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初识——给上海读者

  第一次面对面见到我的大陆读者,是在一个北京派出所里头。湖南来的哥哥让人骗走了钱,我到派出所去为他说明,发现警察正看着《野火集》。一个面貌清秀的年轻警察问我:“自由太多了,社会不乱吗?”
  第二次,是在从湘西驶往长沙的软卧车厢里。文质彬彬的年轻乘客告诉我他们当年在大学里传阅《野火集》的情形。
  我真是好奇极了,对我的大陆读者。他们是谁?
  台湾读者,我当然熟悉得很。一次新书发布会就可以告诉我:他们大约是十七岁到七十岁之间的人,高中大学程度以上,在学大学生居多数,但是社会中的老师、工程师、记者、法官,各行各业都有。女性多于男性,然而六十岁以上、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却几乎没有。
  我也可以大略解释这个读者群结构。读者教育水准偏高,是因为书的知识性格。女性稍微多于男性,尤其是二十五至三十五岁之间已经就业的女读者,稍超过相对的男读者,大约是因为,在台湾的社会形态中,男性一旦离开学校就进入所谓事业的战场,不再有看书的时间;女性的“战场”意识较淡,即使就业,却仍注重个人内在的发展。台湾的出版人也知道,买书的多是女性。
  为什么老先生读者不少,老太太却不见呢?我只能猜;老先生读者常来信和我谈国家大事,老太太或许因为是上一代的女性,读书的习惯和兴趣与我所关心的题目没有交集。
  但是我认识我的台湾读者。他们在中学里背诵过《青年守则》:助人为快乐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他们在大学里朗诵过《诗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春日迟迟,采蘩祁祁……”他们早上在巷口买套烧饼油条当早点,晚上也许和朋友吃日本料理。他们对台北这个城市既厌恶又深爱不舍,他们对政治既乐观又批评不已。他们在知识和观念上走在世界的前端:女性主义、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和后解构主义;在生活的实践中,他们却清楚地看见自己的脚步印在传统的土壤上,一步一徘徊。
  他们在茶馆里品茶;在酒吧里喝酒;在书店里浏览;在小心翼翼地过马路,牵着孩子的手;在计程车里听司机破口大骂政治人物;在机场,提着简便的行李……。是的,我认识他们,就像一起长大的街坊邻居一样。
  但是我的大陆读者是谁呢?
  上海文艺出版社给了我一个机会。5月1日的签名会上,我终于见到了我想见的人。
  队伍太长,对每一个读者我只能深深地看他一眼,把面貌和感觉摄进印象里,然后问他的职业。读者显然也知道我们见面之不易,有人从南京、无锡乘火车赶来,有人带了礼物:一首诗、一副对联,邮票、卡片、装饰品……。一个年轻人说:“读了你的《我不站着等》——”
  他停顿一下,继续说:“觉得很惭愧,但是想告诉你,大陆人不都这样的。”
  我说:“我知道。”
  他弯身去摸索一个塑胶袋子,取出一束鲜花,递给我:“早上挤公共汽车,就怕把花给挤坏了……”
  我接过花,轻嗅花的香气。电视台的摄象记者正拍着别处,急急赶了过来,对年轻人说:“请你把花拿过来,再献一次好吗?”
  年轻人断然拒绝:“这是我真的感情,不表演的,没有第二次。”
  我仍旧捧着鲜花,看着他走开的背影。
  两个半小时之后,我终于也认识了一个轮廓:我的大陆读者,是十七岁到七十岁之间的人,高中大学程度以上,大中学生居半数,但社会中的老师、工程师、干部、图书馆员,各行各业都有。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却几乎不见。
  和台湾不同的是,读者中有好些个所谓“蓝领阶级”:工厂工人、厨师、司机……。最奇特的是,男性多于女性。
  为什么?我求教于上海朋友,为什么在这里男读者远超过女读者?上海朋友半诙谐半正经地说:“大概因为台湾还是一个文化比较传统的社会,男人是主导的、强悍的,而大陆的男人已经没有那种优势,比较柔弱。你的文字,对不起,是比较阳刚的,所以比较吸引男性读者吧?”
  我很怀疑他的分析,但是,谁能给我更好的答案?
  在华灯初上的外滩,我看见情侣在江岸上相依而坐,脸上有恬然遗世的神情。拥挤的公共汽车在南京路上停停走走,我看见被生活折旧了的脸孔贴在玻璃窗上,疲倦而木然。和平饭店前有西装革履的男人,福佑路市场里有捧着大碗吃饭的女人。城隍庙前有人依着画廊雕柱对镜头做出粲然笑脸。
  我还是不认识我的读者。他们经过了什么又看见了什么?他们害怕着什么又追求着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幻灭又有什么样的梦想?不曾和他们一起成长,我无从想象他们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可是在那长长的队伍前端,我们曾经深深地对望;回想那对望的一刻,或许我们竟是熟识的。写作者在孤独中写作,读书人在孤独中阅读,那孤独其实是种种情怀的交会。文字之所以有力量将不同世界的人牵引在一起,是因为不管他们经过了什么看见了什么,在心的最深处,他们有一样的害怕与追求、相似的幻灭与梦想,午夜低回时有一样的叹息。
  我们毕竟在同一条历史的长廊里,或前或后;鲜花释出清香,像丝带潦绕。
  (原载1996年6月19日《文汇报·笔会》)
  读者来信(一)
  龙应台女士:您好!
  我是个五十七、将近六十岁的老太了。从前天的《文汇报》上看到您说您还没有发现老太喜欢看您的文章。今天我要给您一个惊喜:有,我就是一个,而且非常之喜欢看您的文章。
  自从您在报上发表专栏以来,我几乎每期都看,我觉得您的文章很适合我的口味。尤其是知道您是湖南人后,我更加喜欢,因为我也是湖南人。我觉得我们湖南出了一位真正了不起的女作家了。我为之高兴和自豪。
  对于您的文章内容我都记不太清楚了,可能是年龄及每天的家务太忙的关系,现在看什么都容易忘。只觉得您很有个性,很倔强。敢想敢说。看问题很敏锐。笔头锋芒四射。我就喜欢看这种文章。
  至于我为什么没有去排队买您的书呢?
  说实在话,我不怕您见怪,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却从来没有自己买过书看过。小时候家里很穷,想看书时只是去新华书店柜台边看,或去图书馆借来看。从没有想过自己去买书看。
  以后有了工作结了婚,应该说条件有所改善,但我仍觉得买书不划算。一是要花去很多钱,二是要收检和有地方存放。我们房子这么小,连住人都住不下,哪有它放的位置!
  我先生是个很喜欢买书的人,常去书店买书,但他是不大考虑钱和收检的问题,因此经常为这事吵吵闹闹。当然吵归吵,看我还是要看的。
  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也退了休,但比上班时更忙,更累,因为有了第三代,要帮他们做,一天到晚做不完的家务。
  因此像我们这种人,怎么可能去排队买书看呢?有时一年到头都不去一趟上海市里。尽管还有些这方面的灵感,也就只好免了。
  今天和您写这封信,只是想让您知道,您的文章在大陆人们心中有何等的影响,更加增强您的自信,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
  在这里同时我还要告诉您,我的女儿也很喜欢您的文章。
  祝您
  永远前进
  宝冶读者
  1996.6.21草
  读者来信(二)
  应台先生:您好!
  拜读19日刊于《文汇报》您的《给上海读者》,为您的一片至诚所感,冒昧奉函,谈一点感想。
  本人是五十多岁的男性读者,一个以绘画为主业的文化工作者,“文革”前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绘画、读书、记日记于吾如吃饭、喝水一样重要。
  读先生的文章也仅从今年《文汇报》改版后的《笔会》上《龙应台专栏》开始,很惊喜,看到就读。
  您是我中国当代一位难得的睁眼看祖邦看世界的女作家;您写的东西让人觉得实在,文中有一股浩然之气,有一种中国古代大文人和外国大作家所共有的大气;特别可惊喜之处,这样的文笔又是出自我们民族近现代“又有害怕又有追求的长廊中”走出来的一位娉婷女才子之手。
  大陆的男读者憋闷得慌。扫视大陆文坛,数十年来,少有能挺着脊梁、亮着喉咙、坦然说话的,总是不得已说些吞吞吐吐、转弯抹角的不知所云的话。我们很少读到直言、坦言、放言、真言的好文章,怎不闷得慌!除了数年前的戴厚英先生的文章,大陆女作家中大气的作品似也少见。一个女子走出学校,走出家庭,面向社会大声说话,慷慨陈词,怎么能过多推崇“小女人的文章”呢?

《啊!上海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