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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在天津的纸张运不到北京，连印书也颇受战争的影响，我的旧杂感的结集《华盖集》付印两月了，排校还不到一半。
可惜先登了一个预告，以致引出陈源教授的“反广告”来——
“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之价值。”（2）（《现代评论》七十一，《闲话》。）
这多么公平！原来我也是“今不如古”了；《华盖集》的销路，比起《热风》来，恐怕要较为悲观。而且，我的作小说，竟不料是和“人格”无关的。“非人格”的一种文字，像新闻记事一般的，倒会使教授“佩服”，中国又仿佛日见其光怪陆离了似的，然则“实在没有一读之价值”的杂感，也许还要存在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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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那有名的小说《DonQuijote》的M．deCervantes先生，穷则有之，说他像叫化子，可不过是一种特别流行于中国学者间的流言。他说DonQuijote看游侠小说看疯了，便自己去做侠客，打不平。他的亲人知道是书籍作的怪，就请了间壁的理发匠来检查；理发匠选出几部好的留下来，其余的便都烧掉了。（3）大概是烧掉的罢，记不清楚了；也忘了是多少种。想来，那些入选的“好书”的作家们，当时看了这小说里的书单，怕总免不了要面红耳赤地苦笑的罢。
中国虽然似乎日见其光怪陆离了。然而，乌乎哀哉！我们连“苦笑”也得不到。
3
有人从外省寄快信来问我平安否。他不熟于北京的情形，上了流言的当了。
北京的流言报，是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章士钊“整顿学风”以还，一脉相传，历来如此的。现在自然也如此。
第一步曰：某方要封闭某校，捕拿某人某人了。这是造给某校某人看，恐吓恐吓的。
第二步曰：某校已空虚，某人已逃走了。这是造给某方看，煽动煽动的。
又一步曰：某方已搜检甲校，将搜检乙校了。这是恐吓乙校，煽动某方的。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不吃惊。”乙校不自心虚，怎能给恐吓呢？然而，少安毋躁罢。还有一步曰：乙校昨夜通宵达旦，将赤化书籍完全焚烧矣。
于是甲校更正，说并未搜检；乙校更正，说并无此项书籍云。
4
于是连卫道的新闻记者，圆稳的大学校长（4）也住进六国饭店，讲公理的大报也摘去招牌，学校的号房也不卖《现代评论》：大有“火炎昆冈，玉石俱焚”（5）之概了。
其实是不至于此的，我想。不过，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
5
中华民国九年七月直皖战争开手；八月，皖军溃灭，徐树铮等九人避入日本公使馆。（6）这时还点缀着一点小玩意，是有一些正人君子——不是现在的一些正人君子——去游说直派武人，请他杀戮改革论者了。终于没有结果；便是这事也早从人们的记忆上消去。但试去翻那年八月的《北京日报》，还可以看见一个大广告，里面是什么大英雄得胜之后，必须廓清邪说，诛戮异端等类古色古香的名言。
那广告是有署名的，在此也无须提出。但是，较之现在专躲在暗中的流言家，却又不免令人有“今不如古”之感了。
我想，百年前比现在好，千年前比百年前好，万年前比千年前好……特别在中国或者是确凿的。
6
在报章的角落里常看见对青年们的谆谆的教诫：敬惜字纸咧；留心国学咧；伊卜生（7）这样，罗曼罗兰那样咧。时候和文字是两样了，但含义却使我觉得很耳熟：正如我年幼时所听过的耆宿的教诫一般。
这可仿佛是“今不如古”的反证了。但是，世事都有例外，对于上一节所说的事，这也算作一个例外罢。
五月六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七日《语丝》周刊第七十九期。
（2）此段引自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一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七日）发表的《闲话》。他在文中先举《呐喊》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最初十年间的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接着就攻击鲁迅的杂文。
（3）见塞万提斯著《堂·吉诃德》第五、六章。关于说塞万提斯“像叫化子”的话，参看本卷第239页注（39）。
（4）卫道的新闻记者，圆稳的大学校长指成舍我、蒋梦麟等人。据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上海《时事新报》和同年五月一日广州《向导》周报第一五一期报道，自标榜“扑灭赤化”的奉军及直鲁联军进占北京，并采取枪毙《京报》社长邵飘萍等严厉镇压手段后，北京报界和学界一片恐慌，《世界晚报》成舍我、《中美晚报》宋发祥和“素号稳健的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等均先后逃匿。
（5）“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语见《尚书·胤征》，好坏同归于尽的意思。
（6）指一九二○年七月北洋军阀直皖两系之间的战争。直系军阀以曹锟、吴佩孚等为首；皖系军阀以段祺瑞、徐树铮等为首。战事于七月中旬开始，不数日皖军溃败；北洋政府于七月底免去段祺瑞一切职务，并通缉徐树铮、曾毓隽、朱深、李思浩等十人。除李思浩外，其他九人都逃入日本公使馆。下文所说的广告，不见于《北京日报》；
究系何报，未详。
（7）伊卜生（H．Ibsen，1828—1906）通译易卜生，挪威剧作家。主要作品有《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五四”时期它们曾被介绍到中国来，在当时反对封建主义和妇女解放的斗争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作品中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反群众的情绪，也曾被胡适等利用来进行反动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