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不可思议，到故乡给母亲奔丧的第二天早晨，我会躺在外甥女小米的床上。窗帘透出微弱的光来，墙上有幅画，是日本导演宫崎骏动画片里的幽灵公主，她骑在白狼身上，披着银色的兽皮披风，手持长矛和短刀，短发飞扬，愤怒又聪慧。对我而言，非常美。
突然这小小的空间属于我一个人，周身上下放松一些。母亲属猪，今年83岁。我属虎，今年44岁，母亲在她39岁那年生下我。记得幽灵公主说，我一无所有，我被人类遗弃。她的话深深地震动了我，这正是这个世界留给我最初的记忆。
但是我有母亲，活了半辈子的我才明白，母亲从未舍弃我，她生了我，养大了我。
母亲大半生的历史，在我那本自传里详细写了。写那书，是11年前，在伦敦开了个头，就回南岸老家继续写，正值酷夏，母亲一大早起来做稀饭，有时加绿豆，有时加冬苋菜，有时加皮蛋瘦肉，稀饭到中午已凉，吃时正好。她做的凉菜每天不一样，尖椒清炒后，与生莴笋丝相拌，摘两根配嫩子姜薄片，空心菜在开水里焯过，放油辣子蒜盐。酱油、糖醋茄子排骨，清淡开胃可口。算起来，那时她72岁。母亲的晚年以1996年为界，之前与父亲在一起，不必担心。父亲1999年6月15日过世后，她过的日子，都是她描述，姐姐哥哥的描述，嫂子甚至邻居的描述，除此之外，我知之甚少。这功课得好好做，我才能弄清楚。
1996年我带着丈夫回去住了一个多月，是我和父母生前住得最久的一次。有一天我吐得很厉害，怀疑自己怀孕了。
他说：“若是真的，我们不要，有孩子很麻烦。你受不了当母亲的苦，我们花不起这时间，更不用说要负起当父母的责任。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已有一个女儿，千辛万苦养大，你看她也不在我身边，尤其是她自己有了工作，结了婚，一年半载才有一次电话，都是要钱的，有孩子没有任何好处。”
一检查，果然是孩子。我没有选择余地做了流产手术，与18年前一样，在七星岗妇产科医院，同样的手术室，只是那时不能打麻醉，而现在可以。
我做完手术当天，丈夫就飞到上海与前妻见面。他和前妻都是上海人，她从澳大利亚回去看娘家人。母亲清早去菜市场买了只老母鸡给我补身体，母亲怕血，不敢杀。父亲眼盲，母亲就扶着他到走廊里，把刀递给他。父亲把鸡交到母亲手里，母亲还在发抖。她怕血。这点我与她相同，最惧怕杀生。如果父亲不杀那可怜的鸡，母亲只得干瞪眼，我也没有吃的。
母亲不高兴我丈夫抽身离开，但对我啥话也没有说，只有一次，我写得不顺手，坐在那儿望南山，听见母亲在叹气。她对父亲说，我找你这个男人不像看上去那么好，但终生可靠。
不等父亲说话，母亲又嘀咕：“有孩子，一个家才是家。没孩子，两个大人是两条随风飘的影子。哎，六妹心本就苦，不多说了。”
我呆在那儿，心里有一肚子的话想对母亲说。母亲似乎没有祝福过我的婚礼，当我把结婚照片寄回重庆，她看看照片，继续抬头看电视节目了。
2
他是我前男友的同事，两人在办公大楼里打过几个照面，称兄道弟。前男友在1989年到美国留学，之后来了几封短信便没了信息。我在前男友那儿见过他的信，字迹不大，有孟体风格，语气谦虚，学识广博却不卖弄，心还细，附了好几张英国邮票。两人一起编译一本外国艺术空间蒙太奇集，可是没有出版社愿意出。
前男友的老师听说他从伦敦回北京，离婚后，想找一个中国人结婚。这位老师想到我，正好在北京，于是安排我们见面。打了几次电话都不巧，最后他干脆让我们自己商量时间。在电话里他问我愿意到旅馆去？
我说没问题。
那个炎热的夏天，我敲响他的房门。他打开了门，很亲切地看着我，目光很熟悉很特别。就是那注视，注定了我们的今生。他握着我的手，让我坐在沙发上，他自己坐床头。他比我想的年轻，大我20岁，看上去最多年长10岁，因为个头结实，显得高，戴着一副讲究的眼镜，透出一种睿智和儒家知识分子气质，他的眼睛没离开我半分钟。第一次遇上心仪已久之人，又如此待我，我内心激动加紧张，手脚都不知如何放了。
他说见面前担心我不会大热天来见他，天底下女人都死要面子，让人讨厌，而我不一样。他问我是不是处女？我说我不是，可能从来就不是。
他说我就是他想找的人。
他如此直截了当，我很惊奇。他说起以前在旧金山读大学的冒险，赶上西方60年代性解放的末班车，他与好几个女友的事，包括他带女友去性俱乐部的事，他问我，到那种地方会胆怯吗？
怎么会？中国也有80年代性解放。我告诉他，我成长的过程中，从没人敢说恋爱，连对自己父母都不说，我爱你。爱是罪过，性更是丑恶，长久政治高压，伪善道德，导致我们这一代人身心压抑，精神空虚，渴望得到解放，叛逆世俗和传统。我们开黑灯舞会，沉醉烟酒，朗读外国诗歌，辩论尼采萨特哲学，女人都崇尚波伏娃的女性评论，试验各种艺术形式，我们跳裸体舞，随便找男友，第二天，可能就投向另一个人的怀抱。有天我喝醉了，读到一张油印纸上的诗，说的就是灾难中的孩子。诗里那种恐惧，就像是为我这样的人写的，安慰着我好些年。
他含笑看着我，眼睛里充满惊喜。我突然明白过来，那首诗就是他写的，我一直等着有一天和他见面，想与他这样的人成为莫逆之交。
他说，你看我们注定会见面。
我倒不好意思了。
他很羡慕我在自己的国家进行了解放自己的革命。
见面5分钟不到，他问我愿不愿嫁给他？
我没说愿意，甚至也没说考虑，我只是开心地笑了。
那个下午，他要看我身体。我说，那就平等吧。我们彼此脱了衣服，他从后面抱住我。我把他带到镜子前，侧过身去看他身体。他要与我做爱。我没同意，说还没有准备。他没有不高兴，只是理解地点点头。
之后我们到街上，到处找一家有空调的餐馆。不负有心人，我们找到一家小餐馆，干净清静，服务员热情，递上冰水，递上菜单，向我们推荐田螺，说是早上送来的，很新鲜，用姜爆炒。我们还点了一个木须肉和豆腐。没一会儿，菜端上来，尤其是田螺做得非常可口。我们用冰水当酒庆贺我们终于相遇，他让我说自己，随便说什么他都爱听。吃完饭，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带我到北大，见一个着名教授，她是他的好朋友。教授对我很亲切，削梨给我吃，又说我的性格像她年轻时。看得出来，他明显是请她做参谋。
第二天傍晚，门房告诉我有人找我。我跑出去一看，是他。我没想到，陪他到京顺路走，那是通向机场的公路，种植着大量的花树。他问我能不能陪他吃饭，我已吃过晚饭了，我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他说那位老朋友给我打了几乎满分，让他选我。在我之后，他又带过一个漂亮的女画家去，可是那位老朋友不给那女画家高分。我告诉他，我要去广州看在那儿做生意的梅惠子，第二天就走。
我天天看着旅馆对面骑楼下的鲜花店，那儿已换好几种花，茉莉没了，堆满菊花，我想到了他，可我想不起他的样子。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居然是他。他第一句话问我在哪里？第二句话要我答应嫁给他。
我说要好好想想。
我回到上海，继续上大学里的作家班。他除了电话就是一封封长信，催我到英国。第二年春天我才办好留学手续，飞到伦敦。他的家是一幢四家人合住各带花园的套房，两室一厅，厨房和浴室都小，放一个洗衣机都没多余的位置，不过两人住倒是很舒服。附近就是一个公园，还有一条清澈透底的小溪、19世纪最着名的社会主义画家诗人威廉·莫里斯的手工场，溪水中古老的水磨转动风车。周日有集市，售工艺品和南欧东亚食物，附近有一个全英国最大的超级市场，到地铁则需要走20分钟路。对我一个从未有过家的人来讲，这儿简直就是天堂。
衣柜里是他从旧货店里买了两件大衣和一些裙子内外衣给我，尺寸倒也合我身材。他烧好了土豆鸡腿，蒸了米饭。那天晚上我们做爱。没有想的那么好，也许不熟悉，男女初次如此并不稀奇。春天了伦敦夜里还冷得很，得点壁炉。他拍了好些裸体照片，因为夜晚光线不对，那些照片大多模糊，只有我拿着红苹果依靠床的一张最清晰，耸着眉头，或许是因为苹果象征上帝不可宽恕的罪孽。
他说在北京他见过十几位各式女人，有几位是文学圈里人，我听说过名字。他大撒网，想找一个做妻子的人。有的在见我之前，有的在见我之后。他和那位女画家，在公园里谈终身大事，他在公园里与她亲热。接下来发生的事，他像职业说书人，拍板叫一声：“敬听下回分解。”
我谈不上愤怒，他早就向我求婚，但不是结婚，即便是结婚，他也有权利改变主意，或许别人比我更适合做他下半生的伴侣。只是别的人都不如我，他才最后下定决心和我。难道不容许人服装店里挑来挑去，最后挑那看上去最惬意穿在身上最舒适的一件？后者更重要，冷暖自知。
好几个晚上我都和他说到自己的身世，说到1989年那个夏天的事。他眼睛湿润地说：“可怜的你，一次次捡了一条命，相信我，我会对你好的，永远爱你。”
他有兴趣看我写的小说和诗，给出很好的指导和编辑。我对他又提到80年代那些事，说得停不下来。他问我：“为何不把它们写下来？”
我开始写第一个长篇，那个全世界着名的广场不是远了，而是近了，每个人都在那儿盼望命运改变。我也在那儿盼望。因为盼不到，我才那么热切地希望见他，盼望他可以带我远离北京，远离中国，我对这个世界失望透了。
除了写东西，他说我应该在上学之余找工作，他不可能养我。我英文不好，绝没有好工作等我。他说你身段如此好，何不做摄影时装模特儿，赚钱又多，又不需花太多时间。
有时他陪我，有时我一个人去。有一家时装杂志要求严格，说我腰上有赘肉，必须减去。有一个星期我就只喝水和吃水果，做仰卧起坐，立竿见影，身材尺寸合格了。我能赚钱了，他的兴趣大起来，在电话簿黄页上找电话找公司。有一天他说拍私人电影更好，找到一家公司，按小时付酬。第一个顾客，一个头发微卷的英国中年男人，拿着录相机，要我先拍情爱戏，脱得一丝不挂。我很生气，拉开门走了。
回家后他很失望。他让我看性爱场面的录像，那段时间我梦里全是黄的xxxx白的xxxx，粉红深红的xx道，光身子的人堆叠在一块，集体性交，感觉不到性感，相反觉得他们是性机器。时间过得非常快，三个月过去，若是结婚，可随英国籍的他拿到绿卡，或是重新申请学生签证。对此，他犹豫不决。
结婚或是不结？他躺在地毯上，痛苦地想，像苦恼万分的哈姆雷特。
他愁眉苦脸，最后是他的一个英国女朋友给他下了决心，结婚并不会给你带来灾难，你怕什么？
怕什么？不必怕。他想通了，马上开车带我去选结婚戒指。
我们去当地教堂见神父，按规定得有两周做礼拜我们必须在场，神父要问在场人：这两人愿意结为终身伴侣，有人反对吗？两周下来，没人反对，才可结婚。我们第二次做完礼拜后，去附近公园走走。下雨了，两人躲在一棵老橡树后，神父打着雨伞经过，他朝我们笑笑。神父走后，天上出现了一道彩虹。
他望着彩虹良久，然后说：“这是吉祥之兆！”他紧紧地拥抱我。
举行婚礼的那天上午，我们去附近一个黑人和艺术家喜欢的居住地，几乎每天那儿都有集市。我挑到一件粉白镶银片的像旗袍又不是旗袍的礼服，没中式旗袍惯有打结的领口，一试，非常合身。摊主只要5镑。又到另一家选了一顶白网眼的帽子，这个帽子倒要3镑。我在帽檐系上一根紫色的绸带，这帽子马上有了自己的灵魂。
下午在教堂，来的都是他的学生和大学里的同事。神父看见那么多英国人会说中文，吓了一跳，才说以前以为他是唐人街的老板，弄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姑娘来假结婚。我和他面面相觑，对神父之说，抱以理解之笑容。
参加婚礼的女客都问我，这身婚礼礼服在什么地方买的，真漂亮！多少钱？我该怎么回答呢？
若我说在二手摊上，只花8镑钱，相当于人民币一百多块，就把这一生最重要的仪式度过。她们即使不嗤之以鼻，也会觉得我太没本事，女人一生最重要的仪式能如此过？！不能让男人付出血本，操办像样的婚礼，不要说钻戒，起码得有身新礼服。
我只能笑而不答。
我喜欢白色婚纱，和天下所有的女孩子一样，对婚纱充满了梦想。梦想就是梦想，自己没有穿白色的婚纱，好比留着一个空间，可在那儿想着，安静地看着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我在那个夏天一心一意要嫁给他。婚礼当晚，他给我说了那么多他和我的婚姻与别的婚姻不一样，我们有绝对的自由，我们不是对方的奴隶，同时我们经济分开，不要让婚姻像坟墓葬送我们的爱情，嫁给他，只是幸福的开端。
那么，婚姻完全不像小时看见邻居们只是生儿育女的过日子，也不像姐姐哥哥那样夫妻捆在一块度完生命，我和他的生活是冒险，是艺术，是想象力的原始催发地，像万有引力之虹，射向人生更高境界的灿烂礼花。
第二天我们去布莱顿度蜜月，他带我去海边天体营。他是快乐的，所有的男人都嫉妒地把眼睛盯到他身上，他陶醉万分。乌云压下来，我们飞快地穿衣服，从海边往朋友家跑去，乌云追着我们，闪电鞭击雷声，千军万马逼过来，要吞掉我们。可是我不怕，我想，爱情比那闪电和雷都迅速，狠狠地击中了我，我是爱这个人，有什么理由不爱在上帝面前发誓将终生的幸福相托的人呢？我真的愿意在这个异国他乡与他相依为命，一生一世。
3
我闭门不出，连续写了三个月，第一个长篇完成。有些像日记，几个年轻人在80年代后期的经历。女主人公在遭遇到一系列背叛后，在欢送朋友出国的Party上被警察抓走。有点像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成受之轻》的格局。
他非常高兴，要庆贺，于是我们去了巴黎。与小说中出现的两个朋友见面，也和后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见了面，没想到他喜欢，写了长序。台湾的出版商，让我尽快修改，他以第一时间出这本书，请了住在北欧的评论家写了序。出版商和写文章的人，全是他的朋友。
一个英国人办的中文报纸发表了小说片断，这个英国人想出英文版，找了译者，但一拖再拖。
他说，不能等他们，便译了草稿。有了草稿，就方便多了，送到好些英国出版社和经纪人那儿，少有回信，也只是说不要，大多没有下落。在英国出书根本不可能，我完全打消了这个想法。
我在大学图书馆读到台湾报纸关于诗和小说大赛，以一种封闭姓名评选的方式，我想去赌一把。
结果我撞上了好运，又以同样的方式在台湾报纸得了好几次文学奖。这无疑在台湾给自己开了扇出版大门。
他说，你可以和任何男人女人睡觉，但得告诉我，得戴安全套，我就会对你更好，但不许对别人说爱，不许爱上，我就会永远爱你。他睡着后，我洗盘子碗筷，清洁房间和厨房。那段时间，我们家经常来朋友，住在家里。他有时要我对他的朋友好，要我和他的朋友做那种事。他的朋友当着我的面说，并不喜欢我。客人一走，我就得换被套枕套，因为没有洗衣机，就放在浴缸里用手洗，然后清理掉洗衣粉的泡沫，费力地拧干，装在桶里，费力地提到花园里，晒在绳子上。
我们有一年冬天去纽约，经过一家高级俱乐部，他说他的梦想，是所爱的女人在这样的俱乐部跳脱衣舞给他看。他问我能不能让他实现这个愿望？我很为难，看到他失望的样子，才点了点头。他与老板谈了好几分钟，老板才同意。时值下午，加上他，只有两三个客人。从未在大庭广众跳这种舞的我，只是从电影里看过，T台上只有一个舞女在跳舞。我抓了顶齐耳红发戴在头上，走上台。因为爱情而跳舞，自带几分热情和羞涩。最后，我没有脱光衣服，就停住了。
我朝换衣间走去，套上毛衣，披上大衣出来。
他说：“很遗憾你没做到底。”他有些不快。
我们回了一次重庆，那是第一次他见我的父母。当时南岸六号老院子还未拆，楼上阁楼无法住，父母都住在楼下。我们回家后，父母坚持要把架子床让给我们睡。母亲在堂屋搭了一个竹板床，那是冬天，竹板床铺了棉被。早上我起床后，发现母亲已挎着竹篮子从石桥集市买鱼肉蔬菜回来。我们在家住了两天，就搬到城中心一个新建五星级饭店。他说：“这是你衣锦还乡，你已尽孝道，现在该向外表现，你嫁我是对的，以免别人说嫁了一个糟老头子。”
小姐姐带着女儿田田来饭店房间洗澡，他给她俩照了好些照片，他说你的小姐姐真是大美人，呆在重庆真是亏了她。
几天后我们回到北京，临睡前他告诉我，在我不在家时，他和以前那位漂亮的女画家联系上了，她来家里见他。她仍穿了漂亮的平绒旗袍，只是换了一种深蓝色，长发盘在脑后，衬出她修长的脖颈。她说对性不太感兴趣，可是特别喜欢不穿衣服，她的胸部下塌，不如几年前苗条。
为什么要在我不在家时，事后才告诉我呢？我说我要去找她。他非常恼火，说我是一个醋罐子。我指责他不守允诺。
4
5年过去，我在伦敦有了一些自己的朋友。倪在英国近十年，住在哈姆斯苔一幢大房子里。有一次我们家请客，我也请了他，他说是前首相希斯请他和朋友去高级餐馆吃饭，还不如我做的回锅肉和排骨白萝卜汤好吃。谈话中间，我说到这部稿子，他说他的教授认识一个很不错的文学经纪人，他愿把稿子带去试试。
很快有了回音，说是经纪人也看了稿子，要求见面。
这天，我们和倪按约走进一幢维多利亚式的房子。上楼时，倪说这个文学经纪人以前是一个很有名的出版商，现在她和另一个人共同拥有这家文学代理公司，那人名声极大，代理过那本轰动全球的畅销书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我们到了四层。女经纪人四十岁不到，长得非常美，有姣好的身材。她说非常喜欢这小说。她让我等一下，说她的合伙人也要来见面。
没一会儿，男经纪人进来，他个子很高，五十来岁，他问我有没有经纪人？
我说没有。
他说他要代理。
女经纪人一听，脸色都变了，不过嘴上倒是没说什么。
见面进行了半个多小时。出来后，陪我去的两个男人比我还兴奋，他们看我的眼光，也不一样，仿佛我已成了畅销书作家。其实，我这个懵里懵懂走进英国文学界的人，对未来浑然不知。
两个经纪人拿着他的英译草稿在法兰克福书市上卖了十几个国家。他们请我吃饭，庆祝这个非常好的结果。吃完饭，男经纪人当着在座的人说，要开车送我回家，这很绕路，但他不管。
第二天他打开男经纪人寄来的一封信，当然信是给我的。信很短，句子很热情。但是他火气大，说我在晚上与此人发生了什么感情上的事，而没有告诉他。男经纪人不是一个坏人，他是否超出职业外和顾客之间的纠葛，本不是值得讨论的，他懂得生意经，做我的书做得不错，他甚至先出定金，让我写自传，并且售出，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我的书本身不错。
那之后发生了好多事，他去澳大利亚看他的女儿和前妻，我又怀孕了，做了人工流产。我很难过，一个人蜷缩在黑暗中，听着窗外的老橡树被暴雨吹打发出可怕的声音。
那个夏天，他开始在停车场教我开车，因为我不得要领，他不停地朝我发脾气，态度坏到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后来听人说要想两口子关系变坏，就让其中一人教另一人开车。那年秋天法兰克福国际书展邀请我作为作家参加。他为我准备了个人创作简历和西方出版社出版我书的英文资料。在记者招待会上，男经纪人看见这份资料，认为我有意要跳槽，大为恼火，几乎当场与我翻脸。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欧洲国家请我去做新书宣传。他从来不去，他本意是好，让我自由。那段时间，他是我最好的秘书和精神后盾，所有我与欧洲出版社往来的信件都是他处理，我所有的银行支票、银行账和信用卡也是他处理。
有一天他照例去学校教书，下午我与他通电话，他抱怨手头写的关于巴黎一朋友的论文是出自我的主意，浪费他的时间，他不仅花时间在我身上，还要花时间在我的朋友上。他说，他在大学教书是教一些小学生水平的西方人，想回中国，而我不肯回。
我们在电话里争吵起来。他说你说死，那就去死吧。
我说我会的。
他说你是个口头主义者。
我放下电话就吞了半瓶他的安眠药。换了一件不常穿的白棉布半长衣裳，梳了梳头，躺在床上，心里非常感谢他成全我的心思。活在世上多难，没有一个人爱我，我也没能力爱人，更没有力气再往下走了。
正好那位巴黎的朋友打电话来，我说了告别的话就搁了电话。他一听不对劲，再打电话，我不接。他焦急万分，打电话给他，他不在办公室，他只好找在伦敦的朋友。朋友又找朋友，找离我最近的朋友，把房门拗开，救护车也到了门前。
安眠药起了作用，我被抬着上车，好像是在做梦，我听见人说：“她的丈夫来了。”便费力地睁开眼看。暮色之中，他背着他沉甸甸的办公黑皮包，站在人行道牙上，朝我这边张望，那么无辜，不知所措。他真是很无辜，而且看上去那么孤独，那么悲伤。我好想痛痛快快地哭，之后，我便什么都不知道。
醒来是第二天早上，他坐在床边。他要带我回家，说是医生给我洗了胃，没事了，需要好好休息。一夜之间，他似乎老了许多，我心里满是内疚，对他说，对不起。
他听了，想说什么，却止住了。
医院联系了心理医生，每周去两次。心理医生头发灰白，问了好些问题，其中涉及到我的身世和成长背景。这个人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功夫，对中国文革感兴趣，对三年大饥荒更感兴趣，对中国人到国外也感兴趣，对中国现代化及经济发展感兴趣。心理治疗成了我给他上中国当代历史课。
我在英国看心理医生的同时，小姐姐出事了，她看见丈夫和保证要辞掉的女工在工地角落里亲吻。于是，她拉着丈夫回重庆。在长途汽车上，突然遇到几个强盗抢劫，用尖刀逼着她丈夫交出钱包，丈夫不交，强盗要杀他，小姐姐去挡，结果她的右手掌几乎被刀砍断。救了丈夫的命，她被送到医院抢救，马上做连接缝合手术，手是保住了，但是再烫的温度在那手掌上是麻的，应天气痛。丈夫先是被感动，与那女工分手，没坚持多久，就不管小姐姐的感受，继续往来。小姐姐要追到外地工地上，耗在那里，天天与丈夫在一起，看那个女工怎么办？我接到二姐的信，就请小姐姐来伦敦治手，想让她换个环境。
我特别想念亲人，期盼小姐姐的到来。
夏天小姐姐得到签证来伦敦，他非常高兴，陪我们两姐妹去布莱顿海边。车子从天体营海滩经过，那个在海边裸体的年轻的中国姑娘，她身边的中国丈夫手拿相机，变幻着焦距拍照。她怕水，还是走进海里，她笑，他不小心几乎跌倒，她止住笑，赶紧说：“小心！”
一切恍若隔世，他开着车，经过那片天体营，连看也未看一眼。
车子转了好几圈，才找到一个停车位。我突然哭起来，不肯下车。他什么也没说，关上车门，只管朝前走，小姐姐拿着手提包，也跟着他走开了。我在车里看着他和小姐姐朝海边走去的身影，天上的海鸥疯狂地叫唤，他们离我越来越远，渐渐与海融成一体。
6年前我与他蜜月时来这个海滩，我们在雷声轰隆乌云狂卷向我们袭来的当头，手拉手，一起朝安全之地奔跑。可是现在风平浪静，我却看不见我的丈夫了，我感到自己失去了他，他也失去了我。
5
自从我18岁离开家后，我从没把自己的事告诉过母亲。并不是害怕母亲不理解我，只是觉得母亲知道了，会为我担心。我把可以给她看的一面给她看，不能看的一面都遮起来。
可是母亲，终究是母亲，在她的眼里，关于我，什么都难瞒过她。手背手心都是肉，哪个母亲不疼爱自己撕心裂肺般痛生出的孩子。孩子彼此有攀比，母亲爱谁多一些，谁更受母亲关注。母亲爱我的方式，一向被压抑，一向被曲解。我呢，本应与母亲走得更近一些，可是却不，如同她的其他孩子一样。
时间再往回返，1996年夏天我从伦敦回到重庆与父母住在一起，时值我的自传初稿快杀青，不过我还是抓紧时间每天工作在上面。天气一天比一天热，重庆许多厂子里发不起工人的工资。有杂志社将一个中篇小说的稿费寄到母亲这儿。我因为才做了人工流产手术，母亲不让出外，她说她去邮局取。第二天清早她戴了一顶草帽出门，可是到了傍晚也没归。我一会儿跑到阳台上看中学街，有无母亲的身影，一会儿跑到前面走廊看。父亲在他的房间里更是坐立不安。
这么热的天，73岁的老人，到邮局，一个多小时爬坡下坎，会不会中暑？
太阳都下到江心里了，母亲才回来。我对母亲说，我和父亲都着急坏了，太好了，你终于回来了。我把一杯凉茶递给母亲。她把稿费交给我。
我收过来，发现她不高兴。就进到里面房间，从皮夹里取出一些钱，放在一起给母亲。
母亲不要，我非要她收着。她说这么多，那我给你存着。她喝完水，这才说她去了江对岸朝天门。
父亲摸着从自己的房间走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母亲说：“朝天门马路上坐满了我们退休的人，我们很齐心，好些人同情我们，也加入静坐。”
我本能地朝窗外看，江水浩渺，还是能看到朝天门，老头老太太顶着烈日坐在发烫的地上示威。母亲也在其中。她从邮局出来，就坐渡轮到了对岸。她遇上了王贵香，以前在船厂一起抬一根杠子的人。
王贵香比母亲小几岁，父亲解放前在警察署当过文职官员，解放后被抓起来，关了3年，划成分为官僚。父亲被勒令到边远农村当小学老师，郁郁寡欢，很快得病去世。她丈夫是个技术人员，在50年代大鸣大发时给党委书记写大字报提意见，历数二十条共产党的不对，被投进石桥的孙家花园省二监牢20年。里面有工厂，专做电扇的配件，他在里面也是做技术员。后来因为犯人出逃与他有关，罪不可饶，被加刑枪毙。母亲说，那段时间王贵香寻死好多次，都是母亲守着她。母亲与她同病相怜，成为好朋友。
“没人中暑吗？”我问母亲。
“有。好在医院不远。我和你王娘娘热得头顶都冒烟。单位领导黑心肠，好几个月都不发工资。我们很气愤，隔三岔五跑那么远的路，过江过水去问，还遭个个白眼狼一顿训孙子似的臭骂，说我们是老不死的，吃饱了饭没事情干，像欺负三岁娃儿！工资没有，生病报销更没有，有个得肠癌的老工友，没钱住院，硬是活活把人往死里逼，一头撞在医院大门，没了命。”母亲说怕我们担心，她就回来了。“王娘娘还在那儿静坐。这些当头头的真是作孽呀！”母亲唉声叹气。
我真是小鸡肚肠，母亲进门把稿费交给我时，我还以为她是为我接过来不快。母亲到厨房做晚饭，我过去帮她，她让我回里屋去继续写。
母亲一直不知道我在写什么，她识字有限，我记得她有一个红色硬壳笔记本，该是我生父送给她的。她在上面记了好些东西，每月生活花销，哪个孩子外孙生病看病，用的草药方子。字迹很草，要使劲认，才可猜到大半。后来这本子再也没有见到。
那时在南岸母亲的卧室，我经常写着写着，因心里难受停下。母亲不到我跟前来，她放一杯茶水就离开，关上门，有时她想进来取东西，在门缝里看我，若是我没写字，她就推门。算一算，这本写自己成长的书一共花了一年，与母亲和父亲住了差不多两个月时间，也是成人之后，与他们住在一起最长的一次。书稿先在台湾出版，得了当年最佳书奖。母亲也没有看到这书，父亲也一样。
2000年这书才在国内出版，一时成为普通老百姓的代言书，受欢迎的程度超出我意料，尤其是在书里所写的天府之国四川，人们口碑相传，报纸纷纷转载。记得在重庆和成都两地书店签售时，读者送我金项链，大呼我的名字喊万岁，解放碑新华书店门前排了长队，挤断了路，弄得警察都来维持秩序。弄得当地作家嫉妒，到有关部门去抗议，说以后再也不准我来签售。读者私下到我住的锦江饭店结了我的账单，还有读者送好些水果到饭店，并要开车送我回重庆。
大姐首先到书店去买了一本，生气地拿给母亲看，并把有些段落一个字不掉地读给母亲听。母亲听得双眼发红，手里紧紧捏着手绢，却什么话也没说。三嫂和二姐异口同声都对母亲说：
“不要算世界上有多少国家人在读，就我们中国，十三亿人在读六妹那本书，那些脏事，上了电视报纸，哼，还是脏事，有什么了不起的？她不脸红，我们还脸红呢。”
母亲见到我只字未提，大姐却把家里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讲了，讲得头头是道，最后，当然是怪我不该写家里的事，对我对这个家都不好，但这次她不加入他们的队伍。
我问她：“为何这次对我网开一面？”
她说：“担心你找我还开皮鞋店的钱。”
大姐坦率得可爱。
我心里不止一次在想，要把书念给母亲听，可是没有做到，每次都因为有人来而打断。父亲过世后，我到父亲的坟前烧了一本书给他。
没有我，这个家就会好过一些。也许父亲希望我病死掉？我不知道。有多少次他可以悄悄地把我闷死，像街上有的人家，把养子虐待到鞭打至死。但他没有。
幼年时，我常重复做同一个梦：父亲是一个持菜刀的人，有时他就躲在我的床下。我的父亲对我既是威胁，也是个谜，我害怕他，又想接近他。有一天夜里我大叫着醒来，心里嚷着：“父亲不要我！”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只有哭，每个人都被我恐怖的哭声吓醒。
父亲在另一张床上，安静地说：“都睡吧，天就快亮了。”我一次次给自己解释，父亲手持利刃躲在床下，难道不是想保护我？我渐渐长大，以为这样的解释，站得住脚。
我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我没有对母亲说，即使在对父亲生气时，我也没有向他表示一点内心的焦虑和受伤。从小到大，父亲几乎没有对我说过重话。有一次，我与三哥都从江边浑身湿淋淋地跑回家，看见父亲在院子大门着急地叫我们的名字，我一下子停止，三哥把我推到父亲跟前，父亲劈面就是一耳光甩过来。我痛极，却一声不吭地捂住脸。父亲一定是把我当做三哥了，他眼睛本就不好使。如果不是这样，那他肯打我，就是亲近我。父亲一直比母亲在我生命中重要，我的初恋，与历史老师的交往，那第一次性经验，就是我缺失父亲的证明。我不是需要一个男人，而是在找父亲，我想要人来爱我，不管多不可能，不管多大危险，甚至得付出一生的代价，要做出一生的牺牲，我都想要一个父亲。这也是我以后与男人的关系，全是建立在寻找一个父亲的基础上，包括我的婚姻，所以，注定了我会比世上任何一个女人都失败，注定了我会比世上任何一个女人都不幸，并且会被伤透心。想想，我是多么畸形之人，因为我天性残缺。
父亲到死也未说我不是他亲生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表明在他的心里我就是亲生闺女。他守口如瓶，不戳穿那层纸，是不想让我在家里社会上感到难堪。“私生子”这三个字，对任何人来讲都不是一件容易过得去的事，尤其是幼小心灵有伤疤的人，长大后一旦知道这种身世，宛如八级以上大地震，世界由此改变颜色。那些父亲忧郁的眼睛看着我的日月，其实都在担心我。一直到他生命结束，父亲也在爱护着我这个他妻子和别的男人相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