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上生活

    我们终于在2月8日晚上上了船。船名叫NeaHellas,排水量一万七千吨,在当时算是很大的船。据说,这艘巨轮是英国所有,被法国租来运送法军到越南去镇压当地的老百姓的。所以,船上的管理和驾驶人员全是英国人,而乘客则几乎全是法国兵,穿便衣的乘客微乎其微,八名中国人在其中竟占了很大的比例。我们分住在两个房间里。里面的设备不能说是豪华,但是整洁、舒适,我们都很满意。船上的饭是非常丰富而美好的,我在日记里多次讲到这一点。总之,上船以后,一切都比较顺利。
    但是也曾碰到过不顺利的事情。有一天,我们在最高层的甲板上观望海景。一位英国船员忽然走向我们,告诉我们说,只有头等舱的旅客才能走上最高层。我们大吃一惊,仿佛当头挨了一棒:“驻马赛的中国总领事亲口答应我们买头等舱的船票的!”因为当时战争才结束不久,一切都未就绪,这一条船又是运兵的船,从船票上看不出等次。我们自认为是头等舱乘客,实际上并不是。马赛斗争我们自认为是胜利者,焉知那一位总领事是老狐狸,他轻而易举地就把我们这些“胜利者”蒙骗了。我们又气又笑,笑自己的幼稚,吃一堑,长一智,我们又增加了一番阅历。但是,为了中国人的面子,最高层我们决不能不上。我们自己要掏钱改为头等舱,目的就为了争这一口气。我们到船长办公室去交涉。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灵感,那位船长一笑,不要我们补钱,特批准我们能上最高层甲板,皆大欢喜。从此顺顺利利地在船上过了将近一个月。
    但是,在顺利中也不会没有小小的麻烦。英国人是一个诚实严肃的民族,有过多的保守性,讲究礼节。到船上餐厅里去吃饭,特别是晚饭,必须穿上燕尾服。我们是一群穷学生,衣足蔽体而已,哪里来的什么这尾那尾的服装。但是规定又必须遵守。我们没有办法,又跑了去找船长。他允许我们,只需穿着整洁,打好领带,穿好皮鞋,就可以进餐厅了。我们感激他这一番盛情,“舍命陪君子”,尽上最大的努力打扮自己。最初,因为天气还不太热,穿上笔挺的西装,把天花板上的通气孔尽量转向自己,笔直地坐在餐桌前,喝汤不出声,刀叉不碰响,正正经经,规规矩矩,吃完一顿饭,已经是汗流浃背,筋疲力尽了,回到房间,连忙洗澡。这样忍耐了一些时候。船一进入红海,天气热得无法形容。穿着衬衫,不走不动,还是大汗直流,再想“舍命”也似乎无命可舍了。我们简直视餐厅为畏途,不敢进去吃饭。我们于是同餐厅交涉,改在房中用餐。这个小小的磨难才算克服。
    船上当然不全是磨难,令人愉快的事情还是很多很多的。首先是冷眼旁观船上的法国兵。船上究竟有多少法国兵,我并不清楚,大概总有几千人,而且男女都有,当然女兵在数目上远远少于男兵。法国人是一个愉快喜欢交际的民族。有人说,他们把心托在自己手上,随时随地交给对方。同他们打交道不像德国人和英国人那样难。一见面,说不上三句话,似乎就成了老朋友。船上年轻的男女法国兵都是这样。他们和她们都热情活泼,逗人喜爱。他们之间,搂搂抱抱,打打闹闹,没有人觉得奇怪。只有在晚上,我们有时候会感到有点不方便。我们在甲板上散步,想让海风吹上一吹,饱览大海的夜景,这无疑也是一种难得的福气。可是在比较黑暗的角落里,有时候不小心会踩上躺在甲板上的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当然是一男一女。此时,我们实在觉得非常抱歉,非常尴尬。而被踩者却大方得很,他们毫不在意,照躺不误。我们只好加速迈步,逃回自己的房间。房间内灯火通明,外面在甲板上黑暗中的遭遇,好像一下子消逝,只剩下零零碎碎的回忆的断片了。
    我认识了一位法国青年军官,不知道他的军阶。瘦癯的身材,清瘦的面孔,一副和气的模样。他能说英语,我们就有了共同的语言。我们经常在甲板上碰头,交谈,一起散步,谈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彼此没有戒心,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他常常用轻蔑的口吻讽刺法国军队,说官比兵多,大官比小官多。对晚上我们碰到的情况,他并不隐讳,但也并不赞成。就这样,我们在二十多天内,仿佛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他真仿佛把托在手掌上的心交给我了,我感到非常愉快。
    至于法国兵同英国船员之间的关系,我看是非常融洽的。他们怎样接触,我没有看到,不敢瞎说。我亲眼看到的事情也有一些,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法国兵与英国管理人员之间的拳击比赛。这种比赛几乎都放在晚上,在晚饭后,在轮船最前端的甲板上,摆下了战场,离船舷只有一两米远。船舷下面几十米的深处,浪花翻腾,汹涌澎湃之声洋洋乎盈耳。海水深碧,浩淼难测,里面鱼龙水怪正在潜伏,它们听到了船上的人声,看到了反映在海面上的灯影,大惊失色,愈潜愈深了。船上则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英法两国的棒小伙子正在挥拳对击,龙腾虎跃,各不示弱。此时轮船仍然破浪前进,片刻不停。我们离开大陆百里千里,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似乎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童话和神话中,恍惚间又仿佛是在梦中,此情此景,无论如何也不像是在人间了。
    我们的船还在红海里行驶。为什么叫“红海”呢?过去也曾有过这样的疑问,但是没有得到答案。这一次的航行却于无意中把答案送给了我。2月19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今天天气真热,汗流不止。吃过午饭,想休息一会儿,但热得躺不下。到最高层甲板上去看,远处一片红浪,像一条血线。海水本来是黑绿的,只有这一条特别红,浪冲也冲不破。大概这就是“红海”名字的来源。我们今天也看到飞鱼。
    我想,能亲眼看到这一条红线,是并不容易的。千里航程中只有几米宽不知有多长的一条红线,看到它是要有一点运气的。如果我不适逢此时走上最高层甲板,是不会看到的。我自认为是一个极有运气的人,简直有点飘飘然了。
    另外一件事证明我们全船的人都是有运气的。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海上的水雷还没有来得及清除多少,从地中海经过红海到印度洋,到处都是这样。我们这一艘船又是最早从欧洲开往亚洲的极少数的船之一。在我们这一条船之前,已经有几条船触雷沉没了。这情况我们最初虽然并不完全知道,但也有所感觉。为什么一开船我们就被集合到甲板上,戴上救生圈,排班演习呢?为什么我的日记中记载着天天要到甲板上去“站班”呢?其中必有原因。过马六甲海峡以后,一天早晨,船长告诉大家,夜里他一夜没有合眼,这里是水雷危险区,他生怕出什么问题。现在好了,最危险的地区已经抛在后面了。从此以后,他可以安心睡觉了。我们听了,都有点后怕。但是,后怕是幸福的;危险过了以后,才能有后怕。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
    我们感到很幸福。
    在洋溢着幸福感时,我们到了目的地:西贡。

《学问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