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懵懂的时候

  ——1——
  街道是空的,空下来让英雄行走。人群密密麻麻挤在两旁,踮起脚尖,伸长着脖子,眼睛望向远伸的空街,充满兴奋。头上乌云密布,暴雨急打下来。
  十六岁的瑞典少年夹在情绪紧绷的德国人群里:“没人在乎那暴雨,所有的热切、所有的光荣,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站在黑色的车上,慢慢驶进广场。他看着那大声呼喊泪流满面中了魔似的群众……他踩过红地毯,步上讲台。突然之间整个安静下来,只有雨打石地的刷刷声。领袖,说话了。”
  “我从来没见过那样强烈的情感爆发,”瑞典少年说,“我和别人一样大声欢呼,一样举手行礼,一样感动地大哭,一样爱死了这一切。”
  这是1934年的德国古镇魏玛。
  瑞典少年带着满腔憧憬乌托邦和伟大的激情回到故乡,发现他身边的人和他一样地雀跃。长他数岁的哥哥成立了瑞典纳粹党,身为牧师的父亲以投票支持。他的老师每年夏天赶到德国去参加党卫军开会,他的亲戚长辈们在茶余饭后热烈地讨论纳粹德国的美好。
  十多年之后,当人们终于不再怀疑纳粹确实屠杀了数百万犹太人的时候,印格玛还固执地说那是反纳粹的恶毒宣传。等到证据堆积如山,多到他哑口无言的时候,他就陷入一种绝境:他开始怀疑所有曾经信仰过的东西,而且对他自己,充满了蔑视。
  ——2——
  印格玛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里。牧师将他宗教信仰中人臣服于神的关系直接运用到家庭中,形成子臣服于父的关系。犯错、处罚、忏悔、赎罪,是印格玛的烙印。
  若是湿了裤子,小小印格玛得整天穿着一条小红裙作为一种羞辱。犯了错,家法是一支扑打地毯灰尘的藤条。孩子脱下裤子,趴在地上一个垫子上,被按住头和手脚,然后由父亲施刑。藤条过处,皮开肉绽,再去上药。较轻一点的惩罚有多种形式:不让吃饭、打手、撕头发、禁声禁足。
  或者,被关进一个漆黑的壁橱里。佣人告诉孩子,橱里藏着一种专门吃孩子脚趾的动物。印格玛恐惧得全身发抖,死命地攀着头上的衣架,蜷起双脚;小小的人就吊在半空中,在黑暗里。
  印格玛的哥哥个性倔强,做父亲的遂以最坚强的毅力粉碎儿子的抵抗。孩子幼小时毫无自卫能力,常被打得头破血流;长大时,就试图以自杀逃避压力。印格玛的妹妹深受溺爱,这种溺爱又使得妹妹完全放弃自己的意志,以之博取父母欢心。
  印格玛自己?“我的应付办法是把自己变成一个骗子。我外表是一个人,内在是另一个人,两者之间没有一点关联。”为了应付父母的极权统治,印格玛制造出一个替身,让这个替身去说谎、欺骗,使印格玛的内在自我得以躲在一个较安全的角落里。
  大约在这个时候,印格玛发现了电影这个东西。从完全的虚幻中,光影交错可以织出真实的人物和动作。幻想与现实、替身与真身之间的分野更模糊了。还没有人知道,这个老把幻想当真、真当幻想的孩子,印格玛·柏格曼,日后要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舞台剧和电影导演之一。
  ——3——
  我在思索为什么柏格曼的自传如此令我震动。他所呈现的人生美丽得令我发热而真实得令我发冷。真实,是把骨头敲碎了让你看里头骨髓的纹路。美丽,你不能不承认在那样深刻的真实里美是自然迸发的存在。七十岁的柏格曼回看自己的眼光像个录影机,不带一丝感情。跟着镜头走,仿佛在看一个法医解剖一个路死者的尸身,喏,这儿是血管,那边是腿骨。
  能够这样美丽而又冷酷地观看自己的人,我浑身发凉地想,必定是一个对自己毫无好感的人吧。
  蔑视,对自己的蔑视,记得吗?当替身印格玛在说谎的时候,真身柏格曼在一旁冷笑:你,在说谎。当柏格曼抛弃一个生病的妻子时,他对自己说:你本来就是个不懂爱和责任的坏胚子。“我不信任何人,不爱任何人,不缺任何人。”
  作为孩子的印格玛不曾经验过胸襟开敞、流动自然如春风的爱,我不奇怪他成长之后缺乏爱的能力;他非但不能爱别人,他甚至无法爱自己。那么,啊,我明白了。
  ——4——
  和爱一样,自由也是一种胸襟敞开、自然流动如春风的东西吧?
  许多年许多年后,柏格曼突然想通了为什么他和他的家人会那样拥戴希特勒。“我们从来没听过自由这个词,从来没尝过自由的滋味。在一个权威体系里,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
  柏格曼推开门,走了出去。有一次,他的父亲在盛怒之下要打他,他说:“别打,你打的话我也要揍你了。”他的父亲一拳挥过来,做儿子的三拳两脚就将父亲打倒在地,从此离家。
  在封闭的空间里,以暴制暴似乎是彼此逃不掉的互动原则。走了出去。尝到自由滋味的柏格曼再也不回到门里去。
  带着轻蔑的眼神,他终生不谈政治。
  ——5——
  不会消失的。年轻时发生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一夜之间突然长大的那些事情——在群众里流下的眼泪、被堵死的令人心口发痛的渴望、壁橱里看不见的啮齿动物的
  蠢动——在发生的那一刻即已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自不自觉。单向思维或逆向思维、怨恨或深爱或漠然,都有它深埋的脉络,在我们懵懂的时候。
  (原载1997年4月9日《文汇报·笔会》)

《啊!上海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