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我明白我面临一个十字路口:我可以走向重大突破,取得成功,也可以走进这个那个死胡同——的确是“死”胡同:挑错一个方向,可能就是死亡之路。可十字路口本身,包括路口中间,却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诱惑,最大的挑战。
    是的,各种迹象都在指向这个诱惑。
    苏菲发现了她的身世,已经如此震动。她认为阿难也在寻找他自己的身世,“找出来会要了他的命。”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苏菲知道一些阿难的今世甚至前世的秘密?“要命”的秘密?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当然,即使我当面责问,她也会说,只是她的猜想。我只能把她的猜想当作实在的危险,以防万一,还是应该的。
    辛格上校不约而同出现在各种人提供的线索中:苏菲,茅林,包括那个偶然遇见的加尔格答护士小姐,都指向婆罗尼斯的辛格上校。这是我的一个大胜利,因为我没有让任何一人知道其他人的想法,反而我使他们提供信息,互相印证。身处一个神秘的异国,我不能盲目地跟着异国神灵走。“愿那征服者,皆与我同行,去除诸败坏。我今已征服,所有之恶习。你可当知,我即征服者。”好像是什么长老的偈,突然钻入我的脑海里。
    “太理性,太理性的!”我记得一个评论家曾经如此“赞美”我的小说。他说得很对,非常对,对得危险。我从事的生涯迫使我不能靠神秘灵感思索,更不能盲目行动。虽然我喜欢感觉之美,感官享受。我的小说充满了感性的流淌,感觉的喷发。我的读者喜欢这一点,所以我给他们感官的一切放纵,让他们过一次又一次欲望之瘾。只有那个评论家才看出玄机,辨出肉感后的骨架,肌中之理。因此,我不能鼓励他自以为是的聪明劲儿,我得让他明白我的“仇恨”,他以后就再也不会评论我的小说了。
    不过这个时候,我倒很想听听他的意见。
    凭着地图,我很快就顺着巷子走到恒河边。经过昨晚到过的那家日本人开的旅馆,跨进门槛一问,还是没有空位,店主说,“住宿情况只会更紧张。”
    在辛格上校不讲出我要知道的一切之前,我就厚着脸皮住在他宫殿般的家里。但是,我不必呆在家里——我料到他不会自动回来。
    多年修道的辛格,应当喜马拉雅崩于面前而不形于色。但是他看见我的那一刹那,那种兴奋的眼光:我能肯定他的心没有能完全摆脱世间俗事,至少某些他不想记住的往事,至今藏在他的心中。
    他家中那几张照片!——如果他想忘却,早就把照片收藏起来;如果他想瞒我,也能迅速取下。但是他不。那么,至少他不拒绝让我看到可能的线索。此刻,他是有意卖乖,知道我要什么,可能也愿意告诉,但是先悬着我。到他选定的时间才对我说。可能为了避免我强迫他立即说明,索性又遁世苦修去了。这种人是无法找到的,除非他有意让我找到。
    苦苦思索之后,我依然不知道应当朝什么方向走下去,下一步如何行动。
    我记得茅林说的话:“到了关键时刻,可以再联系。”现在是否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不至于。我当然不会忘记我的目标是找到阿难,不能直接达到目标,迂回是我的特长。耐心有必要的,也会有奖赏的。苏菲表现出精神近乎垮掉的样子,只是催我。但是我不必按她的时间表行事。她让我写的印度之行的书,离高xdx潮还早着,我应当悠着点。
    随便走走,很可能会撞上我要的东西。因为整个世界都到了这里。这个城市有十万人拥入,乘船于恒河上,在阿拉哈巴德,至少有几百万人聚集。虽然大部分人涤罪后就幸福地回去,也有人流连忘返,等着最高xdx潮,最神圣的那天,一场大沐浴——据说能洗净几次轮回的罪孽。
    古城有一百多座河阶平台,这个下午能走多少算多少。我沿着河岸走上来,站在石阶上望下去,正值旱季,恒河水位不高,河面依然极宽,起码比我昨天在暮色里的感觉宽得多。不用选择,每一处都是上好的照片,只需拍就是了。
    可惜我的相机忘在德里的旅馆,发现时已上了火车,那阵子本没有冲动拍照。当时我想,如果实在要拍照,就买一个一次相机,弄几幅风景作留念就行。这会儿我却有点后悔,要折回街上还不一定有卖的。
    那么就用双手扣成一个方框,放在左眼上,右眼眯上。河边人头拥簇,好像别的国家足球场的情景,只是没有那种大声喧腾狂呼乱叫。我不需要看每一张脸,我要找的那双眼睛闪光是特殊的。
    当地警察局的高音喇叭,有时候发出声音,好像在宣读什么注意事项。但是也没有声色俱厉,为了尊敬梵天诸神,警察也只好外松内紧。但是我看不到明显的警备。我知道印度政府增派了几万警察,怕这么大的人群出事。哪怕不用怕犯罪,也得防止疾病,防止意外,防备不敬神的人捣乱。为阻止人们走进深水区,主要沐浴地段,都用浮标划出了最远允许距离。
    岸上打坐做精神准备的,入河沐浴的人多起来,一群一群的人在站立在水中,向东方朝拜后便浸入河水沐浴,男的只穿短裤,或遮一块布,那些苦行“圣人”,平时就几乎不穿衣服,此时当然裸身入水。
    相反,女的穿了衣服入水,躲在水中把衣服解开。所以观众只能想象水中的半裸身体,要偷窥都不可能。据说警察的任务之一,就是逮捕胆敢穿两片式泳装下水的女人。这个任务其实不难,只有外国女游客才胆敢做这种事,盯住他们就行,况且每个旅馆都有告示,将处以徒刑。
    有游客举着长镜头相机拍沐浴过程,两个当地人模样的中年男子一前一后走过来,拦住游客,说他偷拍没穿衣服的印度教徒,要告他。游客说不知道,打算给些钱了事。殊不知两人嫌钱少。游客一气之下理直气壮要拉两人到附近警察局讨个公道。两人一听就跑掉,围观的人也散了。
    既要涤罪,又要有文明人的遮掩,这是特别麻烦的事。我想古代的印度人或许并无此难题。房子建在水里,颜色鲜艳,有粉红有深绿浅绿,橙黄的神的塑像造型奇妙,大都强调肢体美,性感,Rx房硕大,印地文弯弯扭扭,呈现着诗意的图案,抢眼得很。
    现代人都有这个虚伪的麻烦——只有南丫岛的阿难与苏菲,可以到蓝天大海中去,取回神给他们生来俱有的自由自在。
    这个突然的联想,使我心旌摇荡,我觉得自己不应当有此类不虔诚的胡思乱想。因此我眼光渐渐离开河岸,望向沿河岸而建的寺庙。我特别喜欢那些寡妇守节楼——真羡慕她们有自己清静的居所。那穷人的待死房也是好去处:预先尝尝坟墓的滋味。
    我已经走到城市边缘地区。面前的一坡石阶上,小摊撑着伞,许多是架在河水里,围了一圈人,也站在河水里。对岸多是泥滩,很荒,像中国农村,有几个人影在动。如果不是印度人的说话声和脸型皮肤,我真以为一不走神回到家乡山城。命运永远有它的不可思议和秘密,我总是能在一个陌生之地发现其和自己喜爱的城市相同点。
    这儿一切都自然,除了穷一点,老百姓挖空心思,想挣旅游者的钱,好像不存在其它罪恶,看不见人打架争斗。印度人不喝酒,啤酒就算厉害的,有人悄悄问,“要啤酒吗?”神色和声调带着犯罪感,就跟别的地方问你是否要海洛因一样。
    记得住宿泰姬陵的那夜,我正在上网,旅馆房间外有人敲门。那已经是半夜了,我吓了一跳。走到门口,不敢开门,谨慎地看着门孔,是一个男人,门孔把脸放得很大。我侧立着身子,靠在门后的墙问,“谁呀?”
    门外的人说,“要不要白兰地?”
    我说,“谢谢,不要。”
    那人又问,“要不要葡萄酒?”
    我犹豫了,我正想有这东西多好。但摸不弄来路,如果被人放了毒或放了蛊怎么办?我连靠门都不愿意,生怕门外的人对准门开枪,那我就死定了,电影里经常是这么一个凶杀场面。
    一个人在外,只得小心。想想,我只好忍痛割爱了,忙说不要。
    那天不要酒是对的,这阵也不想要。怕喝了酒忘了事。到印度,我可能就把酒给戒了,像很久以前戒香烟一样不知不觉,没有有意为之,反而做到了。
    石阶上端摊位是酸奶,一桶一桶放在伞下,橘红的陶桶,小桌上摆着粗糙的小陶碗,是成都诗人朋友开的仿古香馔厨餐馆那种,也是用木勺舀一勺洁白的酸奶,盛入陶碗里,少女之纯白和少年的糙红正好调成是爱情的色彩。铁锅翻开涨的牛奶,香气溢开,上面飘浮着一层奶衣。我打破不随便吃街上食物的自我约束,掏出钱来买一杯,坐在石阶上,注视着石阶下的恒河,感觉就坐在家乡码头的石阶上。
    阳光到了最好的时候。
    我走下石阶,河边的人群里,有一个头上套红色花环的女人,非常惹眼。我不顾脚在冷水里会抽筋的危险,下到河水里。她的花环像顶帽子,而别人的花环一大长串挂在胸前,她的个子高出河水里的人,一头长发深黑,披在肩上。在肚脐处系了一条朱色短布,像是寺庙里的僧袍,不过上半身未穿上,双胸裸着。她转过脸来,我一下呆住,因为她明显向我递眼神。这点我当然不会弄错,我能读出眼神,就像别人解开密码。那女人从水里跨上来,把身上的布重新再缠了一下,遮住了她的Rx房。我走向她,马上明白这是德里那个女护士,那个阿难的崇拜者,能背得出阿难歌曲的歌迷,让我到婆罗尼斯来找阿难的指路人。
    她一步跨三级石阶,避开我似的,身后跟着两个短打扮的精悍小伙子。
    她将插在腰上的墨镜取下,戴上,加快脚下步子。
    我想也没有想就追了上去:我怎么能上这样的当!我早就应当明白:异国他乡,就别想巧合。凡是巧合,多半落进算计。
    想到这里,我几乎要对自己怒吼起来。我正拐过巷子,向上爬坡,却发现有一人紧紧跟着我。就在这时,我又看见那三人奔上了石阶。后面出现了一个盯我的人,我对这种事情很敏感,马上就会发现。哪怕他与其他人一模一样,而且小心翼翼,总在我回头前闪到一边去。
    但是我心里一紧张,差一点丢了追的人。我们在婆罗尼斯迷宫的巷子绕着圈,一会在河边一会儿到街上,他们走得快,走得熟悉,走得沉着。他们的衣服松弛,我穿着印度服装,又是拖鞋,就碍手碍脚。终于无法再看见那批人,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远近寺庙响着乐声,混和着教徒的诵经声,像是从一处处河边沐浴的人那儿传来。
    男女老少似乎都喜欢坐在路边地上,坐在地上的人神情都满足而快乐,印度少年的眼睛特别清亮,很迷人。卖槟榔鲜花,按摩,请人理胡须,修脸面,布施金钱给乞丐。奇怪,就在我一闪神之际,他们不见我视线里了。
    我拿出地图一查,我在马尼卡尼卡的河阶平台。
    这儿的火葬场,尸体先用布包裹起来,男的用白布,女的用红布。然后放在竹制担架上,从不同的巷子和弄堂抬来。石阶上堆积着无以数计的木材,旁边有一个巨大的磅秤。每一根木头都要过秤,以便精确计算火葬费用。工人们有经验地将木材堆叠在尸体上,由亲近的人点着葬火。没有人哭,因为是葬礼仪式公开,每个人都可以观看,有的人在岸上看,有的人在船上看,死亡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件普通的事。一边是死亡,一边是沐浴净身,上面是烈火,下面是圣水。
    我浑身汗淋淋,累得干脆坐在石阶上。火焰燃烧的声音轰轰响,一阵风吹过,热乎乎,像有骨灰扑打在脸颊上。我心里生气,一直跟着那三个人,怎么突然从视线里溜掉,盯我的人,怎么可能放过我?明显她们要找我,而不是我要找她们!
    那么我应该趁此机会溜掉。
    小渡口,船夫站在船舷上,拿着长长的竹桨,还有些人蹲在岸上,无所事事。船夫不断地吆喝,“要开船了!”跳上小船的人中没有。这一段河水浑浊,但河水就在房子门边,“上船,上船”,生意拉到我了。我一声不响就跟着下了河岸边,上了小船。
    就在这个时候,我身后响起脚步声,跟着人就到了船上,到了跟前。那个自称护士的年轻女人消失了,我看出原先在她身边的两个人,以及追我的人,已经围拢上来。
    “中国女人”,那个跟踪的人说话了。“我们谈谈好吗?”他彬彬有礼,但是船夫马上明白他们是什么人,马上消失了,实际上我们周围的人全部都消失了。
    我被一连串不同的人连续审问,问的问题莫名其妙:名字,假名,真名,笔名,地址,电话,工作地点,教育,父母,来印度目的,与什么人接触过,到过什么地方,现在住在何处。我对此当然不会惊惶,也不会拒绝回答。我的回答他们相信不相信,就不是我的事了。他们反复问这种事,是想抓住我前后不一的破绽。这也未免太小儿科,我应付自如。
    房间算得上大,窗口也不小,可还是亮着一盏长日光灯。地方很像肯顿门区,虽然他们的吉普车在路上绕着圈,我仍然有点方向感。
    没多久换上那个追我的人,粗腰,但鼻子生得又直又大。他直截了当,问我“阿难是什么人?”
    我早明白他们会问:那个女人跟这些人一伙。我反过来问:“你们是什么人?你先说清这个问题。”
    看来他是负责人,已经看出我不是个容易吓倒的角色。于是他说:“我们是国际刑警组织,与贵国有合作关系。”
    这也是我早料到的。我说:“对不起,这与我无关。我只是一个中国作家,来采访大壶节,顺便打听一个唱歌的朋友。你们无权拘禁我审问我。”
    “谈不上拘禁审问”,他说。“我们是合作伙伴关系。”他打个手势,外面送进两杯刚挤好的菠萝饮料。我跑累了,实在是恰到好处,我接过一杯。“当然,这是在你没有触犯我国法律的情况下。”
    “请问我犯了什么法?”
    “这正是我们要谈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劝你合作的原因。”
    看见我一口气狂饮掉菠萝汁,他把那杯没有动过的菠萝汁推给我,还说,“过一会儿,我们上这里最好的餐馆,算是我们局里的一点敬意。”
    我喝得噎气,没法说同意不同意,说也没用:对于软硬兼施,我只能装聋作哑。他继续问:“苏菲,香港传媒界女老伴,为什么对阿难如此感兴趣,特地派你来找?”
    “对不起,我不认识什么苏菲?哪个国家的人?澳大利亚人?”
    那男人看看手表,大概明白跟我磨没有用。就啪的一声按上了桌上的电脑屏幕,上面立即跳出阿难的照片:苏菲传过来的那张。
    看见我脸上毫无表情,他打了几下键盘,立即跳到苏菲给我的信。
    我一下子跳起来:这些坏蛋把我的笔记本电脑整个儿下载过来。他们肯定一路截了我的电话和电子信。不对,他们进了辛格的房子搜查遍了。我的电脑留在辛格家里,而且是打开的,也就是说,不需要密码就看到一切,下载一切。我真是太愚蠢,太不防备,以为这个国家的人,真像幼儿园的孩子一样天真无邪!
    看到我脸涨得通红,这个人得意地笑了。
    “现在可以说了吧!”
    “说什么?电子信是隐私,你们才违法。苏菲是我的朋友,她也认识阿难。她关心我这次旅行,因为我是她的报纸的作者。”
    “不那么简单吧!还是说出来为好。”
    “你们的中文译者看得懂我所有的信,还要我说什么?”
    “信里没有写的事?”
    “我不明白,你何妨告诉我?”
    我开始觉得饿了,而且饿得很难受:毕竟这一天事情太多。我几乎要抗议了:让我吃晚饭吧,你们轮流吃,虐待我这个外国客人,很不人道。
    我正要说话,有人在外面说了什么,只有他的座位上能听清,我听见也不懂印地语。他站了起来,把门打开,恭恭敬敬地请我走出讯问室。隔了两个空房间,就是一间像机场贵宾室一样的房间。那里坐着一个东亚人,西装领带笔挺,旁边有个拖包,好像真是飞机场。
    我几乎要觉得这个场面好笑了,才看见那个已经在与这个印度人握手的东亚人,不是别人,就是茅林。
    茅林没有转过脸来与我握手,只是与印度人说了两句,就拖了包,递眼神示意我跟着他走,那个印度警官倒是很客气地说:“小姐,希望不久我们有机会再见,我们做东。”
    我对他伸出的手瞅也不瞅,自顾自走出去。我心里正在七上八下,明白这些印度警察给我捅了大漏子。他如果拦我,我会给他当面一拳。
    我们走到外面,也没有说话。他招呼了一辆出租车,我们搭上车,还是没有说话。我们进了一家饭店,依然没有说话。他不说话,我也不愿意说。明显他为我的事而来,说不定昨天通知,他今晨赶飞机到德里或加尔格答,然后转印度国内航线赶过来。
    我不知道印度警方说了什么,给我什么罪名?也许根本就没有罪名,不过是想在中方代表没有到达之前,从我嘴里打听出任何有用的情报。我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所以我也不想说话。但是我的电脑是被他们看了,所有的地址都拿去了,可能就是在上面发现茅林的地址,就直接联系上了。这是我理亏之处,所以我等着挨训。
    饭店里的人热心地邀请我们进去坐,正好解了我们各怀心思不言说的尴尬。
    鞋,坐在卧垫上,喝着侍者端上的热茶。茅林的英语,较以前进步很大,肯定比我用功,这点令我佩服。
    菜上来,不管是柯雷特还是欧姆雷特,不管是对折成半圆形的马沙拉豆沙和清蒸米糕还是烤鱼,味道变化不大,吃在嘴里都差不多,八九离不了咖喱。老板专门拿来两副刀叉,照顾我们是外国人。我更愿意用手,用心洗过的手比任何餐具干净。“印度风俗,左手擦屁股,右手管吃,”我故意挑茅林说话。茅林冷冷地说,“用哪只手都不对,用筷子才称得上吃饭。”
    一开腔之后,他似乎觉得不必再板着脸。接着他说起印度菜来。因为南部气候炎热,有许多来自非洲的移民,口味重,嗜好刺激性的食物,且是越刺激越好。相比南菜,北印度的人口味就清淡多了。
    我没话找话,让他说说咖喱。
    他看了我一眼,说:印度咖喱有十几种,颜色也有好多种,比如黄色、橙色、淡黄色、橘红色,口味也有几种,辣的、不辣的,五味杂陈,色彩缤纷。形成咖喱的主要香料有胡荽粉,辣椒粉,小茴香粉,肉桂片,豆蔻,丁香及胡椒粒,还有椰汁,郁金香粉等作为基本调味,再做其它风味的延伸变化。可做咖喱鸡、咖喱牛奶、咖喱奶酪、咖喱蔬菜。他说,信不信?享受美味的印度菜有35%来自嗅觉,35%来自味觉,其余30%来自视觉、听觉和触觉。
    我说,第一次听见用这种科学方式说菜。
    这顿饭吃得沉闷,毫无滋味。没有吃完,菜剩下一半。侍者端来温热的柠檬水,让我们洗手去油。一小盘香料和冰糖。我捻一小撮香料入口,细细咀嚼,满口芳香,比口香泡泡糖清爽。我让茅林也试试,他不愿意,说受不了,咖喱少吃还行,吃多了受不了,应该找家中国餐馆吃饭,反正他也没有入乡随俗,穿印度传统服装。他态度暧昧,而且酸酸的,带着讥讽和埋怨。
    等到两个人都解了饥,我们对着一桌子的餐盘,无法再不说到正题。我知道茅林只会在电子信上抒情,当面说出的话,哪怕不是今天这样的场合,也不会带任何华丽辞藻。他是一个典型的新型技术官僚——如果你把文学也当作一种技术的话——效率极高,任何混乱局面,他一下子就能抓住要害。
    “好吧,说正题。这些印度人没有找麻烦的理由。”
    我松了一口气。我没有任何错处被抓住,没有给国家带来麻烦,这就好。
    “他们监视你,因为中国人太暴露——你更加惹眼。”
    我耸耸肩,我依然没有任何错。不过我开始回忆一路上,除了那个护士,还有多少人是侦探:火车上的兄弟?旅馆里敲门卖酒的人?是不是辛格上校本人也是警局探子?一想到落到别人罗网里,还以为自由自在,我不由得对自己生气了。
    “你让我来的。我撤回去就是。”
    这下子茅林脸色铁青。我这话,的确不应该对上司说。茅林尽量控制自己,慢慢说话:
    “但是他们与此事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借合作的名义,想知道究竟,看看有什么可以今后讨价还价的地方,所以才在我到达之前拘禁你,算是给我一个面子,放我们的人。”
    这群卑鄙的家伙!我生气地说:“我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们。”
    “你也没什么可以告诉他们!”茅林接上嘴,语含讽刺。然后,他一字一板地说出他心里肯定焖烧了很久的话:“局里让你处理这个案子,已经有六年了吧?多少次派你到香港,查阿难的踪迹,你却让他跑了。”
    “没有让我逮捕他,我还能锁住他的腿?我到现在还没能见到此人。”我也开始生气了。这案子束手束脚的地方实在太多。我几次决定让局里另请高明,最好是茅林自己来做。但是都因为我与苏菲处得太好,茅林主持的这个小组一定要把我留住。
    “好吧,你没有明显做错的地方。”茅林松开一把,这是他当领导的技术。“但是不能让他再跑了。这个案子到了下结论的时候;国内的账,基本也有了个眉目;资金肯定转到苏菲所在的报业集团,可能从那里又转了出去相当部分。”
    “那还有什么办法?”
    “应当尽快把阿难逮捕,递解回国。印度方面同意在我们通报后代行逮捕,这些手续我来处理,你不必问。”
    我很高兴总算可以了结我六年的任务,这件事让我几乎没法继续我的“业余爱好”,写作。我问:“先得找到他。”
    “这是你的任务”。他看见我皱眉头,又添加说:“看来这次可以按住他。辛格是他的亲戚,究竟什么亲戚,尚不清楚。但是1950年是这个辛格送他到新德里我国大使馆,说他是个中国孤儿,应送回国。这点从档案里查出来了。”
    “这不说明问题”。我抗议说。我不能把太少的信息作为根据。
    “但是印方似乎了解更多的情况,所以他们搜查辛格的房子。他的情妇怎么说?”
    我皱了一下眉头:我不喜欢这个词。“苏菲昨天起非常着急,说是发现自己是半英国人,非常感慨。”“什么臭商人!知道她是半英国血统的人,难道她自己会不知道?”
    “我当然明白她是又放一点水给我。不过她怀疑,阿难一旦找出自己的身世,会受不了。阿难会有什么身世呢?她可能还知道什么,一股劲儿催我赶快行动。我今天就得向他汇报进展。”
    “好!着急了。”茅林拍了一下桌子,兴奋起来。“她自己不敢来,怕被一网打尽!”
    “阿难的身世呢?要打听吗?”
    “我们对此人的身世不感兴趣。”茅林说。大概是觉得太严厉了一些。“我们是抓他的现行经济问题。”“不打听,怎么知道他的行踪?”
    他想了一下,一字一板地说:“你的主要任务是逮捕阿难。其余的事,服务于这个主要目的。”

《阿难:我的印度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