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研究所

    章用一家走了,1937年到了,我的交换期满了,是我应该回国的时候了。然而,国内“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我的家乡山东济南就被日军占领,我断了退路,就同汉学研究所发生了关系。
    这个所的历史,我不清楚,我从来也没有想去研究过。汉学虽然也属于东方学的范畴,但并不在高斯-韦伯楼东方研究所内,而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在一座大楼里面。楼前有一个大草坪,盖满绿草,有许多株参天的古橡树。整个建筑显得古穆堂皇,颇有一点气派。一进楼门,有极其宽敞高大的过厅,楼梯也是极宽极高,是用木头建成的。这里不见什么人,但是打扫得也是油光锃亮。研究所在二楼,有七八间大房子,一间所长办公室,一间课堂,其余全是藏书室和阅览室。这里藏书之富颇令我吃惊。在这几间大房子里,书架从地板一直高达天花板,全整整齐齐地排满了书,中国书和日本出版的汉籍,占绝大多数,也有几架西文书。里面颇有一些珍贵的古本,我记得有几种明版的小说,即使放在国内图书馆中,也得算做善本书。其中是否有海内孤本,因为我对此道并非行家里手,不敢乱说。这些书是怎样到哥廷根来的,我也没有打听。可能有一些是在中国的传教士带回去的。
    所长是古斯塔夫·哈隆(GustavHaloun)教授,是苏台德人,在感情上与其说他是德国人,毋宁说他是捷克人。他反对法西斯,自是意内事。我到哥廷根后不久,章用就带我来看过哈隆。在过去二年内,我们有一些来往,但不很密切。我交换期满的消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主动跟我谈这个问题,问我愿意不愿意留下。我已是有家归不得,正愁没有办法。他的建议自然使我喜出望外,于是交换期一满,我立即受命为汉文讲师。原来我到汉学研究所来是做客,现在我也算是这里的主人了。
    哈隆教授为人亲切和蔼,比我约长二十多岁。我到研究所后,我仍然是梵文研究所的博士生,我仍然天天到高斯-韦伯楼去学习,我的据点仍然在梵文研究所。但是,既然当了讲师,就有授课的任务,授课地点就在汉学研究所内,我到这里来的机会就多了起来,同哈隆和他夫人见面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我们终于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也可以说是忘年交吧。哈隆虽然不会说中国话,但汉学的基础是十分雄厚的。他对中国古代文献,比如《老子》、《庄子》之类,是有很高的造诣的。甲骨文尤其是他的拿手好戏,讲起来头头是道,颇有一些极其精辟的见解。他对古代西域史地钻研很深,他的名作《月氏考》,蜚声国际士林。他非常关心图书室的建设。闻名欧洲的哥廷根大学图书馆,不收藏汉文典籍,所有的汉文书都集中在汉学研究所内。购买汉文书籍的钱好像也由他来支配。我曾经替他写过不少的信,给中国北平琉璃厂和隆福寺的许多旧书店,订购中国古籍。中国古籍也确实源源不断地越过千山万水,寄到研究所内。我曾特别从国内订购虎皮宣,给这些线装书写好书签,贴在上面。结果是整架的蓝封套上都贴上了黄色小条,黄蓝相映,闪出了异样的光芒,给这个研究所增添了无量光彩。
    因为哈隆教授在国际汉学界广有名声,他同许多国家的权威汉学家都有来往。又由于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藏书丰富,所以招徕了不少外国汉学家来这里看书。我个人在汉学研究所藏书室里就见到了一些世界知名的汉学家。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Waley),他以翻译中国古典诗歌蜚声世界。他翻译的唐诗竟然被收入著名的《牛津英国诗选》。这一部《诗选》有点像中国的《唐诗三百首》之类的选本,被选入的诗都是久有定评的不朽名作。韦利翻译的中国唐诗,居然能置身其间,其价值概可想见了,韦利在英国文学界的地位也一清二楚了。
    我在这里还见到了德国汉学家奥托·冯·梅兴-黑尔芬(OttovonMnchen-Helfen)。他正在研究明朝的制漆工艺。有一天,他拿着一部本所的藏书,让我帮他翻译几段。我忘记了书名,只记得纸张印刷都异常古老,白色的宣纸已经变成了淡黄色,说不定就是明版书。我对制漆工艺毫无通解,勉强帮他翻译了一点,自己也不甚了了。但他却连连点头。他因为钻研已久,精于此道,所以一看就明白了。从那一次见面后,再没有见到他过。后来我在一本英国杂志上见到他的名字。此公大概久已移居新大陆,成了美籍德人了。
    可能就在“七·七事变”后一两年内,哈隆有一天突然告诉我,他要离开德国到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汉学教授了。他在德国多年郁郁不得志,大学显然也不重视他,我从没有见到他同什么人来往过。他每天一大早同夫人从家中来到研究所。夫人做点针线活,或看点闲书。他则伏案苦读,就这样一直到深夜才携手回家。在寂寞凄清中,夫妇俩相濡以沫,过的几乎是形单影只的生活。看到这情景,我心里充满了同情。临行前,我同田德望在市政府地下餐厅为他饯行。他以极其低沉的声调告诉我们,他在哥廷根这么多年,真正的朋友只有我们两个中国人!泪光在他眼里闪动。我此时似乎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他被迫去国,丢下他惨淡经营的图书室,心里是什么滋味,难道还不值得我一洒同情之泪吗?后来,他从英国来信,约我到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教。我回信应允。可是等到我于1946年回国后,亲老,家贫,子幼。我不忍心再离开他们了。我回信说明了情况,哈隆回信,表示理解。我再没有能见到他。他在好多年以前已经去世,岁数也不会太大。一直到现在,我每想到我这位真正的朋友,心内就悲痛不已。

《学问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