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电梯小姐

  电梯小姐将钥匙插进孔里,电梯就晃荡晃荡地上升。五楼?
  您好。麻烦您。是五楼。谢谢。再见。
  一把行李拖进公寓,再出来,我傻了。这不是自动电梯,我得按钮,楼下值班小姐得从她小房里出来,拎着钥匙,启动电梯,上来接了我,再下去。
  您好。对不起又要麻烦您。是的,出去办点儿事。不是,我不是北京人。谢谢,不客气。再见。
  进进出出上上下下,一天就让我受不了了。我是个讨厌寒喧客套的人。甚至于在社交场合里,我也有一种本事:和对面的人淡漠相看,不想说话的时候就是不说话,我可以忍受;虽然社会习惯要求你谈谈天气、问问猫儿狗儿、浅笑两声,我不怎么在乎社会习惯。
  可是我是个礼貌的人,见到电梯小姐总觉得该四目交接,点下头,道声谢。几天之后,当我发觉只要有电梯就得有电梯小姐的时候,我简直支撑不住了。不行,我的礼貌是有一定存量的,超过这个存量,我所需要的孤独就要受到威胁。
  麻烦您。谢谢。对,回来了。还好,北京很好。五楼,对,谢谢您。晚安,再见。
  对不起,又要麻烦您。单车太沉了,提不下去。谢谢您。不用了。请等一会儿。行。谢谢了。再见。待会儿见。哪里?
  我开始有点儿惊慌。她不是搁在电梯里的一把凳子,不是嵌在壁上的一个按钮。对凳子和按钮我可以视若无睹,凳子和按钮对我也无所要求;可是这个人,这个不断地为我做举手之劳的人,用她闪动的眼睛看着我,使我不断地消耗那一点点礼貌存量。最不公平的是,她虽不是凳子按钮,却和凳子按钮一样地永远嵌在电梯里。只要我用电梯,她就在那里,在那里吸取我微薄的礼貌存量,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我开始用脚爬走楼梯。五层阶梯上去,五层阶梯下来,把寒喧和礼貌的消耗降到最低。
  几天之后我才赫然发觉:北京城几乎所有的电梯里都有个电梯小姐,像凳子和按钮一样安装在电梯里,用闪动的眼睛看着你进来,看着你出去,看着你上去,看着你下来。
  我简直大惊失色。
  我踏进这个狭窄的电梯。“小姐”是个头发苍苍的老妇人。
  “麻烦您到三楼。我找萧乾先生。”
  “三楼不停。”她面无表情地。
  “那——”我迟疑了一下,回想起1989年见到的行动困难的萧老,“老人家怎么办?”
  “老人走路啊!”电梯“小姐”不太耐烦,显然觉得我的问题有点儿莫名其妙。
  回到外交公寓,电梯小姐坐在大门口和别栋楼的小姐聊天。和往常一样,她们的手里总有一把头梳,时不时梳理着刚刚洗过还潮湿的头发;膝上总摆着一份读皱了的《北京晚报》。她们坐在台阶上,望着门外夜幕渐拢的天空,交换生活里点点滴滴的大事小事。
  手里的水果挺沉的,我踏进大门。您好。麻烦您。
  “没辙啦!我说您看着办吧!”她们的话音一点儿也不被我的出现打断。两个人像上了电池似的同时起身,往电梯平行挪动,头梳和晚报也跟着浮进电梯。“你知道小刘昨晚见到谁了吗……”
  五楼。谢谢你。
  “我还以为她早出了国,原来呀,婚没结成,人家回澳大利亚去了……”
  语音、身体、头梳、《北京晚报》,又像幽浮一样缓缓飘下。
  望着电梯渐渐合拢的门,我突然彻悟:在她们的眼里,我才是凳子和按钮,我才是那嵌在电梯里的时明时灭的灯,她们对我是彻底视若无睹的。不把我当“人”看,她们才活得下去。
  我松一口气。
  五楼!
  1993年

《啊!上海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