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药

  我想沿着花园筑一道墙,木板篱笆就好,给爬藤穿梭的空隙,也给松鼠和野兔钻进钻出的余地,过路的行人却望不进来,我们可以袒胸露肘地晒太阳。
  "不行啊!"德国邻居警告着,"您得先给乡公所营建组打个电话问问,可不可以建墙,好像有不少规定哪!可别建了之后又得拆掉!"
  营建组说,花园围墙如果不高于一公尺半,只有一般的限刺,譬如围墙不能占据人行道.墙上不能张贴商业广告等等,如果超过一公尺半,就得到乡公所特别个案申请,那个时候,营建组就必须实地视察,决定你所申请的墙高度、材料、格调,是否会破坏社区的整体和谐和美感。如果一整条街都是花木扶疏的树篱,他们就不会容忍你建起一道监狱似的水泥墙,譬如说。墙上有绿色的爬藤,人人欢迎,但若是你要把墙漆成救火车一样刺眼惊心的颜色,你大概完全没有这个权利。
  好吧!我要筑一道一公尺半高的木篱。
  木板运来了,沙子也卸下了。园丁开始打洞、钉桩子。星期五的黄昏,木篱已经筑了一半。
  "很快了!"他说,边跳上小卡车,"我星期一上午九点就来继续。周末愉快啊:"
  人行道上留着小小一堆沙。
  星期一,上午九点。门铃响着,很准时的。
  站在门口,不是园丁,是个警察。
  "请问那堆沙子是你们的吗?"
  他指指人行道。
  "阻碍行人交通,请马上把它移走。"
  "等一会儿园丁就来上工,马上要用到那堆沙,用完就没有了。可以等一等吗?"
  "不行。"警察说,他知道那堆沙从星期五晚上就在那儿,过了一个周末。他不曾早来,是因为不想打扰我们周末的安宁。现在可已是星期一上午九点了!
  没话说,我马上开始搬沙。
  邻居海蒂看到了这一幕,笑眯眯地说:
  "你可领教到咱德国人的一板一眼了?!去年夏天,我们院子里苹果树枝长得太盛,枝叶隔墙伸到人行道上去了,没注意剪它,路人就打电话到派出所去告状了!"
  对门的考夫曼太太兴致高昂地说:
  "瑞士人比咱德国人更要命。我们不是在早晨起床之后,都会把被褥披在窗台上晒晒太阳、透透空气吗?哈,在瑞士呀,过了早上十一点,如果你的被子还挂在窗口,就免不了有人打电话给警察了哩!打电话的老女人,不但认为你懒,而且觉得你的被子乱了社会条理,严重得很哩。"
  夏天,我们到亚洲去了两个月,回来时,发觉院子里的苹果树已经结实累累,池塘里的莲花早已谢了又开,开了又谢。草坪长满了野花野草,蜜蜂闹烘烘的,好像载不动躯体里沉甸甸的蜜,不断坠进人的酒杯里去。
  木墙外的人行道上,野草一簇一簇地从砖缝中愤然昂起,迎着阳光,显得特别油绿,有的还开着黄色的小花。
  那条小道,因此很有一种颓弃阑珊的情趣。
  门铃响了,打开门,是个制服整齐的警察。
  "您是这儿的房主吗?"
  "是的。"
  "有件事情想拜托拜托您。"他合掌,作出恳求的姿态。
  奇怪了,我想,是乡里要借用我们的家做什么事吗?有什么恳求如此慎重?
  "麻烦您到这儿来看看好吗?"他挥挥手。
  我们站在那条我认为颓废又美丽的人行道上,石隙里的小黄花在风里摇曳。
  "拜托拜托,"他说,"您能在下星期之前将这条路清铲干净吗?铺在地上的松针也得清走。还有,不只这段人行道是你们的责任,从人行道缘往马路伸进的一点五公尺路面,住户也都有义务清扫。拜托拜托。"
  上车前,他再加重语气:
  "下星期我可得来检查哦!可别等着罚款啦!"
  周末,邻居看见我们一家三口在人行道上拔草、扫地、剪树枝。扫把、畚箕、剪刀,散置一地。四岁的孩子拔了草之后,正目不转睛地研究石隙里的蚂蚁。
  施密特太太走过来,手里拿着个小瓶子,"用拔的您们要拔到哪一天?您看,有这种除草药水,很有效呢!"她举着小瓶子,"混在水里,浇在路面上,就不会再生野草,一年一次就行了!"
  我知道毒药的妙用,可是毒药流进土地,渗进地下水,对自然环境没什么好处,而且,我喜欢拔草,晒晒太阳,未尝不是种享受。
  蒲公英的根生得很深,拔不出来。
  施密特太太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
  "一定是五号那家老夫妇去告状的,老人家最吹毛求疵了。"
  一会儿,考夫曼太太提着菜篮子晃过来:"好辛苦啊!"
  她看看四周,悄声说:
  "一定是施密特太太打电话给警察的,他们看起来就是小鼻子小眼睛的人!"
  海蒂搁下脚踏车,漫步过来,笑着说:"德国人就是这样,讨厌天下太平静了,所以鸡毛蒜皮都看成天大的事。你可别太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我纵声笑了,邻居的善意安慰令我忍俊不住,他们何从知道,在我来到这"讨厌的"、"一板一眼"的德国之前,我住在一个多么不一样的社会呢?!
  我曾经多么盼望警察的来到。红砖人行道上,突然摆起了面摊。老板娘手脚利落地撑起布篷、架起桌椅板凳,老板开始洗锅洗碗洗菜。客人欣然入座,先吃面、继之喝酒,继之划拳唱歌,继之口角打群架,老板把唱机开到最大音响,培养气氛,我们在屋里挣扎睡着,等待天亮。
  油腻和烟火终于使人行道上的红砖变成黑酱色,鞋子踩过往往就黏在地面,不能拔脚。有一天,大概有人和面摊老板取得了协议。那个傍晚,面摊没有搭起来。倒是来了许多工人,七手八脚地搭起了一个大帐篷,占据了整个人行道,还有半边行车的大马路。
  有人要办丧事了。
  供着死者照片的道场布置起来了,摇着铃的道士、唱着佛的和尚、吹着唢呐的中乐队、打着大鼓的西乐队、对着麦克风嘶喊的"白衣孝女何秀子",还有那受雇而来五人一组的"五子哭母"公司哭成一团,还有那脸上涂了白粉不知是男是女的人。边唱边扭腰……
  日日夜夜,在我们的人行道上。
  我曾经多么盼望警察的到来。那个时候,我是那个令人"讨厌"的、"一板一眼"的女人,打电话到警察局去告状,耳边还有忘了取出的耳塞。偶尔,警察因为不堪其烦而来,总带着谴责的眼光看着我:"摊贩都是可怜人,为了生存,没办法啦!你也要同情同情嘛!"或者:"作丧事,中国人情嘛,反正丧事也不会天天有,忍一忍就好了。"
  当然,我实在也不太有抱怨的权利,只是一个房子外边的人行道罢了;我知道,有人在买了新公寓之后,发觉楼下人家突然变成一家铁工厂,电焊器和打铁机每天激炸着金属摩擦相撞敲打的巨声,也有人突然注意到隔壁紧邻每晚发出缠绵而不可道人的呻吟声,门上已经挂出"按摩"的招牌,大人忧愁着不知怎么告诉年幼的孩子"不要到隔壁去玩——"
  而同时,在我们大楼的顶楼空地,我发现有人运来了沙石水泥.正在建不知属于谁的小屋,一栋又一栋……奇怪,当初买卖契约中不是写明了:"顶楼空地由住户共同使用"吗?
  拔掉最后一株固执的蒲公英,我们这段人行道就像整条街其他路段——样既整齐又清洁了,只是失去了一点阑珊浪漫之意。往后的日子里,每个周末都是拔草的日子。草,尤其是石隙里的野草,长得比日子的更迭还快。于是有一天,我也去买了一个小瓶子。
  面对着六十公尺长的人行道,看见黄色的野花星星似地点缀着路面,我领悟到,我从一个以任何理由都可以牺牲整洁和秩序的社会,来到一个为了整洁和秩序可以牺牲许多东西的社会。"为了整齐,"我想,一边把小瓶子里的液体倒进水壶里搅和:"下毒也在所不惜吧!"
  我开始浇水。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

《人在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