，近。”
车子在红绿灯路口往左一转，过了急风骤雨中更加壮观的天安门城楼，就开到红墙黄瓦的中山公园了。他们没买票就进了大门，公园的派出所就在“保卫和平”大牌坊右侧的林阴路上。林星止步不前，说：“就在外边谈吧，我不想去派出所。”小警察说：“这不是下着雨嘛，外面怎么谈。”老警察却答应了：“行行行，那咱们往这边走。”
他们就随了老警察，转而往左拐，拐到逶迤如画的游廊上，顺着游廊走到了并不很远的水榭。从这里还能看到零星游人正在远处的大屋檐下谈笑避雨，更远处还有几只小花伞在雨中缓缓移动，点缀出夏天的几许生机。
便衣们让林星坐在美人靠的绿色围栏里，下面就是一潭浮萍的幽绿。雨打荷叶赶走了游人俗闹的喧嚣，沉寂的蛙声不禁乘势而起。蛙声使这里有了些远离城市的感觉，也使雨中的水榭真的成了个可以静心私晤的一隅。
林星坐着，他们站着，依然由老警察主问：“你想得怎么样了，打算什么时候跟我们谈呀？”
林星半天答不出话来，她半天才说出一句：“谈什么？”
老警察目光平静：“艾丽敲诈了谁？”
林星说：“这也是我想问刘文庆的。”
老警察换了个问题：“那么关于那个凶手，你还能回忆出什么来吗？”
林星犹豫了半天，终于说：“……大戒指，他戴了一个很大的金戒指。”
老警察说：“刘文庆在死的那天早上给他哥哥去了个电话，他跟他哥哥说他和一个亿万富翁狂赌了一把，结果他赢了。他告诉他哥哥他很快就会把欠他的钱都还上。他跟你说过同样的话吗？”
林星无路可退，只有点头：“说过。”
“我想你一定知道那个赌输了的富翁是谁吧？”
林星沉默，低头看那一池碧水，看风起萍未。然后她摇了摇头，躲避着老警察仿佛洞悉一切的眼神，说：
“不。”
老警察看了她半天，叹了口气，说：“林星啊，你才二十岁吧，我比你多活将近三十年了。我得跟你说这么一句话：私心，谁都有，什么事儿对自己有利，什么事儿对自己没利，人人都会考虑。可这个考虑不是没个边儿，不是怎么对自己有利就一定得怎么做。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现在对是非原则不那么看重了，你们最看重自己的感觉，一切跟着感觉走。不过感觉这玩意儿人和人可太不一样了，同一件事儿你感觉这样他感觉那样，完全因人而异。可对一个社会、一个人来说，做事情总得有个标准吧，我不知道在你的感觉里，还有没有道义和良心这几个字儿。如果没有，那这几句话算我白说了。”
老警察的这番话，语重心长也罢，训斥教育也罢，林星只能默然听着，她心里的委屈和不平没法解释和申诉。她恨那老警察刺中了她的痛处，她确实已经沦为一个丧失良知的人了。她想，这一切都是为了吴晓，她深深地爱着的吴晓啊！她感觉到老警察的目光依然烧在她的脸上，她仓皇抵挡地说：
“让我再想想吧，你不是说你们有耐心吗？”
小警察又插话：“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
老警察还是宽宏大量地点了点头，说：“好，我们可以再给你一点时间。可是有句话我也得告诉你：你就是最后什么都不说，这个案子也一样破得了。这么跟你说吧，这对我们来说不算是个特别复杂难办的案子。实在不行的话，等这案子破了我们再来找你，我们把你瞒着的那点事跟你说，不过那时候咱们就还得说说你做错了什么，该承担点什么法律责任的事啦，啊！”
老警察撂下这句话，带着他的小搭档走了。他的话并不掩饰他的生气和威胁，却也说得相当实在。雨越下越大，水榭下的荷塘里发出一片急促的响声，就像是林星心中剧烈的喘息。她坐在原地没有动，直到看不见那两位警察的影子了才走。她没有再呼吴晓，自己冒雨回到了家。家里空空的。她早知道吴晓不会在家的，但回到家见不到他仍然感到空茫和失落。从早上到现在她只有半碗稀饭进肚，让雨水湿透的身上饥寒交迫。她一边流泪一边换衣服，一边到厨房里找东西吃，吃早上剩下的面包。吃着吃着她终于出声地哭了出来，她哭着说：“吴晓你快回来吧，吴晓你在哪儿啊！”
她实在忍受不了再独自承受这一切了，一切责任，一切义务，一切情分，一切秘密。她需要吴晓帮她可吴晓不在，他在的时候也是沉默不语。他的沉默是她心头最大的压力，让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让她不敢大声地说出谁对谁错孰是孰非！
她吞咽不下那干硬的面包，再次跑出了家门，跑进了雨里。她跑到街口的公用电话，拼命地呼吴晓，呼他百遍他一遍不回。她又拼命地打他的手机，手机里有个女的，字正腔圆地总说不在服务区不在服务区。她站在公用电话亭窄窄的遮檐下，看眼前大雨如注，像是孤立无援地站在一片汪洋中。当她再次拿起电话时，拨的竟是那位老警察的手机。
很快，电话里传来老警察镇定的声音：“喂，请问你是哪位？”林星呼吸紧张，她拿着话筒，几乎不能控制声音的痉挛。
“你们，你们去抓李大功吧，刘文庆是他杀的，你们去抓他吧！”
她说完就挂断了电话。蹲下来痛哭失声，她对着天地间白茫茫的雨幕，发出撕心裂肺的求告：
原谅我，吴晓……
当林星吴晓和那两位便衣警察在长天集团北京总部的会议室里僵持不下的时候，吴长天、郑百祥和李大功三个人正在贵宾楼饭店顶层的露天茶座里，开始了一顿寡然无味的早餐。从这里不仅可以俯瞰到车流滚滚的长安大道，整个天安门和紫禁城的金砖碧瓦，也在早晨的阴霾中尽收眼底。可此时谁都无心顾及几百年来北京城中这一片最为写意的壮观，摆在面前的早餐虽然精美细腴但也味同嚼蜡。
吴长天的声音，在斜风雨意里既清晰又苍凉，并且惊人地保留了一如既往的镇定和冷静。
“大功，这件事瞒不住了，林星已经告诉了吴晓，她是不会替我们瞒下去的。”
李大功像听见丧钟一样呆若木鸡。郑百祥低头狠狠地吸着香烟，青青的烟气在他嘴边惊慌失措地迅速散去，在天空中不留一丝痕迹。他抬头问：
“大功，昨天说让你赶快找一家旅行社报名出国去，你找了吗？”
李大功的声音已经抽空了底气，虚虚地发着颤：“还没呢，我还没跟我那口子说呢，她出差要今天才回来。”
郑百祥大概没想到李大功会糊涂到这个地步，不由得带着些恼怒地抬高了声音：“你还等什么！这事儿现在怎么能和你家里说！”
李大功惊惶地转过脸来，求助似的去看吴长天，吴长天沉默着未置一词。郑百祥也把脸转向吴长天，说：“老吴，林星和吴晓说这件事，我看很正常，吴晓毕竟是她的爱人嘛，关键要看吴晓的态度怎么样！”
吴长天不知怎样来说他的吴晓，怎样来说今天清晨父子之间的灵魂相见。“吴晓，吴晓是个感情化的孩子。可林星不同，我们谁都不了解她。”
目击者是林星，但郑百祥执意认定问题的关键在于吴晓。“只要吴晓还认你这个父亲，林星就不会乱讲。”
吴长天不想再和他们争辩，他也同意李大功必须赶快走。他不能把全部的侥幸，都放在那个刚刚建立，说有也无的公媳之情上。人命大于天，人情薄如纸，这毕竟是开枪杀人，不是一般的事情。如果说他还确实不太了解这个刚过门的儿媳妇的话，那他是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了，在这种事情上，沉默寡言的儿子很可能压不住能言善辩的林星。
李大功完全没有了主意。越没主意的人问的问题就越简单幼稚：“总裁，到旅行社办出国手续，再快也得十天半个月吧，还来得及吗？”
吴长天说：“你先把名报上，然后你离开北京，到外地去等。跟集团里任何人都别说你要出去，只说家里有事请一段假就行。你出去旅游这件事最好连你太太也不要说。”
郑百祥说：“大功，你放心，你先去外地等两天，我看事情没那么严重。”
郑百祥尽管催促李大功赶快走掉，但他并没像吴长天那样把局面估计得过于悲观。在这餐早饭上，他更多的是说那些安慰大功的话，以鼓舞和稳定他的情绪。
用完了早餐，从十楼的观景茶座出来，乘电梯一直下到饭店的底层。三个人用眼神互相告别，出了门各奔西东。吴长天没有去公司，也没有回京西别墅，他驱车上了昌平，去了长天集团在那里的研究所。一路上想来想去，不放心的还是林星的那张嘴。他想不如索性自己也请几天假，独自出去转转，调整一下心情，也好隔岸静观这边的动静。于是他一到了研究所马上给儿子吴晓打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里对儿子说：“吴晓，你帮爸爸一个忙好不好？”吴晓说：“好。”吴长天又说：“你去帮爸爸买一张去广州的飞机票，要今天的，多晚都行。买好了票你直接给我打电话，别跟公司里的秘书说。你还有钱吗？”儿子答：“有。”吴长天说：“好，谢谢你。”吴晓说：“嗯。”
儿子在电话里的声音，让吴长天非常感动。挂掉电话，他心里稍稍松弛了一点，和研究所几个领导谈事情时，竟没人看得出他心事重重。倒是所里那几位领导，对他的不速而来，有几分紧张，还以为所里出了什么事情。
中午，天下起了大雨，他就留在研究所里吃了饭，饭后驾车从大雨滂沱的京昌高速公路慢慢地开回来。雨虽大，但高速路上仍然拥挤了许许多多拉煤的大卡车，在雨中横冲直撞。吴长天有很长时间没自己开车了，又加上心神不定，一路上险情不断。他想，假如突然有一辆卡车把他撞死在今日，说不定倒保全了他的一世英名。
下午，他回到集团北京公司的大楼里。刚刚离开了半天，他办公桌上的文件就已堆积如山。秘书又进来把一大堆需要请示的问题一件一件往他脑子里塞，他摆摆手打断他，说：“我今天不舒服，这些事明天再说吧。”
秘书翻着自己的记事本，说：“吴总，有两笔钱付不付是今天必须要定的，财务部的孙总会计师从今天早上就等着您呢，一笔是……”
吴长天抬头皱眉，说：“明天再说吧！”
秘书看出他的烦躁和不满，立即闭了嘴，一声不响地退出去了。
接下来，像往常一样，电话不断，他都没接。都由秘书在外面接了，都做主替他一一挡掉。快五点钟的时候，秘书再次走进来，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他的脸色，说：“吴总，您儿子来了两次电话，我都说您出去了。他让我告诉您，您让办的那件事，已经办好了。”
吴长天愣了半天，突然大发雷霆：“你怎么不请示我就说我不在！赶快给我接过来！”
秘书面色通红，吓得话都不敢回了：“……已经，已经挂掉了。”吴长天努力压住这股无名恶火，同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低声说了句：“算了。”
秘书还畏缩在原地，不知进退。吴长天看他一眼，缓和了态度说：“就这样吧。”意思是你可以走了。可秘书抖抖索索地，又开了口：
“呃——，北京公司贺总和他们保卫处的于处长在外边，说有急事要见您，您见吗？”
吴长天情绪败坏地说：“有什么事你问问他们吧。”
秘书点头刚要走，吴长天猛省地叫住他：“是保卫处长？你叫他们进来。”
他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听到保卫处长和有急事这几个字，吴长天本能地感觉到有点凶多吉少。他忐忑不安地看着办公室的门被秘书打开，看着北京公司的贺总带着那位其貌不扬的保卫处处长走了进来。
他故作镇定，问：“老贺，什么事？”
贺总说：“吴总，刚才北京公安局来了几个人，找我们保卫处，说集团行政部的老李出了点事，要找他，问我们老李在不在，又问他的家庭住址。保卫处刚刚接待完他们，于处长跟我汇报，我说这事儿得马上跟总裁汇报啊。”
吴长天的心跳几乎都停了，“……老李？是李大功吗？”
贺总说：“是啊。我了解了一下，总裁办的人说老李家里有点事，昨天就请假了，今天也没来。”
吴长天几乎发不出常态的声音：“公安局怎么说的，说李大功出了什么事？”
贺总看于处长，于处长汇报道：“听口气有个刑事案件牵涉到他了，好像说有个目击者指认，具体怎么回事公安局也没详细说，我们也不便问。我想会不会是搞错了。”
贺总说：“不好说，老李认识社会上的人挺杂的，弄不好是别人有什么事，让人家给扯上了。”
吴长天好半天才透出一口气来，得以再问：“公安局的人，走了？”
于处长说：“走了，我们把李大功的住址告诉他们了。人家是正式带了手续来的，我们不配合也不行。公安局让我们保卫处出一个人跟着，我估计是抓他的时候要搜一下他的家，让咱们的人当个现场见证。刑事诉讼法里面有这个规定的。”
吴长天整个后背都已被汗水湿透，他犹豫了半天才敢问：“什么时候抓？”
于处长说：“不知道，我们处的小王已经跟着走了，我估计现在就去了吧。”
吴长天目瞪口呆。
贺总说：“这事儿，人家公安局有手续，人家要采取什么措施咱们还真不能干涉。也不能多问，让咱们提供情况提供见证人咱们都得提供。这法律上的事咱们还就得按法律办。”
北京公司这位贺总的观点，当然是为了向总裁说明他们保卫处对这事的处理方法是正确的，并无不妥之处。谁都知道李大功在集团部室级干部中的地位及与吴长天的关系，所以不得不解释如上。
吴长天使劲地点点头，表示赞同，然后说：“就这样吧，这事有什么进展你们再报吧。”结束谈话的意思表达得很急迫。贺总和于处长连忙站起来，告退了出去。
他们一走，吴长天马上进了他办公室的卫生间，用卫生间里的电话，直接拨了李大功在北京的家。很巧，正是李大功接的电话。吴长天说：“大功，家里有别人吗？”李大功说没有啊。吴长天说：“你现在赶快离开家，公安局的人已经往你那儿去了，你赶快走。你最好今天晚上到远郊找个地方去住一晚。我们明天早上再见面。见面之前，互相别打电话。”
他不容李大功详细问，就仓促地说了明天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那地点也在北京的远郊，是一片干涸多年的大河滩。过去吴长天、郑百祥和李大功都去那里练过车的。那里的荒凉和开阔让他印象深刻。
他挂掉了电话，匆忙收拾了一下办公桌，然后面色尽量平静地，穿过外间秘书们的屋子，走了出去。
一位秘书突然追了出来，吓了吴长天一跳，他停下来，紧张地看他。秘书说：“吴总，要给您叫车吗？”他松了口气，摆了摆手说：
“不用。”
他一个人下了楼。没用司机，还是自己开车，离开了长天集团的北京公司。
天依然下着雨，已经很小很小，不知是大雨的间歇还是转晴的前夕。他想，那位目击者既然能说出李大功，很快也会说出他。在颐和园的那条船上，她显然已经看破了他和李大功在这件事情上的关系，所以她才没把凶手向他告发。如果做最坏的估计——他必须做最坏的估计：也许正有另一队警察马上就要赶到他的办公室和京西别墅去，去捉拿他，那么他现在开着车走在街上，已经属于负案在逃了。
现在，在他们三人中，只有郑百祥是相对安全的，还没有人能指认和怀疑上他。但吴长天还是用车载电话拨通了郑百祥，简短地，用近于暗语的表达，告诉他李大功已经东窗事发。郑百祥此时还在参加一个会议，在电话里沉默着没说一句话，吴长天也辨不清他这是镇定还是吓傻了。从整件事情的始末过程来看，局势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郑百祥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
他在电话里没有多说，车载电话不方便也不保密。他和郑百祥约了第二天见面的时间地点，约了一切话等见面后再谈。
然后，他给儿子打了电话。儿子的手机关着，他又呼他。他把车子往香山的方向开，接近颐和园时儿子回电话了，他问儿子能不能到香山来一趟，他想见他一面。
儿子答应了，说马上过来。
他到了香山，雨果然停了，但天还未晴。他先去了碧云寺，他觉得自己突然变成了那种善男信女，突然渴望找个如来观音什么的拜一拜。也许人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希望有个依赖和寄托，至少找个对象来倾诉几句。他提醒自己拜佛时一定要全心全意，要虔诚，也许正因为自己是个六根不净的人，所以今天才这样身陷苦海。
和其他庙不同，碧云寺门前看不到卖香的小贩。走近山门，看到一个扫地的老人，一问，才知道碧云寺已经关门下班。他心里立即笼罩了一层不祥和茫然。有种被罪贬而且被拒之门外的失落感，不知是自己已不可救赎，还是根本就没有佛缘。
他的心情极其暗淡，开车至香山饭店。用信用卡开了一个房间，然后把房间号呼在了儿子的BP机上。
儿子到得很快。见了儿子他又不知该说什么，甚至不知究竟为什么叫他来。也许仅仅是想再见见他吧，他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在他这二十多年的事业奋斗中，妻子和儿子都离他很远，他和他们的亲密远远不及那些和他朝夕相处的同事。但是，当一个人穷途末路厄运临头的时候，让你戚戚然想起来的，让你感到温暖贴心的，还是你的亲人！
他和儿子，似乎都受不了客房里的狭小和闷气，他们走出来，沿着潮湿的山路向上盘旋。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也没有，太多的语言。吴长天没对儿子说起自己和李大功的这件杀身之祸，他只言片语地，说了些吴晓小时候的往事、趣事，一些现在说来很亲切的事，以及吴晓妈妈的一些旧闻。儿子只是听，沉默不语。绕了一圈又回到饭店门口，路灯已经燃亮。他本来计划留儿子一起吃饭的，这也许是父子间最后的晚餐，但心情的低落让他放弃了这个打算。他和儿子告别：
“你回去吧，不要对林星说我在这儿。她已经带公安局去抓李大功了。”
他看到了儿子眼睛里的震惊和难堪，他又说：“你回去吧。爸爸究竟做错了什么，你会知道的，如果爸爸让你丢了脸，那爸爸……向你道歉。”
吴长天的声音几乎要哽咽，他连忙转身向饭店的大门走去。他不想让儿子看到他失魂落魄的这份凄惨，在儿子的心目中，父亲一直是个名副其实的英雄。
儿子叫住了他，递过来一个信封。他打开来看，原来是一张机票：北京至广州。啊，他想起来了，他本来计划去广州的。他冲儿子笑了一下，他有意要求自己对儿子笑的。他说：“你还记得那个大河滩吗？你小的时候我带你去过好多次的那个大河滩，我在那儿学开车的，你记得吗？”
儿子点头，“记得。”
他说：“再求你一件事好吗？你明天早上七点钟到那儿去，找我。我想让你陪我去一个地方，好吗？”
儿子点头：“好。”
他说了这话，听到了儿子的应诺，心里突然安静下来，轻松多了。好像又有一个新计划，一个新目标，心里不那么茫然无措了。他冲儿子挥挥手，然后转身。
晚上，他没有吃饭。坐在没有开灯的客房里，吸烟，想过去的事情，漫无边际。夜里他居然还模棱两可地睡了一会儿，做了一个杂乱无章的短梦。醒来时记着那梦的个别场面，梦的情节却模糊不清了。天微微放亮的时候，他离开了饭店，驾车驶离了雨后溪水潺潺，满坡郁郁葱葱的香山。
他驱车向北，一直向北，驶入北京远郊的阳关大道。在一个没有路标的岔口，拐进了一条伤痕累累的小路。太阳尚未升起的时候，到达了一个废弃不用的堤坝。他下了车，眺望着坝下荒涸的滩涂，视线中没有一个人，也看不见远处的村庄。他迎着东方，等待着清晨日出的那一片壮丽的红晕。
朝阳尚未现身，废堤一端的晨雾中，出现了一辆宽大的奔驰轿车，在吴长天的注视下颠簸起伏地开过来，一直开到他的眼前。吴长天拉开车的后门，坐了上去。车里只有李大功一人。李大功回过头来，满目期待地叫了一声：
“吴总！”
吴长天不想看他，面无表情地望着窗外，说了句：“等一下老郑。”
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坐在车里，谁也不说话，等着郑百祥的到来。十分钟后，郑百祥驾驶着一辆银灰色的本田颠簸着来了。他们默默地看着他停好车，上了他们这辆奔驰的前座。这时，太阳终于在他们的前方跳出了地平线，红通通的光芒把吴长天的脸辉映得绚烂无比。但郑百祥和李大功的面孔则暗得分不清眉目，他们不约而同地都转过身来盯住了后座上的吴长天，脸上因此笼罩了一片深深的阴影。
吴长天的声音，在四野的寂静和清晨的荒凉中，显得既孤单又空灵：“事情就这样了，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他语句僵滞，说不下去。
李大功和郑百祥目光紧张地盯着吴长天，似乎在等待那句都已知道结果的宣判。但吴长天没有再说。郑百祥咽着气问：“老吴，她毕竟是你的儿媳妇，怎么会这么无情？”
吴长天冷冷地说：“我早说过，我们中国人的本性，凡事首先都是为自己考虑的。这毕竟是杀人抵命的事，她凭什么要为我们担着！”
郑百祥面色阴鸷，自顾沉思，好一会儿才自言自语道：“还是靠自己吧，得自己给自己找条路了。”
李大功六神无主：“对，吴总、郑总，你们赶快想条路吧，要不咱们可没时间啦。”
吴长天说：“我已经约了我的儿子，让他陪着我，去自首。这是唯一的路。”
李大功似乎还没有完全理解吴长天这句话的含义和后果，傻傻地问：“那，我怎么办？”
吴长天看他，“大功，你也一样，只有这一条路。”
李大功愣了半天，愣了半天终于哆嗦起来：“吴总，我可是……死罪！”
吴长天低头叹息了一声：“你不去自首，那就快点走吧，换个名字换个地方，重新做人。可你又能走到哪儿去呢？”
郑百祥的脸色从来没有这么难看过，但仍未放弃挣扎：“吴总！事情还没到这一步，我们好好想想办法，还来得及的！那天让林星看见的，只有大功一个人，对你她也只是怀疑，没有证据。我们可以想办法把大功弄出国去。只要公安局抓不到大功，咱们的事就不至于暴露。”
“出国？”吴长天摇头，“可能吗？根本来不及了。”
郑百祥以一种在吴长天面前从未有过的放肆，大声反驳说：“来不及可以让大功先躲起来，咱们慢慢再想办法，你一去自首，不是一切都完了吗！”
吴长天严肃地盯住郑百祥，他不想再受他摆布！他主意已定：“百祥，我们别再自作聪明了。这件事一步一步走到现在，都是因为我们自作聪明，结果反被聪明所误了！”
郑百祥面色僵冷，阴鸷地沉默下来。也许在李大功看来，郑百祥的沉默预示了事情已无可救药。于是他哭了起来：“郑总，你给我想个办法吧，你办法多。吴总，郑总，我李大功跟你们二十年了……”
郑百祥皱着脸，几乎也要哭出来了，他的语言已经注入了怨恨：“老吴，你去自首不是把我们都害了吗？！”
“我害你们？”吴长天连摇头的心情都没有了。如果把这件事从头说起，究竟谁害了谁呢？他不想辩论。他和他们是二十年的战友，福祸共担的朋友，他对他们没有怨恨。无论是活路还是死路，都是他自己的双脚走出来的，怨不得别人。他只是想好了自己下一步要走的道路，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了。也许他要坐很多年牢，但总有一天，他还是会和现在一样，生活在灿烂的阳光下。他坚信那时候，他的儿子吴晓，会一样地爱他！
李大功哭得悲悲切切，他的精神看上去已经濒于崩溃，只是不停地重复着：“我不能去自首，我不能去自首，我不能去自首……”
郑百祥发了半天愣，突然说：“大功，别哭了，我来想办法！你愿不愿意听我的？”
李大功流着泪点头。现在谁出主意，他都会点头的。
郑百祥说：“你首先要躲一阵，你的枪带了吗？先把它处理掉，这是能证明你死罪的唯一物证。”
李大功收住了哭泣，郑百祥的话像打了一针强心剂，让他颤巍巍地镇静了片刻，手忙脚乱从右边的车斗里，拉出一只黑色的皮包，又从皮包里慌慌张张地，取出了那支凶器。火红的朝阳猛烈地照射在枪身上，使得吴长天竟看不清它原来的本色。
郑百祥接了这个“罪证”，检查了一下枪里的弹夹，哗啦哗啦地拉动着枪栓，显示了过去当兵时的那份利落。出人意料地，他突然把枪抬起来，一下子顶住了李大功的头部，随即“砰”的一声，扣动了扳机。李大功头部剧烈地摆动了一下，整个身子顷刻间歪下来。吴长天看见了左侧的车窗上，喷溅了一摊浓浆一样的血花。他刹那间就明白发生什么事了，几乎不能相信文质彬彬的郑百祥会有这样的果断和无情。他的心被那砰然炸响的枪声震得失去了知觉。但头脑还清醒着，他清醒地看到郑百祥又将那粗粗的枪口指向了自己。
他面目平静，他知道一切求告都是多余的。他们这些人，全都无可救赎！郑百祥真是聪明绝顶，他在刚才那样慌乱的情况下还能迅速地把事情想得如此透彻：在通天湖杀人事件中，林星所能告发的，只是李大功和他吴长天，如果他们自取灭亡——凶手杀了主谋者然后自杀——那这桩凶案岂不是可以圆满告破了吗？！没有人会再追究到郑百祥的头上。这些吴长天也想过，但他的下意识里，还冷藏着多年以前积存下的那一点道德，所以他注定就不能有郑百祥这样迅速和残酷的决断。人和人真是不同的。他依然不想再憎恨谁，不想憎恨一切人。在等候死亡的短短的瞬间，他脑子里飞速闪过的，是二十年漫长的光阴，是从那个破败的小厂一起走出来的每一个伙伴，每一个不眠之夜，每一个疲惫不堪和激动人心的时刻，每一个记忆犹新的场面和面孔，他们组合在一起，扑面而来。他微微地笑了，他仿佛又听到了儿子吹奏出的美妙的《天堂之约》，那深沉宁静的旋律给了他最后所要的归宿和告解，而郑百祥变形的唠叨还在企图破坏他此刻想要留恋的一切：
“老吴，是你说的，咱们中国人的本性，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我对不起你了。”
这就是吴长天人生五十年，所听到的最后的语言！接下来他的眼前火星一闪，额头上像被重锤用力地敲了一下，世界顿时一片黑暗。没有痛感。
这个清晨正是一九九九年七月的最后一天，人类并未如预言般地毁灭。太阳照旧在这条黄土毕露的河谷里，朝气勃勃地升起来，并且投给吴长天最后的一瞥。
整整一天，吴晓没有回家，雨停之后，林星几次站在街口去等他。她急于告诉他公安局那两位便衣警察对她说的那些话，在中山公园的荷花水榭，他们对她说的关于人的良知和法律责任的那些话。
她不知道告发了李大功是不是就等于告发了吴长天；她不知道她这样做吴晓是不是会生气的。吴晓的沉默始终让她心悬在喉，她猜不出他是自己悄悄找他爸爸去了还是有意躲着不肯回家。
吴晓很晚很晚没有回来，半夜里林星蜷在沙发上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时已是第二天的上午。她惊惶地发现，吴晓不知何时肯定回来过。原来放在床上的那件上衣外套已然不见了。她跑出去呼他，他不回。他们从相爱到结婚有半年了，她一直以为自己和吴晓早就天经地义地成为一个亲密无间的整体，可到今天才发觉自己并没有真正地了解他！
那吴晓了解她吗？
她给他乐队的哥们儿打电话，问他们吴晓在哪儿。乐队的哥们儿说不知道，昨天吴晓就没来。从林星的语气上他们肯定知道她和吴晓之间发生了不快，他们问林星怎么啦，你们是不是吵架啦？林星说不是不是我有个急事要找他。
她真想到大街上去找他，可到哪儿去找呢？北京城这么大！而且，她不敢再离开家了，怕吴晓万一再回来，再阴差阳错地走了两岔。果然，到中午吴晓回来了，像一宿没睡似的，脸上很脏，双目赤红。他一进屋林星就感觉有点不大对头，她从未见过吴晓有如此难看的脸色：不笑、不怒、不言、不语，像是要哭，却没有眼泪。
她心碎地问：“吴晓，你这一天一夜上哪儿去了，我真的急坏了。”
吴晓站在窗前，背对着她，她问了半天他才出声。他的声音不知怎么变了形，他的语言犹如一个疯人混乱的自呓，他的每一句话，都让林星全身颤栗！
“我去找我爸了。昨天下大雨……我爸约我今天早上到大河滩去，去找他，他说今天要我陪他去一个地方……那大河滩，我小时常跟我爸去玩儿的，他总爱在那儿开车……在那儿开车最开阔了。我就去了。大河滩上的太阳特别特别的，漂亮。我爸已经在那儿了，我看见了他的车，就停在那儿，那儿除了太阳什么都没有，只有两辆车，早就停在那儿了。我去找我爸，我说爸你在这儿吗……”吴晓抽泣起来，抽泣得几乎说不下去了，“他在，他在车子里……他叫我去的，他本来说叫我陪他去一个地方的。他肯定不想死，要不然他不会，不会不跟我说再见的……”
吴晓双手掩面，压抑着汹涌的泪水。林星吓坏了，她隐隐听懂了他的呓语。那一刻她恐惧得全身麻木，她觉得她和吴晓，他们的家，已经走上一个即将崩塌的悬崖。
她隐隐听懂了可她还是要问：“吴晓，你说什么？你说你爸怎么了？”
吴晓泣不成声，林星上去抱他，他躲开了。他哭着说：“你为什么要害他！”
林星也哭了，“吴晓，我没有，我没有害他，你可不能这样说呀……”
透过眼泪，林星仿佛看见，在她和吴晓之间，正裂开了一道深深的地缝。她同时听到，地缝裂开时发出的“空空”的声音。她的身心，恐惧到极点。那声音越来越大，把她从麻木中震醒，她听出原来是有人敲门。
他们都忍了哭泣，在敲门声中木然地站着。还是林星首先擦干了眼泪，手脚迟钝地把门打开。她还没有反应出是怎么回事，屋里已经进来了好几位从未见过面的持枪的警察。
警察对着满脸是泪的吴晓问：“你叫吴晓吗？”
吴晓不答，直瞪瞪地看他们。
警察也不再问，宣布道：“现在你被拘留了！”
林星一阵嗡嗡的耳鸣，几乎站不稳脚跟，“为什么，你们为什么拘留他？他怎么啦，他犯了什么法？”
她被警察挡在角落里，她看见他们在桌子上展开了一张小小的拘留证，让吴晓签字按手印。她惊呆地问吴晓：“吴晓，你到底怎么啦？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吴晓没有理她，弯下身子机械地签字画押。她挣扎着扑上去想阻止他，“吴晓，你不能随便签啊！”警察拽住她，冲她喝道：“哎哎，我们是在执行公务，请你配合一下，妨碍公务是犯罪，知道吗？！”
她眼睁睁地，看着警察们带走了吴晓。她要跟他一起走，但被警察拦住了。她问警察：你们要把他带到哪儿去呀？没人回答她。看着吴晓被他们押上汽车，她下意识地叫他：“吴晓！”吴晓没有回头，也没有给她留下一个眼神或者一句话。
警察的车开走了。围观的人都瞪着眼看她，她在数不清多少道目光的尾随下，跑到电话亭给那个老便衣打电话。老便衣听了她语无伦次的求救之后，平静地说：“你来一趟吧，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她当街叫了车，去找老便衣。老便衣上班的地方她是去过的，那地方和司机一说都知道。在一间接待室里，她见到了老便衣和他的年轻搭档。他们的神态和以前一模一样，老的和蔼可亲，小的不苟言笑。
老便衣先说：“你做得很对。看来我的话没有白说。”他拿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金戒指，给林星辨认，“是这个吗？”林星点头。他便微笑着说，“谢谢你啦。”
林星对这位老便衣寄予了无限期望，她急不可待地想把情况告诉他：“吴晓给一群警察抓走啦，您知道吗？您能告诉我干吗要抓他吗？就因为他是吴长天的儿子？他天天和我住在一起，他爸爸的事他一点都不知道的。”
她的话立即被那位小警察记在纸上，她看见了可是她不怕！老警察心平气和地问：“我问你啊，他爸爸和李大功涉嫌杀人的事儿，吴晓到底知道不知道？”
林星说：“他不知道，后来还是我告诉他的。他一直在大连拍MTV呢，他回来我才告诉他的。”
老警察问：“你是哪天告诉他的？”
林星脑子都乱了：“昨天，不……是前天告诉他的。”
老警察用微笑缓解她的紧张：“你再好好想想，到底是昨天还是前天？”
林星说：“前天，是前天晚上，他从大连回来以后我告诉他的。我们说好了一起劝他爸爸到公安局去自首的。”
小警察记录之余，还抬头插嘴：“你们劝了吗？”
“我们第二天找他爸爸去了，可没找着。你们那天早上不是在他爸爸的公司看见我们了吗？”
这次小警察做完记录，居然还表示负责地把记录拿给她看，“你看我记得对不对？对，你就签个字认可一下吧。”
林星签了。她说：“我签了他就能出来了吗？”
老警察说：“小林同志，有些情况，你不一定清楚。我想你也不一定完全了解你爱人吧。”
林星从老警察严肃的态度上，预感到事情已很难挽回。她哭了，有点语无伦次：“他到底怎么了？难道我找了你们，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了你们，你们反倒来抓他，那干吗不一块儿把我也抓走呢……”
老警察说：“这是两回事。你把你知道的情况告诉我们，是一个公民应尽的举证义务，我们当然表示感谢。但是那天我也跟你说了，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多复杂的案子。那个阿欣，她死的时候身上裹着的毛毯和绳子，我们已经查到出处了。我们上次拜访吴长天的时候，还在他的办公桌上看见了巨额的银行存款利息清单，这说明他这几天真是取了不少钱啊。还有，李大功杀刘文庆，他不可能一点痕迹都不留吧……这案子有那么多的物证，又有完整的犯罪现场，所以要查清楚并不难的。而且所有的疑点从一开始就都指在同一个方向上。你就是不检举凶手，这个案子也不会拖得太久。”
林星对这些分析已经不感兴趣了，她从老警察和小警察的脸上，已经看不到能救出吴晓的希望。后来他们又对她谆谆开导了些什么话，她一点没听清楚。不知怎么就失魂落魄地走出了公安局。站在大街上，看着远处的晚霞，看着街上川流不息的汽车，她觉得自己已无家可归。
她懵懵懂懂地，在街头流浪，漫无方向，直到天黑之后才擦干眼泪。她告诉自己要坚强，因为吴晓这时候是最需要她的。她不能一味悲伤，她必须鼓起勇气，全力以赴救出吴晓！吴家的权势和影响已经和吴长天的生命一起突然中断，连回响余音都戛然而止，要救吴晓只有靠她一人！
信念让她把痛苦抛在脑后，她去找了天堂乐队的哥们儿，求他们救吴晓。乐队的人听了个个目瞪口呆，在他们眼里，吴晓一直是个少言寡语无是无非的小弟弟。乐队的哥们儿个个奉公守法谁也不接触公安局的人，不认识法院检察院的人，整个天堂乐队过去只有吴晓一人攀得上权势二字。
林星又去找她的老师，找同学，把自己的故事向他们哭诉，但每个人都是万分同情爱莫能助。林星是个孤独惯了的人，从未和谁有过铁杆的交情，她那几天急不择路地到处奔走呼号，却找不到一个能够拔刀相助的朋友。她甚至硬着头皮去了长天公司，但没人愿意和她谈这件事。她直接闯进了现在主持公司工作的副总裁郑百祥的办公室，几乎要给他下跪，也没有用。郑百祥过去在吴长天面前是何等的忠诚恭顺啊，林星是亲眼见过的，现在却是一派公事公办的官腔。而且在他们谈话时还故意叫了两个干部在场，避嫌似的。他说吴长天父子的问题，公安部门正在调查，现在我们无权说话，不能干预司法。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要相信政府相信党，党和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吴家父子到底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
林星这才懂得什么是中国人的世故，才懂得什么叫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几天之前，吴长天这个名字在这个集团公司的上上下下，还是那样的不可一世！
因此她想，在做人的本质上，他们比她还要孤独呢，因为他们已不能够真心地去爱什么人，已不能够心甘情愿地为什么人做出牺牲。她比他们要充实和幸运多了，因为至少她心里还有个吴晓，还有真实的喜怒哀乐。
她给吴晓送去了换洗的衣服，送去了他爱吃的东西，还送去了钱。除了吃的东西，拘留所的警察都答应替她转交。但第二次她再去的时候，警察把那些东西都原封不动地退给她了。退给她的理由很简单：是他自己不收的。
“他为什么不收？”林星问。
“这我们不知道。”警察答。
“他知道这都是他家里给他送的东西吗？”
“我们说了，他不收。他说他没家。你是他什么人？是姐姐还是妹妹？”
“我是他爱人。”
警察上下打量她，对她的年龄有些疑问：“你们已经结婚了吗？还是在谈朋友？”
林星没有回答，她抱着吴晓的衣服，回了家。回家后，还是抱着这些衣服，一个人哭。难道他还在恨她吗？还不能原谅她吗？这是林星最最害怕的，这个打击她承受不了。
在这天的晚上，她发起了高烧，她已经好多天没去做透析了。也没有认真吃过一顿正规的饭。她躺在床上全身剧疼，心里朦朦胧胧地，想着就这样让自己死了吧。可她扔不下吴晓啊，她无论如何也要活着再见到他。于是她滚下床，一步一晃地挨到楼下，坐在马路边上叫出租车。出租车都不敢拉她。路过的人都绕着走，绕着看她。终于有个老头儿过来问你怎么啦，她哑着嗓子拼尽全力才说出话来：“我病了，想去医院……”老头儿这才张罗着拦车子把她送到医院去了。
她没死。她在医院躺了好多天。还是肾的毛病。
除了天堂乐队的一个钢琴师外，没人来看过她。那钢琴师是乐队里年纪最大的。他和鼓手一起托了关系去看守所见了吴晓一面，给他送了些东西，然后带了些吴晓的情况到医院来见林星。他说吴晓在里边挺瘦的，但没生病。可能最近就要开庭审理他的案子了，他自己没请律师，法院就给他指定了一个。听那律师说，吴晓的罪名是“包庇”。
林星问：“你们给他送什么东西了？”
钢琴师说：“衣服，吃的，还有一千块钱。”
林星问：“他收了吗？”
钢琴师说：“吃的警察不让收，衣服和钱他都收了。”
林星愣愣地，半天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终于她问：“吴晓，他问我了吗？”
她看着钢琴师的嘴巴，她害怕他说没有，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这两个字。那钢琴师面色沉闷，目光回避，迟疑了好一会儿，才说：“没有。”
林星扭头看窗外，她不想面对这个残酷的回答。
钢琴师也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说：“那我走啦。”他看见林星低了头，双手掩面，想劝她，“他可能认为……他们都说……是你出卖了他。我来看你，没有告诉乐队的那两个人。不过我想还是应该把吴晓的情况跟你说一下，如果你还想知道的话。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他在里边还可以，听说也没挨打。”
钢琴师走了。林星捂着脸，想哭却不敢出声。这病房里住了六个病人，还有来来往往的护士和家属，她不想让别人过来注意她，关心她。
几天后钢琴师又给她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吴晓开庭的日期，他说你最好别去旁听了，受刺激。但开庭那天她还是从医院跑出来去了法庭。因为她特别想见见吴晓。
法庭比她想象的要小。拥挤的旁听席坐得满满当当。她在人群中看到了残缺的天堂乐队，乐队的三个人也看见了她，但没人和她打招呼。从身边听众的议论中她知道，今天来旁听的大部分都是吴晓的乐迷。
吴晓给带出来了，林星的眼睛几乎不敢看他。他的头发从来没有剃得这么短过，毛茸茸的只剩下可怜的一层。短头发使他有一种很委屈很幼稚的样子，惟有神情老成麻木。繁琐的开庭程序之后就是公诉人宣读诉状，控告吴晓在李大功杀人一案中知情不举，并且企图协助其父逃逸，犯有包庇罪，建议法庭依法惩治。诉状之后是律师答辩，虽是法院指定的律师，但也慷慨激昂，据理力争。主要论点是被告并不知道其父犯有罪行，不存在包庇犯罪的主观故意。接下来开始法庭调查，双方各自呈上自己掌握的人证物证。在这个法庭上林星知道，警方在吴长天尸体上搜出一张从北京去广州的飞机票，而公安局在民航售票处调查时发现，购票底单上的购票人一栏里，填写的名字是吴晓，留的一个联系电话，也是吴晓的。
这还不铁证如山吗？
林星这才知道了为什么那一整天都找不到吴晓。她这才知道那一天他是跑去和他爸爸单独见面了。
律师对自己的角色还是忠实的，列举了一系列证据来说明吴晓在帮他父亲买票时并不了解其父的罪嫌。针对这个辩护，公诉人请书记员当堂宣读了公安机关的一段讯问笔录，不仅搞蒙了律师，也震惊了全场。
这段笔录让林星几乎疯了！她没有想到她和老警察的那一段谈话，竟被制成了正规的证言，而这证言竟成为致罪吴晓的关键一环。
问：“……他爸爸和李大功涉嫌杀人，吴晓到底知道不知道？”
答：“他不知道，后来还是我告诉他的。他一直在大连拍MTV呢，他回来我才告诉他的。”
问：“你是哪天告诉他的？”
答：“昨天，不……是前天告诉他的。”
问：“到底是昨天还是前天？”
答：“前天，是前天晚上，他从大连回来以后我告诉他的，我们说好了一起劝他爸爸到公安局去自首的。”
问：“你们劝了吗？”
答：“我们第二天去找他爸爸，可没找到……”
林星站起来，她想叫喊：“不是这样的！”可她喊不出来，因为她和那老警察的对话，就是这样的！她脑子里轰轰隆隆地一片鸣响，双腿支撑不住，还没有等那位女书记员宣读完毕，就往前一头栽了下去，额头磕在前排的椅背上，“空”的一声，她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她醒来时是在一个陌生人的背上，那人穿着法警的制服。他们背着她跑出了法院，叫了汽车，把她送到附近的医院，给她打针、输液。医生问她怎么了，是什么感觉，哪儿不舒服，她双眼不停地流泪，一句话不说。
输完了液，她彻底清醒了，要走，可身上的钱不够了。医院的人让她打电话叫家里人送钱来。她想了半天，呼了天堂乐队的钢琴师。
钢琴师来了，替她交了医药费。两个人站在医院的门口。钢琴师又给了她五十块钱，说：“你现在还住友谊医院吧，你打个车自己回去吧。”
钢琴师说完，叫住了一辆出租车，上去了。在他把车门关上之前，林星叫了他一声：“大哥！”
钢琴师没有下车，在车里看她。
她问：“怎么判的？”
钢琴师不冷不热地说：“你不是跟警察说得很清楚了吗？他这个罪名还跑得了！”
林星顾不得脸上的羞耻，继续问：“判了几年？”
钢琴师顿了一下，才说：“判他的罪名成立，但情节比较轻微，判了免予刑事处分。我们早就算过命的，吴晓的命最好。无论碰上什么灾，他都能躲过去！”
林星没听明白似的：“免予刑事处分？”
钢琴师说：“他不过就是帮他爸买了一张飞机票吧。吴晓这个人，对人很重感情的。当然他不像你这么讲原则，这可能是我们搞艺术的和你们当记者的区别吧。”
林星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整个天堂乐队，包括吴晓在内，都把她当做了一个告密者，都认定是她出卖了自己的公公和丈夫。从公理上讲，谁也说不出什么，从私情上论，谁都接受不了她了。但林星并不想再解释什么，说明什么，当钢琴师“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的时候，她急得双手拉住那就要起步的出租车，高声问道：
“那他们什么时候能放了他？”
钢琴师平静地说：“已经放了。”
“啊？那他在哪儿？”
“他说他要回家去，你要想见他，就回家看看去吧。”
林星放了钢琴师，她疯狂地跑到马路当中拦出租车。盛夏已过，白天比过去短了。她赶到扬州胡同自己家的时候，天已擦黑。初秋的傍晚有了几分凉爽，但整个气氛还是夏天的。林星气喘吁吁地上了楼，打开家门的刹那心里已经有一点凉了，因为屋里没有开灯，而且静无一声。
她打开了灯，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先去卧室，但床上是空的。又看了厨房和卫生间，甚至还去看了尘封的阳台，肯定没有吴晓。她打开衣柜，拉开桌子上的抽屉，想分析吴晓是否回来拿过东西。她看到衣柜里吴晓的衣服，抽屉里他们两个人的钱，一针一线、一分一毫，全都没有动过。
她傻傻地，站在屋子里，心里笼罩了一个最痛苦的判断：他说回家，难道是回了京西别墅？
她几乎连门都没锁就跑下楼去，叫车直接奔往京西别墅。京西别墅已经物是人非，门前的气氛透着几分凄凉败落，路灯都是灭的。与不久前林星来时的境况相比，有种恍若隔世的陌生。开门的人也不是那个保姆了，换了个男的，穿着西服像个干部，一脸公事公办的样子问你找谁？林星说：吴晓在吗？那人说：吴晓，哪个吴晓？林星指指里面：他原来住在这儿的。那人好像明白了：噢，是原来那个……是那个谁的儿子吧。来了，拿了他的东西又走了。
终于找到了吴晓的踪迹，林星兴奋极了，一切疲劳困顿都挥之而去。她来不及去想这干部模样的男的仅仅是一位看房子的工作人员还是这里已经彻底换了主人，就连忙打着车又匆匆往回赶。赶回扬州胡同一看，她几乎精疲力竭地瘫在地上：屋子还是黑着的，一切如旧，没人来过。
她跑出去打电话，先打给友谊医院，问值班的护士：有人来看过我吗？护士答今天没有。她又打电话给天堂酒吧，问酒吧的服务生：天堂乐队的吴晓来了吗？服务生说天堂乐队来了，吴晓没来。她拿着电话无声地恸哭起来。
吴晓，你原谅我吧！你干吗要这样惩罚我啊？
在这个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绝望的恸哭中，她意识到，她一直恐惧的那件事，那件从她与吴晓相爱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忧心忡忡的事，终于来了！——她终于被吴晓抛弃了！
他抛弃了她，离开了她，连句分手告吹的话都没给她留下！
吴晓就这样失踪了。
他离开了林星，离开了天堂乐队，离开了扬州胡同和京西别墅。也许，在他走出法庭的第一个夜晚，他就离开了北京，不知去向，从此销声匿迹了。走得有些悲壮，也有些残忍。
在吴晓失踪的第二天，林星就结清了友谊医院的全部费用，搬回到家中。只有家，她这个新婚的小屋，是一个可以承载悲痛的掩体。因为这里还留着吴晓的笑声和气息。每件东西，都和他在的时候一模一样，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让人这样感觉。这些东西渗透和积沉着那么多不能忘却的情感，让林星坚信吴晓总有一天会被思念带回到这里，他们毕竟共同拥有着一段生死相依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