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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号院子空坝，算是老院子的一部分。以前的六号院子，也只剩有这个空坝、一截院墙和大门，其它全坍塌成废墟，在13年前修成一幢六层高的小白楼房。六号院子、七号院子、八号院子，当然包括一些零星搭建的平房，是野猫溪副巷这条小街最主要的房子。这幢楼房在整个贫民区歪斜破烂尚存的黑糊糊的吊脚楼、泥砖和木房中间，非常醒目。
那时父亲尚在。修建小白楼房时，原住户都各自想办法搬离。父母说人老了，去新地方两眼一抹黑，不好。他们不肯离开老地方，就租了七号院子一间房。楼建好后，为尽孝心，我给他们买了五层楼临江的两室一厅，带厨房和卫生间。内销房，价格比外销房便宜好多倍。但是原住户凭可怜的工资大都无钱买房，只有彻底搬走，只有程光头和解放前做过妓女的张妈的儿子两户搬了回来，前者是几个儿女把积蓄拿出来，凑齐钱，后者是儿子借了银行贷款。其他住户都是新面孔。不过13年住下来，陌生邻居也皆成了老熟人。
我握着幺舅的手，问好。几年没见，他头发几乎全白。他接到电话，就带着三个孩子过江来。说是就这么一个亲姐姐，他的一家子得给她守灵。他明显哭过，眼睛还红肿着，神情很哀伤。我说：“幺舅，你是我们的长辈，有不对的地方，请千万指点！”
他说：“三娃子很懂事，灵堂设得不错。”
这下我才仔细打量：紧靠老院子残墙，扎了四米多长的花牌，底色为深绿色，配有黄色花朵图案，挂着驾鹤西去横幛，花牌正前方放灵柩，后方正中央墙上是母亲遗像，扎了黑纱，周围放黄白鲜花。遗像正后方花牌上挂挽联，楼房一边墙壁上也挂着挽联挽幛，花圈则放在院子大门内两侧。
灵柩周遭扎着白绸带白花，有新鲜马蹄莲满天星衬托的花篮、成打白玫瑰混合百合和白菊，插在盛水的塑料底座里，以保新鲜。母亲生前最爱鲜花，三哥倒是细心。
“他呀肯舍得这钱？是我打电话从城中心花店订来，要了一个快递。”小姐姐不屑地说。她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茶水，在桌子另侧坐下，“梅惠子，你去美国多久？”
梅惠子说：“有些年头了。”
三嫂拉幺舅到另一桌上去打麻将，那儿三缺一。
小姐姐问梅惠子为何不到英国去？知道吧，英国福利好，交通发达，教育、医疗条件优越，连宠物都有权利，虐待、遗弃宠物会犯法，倒像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虽然咱们是社会主义，但能在这儿生病吗？没钱不让住医院。
梅惠子说美国与英国的确不一样，但是美国有美国的好，英国有英国的不好。
我不想加入这种谈话，有种冲动想去问幺舅，母亲怎么会自己事先准备遗像？
可是我没有起身，母亲与幺舅最亲，但恐怕也不会从他嘴里知道什么。母亲深知这个小弟弟的性格，一向老实，又怕事，不会给他添麻烦。
母亲躺在装有冰的棺材里，而不是坐在这桌子边，听我和别人说话。她活着时，常常会插几句言，会让我笑起来或捧腹大笑。母亲是懂得幽默的人，她知道如何说话，少一个音，间隔一个字，提高或降低一个词，效果完全不同，从这一点讲，母亲是个语言艺术家，而且有表演天才，模仿力强，绘声绘色。可是母亲死了，她不能呼吸，不能听见我说话，也不能跟我说话，她再也不能拉着我的手。我朝她笑，她再也看不见了，她就像一个狠心人，一眨眼功夫，就躲起来，躲到我怎么够也够不着的地方，我怎么想她，她都不会出现。我摸着自己的手，还留有一股她手上的凉气。我必须接受母亲死了这个现实。
但是不能。母亲怎么可以抛下我，独自走了？在那种年代，连口水都会把人淹死的时期，她居然敢把我这个私生子生下来，敢把我养大，独自忍受屈辱和各种可怕的压力不吭声，这样的母亲，不会不跟她的这个孩子告别就走的。
母亲当然不会离开我。
我像一个生有双脑袋的怪物，一个脑袋承认母亲死，一个脑袋拒绝承认。两个脑袋互相打架，分不清输赢。
母亲蹲在地上给我洗衣的形象，从记忆深处透出，逐渐清晰。那时我还没上小学，是一个大年三十晚上，吃过团圆饭，母亲得当夜回白沙坨造船厂，运输队大年初一加班。我非要跟着母亲去，母亲不同意，我抱住她的腿不放。母亲只得点头同意。没有船，我们只得走山路。突然下起雨来，雷声阵阵。
我紧紧抓着母亲的手，怕滑下山崖去。母亲走到半路，开始埋怨我，说根本不想带上我，我却非要跟着，不听话，给她添事，真是麻烦！我一生气，甩开母亲的手，走出不到五步就滑倒了，一身都是泥。母亲来拉我，我不理会，自己站起来往前走，马上又跌倒了。
母亲一把抓住我，叹了一口气说，“这辈子莫非妈妈当真欠你？你生生成了我的小冤家！”
那是我第一次与母亲那么近。母亲带着我走到半山腰的集体宿舍，一共六幢，五十年代的红砖简易楼房，三四层高。我们走进第三幢，楼梯上全是灰，墙灰剥落，露出涂了一层覆盖一层斑驳不均的油漆，新标语遮住旧标语，门窗破破烂烂。在二层靠左端里的一个房间，母亲拿出钥匙，开了暗锁。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靠右墙有两张单人木床，挂着发黄的粗布蚊帐，左墙安了一张单人床，搁着旧木箱，还有一个上课用的小桌子，铺了塑料布，搁了些杯子筷子之类的东西，依墙有一根铁丝，挂了几条毛巾和洗的衣服。母亲的床靠窗。我睁开眼到处看，想把母亲离家在外睡觉的地方记在心里。母亲倒了暖水瓶的水，把我周身上下擦干净，换上她的一件衣服，把我塞进被窝里。头顶的长日光灯扎眼，她顺手关掉。她把我的脏毛衣裤子袜子放在盆子里，蹲在地上洗起来，窗外路灯余光打在她脸上，母亲看上去很美，很温柔。
我马上就睡着了。
睡得很香。爬起来一看，母亲没在床上，我找遍船厂，也没她的影子。我大哭着叫妈妈，醒来，发现是一个梦。可是母亲不在，月亮透过乌云堆，孱弱地从窗外照耀下来，这个小房间变得阴惨惨。我躺在母亲的床上，害怕极了，躲在蚊帐里，不敢拉亮灯，也不敢叫。还有一张单人床，也有一蚊帐罩着，却没动静。没一会儿，母亲提着两瓶开水进来，她走过来，看看我，用手把我脸上的泪痕擦掉。我马上放心地继续睡。
那是母亲吗？母亲一向对我蛮横、出奇冷淡，似乎她脸上总挂着一串冰柱子，与我隔阂，是前世后生都不可改变的，像一个后妈，不像别人的母亲那么宠爱孩子，呵护有加，表示亲热。我不习惯，认为自己在梦里。果然母亲第二天早上对我冷冰冰，她把已干的衣服放在我面前，还埋怨地说，“要不是昨夜妈把衣服拿到锅炉房烘干，哪有你穿的，真是尽给妈添麻烦！”她恢复如初，而且显得急躁，一副随时要发脾气的样子。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就算那是一个梦，不管母亲之后对我如何不像母亲，我也该满足。
2
好了，今夜坐在这儿守灵，我得安心一些。
院门外，没有路人，天光暗黑发紫，看不到星星，也看不到月亮。云层变得又低又厚，铺压下来。我说：“但愿不下雨，一下雨不晓得搭的棚漏不漏。”
大肚猫一听，赶快说，“我去查看一下。”
突然一个鬼祟的身影在大门外闪了一下，就不见了。
我整个神经束都竖起来，陡然站起，跑到大门前，看清楚：那是老邻居王眼镜。她比记忆中更胖，背倒伸得直直，下着石阶，步伐不太灵便，算起来她也该有七十岁了。
她来干什么？
王眼镜住在同街的八号院子，灾荒年在一个厂子修建队管秤，将母亲抬的河沙故意倒掉，还压扁箩筐，欺负母亲，没收母亲的临时工证。王眼镜后来调到地段居委会当主任，不时把母亲当成一个道德败坏的分子处理，给母亲小鞋穿，拿捏母亲，因此年年得先进。我们一家子见着她都怕怕的，尽可能绕道或躲远，生怕她找碴儿。若她找到碴儿，母亲就得到居委会和派出所背书、写检查，遭到好些人训斥。母亲最怕派出所那个年轻户籍警察，他惩罚母亲与众不同，他在母亲的档案里添文章，说是要和母亲做临时工的单位领导一起来做母亲的思想工作，母亲为此掉了好几次工作。王眼镜常常出现在我小时的噩梦里，甚至我长大成人，照旧做她惩罚我站在雨中被淋得一身湿透牙齿打战的梦。哪怕我出国，回家探望母亲，经过八号院子前，王眼镜瞧见我，也一样开骂：“烂丝袜子！你这破鞋养的家什，成了作家，得啥子哈巴意！”骂一声往地上吐一下口水。
有一次国外一家电视台拍我回家探亲的电视片，整条小街都得扫入镜头。王眼镜坐在八号院子天井矮木凳上吃饭，她用筷子敲敲碗沿，松掉铁链，唆使她的大黄狗来咬我们，阻止拍片。导演看不惯，出来打抱不平，被她一碗稀饭扣在头上，她义正辞严道：“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你再来几个洋威风，我王母娘娘照样不信邪！”
电视片里留下了王眼镜的一个形象：她灰白头发，戴一个棕色镜框的近视眼镜，手举着筷子，嘴角挂着笑说，“拍吧，龟儿子，我就还不信这包药，烂货生的小烂货，出息了，在我这革命群众眼里还是一样！”
不错，就是一样。
当天我在电视拍摄时说，任何时候拿起笔来写作，我都是长江南岸那个贫民窟的小女孩。
多少人会理解这话呢？谁能真正听懂呢？
母亲能明白。她几乎年年都去庙里，点上七星灯，虔诚地对着蒲团跪下来，口里念叨：菩萨保佑六妹，给她百合曼陀罗，给她利剑长江水，给她巫山云和雾，给她我的心、我的命，保佑她逢凶化吉，竿子到头路百条，事事通顺。
院门口两侧全是花圈，越堆越多，放不下了，靠墙叠放。花圈上的姓名，多半陌生，再看一眼，又似乎相识。母亲生前没什么朋友，死了，一下子钻出这么多朋友，令我吃惊。我打量着花圈上的落款，我们六个儿女都给母亲送了花圈；大部分亲友们也送了，一人一个花圈或两人一个花圈；好些陌生的人，似乎是母亲船厂做临时工的工友；邻居们都送了，一个大花圈，密密麻麻用小楷毛笔写了一长串名字，奇怪王眼镜也在内。
于是我问一旁的邻居马妈妈，她瞧着我满脸疑惑，说：“一条街一人两元钱，啥人想麻过不给，没门，我非收不可。”
世上有这样送花圈的？恐怕也只能在野猫溪副巷这条街上。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每隔几年，政策一变，每个人关心自己的出路，街上也出现了开火锅店起家的万元户，有了钱，赶快离开这贫民窟，搬到对岸市中心；也有靠卖自己的血为生的老血号，收紧裤带过日子；也有跑到外地做小本生意的人，从此再也不肯和这儿有一点儿联系；也有不少姑娘家往深圳海南跑，混得好的，回来时周身上下穿金戴玉，给父母买一台黑白电视，混得不好的，就消失掉了。打个比方，马妈妈，以前住同院，有一只眼睛生来瞎，丈夫在船上工作，自己做塑料厂搬运工，后来儿子挣了点钱，买了中学街街尾的一幢二层楼的小房子。那儿是一个十字路口，什么人经过，都得过她的门，她就此开了一家杂货铺，安了收费电话，生意兴隆。
不管日子照常不照常，都说邓小平好，让人盯着钱转悠，不搞阶级斗争，人少和人斗，耳根清静，眼根更清静。王眼镜这个一向拿捏着居民言行的先进街道主任，威风陡减。
那时六号院子还耸立在脚下这块地上，石妈的丈夫得脑溢血死了，王眼镜搬来与她同住。石妈的房子就一间，在大厨房里左边端头，窗子朝西，长江中的乌龟石和弹子石渡轮依稀可见。王眼镜的丈夫和三个儿子先后得羊癫风，一个接一个握着拳头、扭过头去走路，眼睛格外恐怖，喉咙堵住，憋气而死。小儿子幸运，长到15岁也没有遗传父亲的病，他躲瘟神似的逃走了，再也没有回家过。王眼镜与石妈住在一起，惺惺相惜，天天邀人来赌长条牌，咒骂男人。两人手气好，赚小钱可维持平日开支。输了，她们会喝几两五加皮酒，靠江的那个小房间里会传出一段川剧。
王眼镜学妙龄尼姑：“他把眼儿瞧着咱，咱把眼儿觑着他。他与咱，咱与他，两下里多牵挂。”
石妈声音提高：“冤家！怎能够成就了姻缘？就死在阎王殿前，由他把那碓来舂，锯来拉，把磨来挨，放在油锅里去炸。”
两人合：“哎呀，由他。哎呀，由他。”
可是没有多久，两人翻脸，石妈让王眼镜滚。王眼镜抱着自己的铺盖卷昂着头走了。屋里传出石妈的哭声：“我的命是落汤鸡，是半根稻草。”她哭诉到伤心处，说儿子要带着儿媳回来住，她应该高兴，可就是高兴不起来，这么xx巴小的一间房，冬天寒心寒骨，夏天当头晒成死老虎，日子看不到头。
母亲听着，眼泪唰唰往下淌，手里正在往灶上添煤球，一个掉在地上摔个碎，又一个掉在地上摔个碎。“妈妈，给你。”我递上一块手绢。母亲接了过来：“看妈妈没出息，哭啥子呢？妈妈不哭。”可她眼泪掉得更厉害了。母亲不喜欢那个臭婆娘，却要为她哭，为什么？
18岁的我成天跟母亲赌气，一心想考上大学，离家远远，哪会愿意去弄懂母亲的心。
3
梅惠子看看手表，说：“对不起，得离开，你妈妈出殡之日我会再来。”
我找来手电，与梅惠子脚跟脚地出院子大门。借着手电些微光亮，江边窄陡的小径好走多了。
梅惠子不是邻居，是我小时的朋友，她住在野猫溪。我与她在江边认识，碰面时爱说各自看过的外国小说，未必都懂，可读到主人公落难一样流泪。她父亲在船上工作，不幸船出事，一船人都遇难了，那时她才3岁，妹妹才1岁。母亲靠糊纸盒一人带大两姐妹，怕后爹对她们不好，再未嫁人。她说我，“你肯定有一个幸福的家。”
我不肯讲我是一个多余的人，母亲不在意我，父亲不把我当一回事，姐姐哥哥把我当外人。于是，我快乐地点点头，说家里姐姐哥哥都疼爱我。
梅惠子羡慕地看着我，连连说，她很羡慕我家里有那么多人，尤其是有父亲，有父亲多好啊。我问她：“你想长大后做谁？”“当乔治·桑。”她看看我说，“你呢？”我也想当作家，可自知梦想难成，就支吾不出语。她推我，我仍不说。弄得她与我不欢而散。几十年后，她做了一个生意人，而我成了一个作家。梅惠子说：“我读过你所有的小说，你妈妈心里一定为你骄傲。”
“她以前倒是认为做一个厨师比作家好。”我说。
我们走到江边马路上，天边响了一声闷雷。“需要我做什么，就来电话。”梅惠子说完就抱住我，在我耳旁柔声地说，“想哭就哭出声来，不要把泪水流在心底里。”
我鼻子酸酸地对她说：“再见了！”她看看我，走向车子，打开车门坐进去发动车，对我摆摆手。那车是一辆紫色的BMW，很少见到那种紫。最多隔两天就会与她见面，这些年她生活如何，我很想知道。想必她对我，也一样。
4
我打着手电往回赶，两只猫在废弃的粮食仓库院墙上，抓着耗子似的兴奋地尖叫。雨点说下来就下来，我快步经过停灵柩的空坝子，直接上到五层楼。奇怪楼层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推开家门，我大口喘气。客厅里乱乱地堆了客人们的衣物，也没人。我推开右边第一个房间，走了进去。
这是母亲的卧室：右边是三门双开黑衣柜，左边是老式五抽柜，柜上有一台18寸电视，搭着蓝布罩子。平柜边上是父亲做的两张凳子，上面放了三口旧木箱，遮着红麻布。双人床正对着门，档头黑桃心形，在白墙衬托下发亮。床边有把旧藤椅，堆满了被子床单。以前母亲总坐在这儿等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回回看见我进来，都说：
“哎呀，是我的六姑娘回来了。快，乖女儿，快坐到妈妈身边来。”我手上的行李哐当一声落地，走过去，看着母亲，脸上露出欢喜的笑容。现在这儿没有母亲。我把藤椅上的东西移到衣柜里，就在床边坐了下来。母亲坐在藤椅里看着我，有些累，睁不开眼，很伤心的样子。我朝她伸出手，握了个空。我起身摸藤椅，竹藤黄黄的，旧得厉害，好些地方分岔，却是异常结实，像记忆中母亲的手，甚至带有一些她的体温。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房间里全是母亲的气息，她的声音，她很少有的笑声，也同样少的哭声，我几乎从未听到过，这时统统汇聚在我周围。当然也有死亡的气味，浓烈地驱赶那些鲜活的东西。我站了起来，一点一滴看来看去，就在阳台上，死神在风里飘来荡去，把门摔响。
我走过去，死神躲闪开，雨成细线，斜斜地飘洒过来。阳台上堆有裹成一团的床单被子，有地方是湿的，想必是母亲临终时流下的尿，还有从她身上剥下的衣裤，皱巴巴地扔在地上。碎花棉布上衣，半长裤子藏青色，统统洗得旧垮垮的。我蹲下拾了起来，紧紧抱在怀里，心里好受多了。两分钟后，我将衣服床单叠整齐，把被子裹成一棍棒型，找到一块塑料布包扎好，顺阳台角落放好。
雷轰隆隆响起，远处有闪电。“希望是大雨，大雨比小雨好，下过了，就不会连绵不断一个礼拜。”母亲会这么说。母亲躺在床上，从窗子望天上，让我走时带上伞。我走进房间，床是空的，母亲不在了。
父亲的遗像还是在床头左上角墙上，眼睛注视着远处。没有父亲的孩子，她将盲目地活着？没有母亲的孩子，她将绝望地、加倍盲目地活着。感觉他把眼光慢慢转向我，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我走近，这时一阵冷风刮来，吹得窗帘腾飞。我赶紧关上阳台的门，乌云压得更低，雨水倒是弱小多了。再看父亲的遗像，他的眼光恢复如常，不再看我。
5
不放心楼下坝子，我到走廊栏杆前一望，透明塑料棚子搭得很牢，由高到低，大雨无碍，客人们还是坐在那儿打麻将。
空气好多了，我觉得有些汗粘着皮肤，想洗个澡。于是拿了自己的毛巾和香皂到卫生间，开了热水器，草草冲了个澡。从卫生间的窗子可看见远远近近歪斜在江边山腰的房子，有的地方，灯光亮，有的地方，灯光稀疏。这片地区，从小就习惯，现在看，怎么觉得不一样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以前有母亲，现在母亲不在。我眼泪又下来了，用毛巾擦干身体，穿好衣服出来。
回到母亲的卧室，小姐姐跟进来，戴着一顶黑布宽边帽子，黑衣黑裙，本来个子高，显得更高。这个我们家的绝世美人，在夜里如此装束，玩什么新路数来着。她像没看见我的一脸惊奇，问：“你要睡哪里？”
“我睡妈妈的床，不是已全换过了吗？”
“是换过了，你不害怕？”我反问：“怕妈妈？”小姐姐不好意思了，调换话题，说母亲咽气时，她不小心把眼泪弄在母亲的身上，不可能梦到母亲。梦不到母亲，心里有块石头，搁不稳又取不下，闭着气。
她埋怨自己，倒霉运，撞破头求神拜菩萨，也不能翻身？我一向敬畏鬼神，鬼神信则灵，不信就无。小姐姐说，以前院子对门邻居陈婆婆死时，她的孝道儿子也是把眼泪掉在寿
衣上了，即便他有辟谷功夫，也见不到其母。“六妹，刚才揭开妈的棺材时，你没把泪水弄到妈身上吧？哪怕泪水掉一半滴到棺材上，你也一样会失去与妈再见的机会。”
我说应该没有，我要祈祷妈妈回到这儿来。小姐姐重复我的话：“回到这儿来？”“我想和妈妈说话。”小姐姐揭掉头上的布帽，坐上床沿：“我也想和妈妈说话。好吧，我们一起来向老天爷祈祷。”
我们面朝房门，闭上眼睛，双手合十。过了好一阵子，我才睁开眼睛，喉咙堵得厉害，我咳嗽了两声。小姐姐还是坐在床边，双手放在胸前祈祷。
我打开母亲的衣柜，想找一件能当睡衣的衣服。里面乱乱的，没一件衣服合适。
我叠好衣服。走到隔壁房间——五哥五嫂的卧室，有一个双门衣橱半开着，我拿了一件五哥的体恤衫换上。
我回到母亲的卧室，小姐姐对着镜子，仔细察看自己的脸。她的脸颊有点黑糊糊，显得丑陋。我没问她，她自己解释：从伦敦回来已大半个月，正在做光子去斑，涂了医院自制的中药。药费昂贵，不过医生保证，医到斑消失为止。
从背影看小姐姐，黑色紧身毛衣和呢裙紧裹着一副女孩子的身段，那水蛇腰特别妖冶媚惑，脚上是一双时髦的黑皮长靴。
我上了床，躺在右边。
往常回重庆，若住家里，我总是睡在母亲的右侧，今天也如此。小姐姐收拾完毕，也躺上床来，随手熄灭灯。
雨已停了，阳台上塑料棚子里积蓄的雨水从边沿往下滴，滴嗒滴嗒响。房子这一侧靠中学，背对江水，楼下守灵的喧闹轻多了。外屋客厅的日光灯透过门缝泻入，山坡上中学的亮光透过布帘浸进来，母亲房里每一处都依稀可见，那房门后贴的发黄的旧年画引起我注意：一对胖头女娃男娃，举花瓶提彩灯笼，庆祝五谷丰登。是哪一年？母亲在电话里对我说，她买了一幅带喜气的画，贴在门背后，“六妹乖女儿，你回来过年，就能看见。”
哪一年？我想不起来，我肯定没有回家过年，我有多少年没有回家过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多年。每逢过年，母亲不知有多盼我，站在这阳台上，看有没有我的身影走下那一坡长长的石阶来。她看不到，不知有多失望，可她一次也没抱怨过。
这时，小姐姐推了一下我的肩膀：
“你当然和他有联系，我要说说——”
我把她的手推开。她又放上来了，“就说几分钟。”
我举起手来，摆了摆，表示不想说话。
6
楼下院子空坝里，又添了两桌麻将，除了主打人，周边坐有陪打出主意的人，桌上摆些一元两元五角的人民币，夜深也不影响亲戚们的斗志。那些从楼里牵出的一串串小灯泡，熄了些，不过仍旧灯火通明。
大肚猫倒是认真，走到楼上来，用一根长长的竹竿，查看塑料布边沿的积水，顺势压低，让水流出去，减轻篷布的重量。
这幢楼建在以前六号院子的废墟上，从未进入我梦境。翻检历年做过的大大小小的梦，几乎百分之九十都是六号院子。睡眠之中我脑袋削尖，机敏地从不同时空钻入地底，搜寻着沉入那不复存在的六号院子。每次我都停在厚重的大木门前，使出吃奶的力气推，“吱嘎”一响，两扇厚重的大木门敞开。
天井长了青苔，搁着好些木桶木盆，竹竿上晒晾着衣服，大小厨房喧闹无比，各家在忙着淘米洗菜做饭。堂屋里坐着小脚婆婆，她的水手儿子走进大门前就开始高声叫“妈！”一个小女孩在爬窄木梯。盲眼的父亲担心地侧过耳朵。
“死妹崽，快滚下去！”三哥叫喊起来，他趴在阁楼的天窗上喂鸽子。女孩继续爬木梯，“你找死啊？”三哥朝女孩扔来一个钢钎。女孩闪开，钢钎哐当一声把楼板戳了一个大洞。她吓得从梯子上跌了下去，女孩大叫，一个女人快步朝梯子奔来，一副拼命要救她的样子。“妈妈呀，妈妈呀！”
“六妹，好了，别叫！”小姐姐推醒我。
“你真是的，打断我的梦。”我不快地说。
刚才梦中我有可能看见母亲，只有母亲才有那样的反应，我潜意识地呼喊妈妈就是说明。梦被小姐姐打断，母亲难进入我的视线，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觉得她奔过来的身影非常年轻、敏捷，她似乎穿着紫色竖条旗袍。
事实上我从未看过母亲穿旗袍，小时见过箱子里有丝绸花旗袍，后来再也未见。想来文革期间，母亲为避祸毁之，或是早些年大姐偷走，她个子大过母亲，不合身，便大方地做人情送给同学。家里少有的发黄黑白照片里，倒有母亲穿旗袍和高跟皮鞋烫发的照片，她高额头，忧郁娴静，嘴角微带笑意，很妩媚。眼睛深情地看着什么地方，不见多幸福，却是焕然一新的亮堂，一派韵味。想来，少有人能抗拒这种美。梦总是反映心里想的东西。没人说我们四姐妹丑，可我心里清楚，我们四姐妹只是沾了点母亲长相的光，没一个胜过母亲。小姐姐身体靠着枕头，碰了碰我的手臂：“六妹，我有事情要对你讲。”她的声音里充满焦虑。“那个人根本就是畜生。”
她的声音不寻常，如果我感觉对了，那哀怨的声音带着杀气。我倒吸一口凉气，坐起来，但是马上躺下。“不要讲，起码这阵子不要讲。我什么都不想听。”小姐姐脸色难看。我解释说：“你和我回家是因为母亲去世，除了母亲，之外的事，我们另择时间谈。”“但是六妹，你听我说。我俩见面也不容易。”小姐姐恳求。我说：“我不想谈。你会几个小时都停不下来。”“反正你也睡不着。”
但我主意已定，走到了隔壁房间。床上已横躺着二姐、三嫂和大姐的外孙。双人架子床比母亲的床宽些，我靠着二姐插了个空，睡下去，跟他们一样，双脚吊在床沿。
7
二姐穿着薄线衣，双手衬着脑袋睡觉，新近烫了头发，有点像卡通片里的辛普森太太，脸色很差，嘴唇毫无血色。墙上老式挂钟，滴答滴答走着。凌晨1点55分了，下过雨后，气温起码低了五六度，冷得像初冬。我扯过被子一角，盖在肚子上。渡船上水手吹响了哨子，铁锚升起，缆绳松开。船发动了。江上岸边蒙了一层浓浓淡淡的白雾。渡船掉头向对岸去，我站在岩边害怕地用手遮住双眼，可又想看，就从手指缝隙里瞧。渡船突然倾斜、翻转进江里，一江人脑袋如皮球浮浮沉沉。我松开手，放大胆去看。
父亲长叹一口气，把我拉回家，沿石梯两旁长满断肠草，边角挂着青苔，我边走边看。
春天是活人去见河神的季节，老辈人都这么说，小桃红，人的鲜血染红，凶运吉运，得看人心眼儿多诚。
1953年忠县乡下的外婆病重被舅舅们抬着滑竿送来。外婆是饿病，气鼓实胀，比快生孩子的孕妇还大，里面装有可怕的虫。大厨房全是难闻的草药味，惹得邻居们怨声载道。外婆喝下草药，拉下的全是白生生的虫，长又偏细，像电话线，有些虫没死，还在蠕动。外婆躺在床上，按着大肚子痛得厉害，不停地叫唤着。母亲给外婆揉肚子，外婆埋怨母亲：“你这小桃红背弃我，让我在关口寨扯了张厚脸也做不成人，小桃红你爸爸死得早，你对不住妈妈我呀，我当初啷个生了你这害人精无孝女？”
外婆有百分之百的理由怪罪母亲。外婆讨厌大城市，母亲则相反，她小小年纪自有主张，还没饭桌高，就拒绝裹三寸小脚，遭到外婆的体罚，跪在家里的搓衣板上搓麻绳，她被饿饭，饿得昏厥过去，也不屈从。家穷，外婆只得把母亲许给有钱人家做童养媳，但是母亲偏偏扭着根筋不嫁那个从未见过面的小男人，她被关在屋子里。天黑了，她颤颤巍巍地打开窗子，这窗不太高，要翻过去，必须小心，因为外婆耳朵尖。等母亲翻过去时才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带，她只得冒险翻回去。家里没啥值钱的家什，床档头有一个外婆为她作嫁妆的蚊帐。她卷裹起来，夹在腰间，慌里慌张，结果翻窗落地时左脚扭伤了。她抱着蚊帐，忍着痛，瘸着脚连夜走山路，往县城赶。到了县城，她出于本能，往江边赶，那儿有轮船，可以载她去远方，就可以逃躲开身后的一切。她毅然决然踏上跳板，搭上了轮船到了重庆大城市。
好多年，母亲都杳无音讯。母亲内心敏感，细腻，外表温柔沉静，却是一腔子泼辣野性，用外婆的话讲，母亲是一头不肯被驯服的烈马。可是母亲爱外婆，生活稍稍安定后，不时把攒下的钱寄回乡下。对重病的外婆，她细心照顾，想尽方，想治好外婆的病。
“妈妈，原谅我。”母亲对外婆说。起码当初逃婚离开乡下到城里后应该递个信，让外婆知道她活在某一个角落。
“哼，原谅？当时我就当你这臭蹄子沉潭了。哎呀，痛死我了！”母亲双手作揖，请求外婆原谅。“不可能，你死了这份心吧。”母亲扑通一声跪在外婆床前，“妈妈，你原谅我吧，是我的错。我该早些接你到城里来，若来，你也不会病成这个样子，我好悔啊，我真是不孝女儿！”外婆把脸掉转过去。到外婆死，外婆也没有说一句原谅母亲的话，尽管母亲一再向她表示自己的歉疚。外婆落气前，倒是没有骂母亲。外婆大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出她的想法：
要母亲把她葬回忠县关口寨老家。母亲做到了。外婆的尸体运回忠县老家，与后山上外公的坟合葬在一起。外公的坟头有好多小桃红，那是外婆在母亲逃婚后撒的种，每年整个后山都开遍了小桃红，外婆绕着坟头转圈，边走边对里面的外公说话。母亲一看见父母的坟，眼睛就红了，泪水“吧嗒吧嗒”掉个不停。小桃红，母亲告诉大姐，外婆恨她时叫这名儿。可没外婆这么叫，她哪是她呢？母亲悲痛地拉着大姐跪在外婆的坟前，捧了一把小桃红，花的汁液染红手指，手指晶莹鲜艳夺目。母亲看着自己的手指，再看看整个后山的大片小桃红，突然明白过来：“就我这傻兮兮到家门子的闺女，妈妈早就原谅了我，不然她不会种小桃红，以此祝福。她当然心疼我，当然担心我，挂念生死未卜的我，她是我的妈妈，啷个会变呢？”母亲变成一个泪人儿。
外婆的心眼儿诚，她种小桃红，朝夕祝福。母女之间长年存有的芥蒂之坝冲垮，母亲的心彻底向外婆投降。母亲泪水流个不断，悔呀恨呀，可是也没用，外婆不能死里复生。老辈子人的话，在一个上下一起说谎成性的国家，便无法应验。
几年后全国开始闹大饥荒，四川这个一向丰足富饶的天府之地，也不可幸免。忠县天天有人饿死，先把牲口杀了吃，吃虫，有的村子严重到人吃人的地步。还有力气的人，得浮肿病，就往外跑讨饭，可是跑到哪里，都没得吃，有钱买不到，没钱更无法活，那就抢吃的。没力气跑的人，就吃树皮树根，饿急了，吃自己的屎或死尸。田埂上的野菜根中，有野胡萝卜和野芹菜两种味儿甜，比其它野菜根好吃。不幸的是这两种野菜根和有剧毒的草根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味也相同，那就是狼毒和毒芹。吃过任何一种，在15分钟和半小时内得立即抢救，否则必死无疑。
那年月好几个乡镇才有个医生，别说15分钟，就是一个小时也赶不来，赶来了，也没药。有一家子七口人因误食狼毒，躺在地上吐白沫，满脸青紫，痛得面目狰狞。两个大人把五个孩子抱成一团，他们死成一堆。开始时村子里死了人，还用几块薄木板做个棺材，后来死的人多了，就用一张破席一卷，或一块没用的布一裹，在一块荒地里，挖个坑埋了。再后来，死人更多，就啥也没卷没裹，放进一个大坑合埋。
野菜吃完，就吃黄泥巴。大舅妈吃了泥巴，拉不出屎，活活胀死了。村子里所有的小桃红都被连根摘下吃掉了。可是有一天夜里，外婆的坟前生出好多的木耳。母亲说是在冥界的外婆设此法为大舅二舅们救命的。
1994年夏天，长江三峡工程混凝土纵向围堰的基坑开挖。母亲听说了，日夜不安，说是大水迟早会淹外婆的坟，要去忠县移坟。2000年乡下亲戚来信说，他们得搬移，那方圆二十里不到的石宝寨也会大半在水下。整整一年，母亲都在催二姐写回信，问那些亲戚的去处。有一天，母亲说外婆投梦来，讲红色水位线处处可见，外婆一身是水，冷得很。幺舅声称要陪母亲去，大姐也要陪着去，三哥也要去，不过却要母亲出路费。母亲问二姐拿主意，二姐说应该是六妹出钱。讨论了好几年，到2004年秋天，最后决定国庆时幺舅、幺舅妈和母亲一起去。
可是母亲突然昏过去，流尿，送到医院抢救，说是严重缺营养。母亲去不了，让幺舅去，幺舅非要等母亲好后才去。这事一拖再拖，到一年前三峡工程蓄水至156米为止，因为长江水淹没了整个村子。幺舅把所有的人召集起来，开了会，封锁消息，不让母亲知道。母亲至死也不知祖坟在水底。
但也奇怪，母亲再也没有提回忠县老家移坟之事，一到春节，不管是自家孩子外孙，甚至亲戚的小辈来，母亲都是一人两百红包压岁钱，出手大方，看得三哥二姐胆战心惊。也许冥冥之中，母亲有所感觉，或者外婆又给她投过梦。
母亲不会不顾不管外婆的，她的魂会潜入浩渺的三峡大湖寻找外婆，想来这回外婆会原谅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