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海男人！》刊出半年多了，仍在发酵。我的文章引起辩论是常事，引起完全离谱的误解倒是第一次，而这误解本身蕴藏着多重的文化意义，令人玩味。
《啊，上海男人！》在台湾刊出，头一通电话来自写诗的女友，大声抗议：“我们家这个东北男人就是你描绘的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太好了，你怎么能嘲讽他们？”
嘲讽？我怎么会嘲讽他们？我是在赞美上海男人。
“是嘲讽，不是赞美。”女友坚持着。
一个台北的“上海男人”说：“有一天搭计程车，司机一听我是上海人，就说，上海男人都怕老婆，煮饭拖地洗厨房，什么都做。我吓一跳，怎么台湾开车的都对上海男人有这个理解？你的文章加深了这个刻板印象。”
我答应好朋友们回去再看一遍文章，自我检讨一下，但心里觉得有点儿委屈：奇怪，我明明想说的是，最解放的男性就是最温柔的男性，譬如上海男人。为什么意思被读倒了？问题出在哪儿？”
上海读者的反应就更直接了。远在加拿大的上海男人来信：“（《文汇报》）作为有上海特色的且在中国有一定影响的报纸，竟公然在本乡本土上登载这篇侮辱调侃上海男人、有明显好恶倾向的文章，不仅有失公正，而且严重损害了家乡父老尤其是上海男人的感情！同时也深深伤害了许许多多在海外的上海男人的心！本人作为上海男人……拟在海外全球中文网络上组织一次由海外上海男人参加的申讨对《文汇报》登载《啊，上海男人！》的活动，以示抗议。”
不觉得受到“侮辱”的上海男人当然也有。德国的大陆学人组织邀我演讲，谈的题目无关上海男人，但在发问时，《啊，上海男人！》又成为一个话题。在场有许多上海男人，纷纷发言。态度温文尔雅，言语平和有礼。几乎每一个上海男人都同意，“是的，上海男人是这样的”，然后试图解释这个现象的种种社会成因。在和谐的谈话进行中，有另一个声音突起，标准的北京腔：
“咱们北京男人可不这样！”
声音清朗而傲慢。
同时，《啊，上海男人！》的英文版发表了。英国广播公司BBC邀我上电台朗读《啊阿，上海男人！》，一次对英国国内听众，一次对国际。不同的电台主持人，都是英国女性，在读到《啊，上海男人！》文章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嗄，上海男人那么好，那么先进啊？”
我楞了一下。这正是我曾经预期的反应，也是我写《啊，上海男人！》的本意；终于有人“读对”了这篇文章！但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中文读者的反应完全相反？这与预设立场有关吗？
英国人发现《啊，上海男人！》如此有趣，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如此复杂而重要，朗读不够，还要在朗读后进行讨论。讨论的主题就是文章的主题：当男性真的解放成温柔的好男人时，女性是否反而认为他们失去魅力？这种矛盾怎么面对？
除了我之外，BBC还请到一位专门研究阿拉伯社会的女学者，从回教社会的角度看问题。为了平衡，还想找一男性参与讨论，而这位男性最好持与我相反的论点，也就是说，他认为男人必须是孔武有力、强悍阳刚的，否则女人心底会瞧不起他。“你认识什么这样的男人吗？”制作人在电话中问我。
“哦，”我回答，“这样的男人台北很多，北京也显然不少，德国更是满街走；但是为了录音方便，你还是找个伦敦男人吧！”
距离约好的录音时间只有一天了，制作人从伦敦来电话，有点儿气急败坏：“应台，糟了，政治正确在伦敦太厉害了，我找不到一个英国男人愿意代表那个大男人立场的！”
有这种事？我握着电话惊异不已，这世界真的变了。伦敦可是另一个上海？
录音时间到了。我坐在法兰克福的BBC录音室，其他的人坐在伦敦BBC的总部。最终也没找到一个“大男人”。出席的男性，杰夫，是伦敦《男性健康》杂志的总编辑，英国人。制作人先放我朗读《啊，上海男人！》的录音让他们听，再请与会者对文章发表感想。我听见叫杰夫的男人用标准的伦敦腔英语说：
“我太吃惊了。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是‘上海男人’！龙应台描写的根本就是我嘛。我和女朋友同居好多年了，她是个记者，比我还忙。我什么都做：买菜、烧饭、洗衣服——也洗她的衣服，当然洗她的内裤。我从来就没觉得这是女人的事，她也认为天经地义，并不因此认为我是什么特别的好男人。”
“做‘上海男人’我觉得很舒服，怎么说呢？因为我没有非做大男人不可的那种压力，所以轻松多了。我事业可以失败，我可以懒惰，可以不拼着命上进，可以不竞争，可以哭，可以软弱，可以我行我素、自然潇洒。做大男人，多累啊！”
“看看周围的朋友嘛，也都和我一样什么家事都做。我简直不能想象那只是女人的事。做‘上海男人’，挺好的，我喜欢。”
节目终了，制作人让我们听一段录音——她终于找到了一个非洲男人，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
“我不可能去煮饭拖地，那是女人的事。我要是去做那些事，会被其他的男人笑死，所有的女人也要瞧不起我，使我抬不起头来。不不不，那我们可不是‘上海男人’！”
《啊，上海男人！》在BBC国际电台上连续播了三次。
我没想到，《啊，上海男人！》会变成一篇“后设小说”，文章正文所描绘的现象是一个故事；不同文化、不同处境里的读者对文章的悬殊反应是另一个故事。究竟是我写倒了，还是读者读倒了？为什么读者之间差异如此之大？《啊，上海男人！》是侮辱或是赞美，最根本的大概还在于我们心中原已深植的价值观吧。
不过，以后上海滩上若是多了英国女人，我倒不惊讶。
（原载1997年8月14日《文汇报·笔会》，当时标题为《“我也是上海男人”》）
日本来信
龙应台女士，您好！
我是个住在日本的英文翻译。
看完《我的不安》这本书之后，忍不住提笔写信给您。我的中文还写得不大好，请原谅看不清楚的地方。我只想用中文告诉您我的看法。
第一次看见您的名字就是在《亚洲周刊》的新闻，内容关于新加坡，很有意思。从那时候起，我一直想看您的作品，去年总算有机会买到了。对日本女人来说，《啊，上海男人！》也有趣。跟那位英国女性一样，我真是觉得“上海男人那么先进”。住在到处都有“所谓”大男人的日本，我敢加上“令日本女人很羡慕”的一句。看您的文章，我想起来了一件事。从前跟上海来的男人一起吃饭，他把菜分盛到我们女人的小碟子里。您大概觉得这是应该做的，其实，北京人、南京人、其他人……连台湾人都一样，但是日本男人绝对觉得这事是女人应该做的，所以，我们日本女人都大吃一惊，也有非常感动的：“中国男人多么勤快啊！！”
可惜，您的上海读者的反应跟我不一样，和“面子”有关系吗？他们的文章透露出优越感和自卑感。
我也想感谢您写了《反省之可疑》。看完之后，我的心情好多了，至少一位亚洲人认识“日本人这个亚细亚的孤儿有很多种”。Yes，哪国人有很多种，国家和个人不可混为一谈。我们都应该回避Stereotype的魔鬼。“××人就是这样……××人还是那样”，这样的说法太无聊。
不用说，承认历史，反省坏的事，不可缺少。
认识您的作品，我非常快乐。
太感谢您了！
三千惠
1998年1月18日
龙应台的“不安”和她的“上海男人”
——孙康宜
自从去年龙应台的《啊，上海男人！》一文刊出后，整个上海像“龙旋风”横扫过一样受了震撼。各种不同的“上海男人”（包括旅居海外的成员）纷纷向发表该篇文章的《文汇报》提出抗议，抱怨此文作者“侮蔑”上海男人、忽略上海男人乃为真正“大丈夫”云云。有趣的是，这阵龙旋风终于吹向国际的领域，《啊，上海男人！》的英文版在BBC国际电台上连续播了三次，并引起与中文读者完全不同的反应。西方听众的大致反应是：“上海男人真好，真先进。”
是怎么样的文章会引起如此矛盾而众说纷纭的反应？就如一位读者所说，“读龙应台，让人入世，让人痛楚、激动，想和人争吵”（李泓冰：（龙应台与周国平》）。在她最近的散文集《我的不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7）中，我倒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龙应台是个充满了“不安”的文化批评者，因此她也会带给读者各种各样的“不安”。
就是这种字里行间的“不安”带给《啊，上海男人！》一文的挑战性与复杂性。实际上该文是称赞上海男人体贴太太，而且从买菜、烧饭、洗碗到洗衣，什么都做：
“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
然而，另一方面，读者却从上下文中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大男人主义”的影子：作者再三强调，这样百依百顺的“上海男人”常是被女人“虐待”的男人，是被控制的小男人。文中引用了一位二十五岁的上海小姐的话：“长得像个弯豆芽，下了班提一条带鱼回家煮饭，这就是上海男人。我要找北方人，有大男人气概。我就是愿意做个小女人嘛！”
尽管龙应台本人不一定赞同这位“小女人”的观点，但她那倾向于不做主观判断的笔法使得上海读者将作者和文中的女性角色混为一谈了。许多上海男人觉得受了侮辱。但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喜欢从事心理“研究”的读者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分析起龙应台的心理状况了。我认为，在许多读者反应的文章中，尤以这种心理分析最引人注目。例如，在《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一文中，沈善增把龙文说成是一篇“缠绵悱侧的祭文”，祭的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他以为，在理论上龙应台从上海男人的身上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男性，但在感情上她又嫌这样的男人不够“男子气”；所以，龙应台其实“无意开罪上海男人，她与之过不去的是那个长久盘踞在她心头理想男人的偶像”。换言之，沈君以为龙应台的内心充满了一种矛盾的失落感。另一方面，吴正在他的《理解上海男人》一文中，分析龙应台之所以“误解”上海男人的原因：
“当然，我们是不能对龙女士提出如此高的理解要求的，因为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是个台湾女人，且还在美欧俄菲什么的生活了多年。待到她发现了这个形如‘弯豆芽’的‘可爱’的上海男人一族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啦。于是，对那个‘弯’字之中所可能蕴藏着一股怎么样的韧性与张力。她便也永久失去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面观察深刻体会的机缘。”
有趣的是，诸如此类的评论都把龙应台的“旋风”文字看成是对上海男人基本品质的嘲讽。至于龙应台本人，她则对这样的反应感到惊讶。她说：“我的文章引起辩论是常事，引起完全离谱的误解倒是第一次，而这误解本身蕴藏着多重的文化意义，令人玩味。”
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三十年的华裔读者，我特别对这种“误解”的文化意义感到兴趣。我认为“阅读”是极其个人化的经验，它的涵义常随个人的文化背景及价值观而定。比如说，我曾把龙文仔细看过，但我的读后感与上海读者的反应完全不同。我自始至终以为龙应台感到“不安”的对象不是“上海男人”，而是上海女人。她担心上海女人在追求解放的过程中，把“权力”（power）等同于“权利”（right）。在“妻管严”的环境中，有许多上海女人或许一味得意于自己的“权力”高涨，因而虐待自己那温柔体贴的丈夫。她们不但不感激男人的帮助，反而嫌他们不够男子气。结果是，上海男人虽然解放了，上海女人仍未得到真正的解放。实际上，真正的解放必须建立在“权利”的分享，而非在控制对方的“权力”上。所以，龙应台问道：“为什么当女权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难道两性之间无可避免地必须是一种权力的斗争？”总之，龙应台最关切的还是男女之间真平等的问题。
然而，与龙应台不同，上海人似乎并不关切两性平等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实际生活的需要比理论上的考虑来得重要。就如一位女性读者所说，“上海的男人也比较识时务，但识的并不是‘男女当平等’的妇运道理。虽然他们个个说男女平等是应当的，在上海根本不是什么问题，而是‘经济是基础’的道理……既然老婆也就业挣钱的，而且是‘同工同酬’！一定要老婆烧饭这句话就不太好说了。”（胡妍）
另外有些读者则把上海男子的务实视为求生存的一种谋略：
“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装作‘怕老婆’的男子，实际上是并不怕老婆的，这只是他们在夫妻关系中的一种善意的‘谋略’……”（陆寿钧）
“上海男人的这种‘谋略’倒确是让女人给熏陶出来的……上海的男性在全球范围来说，是最辛苦的。他们要在家庭中充当一个很不容易的角色，这使得这些男子在夹缝中练就了一种生存、斡旋的本领……有‘谋略’的上海男人，毕竟是有风度的。”（王战华）
“上海男人的生命哲学是尽可能地礼让出生活上的种种细节来满足他们的所爱者，从而为自己换取更广大的事业的思考空间——而这，不就正是上海男人的高明之处？”（吴正）
最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些有关“上海男人”的言论好像是在描写与我结婚三十年了的丈夫。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我嫁了个“上海男人”。对我来说，“上海男人”，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好男人”类型，它不再受限于上海或任何一个地区。据我个人的观察，这样的男人确是最务实的人；他看见他的女人比自己还忙，就心甘情愿地帮忙家事，因为他知道这是建立和睦家庭的最佳秘方。这样的男人有时或许会显得太认真或顽固地追求完美，但绝不是“小男人”。他们下厨，有时是为了造就女人，有时是为了个人的兴趣，但无论如何，做家事绝对不会抹煞了他们的大丈夫气概。
这样的“上海男人”基本上是采取了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哲学。与一般所谓的“大男人”不同，他们拥有极高的生活智慧，也深切了解“知其雄，守其雌”的深刻道理。他们知道，婚姻生活比纯粹的爱情要复杂得多；成功的婚姻在于日常生活中两性之间的合作与妥协，它需要无比的耐力与胸怀。虽说他们无意在家庭中取得“权力”，但由于他们凡事照顾对方的“权利”、凡事以温柔忍耐的态度照顾对方，结果反而取得了左右整个家庭的主权。老子所谓“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乃是这个道理。我始终认为，“权力”是极其微妙的——愈是以强硬的手段急欲取得它，愈是得不到。反之，若以虚心和“为天下谿”的精神来对付一切，则权力自然会到手。
“上海男人”的复杂性乃在于他具有“以柔胜刚”而获取权力的本领。若把这样的男人看成“小男人”，则是一种严重的文化误解。我想这也是令龙应台极其不安的地方。尤其在性别关系上，中国的新女性往往有意无意地扭曲了“两性平等”的意义；她们常常以咄咄逼人的方式，企图取得控制对方的“权力”。结果是，她们不但没有得到真正的平等，反而在争取女权的层次上，一直站在原地上，甚至退了步。这或许是由于多年来阶级斗争所造成的影响，也可能是对现代西方的权利概念的误解。
龙应台的“不安”促使了我对中国女权运动的重新关注，而她所提出的“文化误解观”更触发了我对文化问题的反思。其实“误解”有时比轻易的“了解”还要来得深刻，因为“误解”常常显示出个别文化的不同价值观。如何从误解进到了解，如何促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这也正是我多年来研究深思的重点。
很巧，不久前龙应台在北大演讲“文化的误解”这一主题时，我正在北京。当天晚间我与朋友提早一小时抵达北大，因恐临时找不到座位。谁知会场早已挤满了人，连会场的入口都走不进去。最后幸而有人领我们爬到“外国来宾席”上，才勉强能坐下来。
我知道，“龙旋风”又吹到了北京，不知这次演讲又会激起怎样火辣辣的文化对话呢？
1998年5月30日
写于耶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