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节空壳
刘庆河当上支部书记后，就开始作难。刘庆典不愿意交出来的是权力，愿意交出来的是一个烂摊子。
刘庆河第一次召开村“两委班子”会议时，计生专干兰秀娟率先向他发难。兰秀娟话里有话地说：“庆河，兵有头，将有主，庆典哥不当支部书记了，俺拥护你。你年轻有为，相信你一定能够带领大家脱贫致富奔小康。我代表大家提一条要求，就是请你先把我们这两年的工资清了，现在当干部是干拉磨不吃麸子，君买臣心，你总得有所表示不是？”兰秀娟这么一说，大家随声附和。
刘庆河皱了皱眉头，问村主任胡顺盛，真的两年没有发工资了？胡顺盛说，真的。刘庆河又问村文书刘继山，年年都收村提留，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刘继山说，那一点钱根本不够打发要账的。刘庆河问，村里到底欠多少外债？刘继山说，不多，就十来万块钱。刘庆河火了，十来万块钱，你还说不多。刘继山辩解说，真的不多嘛，有的村欠外债几十万。刘庆河问，咋会欠那么多外债？胡顺盛说：“零碎吃瓦碴儿，打总儿屙砖头，日积月累，债务就上去了。”至于具体是因为啥，大家都碍于刘庆典的虎威，谁也不肯说出来。
会议下来，刘庆河与胡顺盛和刘继山等人逐个座谈，才初步澄清了底子。
原来，自从分田到户后，村组两级的财产分光了，大队的那个染坊曾经保留过一段，后来没有人染布了，就倒闭了。村里的一切开支，全靠收统筹提留过日子。统筹费是要上缴乡政府的，村提留用于村办事业，主要给村干部发工资。村民组长们没有工资，每月只有十块钱的补助费。前几年，干部们的工资标准定得很低，也就是二三十块钱，收上来的提留，还可以发下去。到了后来，逐年上升，按说向村民收的人头费也增加了，维持下去，也不成问题。恰在这个时候毛病就出来了。
上级号召大办乡镇企业，要求各村上项目。这事情说起来容易，办起来挺难。究竟上什么项目，让村里几个干部们研究来研究去，拿不出主意来。正在打瞌睡时，有人送来了枕头。
当大家被上级逼得发愁时，副乡长刘继昆给村里引来了两个外乡人，推广一种织袜子、手套的项目。那两个精明的外乡人，在刘庆典他们热情的招待下，一场酒下来，就和刘庆典称兄道弟。他们谈的条件很优惠，由他们向村里的群众提供织机，每台织机原价一千八百块钱，先预收一千二百块钱。其余的钱，靠收上来的成品袜子、手套抵账。当然，也不是一下子抵完，每双袜子、每副手套给村里提一毛钱，给群众发一毛钱。抵完以后，各户落下一台织机，到那时候，人家专门来收购成品袜子和手套。当然，原料钱由群众负担，那种棉纱线其实要不了几个钱。刘庆典很兴奋，和文书在一起算了一笔账，一家一台织机，全村可以安排三百四十多台，村里每个月从一台织机上提十块钱，就是三千多块。一年下来，村里可以收入三四万元，同时可以带动千家万户致富。
由于设备和销路都不成问题，刘庆典支书通过召开“两委班子”会、村组干部会和群众大会，认真组织动员，这个项目就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但是，乡亲们说，一户交一千二百块钱，要卖两头大猪才能凑够，有一些人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村“两委班子”研究决定，一户暂收八百块钱，其余四百块钱由村里立约，从信用社贷款，到麦收以后，从群众交粮的款中扣除，大家就接受了。
那两个外乡人拉来了机器，带了十来个技术员，分别到各家各户帮助安装，并教会人们织袜子和手套的技术。外乡人信誓旦旦地说，这袜子和手套是供应俄罗斯的，要常年供货，而且供不应求，一定要保证质量。现在俄罗斯人正和美国的“车沉”、法国的伊朗打仗，那地方远在北极，冰天雪地的，哈出去的气成冰，尿泡要用棍子敲。抱着火箭弹那种冰凉的铁家伙，士兵们不戴两双手套，穿几层厚袜子，是受不了的。有一些年轻人好像懂得，问他们说，车臣是俄罗斯的一个地区，伊朗是个独立的国家，怎么变成了美国的和法国的？这两个外乡人不耐烦地说，反正这是出口产品，马虎不得的。
这两个外乡人很守信用，第一个月刚到月底，就来马寨收购成品袜子和手套。对有一些农户做得太不像话的，也勉强地收了，说是这种袜子和手套供应出去，人家肯定是不穿不戴，不过也可以用来擦炮弹。按照合同数额，家家户户发了一些手工钱。临走的时候，两个外乡人偷偷地塞给了刘庆典支书一千块钱，说是感谢刘支书的大力支持，刘庆典就笑纳了。
到了第二个月底，这两个外乡人没有来，大家以为可能人家业务繁忙，继续抓紧生产。到了第三个月，左等右等，还不见这两个外乡人的踪影。支书刘庆典急了，亲自到乡里找到副乡长刘继昆，刘继昆马上打电话给那两个人联系。拨出去的电话，电脑话务员提示说：“你拨打的电话是空号！”刘继昆的脑门子上立刻冒出了一头冷汗。事情很明显，他们受骗上当了。原来，这批破机器只不过值二三百块钱，他们卖设备，在我们马寨就净赚了三十多万，在其他几个村推广，也是同样的手段。
所有的设备停止了运转，放在群众的屋子里生锈。寨子里的群众怨气很大，说村干部尽他妈的坑人。欠信用社的贷款，自然是收不回来了，村里一下子亏空了十二三万元。好在群众手里都落下了一台织机，还有一些没有用来擦炮弹、只能用来擦自行车的袜子、手套和烂棉线，大家干瞪眼没有办法。
从这以后，统筹提留不好收缴了，村里给群众结算粮食钱时，该退给群众的一概给群众打“白条”。这个打“白条”的办法，实在是出于无奈，因为信用社的贷款还不起，高额的利息还是要还的，你群众不摊钱，叫村里怎么办？
这些情况，刘庆河心里是清楚的。他手里就有一把村里欠他的白条子。要在过去，他还可以向村干部要钱，现在自己当上了支部书记，这白条子只能成为废纸了。他不知道的是，连年来，村里在收缴统筹提留的时候，年年都收不齐，乡里的一块儿必须保证，村里的提留款就不能足额收到。有时，为了赶进度，乡里在村里尚未收齐时，让村里立约，在乡信用社贷款，先保证乡里的那一块儿。这样一来，村里的债务年年累加，哪里还有钱给干部们发工资？不过，村里猫渍狗尿地收一点上不得账目的钱，偷偷地给干部们发了一些，不算工资，只能算作补贴。同时，在高楼街开会，大家吃烩面的钱，都记在了饭铺里。“赖好当个官儿，强似卖水烟儿”，在村里跑些事儿，相当吃得开，到乡里找领导办点私事儿，也比老百姓强，当干部还是有许多好处的，所以大家宁愿苦熬着，也没有人撂挑子。
刘庆河把自己这几年的积蓄拿出来一万多块钱，说是借给村里的，每个干部多多少少给了一些，把班子和组长们稳住了。大家觉得，新支书就是比刘庆典好，关心部下，心齐了，气顺了，干工作肯卖力了。只有刘庆河的老婆有点不高兴，对刘庆河说：“他爹，要是照这样下去，咱家就弄穷了，这支书咱不当也罢！”刘庆河心里乱糟糟的，连在床上安慰老婆的心情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