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文牛”与“愚人”

    一、文牛
    这时候,我已移住白象街新蜀报馆。青年会被炸了一部分,宿舍已不再办。
    夏天,我下乡,或去流荡;冬天便回到新蜀报馆,一面写文章,一面办理“文协”的事。“文协”也找到了新会所,在张家花园。
    物价像发疯似的往上涨。文人们的生活都非常的困难。我们已不能时常在一处吃饭喝酒了,因为大家的口袋里都是空空的。“文协”呢有许多会员到桂林和香港去,人少钱少,也就显着冷落。可是,在重庆的几个人照常的热心办事,不肯教它寂寂的死去。办事很困难,只要我们动一动,外边就有谣言,每每还遭受了打击。我们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我们诸事谨慎,处处留神。为了抗战,我们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
    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坏,本来就贫血,又加上时常“打摆子”(川语,管疟疾叫打摆子),所以头晕病更加重了。不留神,猛一抬头,或猛一低头,眼前就黑那么一下,老使人有“又要停电”之感!每天早上,总盼着头不大昏,幸而真的比较清爽,我就赶快的高高兴兴去研墨,期望今天一下子能写出两三千字来。墨研好了,笔也拿在手中,也不知怎么的,头中轰的一下,生命成了空白,什么也没有了,除了一点轻微的嗡嗡的响声。这一阵好容易过去了,脑中开始抽着疼,心中烦躁得要狂喊几声!只好把笔放下——文人缴械!一天如此,两天如此,忍心的,耐性的敷衍自己:“明天会好些的!”第三天还是如此,我开始觉得:“我完了!”放下笔,我不会干别的!是的,我晓得我应当休息,并且应当吃点补血的东西——豆腐、猪肝、猪脑、菠菜、红萝卜等。但是,这年月谁休息得起呢?紧写慢写还写不出香烟钱怎敢休息呢?至于补品,猪肝岂是好惹的东西,而豆腐又一见双眉紧皱,就是菠菜也不便宜啊。如此说来,理应赶快服点药,使身体从速好起来。可是西药贵如金,而中药又无特效。怎办呢?到了这般地步,我不能不后悔当初为什么单单选择这一门职业了!唱须生的倒了嗓子,唱花旦的损了面容,大概都会明白我的苦痛:这苦痛是来自希望与失望的相触,天天希望,天天失望,而生命就那么一天天的白白的摆过去,摆向绝望与毁灭!
    最痛苦是接到朋友征稿的函信的时节。
    朋友不仅拿你当作个友人,而且是认为你是会写点什么的人。可是,你须向友人们道歉;你还是你,你也已经不是你——你已不能够作了!
    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可是,文人的身体并不和牛一样壮,怎办呢?
    不过,头晕并没完全阻止了我的写作。只要能挣扎着起床,我便拿起笔来,等头晕得不能坐立,再把它放下。就是在这么挣扎的情形下,八年中我写了:
    鼓词,十来段。旧剧,四五出。话剧,八本。短篇小说,六七篇。长篇小说,三部。长诗,一部。此外还有许多篇杂文。
    这点成绩,由质上量上说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把病痛,困苦,与生活不安定,都加在里面,即使其中并无佳作,到底可以见出一点努力的痕迹来了。
    二、愚人
    书虽出了不少,而钱并没拿到几个。战前的著作大致情形是这样的:商务的三本(《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因沪馆与渝馆的失去联系,版税完全停付;直到三十二年才在渝重排。《骆驼祥子》,《樱海集》,《牛天赐传》,《老牛破车》四书,因人间书屋已倒全无消息。到三十一年,我才把《骆驼祥子》交文化生活出版社重排。《牛天赐传》到最近才在渝出版。《樱海集》与《老牛破车》都无机会在渝付印。其余的书的情形大略与此相同,所以版税收入老那么似有若无。在抗战中写的东西呢,像鼓词,旧剧等,本是为宣传抗战而写的,自然根本没想到收入。话剧与鼓词,目的在学习,也谈不到生意经。只有小说能卖,可是因为学写别的体裁,小说未能大量生产,收入就不多。
    我的资本很小,纸笔墨砚而已。我的生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安排,白天睡,夜里醒着也好,昼夜不睡也可以;一日三餐也好,八餐也好!反正我是在我自己的屋里操作,别人也不能敲门进来,禁止我把脚放在桌子上。专凭这一点自由,我就不能不满意我的职业。况且,写得好吧歹吧,大致都能卖出去,喝粥不成问题,倒也逍遥自在;虽然因此而把妒忌我的先生们鼻子气歪,我也没法子代他们去搬正!
    可是,在近几个月来,也不知怎么我也失去了自信,时时不满意我的职业了。这是吉是凶,且不去管,我只觉得“不大是味儿”!心里很不好过!
    我的职业是“写”。只要能写,就万事亨通。可是,近来我写不上来了!问题严重得很,我不晓得生了娃娃而没有奶的母亲怎样痛苦,我可是晓得我比她还更痛苦。没有奶,她可以雇乳娘,或买代乳粉,我没有这些便利。写不出就是写不出,找不到代替品与代替的人。
    天天能写一点,确实能觉得很自由自在,赶到了一点也写不出的时节呀,哈哈,你便变成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你的自由,闲在,正是你的刑罚;你一分钟一分钟无结果的度过,也就每一分钟都如坐针毡!你不但失去工作与报酬,你简直失去了你自己!
    夏天除了阴雨,我的卧室兼客厅兼饭堂兼浴室兼书房的书房,热得老像一只大火炉。夜间一点钟以后,我才能勉强的进去睡。睡不到四个小时,我就必须起来,好乘早凉儿工作一会儿;一过午,屋内即又放烤炉。一夏天,我没有睡足。睡不足,写的也就不多,一拿笔就觉得困啊。我很着急,但是想不出办法。缙云山上必定凉快,谁去得起呢!
    不过,写作的成绩虽不好,收入也虽欠佳,可是我到底学习了一点新的技巧与本事。这就“不虚此写”!一个文人本来不是商人,我又何必一定老死盯着钱呢?没有饿死,便是老天爷的保佑;若专算计金钱,而忘记了多学习,多尝试,则未免挂羊头而卖狗肉矣。我承认八年来的成绩欠佳,而不后悔我的努力学习。我承认不计较金钱,有点愚蠢,我可也高兴我肯这样愚蠢;天下的大事往往是愚人干出来的。
    有许多去教书的机会,我都没肯去:一来是,我的书籍,存在了济南,已全部丢光;没有书自然没法教书。二来是,一去教书,势必就耽误了乱写,我不肯为一点固定的收入而随便搁下笔。笔是我的武器,我的资本,也是我的命。
    三、文艺与木匠
    一位木匠的态度,据我看:(一)要作个好木匠;(二)虽然自己已成为好木匠,可是绝不轻看皮匠、鞋匠、泥水匠,和一切的匠。
    此态度适用于木匠,也适用于文艺写家。我想,一位写家既已成为写家,就该不管怎么苦,工作怎样繁重,还要继续努力,以期成为好的写家,更好的写家,最好的写家。同时,他须认清:一个写家既不能兼作木匠、瓦匠,他便该承认五行八作的地位与价值,不该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而把别人踩在脚底下。
    我有三个小孩。除非他们自己愿意,而且极肯努力,作文艺写家,我决不鼓励他们,因为我看他们作木匠、瓦匠、或作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
    假若我的一个小孩决定作木匠去,除了劝告他要成为一个好木匠之外,我大概不会絮絮叨叨的再多讲什么,因为我自己并不会木工,无须多说废话。
    假若他决定去作文艺写家,我的话必然的要多了一些,因为我自己知道一点此中甘苦。
    第一,我要问他:你有了什么准备?假若他回答不出,我便善意的,虽然未必正确的,向他建议:你先要把中文写通顺了。所谓通顺者,即字字妥当,句句清楚。假若你还不能作到通顺,请你先去练习文字吧,不要开口文艺,闭口文艺。文字写通顺了,你要“至少”学会一种外国语,给自己多添上一双眼睛。这样,中文能写通顺,外国书能念,你还须去生活。我看,你到三十岁左右再写东西,绝不算晚。
    第二,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作家高贵,木匠卑贱,所以才舍木工而取文艺呢?假若你存着这个心思,我就要毫不客气的说:你的头脑还是科举时代的,根本要不得!况且,去学木工手艺,即使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木匠,也还可以成为一个平常的木匠,即使不能有所创造,还能不失规矩的仿制;即使供献不多,也还不至于糟踏东西。至于文艺呢,假若你弄不好的话,你便糟践不知多少纸笔,多少时间——你自己的,印刷人的,和读者的;罪莫大焉!你看我,已经写作了快二十年,可有什么成绩?我只感到愧悔,没有给人盖成过一间小屋,作成过一张茶几,而只是浪费了多少纸笔,谁也不曾得到我一点好处?高贵吗?啊,世上还有高贵的废物吗?
    第三,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作写家比作别的更轻而易举呢?比如说,作木匠,须学好几年的徒,出师以后,即使技艺出众,也还不过是默默无闻的匠人;治文艺呢,你可以用一首诗,一篇小说,而成名呢?我告诉你,你这是有意取巧,避重就轻。你要知道,你心中若没有什么东西,而轻巧的以一诗一文成了名,名适足以害了你!名使你狂傲,狂傲即近于自弃。名使你轻浮、虚伪。文艺不是轻而易举的东西,你若想借它的光得点虚名,它会极厉害的报复,使你不但挨不近它的身,而且会把你一脚踢倒在尘土上!得了虚名,而丢失了自己,最不上算。
    第四,我要问他:你若干文艺,是不是要干一辈子呢?假若你只干一年半载,得点虚名便闪躲开,借着虚名去另谋高就,你便根本是骗子!我宁愿你死了,也不忍看你作骗子!你须认定:干文艺并不比作木匠高贵,可是比作木匠还更艰苦。
    在文艺里找慈心美人,你算是看错了地方!
    第五,我要告诉他:你别以为我干这一行,所以你也必须来个“家传”。世上有用的事多得很,你有择取的自由。我并不轻看文艺,正如同我不轻看木匠。我可是也不过于重视文艺,因为只有文艺而没有木匠也成不了世界。我不后悔干了这些年的笔墨生涯,而只恨我没能成为好的写家。作官教书都可以辞职,我可不能向文艺递辞呈,因为除了写作,我不会干别的;已到中年,又极难另学会些别的。这是我的痛苦,我希望你别再来一回。不过,你一定非作写家不可呢,你便须按着前面的话去准备,我也不便绝对不同意,你有你的自由。你可得认真的去准备啊!

《老舍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