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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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找的房子在六里屯附近,半地下室,除了半截带铁护栏的窗户露在地上,和楼上民居格局没啥不同。我住的那间只有一张弹簧床垫和简易衣柜。我向房东要了一张写字台,串了一根电话线,分摊话费。除了偶尔听见一列火车轰鸣而过,院子里很安静。室内很凉爽,略微潮湿,比起B2-15好多了。月租七百五十,季付。
    房东薛玲三十多岁,未婚,小单位职员。她小巧玲珑,口齿伶俐,性情中人。她的同居男友小信,比她差不多小了一半,河南农民子弟。两年前薛玲游览嵩山少林寺时认识,当时小信离开穷乡僻壤的家,准备出家当和尚,薛玲说服他还俗。俩人先是拜为姐弟,后来弄成暧昧。一个月前小信“不堪思恋之苦”,从河南赶来。小信没工作,薛玲给他找了个保安的差事,因为打人下不了手被炒了。让他去打零工他又眼高手低,从此闲在家里。
    小信黑黑瘦瘦,稚气未退,看上去不到十七岁。他理着光头,脖子上和手腕上都戴着佛珠,和一个小和尚相比,就差一身僧衣了。小信还割不断佛缘,一起床就端坐床头眯着眼睛转动佛珠咿咿呀呀地念一阵经,再倒头睡到中午,给薛玲做好饭送去,其余时间就是洗衣、清洁或看电视。小信睡狭窄客厅里的沙发,半夜常听到悉悉窣窣的声音,随后房门一关,热火朝天,男呻女吟。
    两人出双入对,很是引人注目。这小花和尚要和薛玲共度余生,薛玲却拿他当干儿子看。一次我们一起吃饭时,两人问他们是否有夫妻相。我笑说:“再不像看多了也像。再说已经是既成事实了,还什么像不像的?”
    小信显然很感激这个说法,薛玲则满脸通红。事后,小信和薛玲都背着对方问我他们的前景,我均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小信有些气馁:“她是北京人,我是河南农民,一没钱,二没文化,三没工作。”
    “有颗炽热的心就行了。”我大而化之地说,“爱情没啥理由,信佛嘛,这叫缘。”
    小信突然拉着我的手,泪水化作倾盆雨,我的衣袖都成他的抹布啦。薛玲担心的不是他们的身份差异而是年龄差异,她说:“他完全还是个孩子。”
    我说:“时代进步了,不见现在姐弟恋大行其道吗?”
    薛玲说:“哪像姐弟恋,跟母子恋似的。我四十岁时他才二十多,我六十岁,他还是个小伙子呢。”
    2
    搬家后才发现这儿和杨星辰家一墙之隔,晚饭后去一段铁路散步,抬头可见他的窗户。如果不是树木阻隔,我躺在床上就能看见他的阳台和室内灯光。
    周末请杨星辰、李皓到新“家”聚餐时,一个自称薛玲男友季大军的粗黑壮汉找薛玲。他到室内转了一圈,不见薛玲,就在客厅里坐了下来。这人除了具备北方糙汉常见的粗壮、黑脸堂、板寸头和马虎穿着外,还一脸凶悍。他问我:“您租房住这?”
    “是啊,咋啦?”
    “最好别住这,这地儿麻烦。”
    “你啥意思啊?”我有些不悦,他满脸堆笑:“没事儿,没事儿,就提个醒儿。”
    没人理他,去了我房间,这厮就从冰箱里拿出啤酒闷头喝起来。李皓提醒:“这家伙看起来不像好人啊。”
    我不以为然:“关我屁事,这房子又不是他的。”
    “你这作家也当得太辛苦啦,连一台电脑都没有。”李皓看着我住的地方,有些感慨,我说正准备买呢。杨星辰一拍脑门:“咋不早说,我有一台闲置的,你拿来用吧。”
    “那咋好意思?”他说闲着也是闲着,吃了饭就去拿。去客厅摆开餐桌,我对躺在沙发上的不速之客说:“要不你也来吃点?”
    “算啦,您几位吃。”他一骨碌爬起来,向门口走去,关门那一瞬,他扭头撂下一句话,“您呀,还是另外找地儿吧。”
    饭后去杨星辰家喝茶,他从储物间里搬出一台旧电脑,正是他创业时那台电脑。我假装内行:“啥配置?”
    “奔2处理器,四个G硬盘,内存64M,三星14吋彩显,Windows98。”杨星辰一一列举。
    李皓大笑:“这老古董,要不是这个三星显示器,五百块都没人要,直接送博物馆算啦。”
    杨星辰说:“以前还是Windows95呢。这台电脑对专业人士是太旧了,戈海洋拿去用没问题,就是打打字,简单上上网嘛。”
    我说是的,我一不打游戏二不看网络电视三不光着身子玩视频。
    “这种键盘世面上见不到了。”杨星辰又指着那个罕见的弓形键盘,触景生情:“看这片伤痕,是我熬夜工作打瞌睡烟头烧的。别小看这台电脑,它对我的意义就像贺胡子当年那两把菜刀和朱老总那把盒子枪。我的第一笔生意、我的第一个一万、第一个十万和第一个一百万都是靠它挣来的,这套房子也是靠它挣来的。我打算以后在公司设置一间微型博物馆,它是最重要的展品。”
    “传家宝啊。”我笑。
    “是啊,弄丢了我可跟你拼命。”
    “这台电脑牛逼大了,同时见证一个亿万富豪和一个伟大作家的诞生。”李皓感概,对我说,“你一定不要辜负杨总的殷切希望,写出传世巨著来。”
    启动,“滋滋”响了足有四分钟屏幕才亮,我笑:“真人性化,早上先开机,这时间正好撒个尿刷个牙。”
    我们来到阳台喝茶,从窗户眺望,一大片道路、楼房和工厂尽收眼底。我住的那个院子就在脚下大榆树树冠下,我那间半地下室的窗户若隐若现。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哩?
    有了这台来历不凡的破电脑,我赶紧着手第二部书。我让薛玲去申请了拨号上网业务,杨星辰还送了我一个QQ号。这样一来,在北京东部一个毫不起眼的半地下室里,我和外部一下子连接起来。内存太低,老是死机,我按杨星辰的意见,删除了可有可无的软件,再买了一个64m的内存条插上。电脑稳定多了,速度也像铁路大提速一样,启动到亮屏由四分钟缩短到三分五秒。
    武彤彤给我打了一次电话,以一个朋友的口气祝贺我终于出书了。她正赶写硕士论文,她说她还要读博。她说暑期给学生补课大赚了一笔,她说换了笔记本电脑,买了一辆二手车。她说她有个同学被取消了奖学金,很惨。当我问她和新任男友怎样时,她闪烁其词,我也懒得问了。可是我不问了,她又开始给我做思想工作,让我明白她对我没额外义务的人生道理;我也给她做思想工作,让她了解天涯何处无芳草人间处处是芬芳的自然定律。和分手后的每次通话一样,又一次在激烈争吵和冷嘲热讽中摔了电话。
    闷热而静谧的黄昏,敲键盘敲得头昏眼花的我就去院外铁轨上散步。抬头仰望,杨星辰家的窗户透出清凉的光。我想此刻的他要么正津津有味地吃着老婆陈菊烹制的可口饭菜,一边谈着生儿育女或生意上的事儿;要么他们已经吃了晚饭,在舒适的长沙发上搂着看“新闻咸播”,面对大好形势,由衷地流着幸福的哈喇汁。
    坦率说,我依然不太明确自己要干啥,该干啥以及可以干啥。在你预设的人生轨迹上,你的生命动车不是打滑就是熄火,不是打错信号灯就是被雷劈,倒车,出轨,倾覆也说不准。我依然没有摆脱“咋办”这个梦魇。瓷器国的教育总是炮制出一批又一批自大狂,理想总是那么缥缈,目标总是那么不靠谱。做个科学家或进步作家充其量不算白活一场,做个教授或医生勉强算个职业。打我流清鼻涕起,就梦想做烈士,恨不得仰泳蛙泳背泳外加狗刨骚(注:狗刨骚,四川方言,一种初级泳姿,装似狗游水,费力且速度慢。)游过太平洋去解救美国劳苦大众于水火,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吃饭都TMD成问题啦。

《我在北京有张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