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福海二哥是有这股子劲头的:假若听说天德堂的万应锭这几天缺货,他就必须亲自去问问;眼见为实,耳听是虚。他一点不晓得定大爷肯接见他不肯。他不过是个普通的旗兵。可是,他决定去碰碰;碰巧了呢,好;碰一鼻子灰呢,再想别的办法。
    他知道,他必须买通了定宅的管家,才会有见到定大爷的希望。他到便宜坊拿了一对烧鸡,并没跟王掌柜说什么。帮忙就帮到家,他不愿意叫王老头儿多操心。
    提着那对鸡——打了个很体面的蒲包,上面盖着红纸黑字的门票,也鲜艳可喜——他不由地笑了笑,心里说:这算干什么玩呢!他有点讨厌这种送礼行贿的无聊,可又觉得有点好玩儿。他是旗人,有什么办法能够从蒲包儿、烧鸡的圈圈里冲出去呢?没办法!
    见了管家,他献上了礼物,说是王掌柜求他来的。是的,王掌柜有点小小的、比针尖大不了多少的困难,希望定大爷帮帮忙。王掌柜是买卖地儿的人,不敢来见定大爷,所以才托他登门拜见。是呀,二哥转弯抹角地叫管家听明白,他的父亲是三品顶子的参领——他知道,定大爷虽然有钱有势,可是还没作过官。二哥也叫管家看清楚,他在定大爷面前,一定不会冒冒失失地说出现在一两银子能换多少铜钱,或烧鸡卖多少钱一只。他猜得出,定宅的银盘儿和物价都与众不同,完全由管家规定。假若定大爷万一问到烧鸡,二哥会说:这一程子,烧鸡贵得出奇!二哥这些话当然不是直入公堂说出来的。他也不是怎么说着说着,话就那么一拐弯儿,叫管家听出点什么意思来,而后再拐弯儿,再绕回来。这样拐弯抹角,他说了一个钟头。连这样,管家可是还没有替他通禀一声的表示。至此,二哥也就露出,即使等三天三夜,他也不嫌烦——好在有那对烧鸡在那儿摆着,管家还不至把他轰了出去。
    管家倒不耐烦了,只好懒懒地立起来。“好吧,我给你回一声儿吧!”
    恰好定大爷这会儿很高兴,马上传见。
    定大爷是以开明的旗人自居的。他的祖父、父亲都作过外任官,到处拾来金银元宝,珍珠玛瑙。定大爷自己不急于作官,因为那些元宝还没有花完,他满可以从从容容地享些清福。在戊戌变法的时候,他甚至于相当同情维新派。他不象云翁与正翁那么顾虑到一变法就丢失了铁杆儿庄稼。他用不着顾虑,在他的宅院附近,半条街的房子都是他的,专靠房租,他也能舒舒服服地吃一辈子。他觉得自己非常清高,有时候他甚至想到,将来他会当和尚去,象贾宝玉似的。因此,他也轻看作生意。朋友们屡屡劝他拿点资本,帮助他们开个买卖,他总是摇头。对于李鸿章那伙兴办实业的人,他不愿表示意见,因为他既不明白实业是什么,又觉得“实业”二字颇为时髦,不便轻易否定。对了,定大爷就是这么样的一个阔少爷,时代潮浪动荡得那么厉害,连他也没法子听而不闻,没法子不改变点老旗人的顽固看法。可是,他的元宝与房产又遮住他的眼睛,使他没法子真能明白点什么。所以,他一阵儿明白,一阵儿胡涂,象个十岁左右、聪明而淘气的孩子。
    他只有一个较比具体的主张:想叫大清国强盛起来,必须办教育。为什么要办教育呢?因为识文断字的人多起来,社会上就会变得文雅风流了。到端午、中秋、重阳,大家若是都作些诗,喝点黄酒,有多好呢!哼,那么一来,天下准保太平无事了!从实际上想,假若他捐出一所不大不小的房子作校址,再卖出一所房子购置桌椅板凳,就有了一所学堂啊!这容易作到,只要他肯牺牲那两所房子,便马上会得到毁家兴学的荣誉。
    定大爷极细心地听取二哥的陈述,只在必要的地方“啊”一下或“哈”一下。二哥原来有些紧张,看到定大爷这么注意听,他脸上露出真的笑意。他心里说:哼,不亲自到药铺问问,就不会真知道有没有万应锭!心中虽然欢喜,二哥可也没敢加枝添叶,故意刺激定大爷。他心里没底——那个旗人是天之骄子,所向无敌的老底。
    二哥说完,定大爷闭上眼,深思。而后,睁开眼,他用细润白胖,大指上戴着个碧绿明润的翡翠扳指的手,轻脆地拍了胖腿一下:“啊!啊?我看你不错,你来给我办学堂吧!”“啊?”二哥吓了一跳。
    “你先别出声,听我说!”定大爷微微有点急切地说:“大清国为什么……啊?”凡是他不愿明说的地方,他便问一声“啊”,叫客人去揣摩。“旗人,象你说的那个什么多,啊?去巴结外国人?还不都因为幼而失学,不明白大道理吗?非办学堂不可!非办不可!你就办去吧!我看你很好,你行!哈哈哈!”
    “我,我去办学堂?我连学堂是什么样儿都不知道!”二哥是不怕困难的人,可是听见叫他去办学堂,真有点慌了。
    定大爷又哈哈地笑了一阵。平日他所接触到的人,没有象二哥这么说话的。不管他说什么,即使是叫他们去挖祖坟,他们也嗻嗻是是地答应着。他们知道,过一会儿他就忘说过什么,他们也就无须去挖坟了。二哥虽然很精明,可到底和定大爷这样的人不大来往,所以没能沉住了气。定大爷觉得二哥的说话法儿颇为新颖,就仿佛偶然吃一口窝窝头也怪有个意思儿似的。“我看你可靠!可靠的人办什么也行!啊?我找了不是一天啦,什么样的人都有,就是没有可靠的!你就看我那个管家吧,啊?我叫他去买一只小兔儿,他会赚一匹骆驼的钱!哈哈哈!”
    “那,为什么不辞掉他呢?”这句话已到唇边,二哥可没敢说出来,省得定大爷又笑一阵。
    “啊!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五年前就想辞了他!可是,他走了,我怎么办呢?怎见得找个新人来,买只小兔,不赚三匹骆驼的钱呢?”
    二哥要笑,可是没笑出来;他也不怎么觉得一阵难过。他赶紧把话拉回来:“那,那什么,定大爷,您看王掌柜的事儿怎么办呢?”
    “那,他不过是个老山东儿!”
    这句话伤了二哥的心。他低下头去,半天没说出话来。“怎么啦?怎么啦?”定大爷相当急切地问。在他家里,他是个小皇帝。可也正因如此,他有时候觉得寂寞、孤独。他很愿意关心国计民生,以备将来时机一到,大展经纶,象出了茅庐的诸葛亮似的。可是,自幼儿娇生惯养,没离开过庭院与花园,他总以为老米白面,鸡鸭鱼肉,都来自厨房;鲜白藕与酸梅汤什么的都是冰箱里产出来的。他接触不到普通人所遇到的困难与问题。他有点苦闷,觉得孤独。是呀,在家里,一呼百诺;出去探望亲友,还是众星捧月;看见的老是那一些人,听到的老是那一套奉承的话。他渴望见到一些新面孔,交几个真朋友。因此,他很容易把初次见面的人当作宝贝,希望由此而找到些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增加一些人生的新知识。是的,新来上工的花把式或金鱼把式,总是他的新宝贝。有那么三四天,他从早到晚跟着他们学种花或养鱼。可是,他们也和那个管家一样,对他总是那么有礼貌,使他感到难过,感到冷淡。新鲜劲儿一过去,他就不再亲自参加种花和养鱼,而花把式与鱼把式也就默默地操作着,对他连看也不多看一眼,好象不同种的两只鸟儿相遇,谁也不理谁。
    这一会儿,二哥成为定大爷的新宝贝。是呀,二哥长得体面,能说会道,既是旗人,又不完全象个旗人——至少是不象管家那样的旗人。哼,那个管家,无论冬夏,老穿着护着脚面的长袍,走路没有一点声音,象个两条腿的大猫似的!
    二哥这会儿很为难,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嗯,反正定大爷不是他的佐领,得罪了也没太大的关系。实话实说吧:“定大爷!不管他是老山东儿,还是老山西儿,他是咱们的人,不该受洋人的欺侮!您,您不恨欺压我们的洋人吗?”说罢,二哥心里痛快了一些,可也知道恐怕这是沙锅砸蒜,一锤子的买卖,不把他轰出去就是好事。
    定大爷楞了一会儿:这小伙子,教训我呢,不能受!可是,他忍住了气;这小伙子是新宝贝呀,不该随便就扔掉。“光恨可有什么用呢?啊?咱们得自己先要强啊!”说到这里,定大爷觉得自己就是最要强的人:他不吸鸦片,晓得有个林则徐;他还没作官,所以很清廉;他虽爱花钱,但花的是祖辈留下来的,大爷高兴把钱都打了水飘儿玩,谁也管不着……“定大爷,您也听说了吧,四外闹义和团哪!”
    二哥这么一提,使定大爷有点惊异。他用翡翠扳指蹭了蹭上嘴唇上的黑而软的细毛——他每隔三天刮一次脸。关于较比重大的国事、天下事,他以为只有他自己才配去议论。是呀,事实是这样:他的亲友之中有不少贵人,即使他不去打听,一些紧要消息也会送到他的耳边来。对这些消息,他高兴呢,就想一想;不高兴呢,就由左耳进来,右耳出去。他想一想呢,是关心国家大事;不去想呢,是沉得住气,不见神见鬼。不管怎么说吧,二哥,一个小小的旗兵,不该随便谈论国事。对于各处闹教案,他久有所闻,但没有特别注意,因为闹事的地方离北京相当的远。当亲友中作大官的和他讨论这些事件的时候,在感情上,他和那些满族大员们一样,都很讨厌那些洋人;在理智上,他虽不明说,可是暗中同意那些富贵双全的老爷们的意见:忍口气,可以不伤财。是的,洋人不过是要点便宜,给他们就是了,很简单。至于义和团,谁知道他们会闹出什么饥荒来呢?他必须把二哥顶回去:“听说了,不该闹!你想想,凭些个拿着棍子棒子的乡下佬儿,能打得过洋人吗?啊?啊?”他走到二哥的身前,嘴对着二哥的脑门子,又问了两声:“啊?啊?”
    二哥赶紧立起来。定大爷得意地哈哈了一阵。二哥不知道外国到底有多么大的力量,也不晓得大清国到底有多么大的力量。最使他难以把定大爷顶回去的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大力量。他只好改变了口风:“定大爷,咱们这一带可就数您德高望重,也只有您肯帮助我们!您要是揣起手儿不管,我们这些小民可找谁去呢?”
    定大爷这回是真笑了,所以没出声。“麻烦哪!麻烦!”他轻轻地摇着头。二哥看出这种摇头不过是作派,赶紧再央求:“管管吧!管管吧!”
    “可怎么管呢?”
    二哥又愣住了。他原想定大爷一出头,就能把教会压下去。看样子,定大爷并不准备那么办。他不由地又想起十成来。是,十成作的对!官儿们不管老百姓的事,老百姓只好自己动手!就是这么一笔账!
    “我看哪,”定大爷想起来了,“我看哪,把那个什么牧师约来,我给他一顿饭吃,大概事情也就可以过去了。啊?”
    二哥不十分喜欢这个办法。可是,好容易得到这么个结果,他不便再说什么。“那,您就分心吧!”他给定大爷请了个安。他急于告辞。虽然这里的桌椅都是红木的,墙上挂着精裱的名人字画,而且小书童隔不会儿就进来,添水或换茶叶,用的是景德镇细磁盖碗,沏的是顶好的双熏茉莉花茶,他可是觉得身上和心里都很不舒服。首先是,他摸不清定大爷到底是怎么一个人,不知对他说什么才好。他愿意马上走出去,尽管街上是那么乱七八糟,飞起的尘土带着马尿味儿,他会感到舒服,亲切。
    可是,定大爷不让他走。他刚要走,定大爷就问出来:“你闲着的时候,干点什么?养花?养鱼?玩蛐蛐?”不等二哥回答,他先说下去,也许说养花,也许说养鱼,说着说着,就又岔开,说起他的一对蓝眼睛的白狮子猫来。二哥听得出来,定大爷什么都知道一点,什么可也不真在行。二哥决定只听,不挑错儿,好找机会走出去。
    二哥对定大爷所用的语言,也觉得有点奇怪。他自己的话,大致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日常生活中用的,里边有不少土话,歇后语,油漆匠的行话,和旗人惯用的而汉人也懂得的满文词儿。他最喜欢这种话,信口说来,活泼亲切。另一种是交际语言,在见长官或招待贵宾的时候才用。他没有上过朝,只能想象:皇上若是召见他,跟他商议点国家大事,他大概就须用这种话回奏。这种话大致是以云亭大舅的语言为标准,第一要多用些文雅的词儿,如“台甫”,“府上”之类,第二要多用些满文,如“贵牛录”,“几栅栏”等等。在说这种话的时候,吐字要十分清楚,所以顶好有个腔调,并且随时要加入“嗻是”,毕恭毕敬,二哥不大喜爱这种拿腔作势的语言,每一运用,他就觉自己是在装蒜。它不亲切。可是,正因为不亲切,才听起来象官腔,象那么回事儿。
    定大爷不耍官腔,这叫二哥高兴;定大爷没有三、四品官员的酸味儿。使二哥不大高兴的是:第一,定大爷的口里还有不少好几年前流行而现在已经不大用的土语。这叫他感到不是和一位青年谈话呢。听到那样的土语,他就赶紧看一看对方,似乎怀疑定大爷的年纪。第二,定大爷的话里有不少虽然不算村野,可也不算十分干净的字眼儿。二哥想得出来:定大爷还用着日久年深的土语,是因为不大和中、下层社会接触,或是接触的不及时。他可是想不出,为什么一个官宦之家的,受过教育的子弟,嘴里会不干不净。是不是中等旗人的语言越来越文雅,而高等旗人的嘴里反倒越来越简单,俗俚呢?二哥想不清楚。
    更叫他不痛快的是:定大爷的话没头没脑,说着说着金鱼,忽然转到:“你看,赶明儿个我约那个洋人吃饭,是让他进大门呢?还是走后门?”这使二哥很难马上作出妥当的回答。他正在思索,定大爷自己却提出答案:“对,叫他进后门!那,头一招,他就算输给咱们了!告诉你,要讲斗心路儿,红毛儿鬼子可差多了!啊?”
    有这么几次大转弯,二哥看清楚:定大爷是把正经事儿搀在闲话儿说,表示自己会于谈笑之中,指挥若定。二哥也看清楚:表面上定大爷很随便,很天真,可是心里并非没有自己的一套办法。这套办法必是从日常接触到的达官贵人那里学来的,似乎有点道理,又似乎很荒唐。二哥很不喜欢这种急转弯,对鬼子进大门还是走后门这类的问题,也不大感觉兴趣。他急于告别,一来是他心里不大舒服,二来是很怕定大爷再提起叫他去办学堂。

《正红旗下》