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低垂，天阴沉沉的。
我们中间军衔最高的家伙阿译坐在巷口的第一个院门前——那是收容站站长的住处，收容站站长是一个生得绝对与“气宇轩昂“这个词有仇的家伙，他坐在院里听留声机，不知是从哪个沦落的军人手里得来，唱片估计也是同样来路。
“蝴蝶儿飞去心亦不在，凄清长夜拭泪满腮，是贪点儿依赖贪一点爱，旧缘该了难了换满心哀……”
作为一个北平人，我永远无法理解上海佬儿阿译在听着这首歌时何以如此的哀婉。他愁苦而终穷的那张脸确实像郝兽医模仿的那样，快被打错位了。路过的人们无法不侧目那张怪异而酸楚的脸。
我站住了，虽然我并不想站住。我看着那张扭曲丑怪的脸——阿译本来可以说得上清秀的。
“都疯了吗？”我问他，其实我知道我也是疯的，只是发疯的形式不一样。
他没说话，回答我的是留声机里的靡靡之音。
“……怎受得了这头儿猜那头儿怪，人言汇成愁海，辛酸难捱……”
于是我走开。
迷龙现在没大碍，脸上见了拳痕，还剩了半幅的衣服，羊蛋子倒比他还要惨些。迷龙这哥们的耐力和蛮横大概是要跟东北的熊罴相媲的，他刚放翻不知道第多少个，居然还在骂阵，“……欠削的土豆！欠枪子打的脑袋！欠刺刀挑的肚子！”
我小心地拍了一下他，转向我的是一个打红了眼的表情和一个正要扬过来的拳头。我做出了绝无侵犯之意的姿态，而我发现那家伙还算没疯到底，他居然放下了拳头，于是我向他示意了一下手腕，“表呢？”
他居然就能明白了我的意思，“卖啦。祁麻子。”
我为表谢意帮他提词，“欠瘟死的老母猪，披军皮的。”
迷龙立刻现学现卖，骂周围那些蠢蠢欲动想挑战的人，“欠瘟死的老母猪，披军皮的！”
我离开的时候，三个人一起扑向了他，迷龙分出一个给羊蛋子，自个儿和另外两个混战。
我拔起了要麻身边的刺刀，要麻“嗳”了一声。“自己人打架，别用刀子。”我压低声音，不带任何感情地说。
要麻沉默，我离开。
我拖着我的脚趟过潮湿的石板路，我的右手笼在袖子里，左手拉紧了衣服抵挡此地的潮寒之气。我的衣服很单薄，实际上很长时间来我已经忘了什么叫暖和。
我看见了祁麻子，他就在上次迷龙揍他的地方，和一个我不认识的潦倒兵玩着袖里乾坤——他倒像就是长在那里的。我跛过去，搂住了他的肩，祁麻子转过脸来时颇有些被打断的不耐烦，“老弟，你这是……”
然后他脸色变了，因为他感觉到我右手上的刺刀正顶着他的后心。
“军爷，这是干什么？”
“表呢？”我问。
祁麻子这会儿还不忘装糊涂，“什么？”
我细心地用刀尖刺破了他的衣服，刺破了他的肉，再往上挑了挑。
祁麻子立刻从上臂的衣服里撸出了阿译的表，递过来，“你们都这样搞，生意要没法做啦。”
我没理他，只是想迅速地离开。离开前我看了眼那个目瞪口呆正想出售一个银镯的同僚——那能给他换来半顿晚餐吗？我跟这个潦倒同僚说：“别卖啦。又要去打鬼子了，咱们又要被当人看啦。”
那具瘦骷髅的脸忽然泛起了亮光，然后便把他的镯子握紧了。我拖着腿跛开。祁麻子并不气急败坏，而是冷静地向我警告——我想与当兵的做生意，他也没少碰这类事情——“没死的话你就有麻烦了。”
我最大的麻烦是我不知道在做什么，遇事要往好处想，我想我们都不知道在做什么。上午我做坏事，下午我做好事，大多数时候我们做不知道好坏的事。
我这样逃离禅达的东城市，一手拎着刺刀，一手握着阿译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