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54节 种烟叶

    我们马寨所处的位置,是在高楼街的东边,所以,乡里把马寨划分为东管理区。全乡有二百多平方公里,面积特别大,为了便于指挥,共分了东西南北中五个管理区。
    这些年里,在我们乡有两个现象,值得骄傲。一是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很多;二是乡里的主要领导被提拔为县级领导干部的多,很出人才。当了祖师顶山上祖师庙道长的“静宇”道人,在恭维乡里领导们时,胡诌说,这五个管理区分得好啊,暗合了八卦方位,“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分别属金木水火,中央属土,这金木水火土占全了。一把手在高楼乡干,受到提拔重用是合乎天机的”。
    有道是“天机不可泄露”,泄露了就不灵了。在当时,道长说出这个论断时,说得我们那位书记心里美滋滋的,脸上自然有遮掩不住的笑容。后来,这位很信这一套的书记,竟然没有能够当上县级领导,只调到了一个重要局任局长,心里很不痛快。他曾经对自己那个爱好到庙里烧香的老婆说,别迷信这一套,道人们全他妈的胡说八道。
    乡里临时突击中心到来时,副乡长刘继昆分包的是我们东管理区。东管理区有七个行政村,刘乡长一般不回我们村,只是让别的干部前来督战。因为他妈兰秀娟对他说:“本地和尚不念经,咱们村的屎盆子你别搅,你庆典伯不是个好惹的。”刘乡长很以为然,就不进马寨。尽管没有深入实际,但他即使不听分包我们马寨村的干部汇报,心里照样明镜一般。
    可在这年春上,安排种烟叶的时候,工作阻力十分巨大,我们马寨的种烟叶面积最不好落实,刘庆典支书阳奉阴违,顶得厉害。刘乡长只得屈就,提着烟酒到三伯刘庆典家,亲自登门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终于,刘庆典看在堂侄子和烟酒的分上,答应做群众的工作,安排落实种烟叶面积。
    其实,也不能全怪刘庆典要顶撞上级领导,而是群众越来越不听话,你叫他往东,他偏偏往西。这几年,安排落实种烟叶面积,年年都是乡里工作的突击中心。只要秋庄稼一放倒,村里几个干部,分包到村民组,负责把各家各户的种烟叶土地规划出来,严禁他们种上小麦及其他农作物。为了落实上级分配下来的种烟叶面积,这面积就得放大一倍以上。不然,等你村干部前边走,群众后边就把小麦种上了,弄得村干部没有脾气。现在当村干部的,对老百姓没有一点“拿法”,要抓的工作,尽是得罪人的事情。狼叔就当面骂过刘庆典,说你们这些当官的,啥也不会,只知道“要钱要命”!说来也怪,除了抓计划生育“要命”,收五粮三款“要钱”外,凡是上级推广的让群众发家致富的项目,几乎没有一项是成功的。
    发生这种情况,说来话长。
    自从出现卖粮难以后,乡亲们种粮食的积极性受到挫伤,纷纷转向了种植经济作物。上级也察觉到了这个苗头,知道群众的粮食已经够吃了,主要是缺钱花,因此号召调整种植业结构。上边的目的是要求群众,向有限的耕地要高产,要优质,要高效益。一个将军一个令,换一任主要领导,就产生一个新思路,今天叫种这种东西,明天叫种那种东西,老百姓跟着这个指挥棒转,种出来的东西不是卖不出去,就是不适合我们这里的土壤、气候条件,根本种不好。比如有一年,乡里让群众种植“蔬菜种子田”,说“卖原种比卖蔬菜赚钱”,他们安排乡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人员,从山东引回了大葱、大白菜。农经站实行有偿服务,首先赚了种子钱。老百姓满怀挣钱的渴望,种了一季子,结果大葱长得如同香葶儿,大白菜抽出了穗儿,开了花,就是不会结子。谁家种植这种东西,谁家就倒霉,有人到乡政府骂大街,政府的领导和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人员躲起来不见面。
    这两年,县里经过充分论证,根据全县的地域特点,提出了“东抓烟,西抓棉,南抓花生北抓蚕,全县建成林果园”的号召,要搞什么“农业行动计划”,打破“传统习惯”,推行“三改五化”,实行“深度开发”。老百姓实在不知道上级要他们干什么,上级的号召都是一些浓缩出来的新词汇。你要是想弄明白这些名堂,可以到当时家家户户的院墙前,看一看写得一层压一层的标语,兴许能够知道这些词汇意味着什么。
    我们高楼乡在县城东部,自然属于植烟区。本来我们乡就是一个农业大乡,经济小乡,工业弱乡,财政穷乡,只有抓烟叶种植,才是来钱最好最快的办法。这是因为烟叶特产税很高,领导们常说的一句口号是:“党政军民一齐抓,一切为了三十八”,“三十八”指的就是烟叶的特产税率为百分之三十八。有这么大甜头在里边,你要是当乡里的一把手,不狠狠地抓烟叶种植,才是“信”一个。(“信”是我们那里的土话,和“二蛋”一样,意思是傻瓜。)
    我们那里,早年并没有大面积种烟叶的习惯。七太爷在世的时候,吸的烟片儿,是那些爱吸烟的人,在一小片生荒地上种那么一点点儿,摘下来的烟叶,晒干了,揉碎了,就能抽了。这是生烟,不是炕烟,抽起来较“暴”,呛喉咙。为了增强味道,使烟味柔和一些,吸烟的瘾君子们,想出了不少办法,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往揉碎的烟片里边,拌少许的香油,吸起来,有一股香油味道。发旺哥说过:“吸了这号烟,放屁油裤裆。”
    到了80年代,上级号召种烟,高楼乡的领导们,才从“烟叶王国”河南省襄县引进了种烟叶的技术。
    种烟叶的主要技术是育苗、打畦儿,等烟叶上的烟筋发白了,就是成熟了,采摘下来,这个过程叫“打烟”。整架子车的青烟叶拉到火炕边上时,烟农们把青烟叶放在一根竹竿上,用麻经子编成一绺儿,叫做“上烟”。然后,烟农把上好的烟竿一竿竿、一层层地排在火炕里,进行烘烤,青叶子变成金黄的颜色,这个过程就是“炕烟”。
    炕烟才是烟草种植中最为核心的技术。一开始,我们那里谁也不知道怎样种烟叶,怎样建火炕,上级就从襄县那边请来烟师,指导我的乡亲们烧烟炕。经过一年的努力,炕烟的技术大家基本上掌握了,烟师们就不再来赚我们这里的技术费了。
    啥东西都不能赶浪头。市场是个怪物,我们老百姓的土脑袋瓜子捉摸不透。那年月,有一些人养长毛兔,很赚钱,大家一窝蜂一样,买了他们价格很贵的兔娃儿,养起了长毛兔,到了只能卖兔毛时,就不赚钱了。有人又引进了美国牛蛙、荷兰鼠等,谁占了先机,赚的都是昂贵的种钱,跟着闻风而上的人,最后的结局都像养长毛兔一样。
    种烟叶也是如此,开始的两年,确实是赚钱的。第一年赚回了建炕烟楼的本钱,第二年就有了效益,烟叶种植从此在我们这里扎下了根儿。全省到处都改种烟草,面积放大了数倍,种了几年以后,卷烟厂的烟叶积压了,烟草公司收购烟叶的积极性明显降低,要不是上级硬逼他们保护农民的利益,他们不停止收购才怪。虽说没有停止收购,但压级压价,群众很有意见。你想,从育苗开始,到大田移栽,施肥、打药,采摘、编绺儿上烟,装炕、烧火,在炎热的夏日里进到二三百摄氏度高温的火炕里出炕,放在外边,让新出的焦烟叶上点潮气,再到后来,还要分级拣选,打包出售。这一系列工序,非常繁杂,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忙了几个月,蜕了一层皮,没有赚到钱,白搭工夫,叫谁也不会愿意再种了。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乡亲们想不通,连支书刘庆典他们几个村干部也想不通。经过副乡长刘继昆反复做工作,刘庆典动了真劲儿,把已经成为马寨小学校长的堂弟刘庆立叫来,要他们组织宣传。刘庆立安排教师们,把各家各户墙上原来的标语铲掉,重新写上号召种烟的标语。刘乡长对刘庆立说:“庆立叔,治慢病要用猛药,你看能不能把声势再搞大一点?”刘庆立说:“乡长放心,没问题!”
    果然,乡亲们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场面,学校的老师们带着学生,敲锣打鼓,举着彩色三角旗,到寨子各个角落游行示威,高呼着口号:
    热烈响应上级号召,坚决完成种烟任务!
    抵制种烟,死路一条!
    看着娃娃们的举动,听着他们喊着吓人的口号,寨子里的群众笑嘻嘻的,一点也不感到害怕,只觉得有点可笑。
    我的乡亲们不愿意种烟叶,问题的关键,是出在收购环节上。
    烟叶收购是烟草公司的经营行为,他们与政府和烟农不一条心。政府虽然没法干预,他们也不敢在明里得罪各级领导,但他们对老百姓就可以任意苛刻,刁难我们这些可怜巴巴的烟农。各个烟叶收购站点,天天都有烟农与收购人员吵架打架的事情发生。
    刘继县的脾气本来就倔,加上年轻气盛,他去卖烟叶,分明是“中二”的烟叶,硬是叫女验质员判为“下一”,差了两个等级,一斤少卖一块多钱,脑门子上开始蹿火星子,与验质员吵了一架。那个女验质员对他耐心地解释说,今年的等级普遍提高了,我没有办法。在场的其他卖烟叶的人,也纷纷抱怨自己的烟叶被压了等级。这虽然不是给那个小妮帮腔儿,竟让刘继县的心情稍微平衡了一些。
    在他去过磅时,那个男过磅员要扣他百分之十三的水分,再一次把他惹火了,粗鲁地说:“日他妈,扣这么多水分,老子不卖了!”那个过磅员也不是好说话的,冷冷地说:“你愿意卖了卖个,不愿意卖了去个!”刘继县就把三十多斤烟叶从磅上拽下来,掏出打火机把烟点了,边点边说:“我让你看看,这烟叶的水分到底大不大!”烟叶本来是冒烟的,点着了,竟然比干柴火着得厉害,火苗子蹿了很高。其余卖烟的群众,同样十分生气,立即与刘继县一道,同这个过磅员吵了起来。烟站站长亲自出面维持秩序,一看这阵势,感到众怒难犯,连忙把这个过磅员撤了,另换了一个过磅员,扣的水分和杂质少了一些,这才平息了事态。
    邻近的县,收购烟叶比我们宽松。他们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让他们的烟站,收购烟叶的级别比我们这里低,收购价格却比我们这里高,这就有了利润空间。到了收购季节,烟贩子们开始活跃起来。他们走村串户,把群众刚刚拣好的烟叶,用与我们烟站差不多的价格收购。种烟的人家乐意这么做,尽管没有卖上好价钱,毕竟少跑了一趟路。
    烟贩们翻山越岭,不辞劳苦,到邻县去赚差价。连高恩典他们几个收购破烂的小贩,也临时加入了烟贩子的行列。也有的人因为自己种的烟多,值得跑出去卖,就亲自把拣好的烟叶打包,运出境去。到了那里,卖烟人很受欢迎,烟叶能够卖上价钱不说,人家当地政府专门安排人员接待他们,管茶喝,管饭吃。我的乡亲们始终弄不明白,同是一个阳光照,同是一个党领导,为啥人家那里比我们这里收得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谁不愿意把辛苦得到的成果卖个高价钱?所以,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乡,我们这里所有离外县近的村子,大量的烟叶外流,再也没有人到高楼街上的烟站去卖烟了。
    这情况被乡领导知道后,引起了高度重视。这还了得,跑掉了一捆烟,就等于几十块钱的烟税白白损失了!于是,乡领导快速反应,赶紧抽调精兵强将,组织了十几个小分队,同这些烟贩子展开了一场游击战争。
    刘继昆乡长包的是东管理区,自然责无旁贷,他带了几十个乡机关工作人员,分兵几路,把守在各个要道口,见到烟贩子,把他们所背的烟叶一律没收。没收到的烟叶,给小分队成员百分之二十提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家逮烟贩子的积极性非常高。可是,烟贩子们与小分队就好像动画片《猫和老鼠》一样,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躲法,在青纱帐里与小分队捉起了迷藏。他们昼伏夜出,神出鬼没,看见小分队的人员,立刻机警地躲在苞谷棵里、高粱地里,迂回前进。到了山上,专拣没有路的地方走。小分队的人员了解到这个动向后,也赶紧改变战术,放开大路,占领两厢。那些狡猾的烟贩子,反而大摇大摆地从较好的路上向外飞奔,出了县界,你小分队就无可奈何了。可惜那个时候还没有传呼机、手机这些玩意儿,要是有这些,烟贩子们更能够如虎添翼,坚壁清野反扫荡,让你根本捉不到他们。就这样,能够让小分队逮住的烟贩子虽然不少,没收的烟叶也不少,到底没有流失的多,一季子下来,乡里少说也要损失百十万元的烟税。
    到了秋末,又一轮落实烟叶面积时,乡村干部遇到了更大的阻力。乡领导们开了几道会议,研究促使农民种烟的有效办法。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经过数次研究后,书记、乡长下了最大决心,想出了高招儿、奇招儿和妙招儿,要求各村跟群众签订种烟合同。分配给谁家的烟叶面积,如果不种,过罢年按亩产量折算成烟税,当做“违约金”上缴。书记向机关干部和村干部解释说:“实行区域化种植,调整种植业结构,是上级的明确要求。我们处在烟叶生产区,强调群众种烟是理所应当的。再说,乡里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如果放弃了种烟,干部、职工、教师的工资从哪里来?我们必须痛下决心,背水一战,坚决把种烟面积落到实处,实在不行,也要按面积把烟税收缴上来。”
    乡里印制了几十捆合同,分给各行政村,让村里对准千家万户签订。合同上注明,如果不种烟,应当上缴多少“种烟违约金”。这个办法,用现在的话说,显然是“霸王条款”,乡里和村里的干部本来就是霸王,让群众签这种合同,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命令一下,多数群众已经对种烟叶非常厌倦,乖乖地把“违约金”违心地缴了。谁知就在收缴到一多半时,有些烟农从中央文件中找到了依据,坚决顶着,不签合同,也不缴“违约金”。这事儿一直拖到了第二年春上育苗的时候,村里把这些群众逼急了,他们开着小拖拉机,拉上好多人,到乡政府去闹。政府领导吓唬他们,振振有词地说:“让你们签合同你们不签,是违背了区域化种植的政策。签了合同,合同是什么?合同是法律,不落实种烟面积,就是违法行为。违背了政策,违了法,还要聚众闹事儿,更是‘文革’遗风,是无政府主义表现!”
    烟农们不吃这一套,你不给解决问题,我们向上闹。于是又和其他村的烟农组成了几百人上访团,开进了县城,围住了县政府的大门。这其中,就有我们村的下台干部刘继先。
    县里领导出面,安抚了群众,让他们回去,等候处理结果。随后,县里的领导们狠狠地批评了我们乡领导的做法,责成他们尽快解决矛盾,稳定大局。
    已经缴过钱的群众听说官司打赢了,也纷纷找大队干部,要求退钱。村干部说,这钱都上缴了,我们上哪里去退?群众就到乡里要钱,乡里已经把这一笔钱,在年终时给干部、职工和教师们发了工资。吃过饭、拉过屎的事情,乡里又没有印票子机器,窑里倒不出柴火。这事情从此拖了下来,乡亲们知道,闹也是白闹,就没有继续鼓劲儿上访。但是,到了麦季,在村组收缴统筹提留款时,群众以此为理由,顶着不缴,留下了很高的工作茬子。乡干部们明显感到,从此以后,他们推行任何工作,都会遇上强大的阻力。现在的老百姓越来越不听话了,越来越难以管理了。乡村两级干部们,都盼望深化农村改革,强化“统”的功能,重新回到大集体的那个年代。
    大集体的回归显然是不可能了,孙丙豪夫妇却从台湾回归大陆了。

《怪味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